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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足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愿景，但是却被我们压缩进了一个相当短暂的时间期限之内。我们相信，在接下来的25年时间里，人类可以重塑这个世界，但是这个目标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而然地完成。我们需要面对很多问题，而且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是出现了相应技术就会迎刃而解的。克服让大多数人不相信富足有实现可能的心理障碍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怀疑主义、悲观主义以及其他所有类似的想法。为了让人们相信富足有可能实现，需要理解一点，那就是，我们的信念是由大脑塑造的，而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又是由信念塑造的。因此，必须搞清楚，它们都是通过什么方式被塑造的。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没有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更适合的人选了。
卡尼曼1934年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市的一个犹太家庭，但是他的童年却是在纳粹占领的巴黎度过的。1942年的一个下午，他在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朋友家里玩，忘记了时间，超过了纳粹占领军强制规定的6点钟宵禁的时间。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卡尼曼把他身穿的毛衣里外翻了过来，把被迫缝在毛衣上标志着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身份的“大卫之星”隐藏了起来，然后准备偷偷地溜回家。他还没走出多远，就碰到了一个纳粹党卫军的士兵。那个士兵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朝他走来，他无处可躲。卡尼曼确信，这个纳粹党卫军士兵很快就会发现他衣服上的“大卫之星”，于是他加快了步伐，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甩开这个士兵。最终，他被拦了下来。然而，这个士兵并没有逮捕他。正如他在向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委员会提交的自传中所回忆的：“他招手示意我过去，让我坐上了他的车，并且拥抱了我……他充满感情地用德语跟我说话。当他把我放下车的时候，他打开了他的钱包，给我看了一张小男孩的照片，并且给了我一些钱。回到家之后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我妈妈是正确的：人性极其复杂，研究人性的趣味永无止境。”
卡尼曼永远也忘不了这次际遇。他和他的全部家人都幸运地挨过了战争。战后，卡尼曼迁居到了以色列。由于对人类行为一直充满好奇，所以到了以色列之后，卡尼曼转而主修心理学。1954年，卡尼曼刚刚从希伯来大学毕业，就立即被征召入伍。因为他的心理学背景，部队要求他帮助评价从军官训练营出来的候选人。卡尼曼接受了这项工作——因为研究人类的行为恰恰是他最感兴趣的工作。
以色列为这些准军官制定了一套非常严格的测试。在测试中，全部候选人都穿上中性的制服，他们被分成不同的小组，去完成一系列艰巨的任务。例如，其中一个任务是双手高举一根电线杆，在没有任何支撑的情况下越过一堵两米多高的墙，电线杆既不能碰到地面也不能碰到墙。“为情势所迫，”卡尼曼写道，“士兵们的本性就会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那么，我们就能确定谁将会成为一个好军官、谁将无法成为一个好军官了。”
但是，测试的效果并没有设想的那么好。“麻烦在于，实际上，我们什么都不能确定。每个月我们都有一个‘统计日’，在这一天，我们会收到来自军官训练学校的反馈，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对候选人潜力的评级是否准确。事情总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的预测能力实际上非常有限——甚至可以完全不考虑这些预测。但是，第二天还是会有另一批候选人被带到障碍物前面，我们又得让他们面对那堵墙，然后，看着他们流露本性。我强烈地感觉到，在统计信息与我们觉得自己可以洞察他人的感觉之间完全没有任何联系。因此，我专门为这种感觉创造出了一个术语：‘有效性错觉’（illusion of validity）。”
卡尼曼最初把“有效性错觉”描述为一种“你觉得自己可以理解别人并且能够预测他们行为的一种感觉”，但是到了后来，它的内涵又被进一步扩展为“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的信念当作现实的一种倾向”。以色列人确信电线杆测试能够揭示出士兵们的真实性格，因此他们不断地使用它，尽管实际上士兵们后来的行为表现与测试结果毫无关系。是什么导致人们产生这种错觉的？人们为什么这么容易被它吸引？这两个问题成了卡尼曼后来的研究重点：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历程中得到的成果已经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对自己信念的看法——当然也包括对富足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