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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人们使用缩写和简称的原因是它们把复杂的语言结构转化成了简单易记的形式。打个比方，这就像用一个叫作“简称”的毛毯把复杂的全称盖住，或者说“简称”就像一个功能和“全称”完全相同的黑箱子，人们只需要用这个黑箱子，而不需要、也往往不愿意了解黑箱子里面的工作原理。人们使用简称的时候会故意将全称中复杂的词汇隐藏起来，这样在交流时就不会涉及全称里那些没必要接触的细节了，因此就能更专注于更高层、更宏观的交流目的。
还是用“海归”和“海待”做例子吧。人们习惯使用这样的简称，除了因为语言更精简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交流中我们往往不需要这两个词背后的细节。比如，“海待”作为一个范畴的名称，指代的就是某一类人。我们不希望每次提到海待这个概念，都要联想那些细枝末节：他在美国念了5年博士，好不容易拿到学位回国打算大干一番，结果都回来好几个月了，简历投了几十家都没音讯，还在待业状态，看来这个洋博士也不值钱，还不如我家邻居王二麻子，国内念完本科就找了年薪20万的工作，车房现在都有了……但这些细节我们大部分时候都不感兴趣。假设不用“海待”这个简称，而是长篇大论地描述这个概念，我们就肯定得花时间去咀嚼其中的细节。如果一个朋友说：“我认识老李啊，他在美国念了5年博士，好不容易拿到学位回国打算大干一番，结果都回来好几个月了，简历投了几十家都没音讯……”你一定不等他说完就会打断他：“不就是一个‘海待’吗！说这么半天！你就讲讲他现在怎样了。”可见“海待”这样的简称能去繁就简、直击要害，让我们在交流时专注于更宏观的事件，而不至于被无关紧要的细节所淹没。
换句话讲，简称将某一概念的一长串名字简化为一个简单的名字，让大脑更容易处理这些信息。这就好比大型超市收银台的“5件及以下商品”的快速通道；或者是6听啤酒捆在一起，按件销售；再或者是论串卖的葡萄、论袋卖的白糖。这些举措都是为了让结账的过程更加容易、迅速。假设葡萄只能一个一个卖，白糖只能一粒一粒卖，那恐怕就没人去这家超市买东西了。超市里这种“打包出售”的策略和语言学中的简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了简化处理商品或者处理语言的过程。只有经过简化，我们的短期记忆（或者说工作记忆）才不会因为过多的信息而过载。
我们再来举一个新闻中常常出现的例子：
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聚焦“三农”。
看上去不过是十几个字的一句话，如果我们把简称都“展开”，那就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再次聚焦‘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样的全称写法，是让这句话更容易理解了呢，还是把读者弄得晕头转向？假如会议关注的内容不是“三农”问题，而是“八荣八耻”，那么不用简称就简直让人无法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再次聚焦‘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一问题。”这段话几乎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了。
使用简称并非是政治文本独有的特点，只要用得适当，这种方式能在各种文体中派上用场。例如，由于现代科技社会在各个方面都远比过去复杂，我们必须得想办法忽略掉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细节，无论这些细节是物理属性的，还是语言上的。现如今一个普通的手机已经比一架钢琴要复杂百万倍了，但由于手机设计者巧妙地将手机设计得非常人性化，操作简明易懂，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一架钢琴看上去比小小的手机更为复杂。正如我们需要用简洁、方便用户的外包装把科技产品复杂的内部结构掩盖起来一样，我们同样需要用简明的称呼把复杂的想法、无数的细节掩盖起来，这样我们才能专注于人类沟通中更重要的部分。因此，简称就流行起来了。
更有意思的是，许多简称或者缩写已经由“活”简称变成了“死”简称，就好比上一章我们提到的“已死的隐喻”一样。人们已经完全意识不到这些词以前是简称或者缩写了，比如：
艾滋病（音译自英文缩写AIDS，全称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证监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改委（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宣部（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
高铁（高速铁路）
中专（中等专业学校）
技校（技工学校）
血糖（血液中葡萄糖）
三好学生（思想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的学生）
事实上，没有小学生会认为“三好学生”太不明确，而偏要说“我是思想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的学生”。也没有人一定要说自己去了“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而不说“发改委”。从认知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想了解三好学生到底是哪三好，就像我们不想在看到每个人的时候也同时看清楚那人的血管、内脏、颅内情况等。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不愿意“专注细节”，而是把握要点和大局，见林不见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