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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
除了遥远的婴儿时代，一鸣的双脚总是处于某种不安定的状态中。一鸣两岁刚学会走路时就有了一次远游的经验。他在一个阳光绚丽的早晨爬出了立桶，直奔门外的街道，跌跌撞撞地混在早晨出门的人群里，像一匹小马驹，沿街奔走着，一直走到邮电所那里才停下来。他摸了摸墨绿色的邮筒，他当时还弄不清楚那是不是一个人。他站在邮电所门口朝这个陌生的世界东张西望，从他身边经过的人都以为他的父母正在邮电所里寄信呢，没有人注意到两岁的小男孩一鸣，但一鸣注意到地上有半截被人丢弃的油条。他捡起油条放在嘴里咬着，虽然已经被别人的脚踩脏了，但油条毕竟是油条，一鸣吃得很香。吃完油条，他又发现了地上的一个烟蒂，一鸣照例去捡了放在嘴里，咬了几下，大概觉得味道不对，却不知道把它吐出来，于是就张大了嘴站在邮电所门口大哭起来。
这件往事当然是一鸣的父亲告诉他的。一鸣不记得父亲说过多少遍了，他不喜欢父亲如此回忆他孩提时代的事。他不喜欢在换鞋出门前听见父亲的絮叨，看见父亲挑剔、谴责的目光，那种目光久久停留在他的球鞋和鞋带上，他的尼龙袜上，以及他的整个腿部；当父亲的目光终于上升，最后投射到一鸣的脸上时，他的眼神倏地变得坚硬而犀利，并且总是匆匆地、冷冷地一瞥。
“去捡油条吃吧。”父亲对着墙壁说。
“你小时候就没捡过油条？”一鸣说。
“去捡烟蒂吃吧。”父亲对着桌子说。
“一个烟蒂，吃了又怎么样？”一鸣说。
“什么怎么样？我没跟你说话！”父亲终于勃然大怒，他朝儿子挥着手说，“想出去就快滚吧，没人拦你，脚长在你身上，没人捆住你的脚！”
一鸣的脚很大，而且形状也有点奇特，大拇指比其他四根脚趾长出一大截，因此一鸣的鞋袜寿命都很短，它们的顶端外侧都有一个洞。一鸣记得母亲活着的时候经常为他补缀那些鞋袜，母亲去世后一鸣的大拇指便常常露在外面了。一鸣在穿鞋或脱鞋的时候才注意到那两个破洞，往往这时候他会突然思念起母亲。
“我的鞋破了。”一鸣拿着他的鞋给父亲看。
“没有破，春节刚买的鞋，怎么会破？”父亲的目光在两只球鞋上环视一圈，独独略去了鞋尖部分。
“你看那个洞，我的大拇指露出来了。”一鸣说。
“那是你自己顶破的。”父亲说，“男孩子，露出点脚趾怕什么？穿着吧，你的脚长得那么快，鞋没问题，是你的脚有问题。”
不知为什么，一鸣始终觉得父亲不喜欢他的脚，甚至是厌恶、仇视他的鞋子以及他的脚。
现在，一鸣穿着四十三码的鞋子几乎走遍了中国。他的青春时光就像无数箭头标向这里、那里，他要到这里去，他又要到那里去了。地图上的那只“公鸡”看上去精巧，其实是幅员辽阔的，很明显，一鸣的脚印虽然有四十三码，但靠它们去填满现实中的“公鸡”却难于上青天，一鸣的父亲就是这么批评儿子的。
“中国那么大，你每个地方都要去吗？”父亲问。
“我没说每个地方都要去。”一鸣说。
“你就是把两条腿走断，你也走不完中国的一条线。”父亲说。
一鸣很少直视父亲的眼睛，他认为这是一种减少冲突和口角的好办法。有时候在旅途中他突然想起父亲，浮现在眼前的竟然是父亲年轻时的模样，父亲把他从自行车后座上抱下来，父亲把他往小学的大门那里轻轻一推。一鸣其实很少想起父亲，但是在开往邵阳的火车上，车窗外猛地掠过一个老人佝偻的背影，老人打着一柄黑雨伞，站在细雨中等候火车从道口通过。一鸣看见了老人花白的头发和他手里的另一柄雨伞，另一柄雨伞被老人抱在腋下。一鸣突然发现了父亲真实的苍老的脸，花白如霜的头发，纵横交错的皱纹，还有像别人嘴里的苹果那样渐渐收缩的腮颊。像苹果核一样的父亲，遥远的独坐家中的父亲，父亲的形象第一次使一鸣感到某种不安。
也是在开往邵阳的火车上，一鸣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睡在家里的老式铁床上，父亲坐在他身边，准确地说是父亲坐在他的脚边，眼睛久久凝视着他的双脚，那么悲哀，那么愤怒。一鸣在梦中感到了某种危险，他看见父亲在身后摸索着什么，最后摸出了一条绳子，他听见父亲的声音：“我要把你的脚捆起来。”
一鸣是在外地的一个业余摄影学习班上认识修兰的。当修兰出现在那间简陋的教室时，一鸣的眼睛倏地亮了起来，他一下子就被她的长发和浑身迸发的青春活力打动了。在辅导老师对人像造型侃侃而谈时，一鸣当场试验，偷偷地举起相机为修兰拍下了好几张侧面像。
一鸣拿着冲洗好的照片去找修兰，修兰只注意到一鸣手里的照片，却不多看一鸣一眼，她留下两张她认为照得美丽的，另外几张被她毫不客气地扔进了废纸篓里。
“你不会用自然光。”修兰先是批评一鸣，紧接着她想起什么，说，“我又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偷偷地给我照相？”
“因为你长得太美了。”一鸣说。
“那我也要给你照几张。”修兰说。
“为什么要给我照？”一鸣说。
“因为你长得太丑了。”修兰说着已经抓起了她的照相机。“我最讨厌你这种摄影观念。”修兰说，“你们都喜欢拍美的东西，我就偏偏喜欢拍丑的。”
一鸣预感到爱情即将来临，他朝修兰的镜头扮着鬼脸，他的脸却被某种灼热的激情烧红了。
一鸣开始和修兰恋爱。
一鸣记得自己第一次向父亲出示修兰的照片时，父亲的眼光近乎审视一个危险的罪犯。他把老花眼镜戴上，又摘下，嘴里发出一种含糊的不置可否的声音。
“我们就要结婚了。”一鸣说。
“结婚？刚刚认识就要结婚？”父亲怔了一会儿，突然有点忸怩起来，“结婚当然好，不过我还没有准备，什么准备都没有呢。”
“不用你准备，我们当然是旅行结婚。”一鸣说，“是我结婚，要你准备什么？”
父亲皱起眉头，他的双手不安地揉着膝盖，而他的目光也沉下去，凝视儿子的腿、儿子的脚。父亲的手轻轻拍着膝头：“你们旅行回来，总得办一办，总不能弄得偷偷摸摸的吧？”
“那些事再说吧。”一鸣挥了挥手说，“修兰家在厦门，我喜欢那个地方，也许结了婚就住那儿了。”
一鸣记得父亲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沉默的，父亲盯着他的脚，一鸣觉得自己双脚的脚背似乎被乱针刺着，他就来回挪移着他的脚。他听见父亲的呼吸声很急促，父亲的手伸到桌上摸索着什么，一鸣冲过去抓起小药瓶，从瓶里取出一颗药片，说：“是不是血压又高了？你现在怎么这么爱生气呢？”
一鸣把药片塞进父亲的嘴里，但父亲把药片吐了出来，与此同时，他的手继续在桌上摸索着。一鸣听清了父亲的嘟囔声，他在说：“绳子，绳子呢？”
绳子？一鸣突然想起了他在旅途中做的那个梦，他说：“你真的想找绳子？你真的想把我的脚捆起来？”
父亲的神情恍然若梦，他慢慢地安静下来，摇了摇头：“我的血压太高了，我老了，谁捆谁还不知道呢。”
窗外夕阳西斜，夕阳摸到了父亲苍老的脸。一鸣第一次感受到时光机器对人的铣刨和漂染，他心中升起某种莫名的温情。
新婚旅行的目的地是一鸣以前想去但未去的西双版纳森林。一鸣和修兰从厦门出发前往云南，就在他们登上火车的时候，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了修兰的家中。电报是从一鸣家里打来的，内容恰恰是所有人最害怕的那种：父病危，速归。
但是一鸣和修兰已经登上火车。修兰的母亲拿着电报冲进站台时火车已经远去，她只好返身来到邮局给一鸣家里回了封电报。修兰的母亲是个语文教师，因此她拟定的回电内容言简意赅：一鸣已在途中。
一鸣和修兰在西双版纳度过了真正的蜜月，一切都浪漫而富有诗意。只是在夜晚修兰常常发现一鸣的脚乱踢乱蹬，有一次她就对一鸣说：“我恨死你的脚了，夜里睡觉老是乱踢乱蹬，再这样我就用绳子把你的脚捆起来。”一鸣不由得看着自己的双脚出神。
一鸣不知道父亲的事情，也不知道父亲在脑出血的情况下又转危为安了。一个月后，一鸣回到家中，看见家里的每扇门窗都贴着双喜剪纸，所有的墙壁都粉刷过了，所有的旧家具都刷了油漆，而新家具都在一鸣的房间里摆放得井然有序。一鸣的两个妹妹都在家里忙碌着，但她们只是用谴责的眼神扫视着一鸣和他的行囊。一鸣觉得家里的气氛有点异样，他推开父亲的房门，看见父亲坐在床上，枯瘦的脸上有一种灿烂的微笑一掠而过。
“你还是回来了，”父亲说，“你还知道有个家。”
一鸣后来从妹妹手里接过了那封电报。“一鸣已在途中。”他念出了声。一鸣念那封电报时觉得那六个字像六颗钉子打在心上，刹那间他对父亲乃至整个生活充满了负疚之情。
一鸣小心地折好那封电报，把它塞进了衬衣口袋，然后站在父亲的房门口沉默了很久。最后他严肃地对两个妹妹说：“放心吧，我以后不会再让父亲伤心了。”
我们知道一鸣信守了他的诺言。一鸣后来真的成了他父亲的好儿子。一鸣和修兰就在我们这里居住和工作，他们的家离一鸣父亲家只有三条街的距离。一鸣常常穿过这三条街到父亲那里去，有时为他做饭，有时陪他下棋，有时什么也不做，只是陪他在寂静的黄昏中坐着，只是坐着。
一天一鸣看见父亲的脚后跟在地上磨蹭着，他的整个仰坐在藤椅里的身体似乎也躁动起来。一鸣下意识地去抓桌上的药瓶，但他听见父亲说：“鞋底下沾着什么东西。”
一鸣蹲下来看父亲的鞋底，果然有东西，是一张皱巴巴的纸。一鸣说：“是一张纸，我来把它拿掉。”
“不用你拿，我自己来。”父亲说着把膝盖慢慢抬高，右手慢慢地伸向鞋底，他抓住了那张纸。父亲戴上老花镜凑近那张纸，是封电报。父亲说：“我想起来了，是那封电报，说你已经走了，走了。”
“一鸣已在途中。”
它早被藏起来了，什么时候掉到了地上？怎么又恰恰被父亲踩在了鞋底下？但一鸣来不及细想了，他看见父亲的手指突然松开了那张电报纸，身体歪倒在他的臂弯里。
一鸣的父亲最后死在了一鸣的怀抱里。
一鸣记得他看见了父亲的亡灵，父亲的亡灵年轻而健壮，他抓着一根绳子朝一鸣走过来，他说：“别害怕，儿子，现在我要把你的脚捆起来。”
（金色沙滩摘自《上海文学》，李小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