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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燕
程永茂
清晨5时许，家住北京怀柔的程永茂已经起身，准备前往近40公里外的箭扣长城。2024年6月6日，北京怀柔箭扣长城五期保护修缮项目（以下简称“箭扣五期”）开工，68岁的他担任修缮技术指导。修了20年长城的他，已然成了长城忠诚的守护者之一。
和很多成长在长城脚下的人一样，程永茂也是从小好奇地仰望着远处高耸的山脊上连绵不绝的长城，听着爷爷讲的长城故事长大的。修缮长城是程永茂的梦想，但直到2004年他48岁时才得偿所愿。
20年来，他从黄花城水长城修到慕田峪、青龙峡、箭扣……踏访青山无数遍，修缮长城两万米。他将怀柔段长城走了许多遍，对每一段长城采用的工艺特点和结构材料都了如指掌。墙砖之间的灰缝，古代工匠用的是三角形的荞麦棱、泥鳅背棱还是平缝？垒砌砖层之间用的是十字缝，还是“三顺一丁”？每一个敌楼是什么形制？怀柔段长城方砖上有古人刻画的7块棋盘，有经年累月筑着的7个大马蜂窝，它们在哪里？这些问题的答案，程永茂一清二楚，他成了“行走的图纸”。
有一段长城垛口墙，程永茂初见时大为震惊，墙体的每一道砖缝都均匀地保持在1厘米左右，一眼望去，精细绝伦，令人叹为观止。程永茂不禁自问，若换作自己，能否做到？这是相隔400多年，古今两名优秀工匠的对话。从那时起，程永茂就抱定一个信念：一定要把长城修好，修到和原来一模一样，给后人留下真东西。
在箭扣五期修缮现场，考古与修缮两支队伍同时作业，考古人员正在发掘、筛查敌楼坍塌的土方和砖石，很多文物从灰土中被发现。保存完好的旧砖被整齐地码在一旁，这是后续修缮的主要材料。
在考古人员介入之前，程永茂带领工人们清理坍塌物时，也发现了很多长城守军曾使用的兵器与生活用品。引入专业考古，深度挖掘长城文化的内涵，许多丰富的细节被发现，历史上长城的修建过程、守卫与士兵们的生活场景被一一揭开，一个生动、鲜活且随时可以实现“穿越”的长城展现在人们眼前。
除了常规的石雷，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明代先进的火器“佛郎机”。这是一种起源于欧洲的火器，大约在明嘉靖时期被引入，后在戚继光等将领的推广下，被广泛运用于海防与长城的守卫。
在120号敌台与121号敌台间的边墙上，发掘出一处便门遗址。考古人员推测它可能是明代士兵登长城的一处便门，上面还有人工垒砌的石头台阶，这个台阶的修建充分利用了自然的山石。这一发现为考古人员研究士兵巡逻长城的路线和明代边防提供了实物证据。
“以前，这些不起眼的石块或许在修缮整理初期就被清理掉了，但是现在，经过考古发掘后，它们的历史价值得到确认，后续在修缮中将对它们进行保护或者历史场景的复原。”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尚珩说，“长城考古能让长城的保护工作更加精细化。”
“长城小站”，一个由热爱长城的人们搭建的“关于长城的历史、人文、诗歌、旅游、摄影、探险、军事等的公益互联网站”。2003年，北京市颁布《北京市长城保护管理办法》，“长城小站”立即响应，将目光投向长城保护。长期行走在长城边，他们早就关注到长城堪忧的状况：敌楼坍塌、石阶破碎，数百年来堆积了三四十厘米厚的泥土，茂密的树木几乎掩盖了长城本体，庞大的根系侵蚀着砖石……多重因素威胁着长城的健康。
长城墙体和敌台上曾经有很多碑刻，有阅视鼎建碑、纪年记事刻石等10余个类别。识读与研究长城碑刻对后人了解长城的修建历程、建造规制、工程规模与投入等有着重要的作用，长城碑刻是最为真实的长城史料之一。但很多碑刻如今已经破损，有的埋没在乱石当中，有的躺在深沟里，还有的成了老乡家进门的踏脚石。碑刻消失的速度令人触目惊心，有的冬天还在，来年春天就无影无踪了。
“长城小站”成员连达和郭峰一直在长城沿线进行抢救式拓碑。有一回，一个放羊的老乡对连达说，原来这里有块碑，被他一脚踹沟里去了。连达就扛着包，披荆斩棘地钻到沟里，找到它，把残缺不全的碑给拼上、拓了。
让“长城小站”的成员们意想不到的是，人们对长城缺乏认知。“长城小站”的发起人张俊说，当他们去问长城脚下的村民，长城在哪儿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我们这儿没长城”“长城不是在北京吗”……村民们只知道山上那些城墙叫“边墙”；面对着家乡残破到垛口已经消失、看不出凹凸形状的长城，孩子们却画出了像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等修复后的景区长城才有的“锯齿”。
程永茂（右）在指导施工
住在长城边的村民，才是长城最理想的保护者。2016年，国家文物局出台了《长城执法巡查管理办法》和《长城保护员管理办法》，在全国长城沿线设置长城保护员。目前全国已有7000余名长城保护员，各省区市所辖长城基本实现了保护员全覆盖，他们正成为长城保护最前线的主力军。
2014年，坐在腾讯地图街景部门办公室的马尧突然对长城产生了兴趣，想着有没有可能把万里长城用数字化的方式记录下来。
开始做这个项目时，他面临一个重大问题——根本不知道长城在哪儿。万里长城的许多段分布在中西部省份的荒野地带，它们往往连名字都没有，更不用说能在地图上被搜索到。
他们买了很多书和历史地图，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地图上标注长城的位置。但这样做的效果很有限，因为电子地图需要的是精准的位置。
想法在这里又推进了一步——马尧想把长城的影像拍摄下来，并通过网络平台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和在马路上拍街景可不一样，拍长城时，摄影师需要扛着设备走到山脚，先爬山，再拍摄。他们每100米拍一个点，一天拍50个点，拍完下山整理数据，第二天继续。
项目做了一年半，马尧团队总共拍摄了近900公里的长城。“虽然只有近900公里，但这已经是数字化采集中距离最长的一个文化遗存了。”项目结束后，马尧没有远离长城，他从一个长城“小白”变成了长城的铁杆“发烧友”。
马尧认为，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探索长城文化的保护和传播，非常重要。他说：“让长城不再是想象中的远方，用一种普通人随时可以接触和接受的方式，把一粒粒种子撒播到更多人的心里，100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参与到长城保护中来，就很有意义了。”
（顾 盼摘自《新民晚报》2024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