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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蛟
有一天，祖父问我堂弟：“你将来要做个什么样的人？”
“我要做阿林。”堂弟声音响亮地说。
第二天，二叔听到这件由家人转述的事后，脸拉下来一尺，半晌说不出话。二叔是堂弟的爹。
“阿林，一个顶失败的人。”这是我们村所有大人认定的一个评价。
据说阿林出身并不差，是地主的孙子，祖上三代皆为能人。我们这个小山村，人们世代务农，倚靠着山林和农田，挣下一份清贫的生活。阿林的曾祖父却是经商的，走遍大江南北，最终落叶归根，回到村里建了一栋带院落的三层楼。从20世纪早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栋三层楼一直是我们这儿最气派的建筑。甚至在数十年岁月里，“三层楼”专指阿林的住所。
只是到了阿林手中，三层楼变得衰败不堪：院中杂草丛生，石墙倾颓；屋内，梁柱被虫蚁蛀蚀，窗被风雨剥落。它的颓败当然有时间的压力，不过谁都知道，主要还是“拜阿林所赐”。
他是那样懒惰和无用的人。
他既不种地，又没有学会一门手艺，不是在村里游荡，就是在山里游荡，或者干脆走到大山以外，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游荡。
他住的这个村子里曾经最光鲜的院落，现在差不多成了“破烂王”的居所。他的屋中，是一片破败的景象，破柜子破箱，破衣服破棉絮，甚至端在手里的碗，也都豁了口。
不过，大人们都很困惑：阿林竟然是全村最受孩子欢迎的人。
阿林常常进山。别人进山时，总在腰上别一把柴刀，去砍一捆柴来，只有阿林不这么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进山，去白相（游玩）白相。”“白相”这个词，之前未曾在小山村里出现过。据有见识的人说，阿林学的是上海人的话语。
“白相个鸟啊。”他们只是觉得阿林好笑。阿林晃到落梅坡，躺在那片青草地上，嘴里叼一根狗尾巴草，一躺一下午，回到村里，逢人就说：“今天看到了一朵贼好看的云呢。”这句话也顶好笑，村里的老人很不屑：“老虎麒麟、凤凰孔雀没见过，什么样的云没见过呢？”言下之意是，拿这种东西来炫耀，无知。
阿林坐在前门山的一块大石头上，从午后一直坐到晚霞满天，才满脸通红地走回家，看那神情，大有酒过三巡的憨态。没人明白，阿林吹了一下午暖融融的风，身体里已荡漾着满满当当的春意。只有阿林知道，坐在哪块石头上能吹到最软的风，也只有阿林知道，最软的风是怎样吹酥了骨头。
“最软的风啊，”阿林的嘴角露出一点笑意，“现在没法子和你讲明白。”不过，他说：“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他们觉得赚了几十块钱就赚到了，在我看来，几十块钱能买到一下午的春风？开玩笑嘛。”
起先是听到阿林的三层楼里有女人在唱歌，村里耳朵不太灵光的老人小声嘀咕：“三层楼里藏着一个女人？”就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摸进了阿林的三层楼。
于幽暗的阁楼里，我们见到了那个“女人”。“她”原来是一台古怪的机器，举着一只古铜色的大喇叭，喇叭下方的管壁中横伸出一条手臂，顶端有一枚针，正向外张着，像在做半抱的动作。
阿林一脸神秘地告诉我们：“留声机，我老婆。”后面三个字把我们都逗笑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留声机”这个词。
阿林将喇叭下伸出来的手臂向内一拨，动作潇洒流畅得像一个魔术师。针尖恰好落在黑色唱片上，唱片轻轻转动，那枚针跟着跳跃起来，像一只蜻蜓一次次落向水面的舞姿，发出轻微的“吱吱嘎嘎”的声响。随后，一个女人的声音响了起来。这是另外一种声音，一种小山村里没有的声音，它是陌生的、软糯的，好比风里的一枝荷跃出了水面，摇曳生姿地向我们走来。
那会儿，“音乐”这个词还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心里，村里识字的孩子偶尔会念到这两个字，但他们念的是“yīnlè”。
阿林不一样，阿林在上海待过，他知道音乐，知道音乐是用来欣赏的。阿林说，“欣赏”就是用心去感受生活的美意，用眼睛、耳朵、鼻子、指尖去捕捉这些被忽略的美意。
那个上午，我紧闭着双眼，但分明感觉来到了一个明亮的草坡上，金色的阳光在草叶上跳荡，小鹿迈着轻捷的步子涉过明镜般的溪流……这是第一次，因为声音，我们走入了一个美丽的世界。“邓丽君是我老婆，每晚，我都要听着她的声音入睡，就像嘴巴里含着一颗糖。”我们知道阿林在讲鬼话，但他喜欢邓丽君是真的，摆着留声机的那个台子有一只大抽屉，里面有很多邓丽君的唱片。我们在唱片封套上第一次见到了阿林的“老婆”，她看起来是那样温婉，明眸皓齿，圆圆的脸庞恍如天上的明月。
阿林没结婚，在我们这个地方，结婚当然是天大的事。
村里的老人们讲到这件事都嗤之以鼻：“连个传宗接代的人都没有，没有谁比阿林更可怜了。”
阿林从不为此难过，他站在院子东北角的一棵大梨树下，摩挲着梨树龟裂的树干，目光望向高大的树冠，对着梨树驳斥村里的老人们：“世上的人和物，生下来，都不是专门为了被谁占有，就像人们生下孩子，既不是为了给家族传宗接代，也不是为了让当爹娘的光宗耀祖。”我当然不明白这种话，他也不想解释太多，再次转过身去，对着梨树仰起头来。我也随之仰起头来，这是二月，满树梨花已经开了。“这棵梨树，是我爷爷的爷爷种的，但也不为他所有，梨树是为它自己所有的，它开花，长叶，结出满树梨来，都是为了自己，它是在完成自己的一生。”
阿林时常会搬一张小圆桌、一把竹椅子，坐到梨树下。他嘴里叼着烟斗，面前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傍晚正在到来，晚霞绚烂。他喝一小口酒，就抬起头和梨树说几句话。
他常常跟梨树说话，也跟自己的一头老黄牛说话。
晴好的日子，阿林会带着牛出去溜达溜达。他走在前面，牛走在后面，一人一牛相跟着，不紧不慢地走过村中的青石路，晨曦落在路上，也落在人和牛的身上。傍晚，他和牛又相跟着回来，照例走得不紧不慢。
在我们村，别人家养的黄牛都是干活的，只有阿林养的黄牛是用来聊天的。
旧时村庄里，山和水都是孩子们游戏的天堂。东面下来的那条溪，流经的路径曲折绵延，中间一段流域格外深些，有一处，聚成一个大潭子，叫井龙潭。村里的老人说：“那个潭子里以前住过一条龙，切不可去那里游泳，如果将潭水弄脏，是要遭报应的，弄不好会被龙潭吞噬。”
偏偏危险的事物对男孩有着极大诱惑。一个仲夏的傍晚，夕阳落山，山风摇动树枝。四个自恃水性好的男孩在井龙潭里戏耍，他们中没有人被淹死，但他们真的被吓了个半死。
四个男孩中有两个浮在水里，另两个正“扑通扑通”接连往水里跳。就在他们都跳到水中时，自潭水深处，突然冒出来一个披头散发、穿着黑色长袍的水鬼。那水鬼是从潭底突然蹿上来的，带出一波又一波白亮的水花。待到四个男孩定睛看去，才留意到水鬼披散着湿漉漉的头发，嘴里还支棱着两颗獠牙，一条红色的舌头也向外吐着。
四个男孩号哭着扑向潭边，随后，撒腿就跑。这件事被风一吹，很快就吹到村里所有孩子的耳朵里。
并不是谁都信这件事，起先有人说：“他们一定出现了幻觉。”但又有人反问：“四个人同时出现了幻觉？”
人们去问阿林：“你觉得井龙潭里出现的水鬼是真的吗？”
这一回，阿林十分肯定地说：“真的，我也见到过，有一回上山，经过井龙潭，水鬼‘嗖’一声从水底蹿了出来。”
“它没咬你？”
“我这么瘦，肉又老又柴不好吃，水鬼只吃孩子的肉，孩子的肉嫩。”
这下，我们都对水鬼的存在坚信不疑。从此，村里再也没有孩子愿意去井龙潭游泳了。隔了一年，我才知道水鬼出没的原因：我在阿林的三层楼的一个角落的木衣柜里翻到了一件黑色的长袍，长袍里面，悬挂着一只青面獠牙且吐着红舌头的面具……
如果没有阿林，我们在山村里的故事就会是黑白的，单调统一，从早上讲到傍晚，从生讲到死。阿林带来了彩色的戏法，他变出糖果、唱片，变出火车、轮船，变出上海，变出小人书，变出许多神神鬼鬼的传说。
有一天，阿林将自己变没了。好像经过我们山村的那个魔术师，给我们变了一场又一场戏法后，到了傍晚，他独自背起行囊悄悄地离开了。
那一天，我们四个小伙伴照例去阿林的三层楼。院门是敞着的，我们未进门就大喊：“林大伯，我们来啦，我们来啦。”
没有回应。
推门进去，房间里并无二致。只是原先摆放的东西的顺序变了，好像经过打扫，挨挨挤挤的前厅变大了，变空了。我们很快在木板墙上看到几行写得很大的字，读三年级的小胖和读四年级的瘦狗认得，那上面写着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名字后面还有一句话：“孩子们，我走了，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以后再不回来了。你们也要走出这个小山村，走到很远的地方去。你们每个人到三楼领一份礼物回家。”下面署着“徐思林”。
我们这才知道阿林的全名。
跑到三楼，我们看到很多礼物。每份礼物上面，都贴着一个名字。
有的名字贴在邓丽君的唱片上，有的名字贴在一只古老的糖罐上，有的名字贴在一沓小人书上，有的名字贴在一个好看的铁皮饼干盒上。
我也认领了自己的礼物。我的名字出现在一个硬皮的笔记本上，那个笔记本的封面上有一张“上海外滩”的照片。
打开笔记本，扉页上还写着一行字：“到上海去，到北京去，到香港去。”
往后许多年，我再也没有见过阿林，心里却一直想着他去了上海，去了北京，去了香港。
那天离开阿林的三层楼，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捧着心仪的礼物，但每个人都怅然若失。走到院中，回看院子东北角的那棵梨树，树上挂满了黄澄澄的梨子，在秋风里轻轻晃动着。我们随即望见梨树下一个新扎的稻草人，它头上戴着阿林外出时经常戴的那顶草帽，大张着胳膊，鼻子上扣着一颗红色圆球，正冲着我们微笑。我想，阿林是要借稻草人和我们告别，也要借稻草人告诉我们：生活中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不过或许我们可以保持微笑。
（王东东摘自《芒种》2024年第10期，本刊节选，陆 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