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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马甲志愿者
棉船岛，隶属于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位于江西最北端。它像一叶扁舟，漂浮在长江下游的江心。岛上的人们需要乘坐渡船才能出岛。如果不是跟着“蓝马甲大篷车”长江公益行队伍抵达这里，“00后”大学毕业生倪江南很难知晓这座岛的存在。入伏前，他走访了这里的12座村庄，给老人们上课，教他们使用手机，普及防诈骗知识。
智能手机课堂一般开设在村委会的活动室里，老人们骑着“小电驴”来上课，还有个别老人抱着孙子就来了，四五十个座位很快就被坐满了。这座岛缺少客人，尤其是年轻的来客，听说有年轻人要给他们上课，老乡们呼朋唤友来凑热闹。
倪江南是志愿者中最年轻的一个，总是笑眯眯的，耐心又细致，尤其受老人们喜欢。束仁芳是岛上最捧场的“老同学”。在被问到谁想让志愿者帮忙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时，他第一个举起了手。倪江南一眼就辨认出，束仁芳是愿意大方表现出自己好奇心的那一类“老同学”。自从2022年做蓝马甲志愿者后，倪江南跟着大篷车陆续走访了360多个社区、村庄，认识了上千位“老同学”，其中，像束仁芳这样的老人是少数。
更多的老人仍然小心翼翼，多数情况下，他们只在和子女视频通话的时候才会使用智能手机。他们的智能手机也只放在家里，连上无线网才用，因为他们担心流量使用多了会被扣费。岛上的很多老人都有两部手机，老人机用来接打电话，智能手机则是“无线网专属”手机。即使有智能手机，有的老人出门也不带，他们和子女达成默契，只在早晚通电话。
但在最近两三年，岛上刷短视频的老人多了起来。岛上流行起一句话，“小的低头，老的也低头”。倪江南入户访问的一对快80岁的老夫妻，在最近两年成了短视频相关App的深度用户。只要不干农活，丈夫就会盯着小小的屏幕，上划，再上划。算法熟悉了他的喜好，为他密集地推荐农村题材的短剧。妻子的关注列表里排在最前面的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她年轻时是唱黄梅戏的好手，经常在周围的村子里登台表演。
两部智能手机是外孙女用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买的。她还帮他们各发了一条朋友圈动态，用的照片是14年前他们补拍的结婚纪念照。那一年，小儿子在南京结婚，他们难得出一次远门，和儿子、儿媳一起在照相馆拍照留念。照片被收藏在一个饼干盒里，当有客人来访时，他们会郑重地拿出来分享。
这是他们各自唯一的一条朋友圈动态。这位新潮的爷爷还在这条朋友圈动态下留言：“望大家多多点赞。”和他们一样，岛上其他老人的微信通讯录里，大多只有10多位好友，都是他们的亲人和后辈，75岁以上的老人鲜少出现。
这印证了倪江南此前对老人群体的观察结论：老人不是不想学习，他们的兴趣爱好也很广泛，拿起智能手机后，他们可能就跨越了一个时代。
每天，倪江南和其他志愿者会在村庄里搭建“反诈集市”，向老人们普及防诈骗知识。
一位老人被问道：“你有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的需求吗？”
老人回答：“我想学啊，你教我吗？”
“是不是你的孩子们都很忙，你不好意思麻烦他们？”面对志愿者的提问，老人的眼神暗淡下去，陷入沉默。许久，他嘟囔了一句：“他们忙得不得了。”
倪江南熟悉这样的心思。面对新事物，老人们虽然跃跃欲试，但因为不好意思麻烦子女，就把这份心思偷偷藏了起来。束仁芳是难得的主动求新的老人。他向倪江南展示了自己的手机，得意地介绍，自己从应用商店下载了一个听书App，边干农活边听书。
束仁芳只关注了一个微信公众号，那是一家净水器企业的微信公众号。每天，收到这个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文章，束仁芳都会点开看看。两年前，他买了一台这家企业生产的净水器，产品说明书上有个二维码，他学着扫描二维码，点了关注。这也成了他为数不多的连接外界的信息渠道。
棉船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岛上的老人都提到了棉花。那应该是2010年前后，棉花的价格已经降到了一斤4元，岛民都忧心忡忡。在前一年，棉花的价格降到一斤6元时，他们以为棉价已经够贱了。棉花的价格降到了谷底，宣告这座岛给予岛民丰厚馈赠的时代彻底画上了句号。
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小岛却像被按下了慢速键。年轻人和孩子越走越多，3/4的房子逐渐空置。整座岛的生活节奏逐渐顺应了老人的作息时间。晚上8点，街市的灯火已经暗了，整座岛进入睡眠时间。早上五六点，太阳初升，集市已经喧腾。岛上只有两家超市，没有电影院，没有咖啡馆。岛上唯一一家接近城市消费习惯的炸串店，是一位返乡的“80后”开的，营业到晚上九点半。
岛上唯一一家快递取货点的老板对此深有感触。每天，她都超负荷工作，因为这里状况百出。老人们对电商和物流系统没有概念，当被孩子告知购买了商品后，他们第二天早上7点就来了。她要向他们解释，商品要过两三天，经过空运、陆运到达岛外的货运站，再由岛上的货车乘渡船去取，然后抵达岛上。
有时，老人记不住自己的电话号码，找不到货物，就会在快递取货点发脾气，说：“我都说了不让孩子买，他非买。”老板懂得老人发脾气的原因，“觉得自己连取快递都不会”，丢了面子就会生气。
出岛去大城市时，老人的这种落后感更明显。去深圳看女儿的邻居回家后告诉束仁芳，大城市都不常用现金了，他去坐地铁，找了好几个年轻人帮忙才买了一张地铁票。回岛后，邻居让孩子发个微信红包，这样微信钱包里就有钱购买一张地铁票——邻居也不敢在微信钱包里多存钱，怕被骗。
但是，他们有时比外面世界的老人更没有戒心。在一个“反诈集市”上，一个老人递来手机，问倪江南怎么才能把钱转到银行卡里。老人的微信钱包里有8万多元，他直接把微信钱包的支付密码告诉了倪江南。倪江南说：“这还是因为岛上的年轻人太少了。”如果年轻人多，经常说一些相关的社会新闻，岛上老人的防骗意识就会慢慢增强，“他们从外界获得的信息太少了”。
这让倪江南更理解大篷车一路远行的意义——像棉船岛上12座沉默的村庄一样，在无数这样的村庄里，老人们和外界之间横亘着一条数字鸿沟，它很醒目，但多数时候无人问津。
在上课或在集市上宣讲时，倪江南总是很卖力。他几乎把宣传图册硬塞到老人手里。一堂课或一次活动的作用有限，但这些东西被一个老人带回家，就可能被更多老人看到，“也许我们的间接受众有很多”。
经过一年的防诈骗知识宣讲工作，倪江南已经慢慢摸清了“老同学”的脾性。一开始，他们往往很自信，总觉得自己不可能受骗，会说“一提到转钱我就挂电话”“我没有钱，不会被骗”。但只要骗子给出一些优惠，比如免费送东西，并连续几天接触，老人往往就会放松警惕。
在这座岛上，倪江南发现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老人买了质量低劣的净水器。一个老人连续购买了3台净水器，分别花了460元、3200元和2500元。这些净水器粗制滥造，用几个月就坏了。但下一次有人支摊，说买净水器送燃气灶、抽油烟机和一个小小的挂式空调，只要几千元，这个老人又会抱着侥幸心理，觉得上次运气不佳，这次肯定会交好运。
“老人们如果有贪小便宜的心理，下次就还会受骗。”觉得占到便宜的老人会热心地呼朋唤友，将骗子推荐给其他老人。岛上一个被骗的阿姨用“阿Q精神”安慰自己，“邻居被骗了2500元，我才被骗了1000元”。当天，她还留骗子在家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有一次，倪江南和他的伙伴在下乡宣传时碰到了一伙使用类似伎俩卖抽油烟机的骗子。倪江南他们义愤填膺，冲上前去，质问骗子：“你们骗老人，走夜路不怕被打吗？”
两群人在路口形成对峙之势。对方以为倪江南他们也是骗子团伙，反说倪江南他们没把老人放在心上：“你们没有把传单递到老人手上，还要让他们弯腰去捡。”此时，一个老人帮倪江南他们壮声势，说这是掉在地上的防诈骗传单，他想捡起来学一学。在那个时刻，倪江南感觉到自己和老年群体有了一种真正的连接。
另一个触动倪江南的老人，是一个70多岁的阿姨。年轻时，她独自养育女儿，异常艰辛。最近，她存在银行卡里的几万元养老钱不翼而飞。她对着倪江南抹泪，说自己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女儿。
倪江南从小跟着外公、外婆长大，流泪的阿姨让他想起了外婆。后来，倪江南想了很多办法，帮阿姨报警，查找线索，最终追溯到这笔钱丢失的源头。有一次，阿姨在路边收到送小礼物的卡片，扫描卡片上的二维码后，她不明就里填了一些信息，钱就被转走了。最终，警察把骗子找到了。
倪江南觉得，老人们既有被骗的羞辱感，还有自主意识，觉得花自己的钱子女管不着。倪江南说：“老年人对互联网的认识有‘信息差’，对自己认定的事情又很固执，更重要的是，他们缺少陪伴。”那个受骗买了3台净水器的老人说，自己买净水器，是为了儿子和孙子回家时，能喝上好水，他不想买净水器还要麻烦他们，就自己拿主意了。
在束仁芳身上，倪江南看到了这种孤独感。束仁芳的女儿们总是很忙，尤其是在上海做设计工作的小女儿。回到家，她多数时间也是躲在房间里玩电脑，很少和他交流。束仁芳眼里的失落感，倪江南在外婆眼里也见过。外婆玩不转微信，一次又一次来询问倪江南，倪江南却因为玩游戏不想搭理她。
束仁芳告诉倪江南这位“小朋友”：2022年，束仁芳的一位老伙计去世了，只有74岁，那是秋收后的时节，勤快的老人低着头扫地，突然栽到地上就走了；2023年，另一位独居的老伙计白天还和束仁芳一起打麻将，晚上就在睡梦中离开了。两位好友接连去世，让束仁芳的孤独感像浩茫的江水，无可止息。
或许讲台下的老人们都有类似的心态，他们喜欢热闹。在倪江南他们到访的一个村子里有180位老人，其中50位来参加活动，把课堂挤得满满当当。倪江南投入了更多心力在授课上。当学会使用一个新的App后，老人们总喜欢夸他：“小伙子很好。”现在，经过倪江南的指导，70多岁的外婆已经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会刷短视频、玩游戏了。
（青 松摘自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一件蓝马甲》一书，本刊节选，刘德山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