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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佳冰
郭永怀给清华大学研究生上辅导课
再过3年，郭永怀逝去的时间，就和他活着的日子一样长了。见过他的人越来越少，听说过他的人越来越多。
我国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都有过隐姓埋名的经历。郭永怀是其中唯一一位横跨核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三大领域的专家，是唯一的烈士，也是为数不多出身农村的科学家。郭永怀从骑乘毛驴的生活中走出，坐上远渡重洋的轮船，在海外求学工作16年，归国后仍带着浓浓的胶东口音，指导核武器的研制工作。
59岁那年，郭永怀结束了在西北的热核导弹试验准备工作，乘飞机返京，飞机在降落过程中失事。人们在火中发现了两具紧紧抱在一起的遗体，费力将他们分开后，看到中间夹着一个完好无损的公文包，里面装着试验的资料。那两具遗体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1909年，郭永怀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滕家乡（今荣成市滕家镇）。17岁时，他离开荣成到青岛读中学，随后又考入南开大学。
1940年8月，郭永怀通过“庚子赔款”留学生考试，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他师从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郭永怀应邀到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任教，迎来了他在学术上最突出的10年。
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期间，郭永怀月薪800美元。他享受带薪休假，有半年时间可以外出讲学或旅游。他住在一个独栋别墅里，买了一辆汽车。他喜欢上古典音乐，买来一台老式留声机和很多唱片。他还对邮票产生兴趣，有好几本集邮册。
他拒绝参与美国的机密工作。“学校曾建议我申请接触密级资料，这就要填一张表，其中有一条：如果发生战争，你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我填了‘否’。”
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国分会”的一次聚会上，郭永怀高高瘦瘦的外表和沉默寡言的个性给李佩留下了印象。1948年，郭永怀与李佩在美国纽约州结婚。
1955年，郭永怀升为正教授。同年8月，中国在日内瓦会谈中取得外交胜利。“我就在那个时候，做出返国的决定。”郭永怀说。
“回国意味着要放弃一个在备受支持的环境下与一流人才共同解决最前沿问题的机会。”《蚕丝：钱学森传》中写道，“中国需要科学家们用他们的才智帮助保卫祖国，而不是坐在那里思考太空旅行的数学解决方案。一旦返回中国，他们在科学领域继续有所突破的日子就结束了。”
“美国的许多朋友，包括已经加入美籍的华人朋友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很不错，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李佩回忆说，“不劝倒罢，劝的人越多，老郭越来火，他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
1956年2月，钱学森给郭永怀寄去一封信：“接到你的信，每次都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开心。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
8个月后，郭永怀一家踏上了归国的轮船。
回国后，郭永怀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由于钱学森任务繁重，郭永怀实际成为力学所的主要领导。郭永怀曾对回国后指导的第一批研究生寄语：“我们回国主要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内的科学事业打基础，做铺路人。我们这一代，你们以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国外生活的痕迹，人们后来在对郭永怀的回忆中很少提及。当初带回国的电风扇，他带到了力学所；两箱未拆封的唱片，捐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3本集邮册，送给了国家邮政总局。唯一一次，在1959年代表中国赴罗马尼亚参加国际力学会议的飞机上，有人记得他流露出了对西餐的喜爱。会后，郭永怀与随行的力学所研究员柳春图商量：“现在国家外汇紧张，把（主办方发的生活经费）剩余的都上缴，好不好？”
1960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秘密参与原子弹的研发工作，负责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结构设计、强度计算和环境试验。1963年，集中在北京的核武器科研生产人员陆续迁往青海的金银滩。“每次要出差的时候，他就自个儿拿一个小的手提箱，装一点衣服搁在里头，单位给他们几个配了一辆车，那时我一看到车停在楼下，就知道老郭又要走了。”李佩说。
1964年10月，郭永怀回到家里，还叫来同事一起吃饭。“平时他们很少聚会，但那天他们都非常高兴，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在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李佩说。
1965年，中国科学院收到一封信：“本着总理节衣缩食、勤俭建国的指示，现将早年在国外的一点积蓄和几年前认购的经济建设公债共48460余元奉上，请转给国家。”落款是郭永怀和李佩。据说，当时2000元就能在北京买下一座四合院，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二三十元。
在回国后的12年里，郭永怀身兼数职，负责多项研究。1961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郭永怀在现场看了一半就走了。他说乒乓球已经给国家争了光，想到原子弹会争更大的光，他就坐不住了，要回去工作。
1968年国庆节过后，郭永怀去往青海221基地，参与我国第一颗新型热核弹的试验准备工作。其间，他收到下乡插队的女儿郭芹的来信。郭芹想要一双过冬的鞋。
他去基地的商店看了，因为不知道女儿的鞋码，没有买成。11月3日，他给女儿回信，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
“芹女，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过来，待有了货一定买。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本想代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没敢买。”他在信里叮嘱，“手好了没有？初劳动时要注意，过猛和粗心是一样的，都是不对的。”
11月15日，郭永怀又给李佩写了一张字条：“我准备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回京一趟，估计在20号之后。鞋过西宁时买，鞋号码似乎不统一，临时判断一下，大点也不要紧。”
因工作延误，郭永怀最终于12月14日启程返京。郭永怀事迹陈列馆馆长李波详细记录了这一段路途：郭永怀和警卫员牟方东乘坐一辆淡蓝色的轿车抵达西宁办事处招待所，第二天一早，吃过食堂的肉丝面，出发前往兰州机场。司机孙学思回忆，在兰州，郭永怀想买双鞋，但没有中意的。
在换乘飞机的间隙，郭永怀还听取了课题组成员对上海5t电磁振动台研制情况的汇报。下午1时59分，郭永怀登上了前往北京的伊尔14飞机，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各6人，飞行时长约4小时。在降落阶段，飞机触地起火。
如今，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主楼的草坪中，矗立着郭永怀的雕像，下方埋着郭永怀、牟方东、李佩的骨灰。墓碑上写着：
“一对伉俪，两种传奇。怀瑾佩瑜，师表后继。”
（青 松摘自微信公众号“冰点周刊”，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