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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
格非
几个月前，我和哲学家陈嘉映有过一次对谈。陈嘉映说，我们那个年代，在农村，唯一的光明大道就是考大学，若没考上，要么去种地，要么去做手艺人。尽管如此，我们仍觉得处处都是路，未来充满希望。
今天，我们面前的路有很多，你可以这么走，也可以那么走，但就如卡夫卡所说，城堡近在眼前，却一生都无法抵达。现代社会人生道路看似很多，却未必人人走得通。
我今年60岁，掉队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经常发生。
我参加过两次高考，第一年高考失败后，母亲让我去做木匠，我不太愿意，那段时间非常焦灼；第二年，我考取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世纪80年代正赶上“文化热”，大学里各种社团纷纷成立。我当时只有十六七岁，就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研讨会。
有一次在大礼堂听报告，台上的人从头到尾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听懂，可是连在一起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常常怀疑自己，我配做文学研究、配写作、配教书吗？为什么别人都比我强？
没办法，我只能回去读书。读了几年书，我再去听他们的讲座，发现其中有很多错误，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很多年后，我回看这段掉队的经历，觉得当时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我个人放大了。
阿根廷有个作家叫塞拉，他在文章中提出一个问题——你是要毕加索的一幅画，还是要成为毕加索？大部分人选择成为毕加索，但塞拉认为，最好是要他的一幅画，因为毕加索的画很值钱。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你不是毕加索，你有自己的使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禀赋，我觉得，人生在世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成为自己。
20世纪90年代文学市场化，很多人因此放弃文学，改行做生意了。时代的变化让人惶恐，我突然觉得不会写作了。
我有个同学叫李洱，2019年得了茅盾文学奖，他说，他若不写作就跳楼。我没到这个地步，我不仅想放弃写作，而且确实放弃过。
从1994年开始的差不多10年里，我只写过一篇小说。我打定主意跟80年代告别，因此对很多事物的看法都需要调整。
当时，我走在学校里，有学生碰到我，会说：“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难道真的不写作了吗？你放弃了吗？你打算这么混一辈子吗？”
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事后我才想明白，像我这样既没有历史感，也缺乏现实感的人，倚仗80年代读的那点西方作品而开始写作，然后跟随时代潮流不断往前延展，如今停止创作，就得一天天地熬。当时，我的身体和精神出现了很大的危机，能够走出来的重要契机是什么呢？
通过阅读，我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安全感并不存在。
里尔克定义生存是绝对的冒险，他说，当你觉得自己不再冒险的时候，其实已在危险之中；你跟动物一样，永远处在无保护状态。托尔斯泰也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生活，一种是追求安全的生活，一种是追求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生活随时都会有风险，你需要付出。
我去导师钱谷融先生家，那时他已经80多岁，他问我，为什么你的脸上有一种忧郁之气？他送了我8个字：逆来顺受，随遇而安。
我以此自勉，渡过了难关。
那10年我虽然没有写作，但读了很多书。这让我有了一些积累，对很多问题有了自己的思考。我觉得，做一个好读者跟做一个好作家一样重要。
我写过一篇小说《隐身衣》，文中的主人公崔师傅是有原型的。他到现在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是一个手艺人，生活在北京，沉默寡言，非常普通。他一开始做衣服，后来又去卖鞋子。结婚、离婚，生活历经波折。
当时，北京举办了一场国际音像展，由此催生出一大批古典音乐发烧友。他也“发烧”了，喜欢海顿、莫扎特。他一句英文都不会，完全靠看图纸，就开始做音响器材。
后来，我们几个朋友说凑钱帮他办厂批量生产。他拒绝了，他说，他不需要钱，他要的就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当整个小区一片漆黑，只有他家亮着灯时，他感到了内心的充实和平静。
“世界上竟然还有那么多人不懂古典音乐，这些人的一生不就白过了吗？”他觉得，能够在家里静静地听音乐，就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
钱从哪里来？将来怎么样？所有我们普通人的烦恼，对他来说，统统不存在。
我心里受到很大的触动，觉得即便当年没有考上大学，只要心怀梦想，人生就不会很糟糕。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写小说？我的答案是，写小说能让我沉浸其中，烦恼也会离我而去，即便真有烦恼，也不足为惧了。
我儿子经常问我，人生在世什么东西最重要？我说，如果你想要很好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就要能过普通人的生活。
不写作的10年期间，我问过自己一个问题：不写作有问题吗？没问题，因为即便不写作，我还是一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那么多大师的作品我都没有来得及读，它们足够我用一生来阅读了。做一个好读者跟做一个好作家是一样的。我还愿意写作，是因为写作对我来说仍是一种巨大的乐趣。
我周围也有过类似的事情。有的父母抱怨，说孩子去了一个单位，工资很高，但很忙，忙到他觉得生命被白白地浪费了，就想换一家轻松一点、收入低一点的单位。父母听了就非常生气。
我反倒有点高兴。我们这一代人总觉得苦一点、累一点算什么？但“80后”“90后”甚至“00后”，开始思考这条路是不是他们想走的。人活着，最重要的是自由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读大学时，我特别喜欢约翰·列侬和甲壳虫乐队，有一首歌曲对我影响很大，那就是Let It Be。
每当遇到困难，就会有一个声音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家都在经历失败，经历掉队，如果你克服不了这个困难，就随它去吧。
其实，很多作家也为我提供了某种思考的路径，比如克尔凯郭尔、托尔斯泰、博尔赫斯。他们对年轻人最大的忠告就是4个字：不要忧虑。
20世纪90年代我身处困境时，有一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本书就是哲学家保罗·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
他认为，威胁来自生活的各个方面，它让你感到恐惧、忧虑。你所能采取的方式就是，带着忧虑和恐惧，充满热情地投入你的生活。
（忆 由摘自微信公众号“新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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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宏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50岁的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司马光，闹出了一桩大新闻：在给皇帝讲课的经筵上，他跟力挺王安石变法的大臣吕惠卿居然因政见不同动手撕扯起来，搞得在场的宋神宗都看不下去了，说：“不就是想把事情的对错搞清楚吗，至于这样？”
司马光籍贯陕州夏县（今属山西），生在他父亲当时任职县令的光州光山（今属河南），他的名字也来自这一地名。7岁那年，因为机智地以石击瓮，救出落水的小伙伴，他的名字已经在京洛一带为人传诵。他入仕也很早，19岁就考取进士甲科，步入官场。从华州判官做起，历经权知丰城县事等职，在27岁时做上了大理评事、国子直讲。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不同的中层干部位置上徘徊。直到42岁，他被提拔为同修起居注，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才有了跟皇帝直接对话的机会。也是在那一年，在同修起居注的职位上，他遇见了一生的对手王安石。
从相知、相惜到分道扬镳，司马光对王安石及其著名的熙宁变法的抗争，在熙宁二年跟吕惠卿的那场冲突中达到了巅峰。不久，司马光就离开京城，以闲散官的身份退居洛阳。在那里，他接续了在京城开封没有做完的一件事，把书局带到那里，接着主编那部后来令他青史留名的大书《资治通鉴》。
司马光早年所受的教育和仕进之后所获的机遇，都使他首先想成为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级官员，而不是历史学家。起初，他有机会蒙宋英宗青眼，编写后来成为《资治通鉴》前八卷的《通志》，是为政治服务，即使到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此一目标也未曾改变。司马光的改变，始于王安石及其改革派对“祖宗家法”的改变，以及君主居然下决心支持这种改变的行为。
对王安石这个人，司马光一直保持着一种相对尊重的态度。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在金陵病逝，已回到京城重新执掌大权但病入膏肓的司马光闻讣，还对身边人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但对王安石变法的二号人物吕惠卿，司马光则厌恶至极，直斥其为阴险小人；他也准确地预判到，吕某得势后王安石必受其排挤。他把忧虑和远见都融进了他主编的《资治通鉴》里，通过经筵讲史的经验，他认定暂时转身离开，去当一个资治的历史学家，应该比在朝廷上直接跟对手打一架要好得多。
他因此把《资治通鉴》的读者范围设定在一个相当具有现实意义的层面，就是当下的皇帝、未来的皇帝和所有操控国家大政方针的高级官员。
他把以德治国理政放在了显著的位置。他对汉代以来“人主无过举”（君主永远不会做错事）的流俗之说，做了无情的批判，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为人君者，固不以无过为贤，而以改过为美也”。同时，他从切身经验出发，强调“为政之要，莫过于用人”的重要性。
有意思的是，这种本应短平快的钦定重点项目，却延宕了19年。在这19年中，有15年司马光都处在转身离开京城之后的那段时光里。
完成这部传世之作后不久，司马光也迎来了翻盘的机会。由于宋神宗突然病故，宋哲宗年幼继位，大权为高太后所掌。高太后对司马光颇为看重，司马光因此重回中枢领导核心。遗憾的是，虽然主编过《资治通鉴》，他好像依然没有忘记当年跟吕惠卿在圣上跟前的拉扯，晚年深陷其中，对熙宁新法采取了全盘推倒的极端做法，连跟他同属一个阵营的苏轼也对这种一边倒的举措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在中国历史上，司马光的名字与两个关键词紧密相连。其一自然是他著述的最高成就《资治通鉴》，其二则是他为人为政的“正道直行”。
《资治通鉴》在中国历史学的领域内当然有其崇高的地位，但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它的影响不止于学界。宋代以后，有不少君主和高级官员把《资治通鉴》作为执政的教科书，用人尤重德才兼备，即源自司马光的教导。中国百姓多喜欢读历史，读历史又都知晓“以史为鉴”，追溯其源，司马光和他主编的《资治通鉴》，有一份不可忽视的功劳。
司马光为人为政的“正道直行”，从以下一则史料可见一斑。晚年时，他重回政治中心，当上宰相后，曾亲笔书写自己的办事规则，公布在所有访客都看得到的地方。内容大意如下：
来访各位，若发现国家施政有什么缺失，百姓有什么疾苦，请直接上奏朝廷，我在与同僚商讨后，择其切实可行者进呈圣上，并遵圣旨办理。若发现我本人有什么过失，打算给予规劝指正，那就直接写密封的书面意见交予门吏后转给我，我一定警惕自省，改正缺点。关于升迁调动、昭雪罪名等个人问题，请向朝廷递呈状纸，我会跟有关方面的官员集体讨论，并落实执行。光临舍下一律不许提及此类私事。
司马光对熙宁新政采取的全盘推倒的做法，历来褒贬不一，但不得不承认，在为官的品德上，他自始至终是表里如一的。也正是因为有如此高尚的品德，他身前就获得了包括敌对的辽国君臣在内的最广泛阶层的尊重；他身后由于政局变动，遭逢名字被刻入侮辱性的党人碑，却连刻工都不愿意动刀，说“恐得罪于后世”。他后来被供入孔庙，与儒家先贤们一同被祭拜。可以说，在人治而非法治的传统时代里，司马光的品行，大体是官员作为个体所能达到的高境界了。
在转身离开京城的15年里，司马光在洛阳修建了一所园子，命名为“独乐园”。园子早已荒废，20世纪以来，传统园林研究者通过文献记载和宋代相关图像，复原了独乐园的大致规模和空间结构。他们惊奇地发现，司马光设计的独乐园，采用的是一种中国现存园林中几乎看不到的布局方式：中、东、西三路都以轴线控制园林景观组织。其背后蕴含的，正是大道直行的儒家理念。可见这位主持编纂《资治通鉴》、毕生光明磊落的宋儒，已经把生活、学术和政治理念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李 遇摘自《环球人物》2024年第15期，刘 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