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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青
经年累月，新藏线上那一串珍珠般的小兵站，沉淀了不少故事。一天，我和某边防团团长同行，上山看望执行任务的部队。投宿库地兵站那天，我把王祥约到我的房间，和他进行了一番夜谈。
王祥是四川蒲江人，中学毕业后去学了汽车修理，1993年12月应征入伍来到南疆。边防团编有汽车连，王祥因为有修车的专长，被安排去学开车。出徒后第一次跟着师父上山，师父就向连里建议：“这个兵可以放单了。”于是，连队将一台运输车交给他，让他在山下负责拉煤。这是他在同年兵中冒尖的开始。
1995年6月山上换防，汽车连领导对王祥寄予厚望，特意把他分配到最艰苦的天文点边防连，进行重点培养锻炼。
库地的冬夜，万籁俱寂。我静听王祥讲述他的传奇经历——
那一年，天文点气候反常，10月份就开始下雪。进入12月，气温一度降至零下30℃，连队前面的小河全结了冰，我们只能到33公里外的冰湖去拉水。
连队的水车是东风240牵引车，车厢上背着一个容量为5吨的储水罐。两名排长带队，我们午饭后出发，乘车来到海拔5000多米的湖边。那个季节，湖水已经退下去不少，露出二三十米的滩涂。我把车停在离湖50米开外的地方，让战士们下去提水。
这时，下雪了。看到战士们破冰打水，又提着桶一趟一趟走得很累，不时大口大口地喘气，我犹豫了一会儿，决定把车开过去。这样就方便多了，大家一字排开，一桶一桶地传递，又快又省劲，半个小时就把储水罐灌满了。
可没想到，当战士们爬上车招呼我启动车时，车轮下陷，车动不了了。如果当时果断地把水放掉，车还是能够开出来的，但我不忍心放水，这是大家一桶一桶灌进去的啊！有的人手上沾了水，手冻在桶把上，皮都被撕掉了。
可不管我怎么挂挡加油，战士们怎么使劲推，车都纹丝不动，反而越陷越深。没办法，我们只好放水，放完水，车还是不能出来。折腾到夜里11点，却毫无效果，车子的3个桥全陷进去了。我让排长给我留4个兵，其他10个人先回去。
我们留下的5个人，挤在驾驶室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我去爬电杆，卸下来6根钢丝，想借助车前的驱动绞盘把汽车绞出来。然而还是不行，几根钢丝全被绞断了。
没办法，只好先回连队。走到天黑，我们又冷又饿又害怕。那一带有狼，我们每人捡了一根棍子，手拉着手走。回到连队，已经是第二天下午6点多了。
这次陷车，主要责任在我，我好心办了坏事，心里特别难受。
冬防检查组来到连队。他们有两台牵引车，得知我的车陷住以后说：“没问题，我们去拖出来就是了。”谁知第二天过去后，发现那辆车已经被冻在冰面上了。我们用十字镐刨，刨了一天也没刨下去10厘米，而轮子在土里陷得还挺深。
当晚回到连队，宋副团长对我说：“这车不行了，坦克也拉不出来，只能报废。”我压力更大了。领导那么信任我，而我却把一辆车报废在山上。我整天琢磨着该怎么办。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拆车，把零件弄出来再组装。
连长听完我的想法后断然否决，说：“这是天方夜谭！”我说：“我完全有这个能力，连长，你就让我当兵的经历中少一点遗憾吧。”
我磨了连长一个晚上，最后他终于松口。于是，我拨通防区指挥部蒋主任的电话，说了天暖救车的意思，蒋主任最后说了一句：“让你们连长讲话。”我把听筒递给连长。连长说：“天暖了些，连队周围的冰化了，我们想去试一试。”屋里很静，我能听到从听筒里传出的蒋主任的声音：“可以，但是不要蛮干。”
已经是12月中旬了，团里新调上来的车到位了，我便每天开着这辆车，拉着几个兵去冰湖，开始救车。
我仔细观察过，车陷得很深，但还有操作空间。第1天，我们顺利卸下大车厢板，抬到岸上干燥的地方。第2天，我们拆卸驾驶室时，6颗大螺丝锈死了，我用喷灯烧，再用扳手卸，整个过程只损坏了一扇窗玻璃。第3天，卸下变速器后，发动机就露出来了，但它重达六七百千克，好在我们七八个小伙子，总算用棍棒撬了下来。最难卸的是大梁，螺丝特别大，光是卸那6颗大螺丝就耗费了一天时间。最后起出陷在冻土中的前、中、后3个桥也很费劲。先是用喷灯把冻土烤化，挖开，再用千斤顶往上顶，前桥和后桥就这样被顶出来了；顶中桥时，可能挖得不够深，中桥一下子被顶断了。现在在天文点还能看见那个中桥和一个车轮。
第7天，在距离陷车处100米的地方，我找了一块平地，开始组装这台车。第8天回到连队时，我对连长说：“就剩发动机了，车组装好后，明天就可以开回来。”连长瞪圆了眼睛，说：“是吗？这可是一个奇迹，明天我也去！”
第9天，连长亲自带着八九个人来到现场。但是发动机实在太重，非常难装，我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总算装上了。可天已经黑了，我没能兑现把车开回连队的承诺。
之后，我们又用了一天多的时间装前桥、后桥。全车重约6吨，一个桥就有1吨多重。前桥装得还算顺利，没想到装后桥时险情发生了。我们先用千斤顶把车顶起来，垫上木头，然后我爬到车底下。可能是战士用撬杠时用力过猛，一个千斤顶突然倒了，我听到车厢一响，赶紧趴下，车厢刚好擦到我的头皮。大家都慌了，纷纷喊我的名字。连长说什么也不让干了：“收工！出了事我没法交代！”
哪能真不干呢？第11天，我们把后桥装好，刹车管接好，但是由于没有中桥，车子没有刹车，也没有电灯。我让战士用手电照明，我慢慢把车往连队开。
爬上天文点达坂时，全连官兵在门口迎接，拼命鼓掌，跳着，喊着：“这是我们的车！这是我们的车！”
没几天，团里的菜车送菜时，把中桥带上来了，我把它装好，这台车的功能就全部恢复了。在这之前，团后勤处杨处长听说我陷车的事，非常生气，在团里的大会小会上点了我几次名。不久他上山检查工作，看见这辆车便问：“这是谁的车？”连长说：“就是王祥那辆拆了又装起来的车。”
杨处长不相信，围着车转了几圈，又直盯着我看，说道：“你小子行啊！我本来想把你调到山下，让你喂猪去呢。没想到你还能把这么大的家伙组装起来。好样的！”
我哭了，说不清是高兴还是伤心。
1997年，就是这个杨处长，把我调到了团小车班，后来我又入了党。
故事结束，屋里出现一阵短暂的静默。“这么好的故事，你没有给别人讲过吗？”我问。
“没啥可讲的。”王祥想了想又说，“别的兵虽然没有遇到这种事，但吃过的苦不比我少。没必要跟他们讲。”
夜深了，我却久久不能入睡。每天迎来送往的兵站，究竟隐藏着多少戍边故事呢？
（雪摘自《解放军报》，本刊节选，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