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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历史学家和他的“白日梦”

金钟

蜀葵和小麦,成熟在夏天

这里是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

院落安静,几乎没有声音,但也热闹——花开了。院子外头,一溜儿蜀葵,长得高大,开得抢眼。后院的花园有一片绣球,有月季,太阳花沿地趴着,一片虞美人,纤细的茎在风里晃着。这些花不是机械排布,有一种自然、野生的美。

离这片花园最近的房间,是北大历史学院教授罗新的办公室。他是这片花园的园丁。他的房间里挂着草帽,走廊角落里放着园艺工具和肥料。

过去几年,他断断续续做着跟长城有关的研究,几乎每年都要找时间去长城沿线徒步。2021年夏天,他在山西,有天走在路上,看到旷野里长着一棵蜀葵。他马上想到,蜀葵适合种在北大的院子里。它长在乡野之地,而北大的这个院子也有一种野气。回到北京,他就买了蜀葵的种子,它生命力强,过了冬,第二年就开花了。

也因为照管这个花园,罗新对节气有了更多的感受——植物的生长,往往不是匀速的,有时是突然长大。像蜀葵,它是真正属于夏天的花,对阳光、温度的要求很高。小暑前后,它长得特别快,“你会注意到,它突然变成一个很大的家伙”。

罗新是湖北人,在林场长大,有乡村生活的经验。他知道对农民来说,暑天看似炎热,令人倦怠,实则是收获的季节。

中原地带,麦子最先成熟,新麦子能做出最香的饼和大白馍。罗新人生记忆中最美味的一顿凉面,也在这个季节——当时他才十几岁,在小姨家,她家的麦子刚成熟,早上送去脱粒,脱完粒磨面,当下就把一部分面压成面条,中午就带回了家。小姨把面煮熟,打了井水过一遍放凉,把鸡蛋烙成饼,再切成丝,再拌上菜瓜丝和黄瓜丝,他想起那味道,“当时我才十几岁,农村那种碗,吃了3碗。我一生都不能忘记,后来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凉面”。

长大之后,对罗新来说,夏天也是特殊的时节——出发的日子。他一直在研究北方民族,重视田野、实地考察。几乎每年,他都要往北或者往东,去草原,夏天在他的记忆里,“从来都让人觉得冷”。

往往这个时候,罗新就走在旷野里,思绪充满想象力,有点儿像在做白日梦。他甚至能察觉到自己的思绪如何运转,也会意识到,当人走出自己的生活,在广袤的天地里,会看到在历史中,前人有过的、很不一样的人生。

想象1000多年前的普通人

20多年前,罗新开始给学生上墓志课。这些墓志出土于100多年前,长久以来无人问津。他带着学生们一起读,也要求他们写文章,一届届的学生,就这么接力写下来。

作为历史学人,需要具备的品质是什么?罗新在他的书《有所不为的反叛者》里写道:“历史学家有三大美德:批判、怀疑和想象力。我们在想象中经历前人的经历。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我们自己。”

书写北朝女性,需要“人同此心”的想象力。罗新的偏好是反传统的——墓志的主人有男有女,但他决定挑出11位女性来写,“因为女性最难得。在传统史书里,男性多的是,但这本书里的女性,在历史书里都找不到”。单独为她们出本书,值得。

他在序言里写道:“我们今天整理遥远时代那些女性的资料,努力写出她们的人生故事,也许可以说是为那些被隐藏、被遮蔽、被消音的女性,多多少少,找回一点点公道吧。”

其中一篇,写的是陈留公主。陈留公主是孝文帝的妹妹,经历过3次婚姻,盛年丧偶后,为争取再婚的自主权,她被迫介入复杂的权力斗争。罗新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妇女的人生历程,不仅取决于她的意志和性格,无法预计的因素也会改写她的人生,夺取她的梦想。”

还有一些故事听来更为悲惨。16岁的茹茹公主,从柔然嫁到东魏和亲,19岁就去世了,历史学家推测,她死于难产或疾病。她不是孤例,在她的家族,公主们多为政治联姻的工具,甚至有人5岁就出嫁,13岁逝于异乡。茹茹公主的墓志写着“彼美淑令,时惟妙年”“生之不吊,忽若吹烟”。彼美淑令,最后成了这本书的书名。

罗新的书房

想象那些遥远的普通人,让看不见的人被看见,这就是罗新这些年的工作。

他还有一本更知名的书,叫《漫长的余生》。这本书的主角同样是一位女性——北魏王宫里的宫女,王钟儿。她的故事同样来自墓志。

多年前,第一次读到王钟儿的墓志时,罗新吓了一跳:“她怎么和这么多重要的事都有关系?”她来自另一个国家,在战争中被虏到北魏,进了宫。在宫廷里,她却成了两代皇帝的抚养人,见证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

王钟儿的故事,罗新在北大的课堂上讲了很多年,一直没下定决心写。但在2020年春天,某些情感推动了他。他一边在花园里种花,一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落笔。

故事以王钟儿的视角展开。他试图想象,在王钟儿被抓的那个秋天,她在自己的故乡悬瓠城,肯定吃到了本地特产的板栗,但顷刻间,命运倾覆。在悬瓠城里,那些被卷入战争的普通人,因为敌人射的箭太密集,到井边打水时,必须背着门板。罗新还写到了王钟儿的同事们,那些命运多舛的宫女。他想象她们的生存之道,如何通过出色的厨艺得到擢升;如何通过宗教,获得一丝喘息的机会。

他试图跟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女性共情——战败被抓,她的丈夫(或许还有孩子)被杀,她怎么度过黑暗的时刻;进了宫,她要伺候的人其实是她的仇人,她如何与这些人建立感情;生命的暮年,认识的人一个个死去,对她到底意味着什么。

断断续续写了两年,2022年春天,终于完成。在《漫长的余生》的后记里他写道:“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不正是当下历史学人的重要责任吗?”

这样一本书,阅读门槛并不低,却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回响。它出现在众多年度推荐榜单上,被多家平台评为年度图书。有读者写道:“被遗忘的蝼蚁获得了应有的名字。”

想象孙悟空、桃花源与罗马

湖北随州,是罗新的来处。

罗新在随州的国营林场长大,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他需要从林场走到附近的村子去上学。路途遥远,每天来回4趟,他喜欢一个人走——这样他就可以在路上胡思乱想,和自己说话。

当时小说是非常珍贵的资源,好不容易,他读到了《水浒传》《说岳全传》《西游记》。每天中午广播里会播小说,讲李自成的故事,因此他每天回家都劲头十足。“看(听)了之后当然很激动,所以做白日梦,就把自己也做进去了。”

充满想象力的世界在他的大脑里冲撞。以至于他老觉得,自己也是故事里的人,会功夫,目睹了一些事情,甚至改变了一些事情。他幻想自己是《西游记》世界里的一员,他和孙悟空、猪八戒做朋友,和他们一起去取经,孙悟空会的,他都会。在《说岳全传》里,他又摇身一变,“我跟马前张保、马后王横成了朋友,跟他们一起服侍岳王爷,也目睹了岳王爷之死”。他常喃喃自语,有一次被妈妈发现,他觉得难为情。

他喜欢徒步,或许也因为,徒步的时候“正好可以东想西想”,“走路时的那种想象,多少有点儿像在做白日梦,有时非常有逻辑,有时是跳跃的,因而是一种更自由的思想”。

在罗新的经验里,这种想象力并不会随着长大成人而消逝,相反,对陌生世界的幻想贯穿了他的一生——他是历史学家,也是美剧爱好者,是一个资深的“星战迷”。

这种想象力,在历史学研究中同样重要。因为历史学家们研究的人,距离今天如此遥远,如天边孤悬的月亮。但是只要“人同此心”,人就可以理解人。

罗新几乎花了半生的时间研究北方民族。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写过一篇文章,研究古代楼兰到吐鲁番的交通,两个区域之间,曾有一条小路,叫“墨山国之路”。这条路在1000多年前已经消失。他在《汉书》里找到了关于它的记载。

这样的研究是困难的。但罗新会想象,这样一个小国,可能就几十上百户人家,分散在绿洲边,“就像桃花源,人们在里面过日子”。但当汉朝的力量介入楼兰,一定要使用这条“墨山国之路”,墨山国要为此提供食宿、水与安全保障,这个区域就会变得无法支撑,直至毁灭——这是一个猜想,但人类历史上,类似的事曾多次发生。

罗新可以共情那个小小国家的人,直到30年之后的今天,他北大办公室的Wi-Fi名还叫“墨山王”。

历史学最警惕假设,“如果刘邦多活几年会怎样?”“如果拿破仑有原子弹会怎样?”这是历史学坚决反对的。但假设又是人类的天性。有些假设,会帮我们看清很多事实。

罗新看过一篇文章,是美国一位研究罗马史的古典学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研究秦汉史的学者邢义田合写的。他们提出一个假设:在汉元帝时期,如果汉朝和罗马共和国分别有一位使者去了对方的国家,他们会看到什么?

假设汉元帝派出的使者是当时重要的学者韦玄成,而离开罗马去到长安的,是著名学者、哲学家西塞罗。邢义田说,西塞罗会发现,汉朝也修了道路,但修路的方法与罗马的不同;也会看到东方的建筑跟罗马的不一样;他一路上会看见农田,但看不到罗马随处可见的橄榄树。更惊人的是,到了长安,他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高墙的世界,墙外是墙,墙内也是墙。

韦玄成到了罗马,他会发现,进罗马城时居然没被人盘问,建筑也可以随便进入。他会惊讶地看到,那些斗兽场里,奴隶也在看热闹。

通过这种想象、这些对比,我们仿佛看到了2000多年前的长安和罗马,这两个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城市,它们有什么不一样,它们怎样对待贫穷的人、卑贱的人。

讲到这里时,罗新的眼睛很亮,他说,“很多人就是凭借这种想象,做出了各种研究成果”。

正是这样的想象,让历史学更丰富了。

何为“更好”,关乎想象力

罗新觉得,这几年,历史学的处境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人们能读到越来越丰富的历史类书籍。这种出版的繁荣,也来自人们对历史的呼唤。

人们希望从历史中获得安慰。人们也希望通过历史获得某种“替代性经验”。所谓替代性经验,就是自己虽无法体验,但历史中有过,历史中的人经历过。

历史中一些温暖的片段尤为动人。罗新记得,他很小的时候会觉得,战场上,双方是敌人,“除了不择手段地干掉对方,还有什么呢?”但后来他读关于“一战”的历史,发现在圣诞节的时候,德军和英法联军在绞肉机般的战场停下来,不打了,还特地从战壕里跑出来跟对方打招呼。在那样冰冷、黑暗、残酷的时刻,人的内心,是柔软的。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一次次回顾历史,我们想知道,到底怎样做,明天才会更好?

历史学家或许是所有学人中最乐观的一批人。罗新说,现代智人存在的历史大概有20万年,但我们比较熟悉的,只是过去的近1万年。这1万年里,地球出现了罕见的气候稳定期,人类也创造了巨大的成就——

我们不再为饥饿而焦虑,彻底解决了食物的问题。曾经,人类社会是极不平等的,而且这种不平等从人一出生就已决定,极难改变,但在20世纪以后,全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更好,是人类永远不变的追求。更好,是我们对未来的坚定信念。

7月上旬,小暑过后,罗新要开始新的徒步了。

他要继续上路,去做关于长城的研究。在陕北,他会路过村庄,路过窑洞,路过蜀葵,路过被荒草吞噬的荒原。在那里,会有知识渊博的当地人,跟他谈谈狼烟与长城的关系。

历史学家和他的白日梦,依然在路上。

(遇 见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本刊节选) d9sgd3xaWTBb3WOdZNxrfEVORL+i2/7HQ4pkJEPwBu94lkQIOEnJBQ5OEclFp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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