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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佳冰
2000年，15名毕业生在保定师范专科学校门口合影
2000年，保定师范专科学校的15名毕业生在欢送会上各自收到一捧鲜艳的假花。他们要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且末县去教书。
这个县和安徽省的面积差不多大。它深嵌在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与昆仑山脉之间，往南去是西藏，往西去300余公里，就是楼兰遗址。
长久存在于这里的，无论病菌、物品还是生命，都已经通过了沙漠的筛选。
这里不缺普通的学生。扎根下来的普通老师，却像沙漠里的鲜花一样珍贵。
2000年，且末中学的校长段军从沙漠里出来，辗转全国各地寻找教师。县里即将升初中的学生总共招了7个班，而班主任只有1个。
在河北，他见到了一群从保定师专跑来的学生。
面试是以“沙漠的标准”进行的。比如，段军问：“家里有几个孩子？”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庞胜利回答：“有5个，自己最小。”他在心里纳闷儿，这跟当老师有啥关系？
他们后来才意识到，在沙漠里，老师和植物一样，能有生活下来的本领是最重要的。
因此，校长段军招聘老师的条件有两点：学生要出身农村，能吃苦；要来自多子女家庭，不能让父母老无所依。
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支持自家孩子的选择。对这些毕业生来说，这是一场盲目、天真的探索。要去的是什么地方，路怎么走，多数人并不清楚。
2000年8月6日，火车终于把15个雀跃的年轻人带出了河北。
一路向西，窗外的绿色一天比一天少。空气越来越干，大家不断地喝水。第三天，火车到达库尔勒，他们住了一夜，又上了汽车。
车在沙漠里走了一天，依然没有到达目的地。道路两旁始终是苍黄的沙。渐渐地，车里的人都不看外面了，也不说话。气氛越来越沉闷。到了一处驿站，学生们下车休息，看到标语：“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念出声，之后又陷入静默。
第五天，车子仍在沙漠里穿行。快到黄昏时，一行人终于离且末近了，路边的绿意蓬勃起来，车里也重新生出豪情。有人带头唱歌，甚至有人站了起来。
跨越3300公里，山里的青年与沙漠里的少年，就这样见面了。
沙尘笼罩下的生活开始了。
第一次经历沙尘暴，李桂枝是被呛醒的。她起身关紧门窗，接着入睡，再醒来时，嘴里是沙，脸上是沙，枕头上、被子上、碗里……到处都是沙。
无论如何，15名新教师登上了讲台。他们几乎承担了初一年级所有科目的教学工作，其中6人担任班主任。
这些新老师很快受到学生的偏爱。
因为气候干燥，上课时，一个坐在前排的“泥猴子”样的男孩站起来，从兜里掏出黑黑皱皱的卫生纸，对侯朝茹说：“老师，你流鼻血了，擦一擦。”
等对彼此的新鲜劲儿过了，双方才正式进入教育的过程。
这里的孩子学习基础薄弱，到了中学，一些学生还没完全掌握拼音。他们顽皮的一面逐渐暴露出来：在课堂上说话的，不交作业的，理直气壮地说“我不会”的，还有干脆不来上学的。
“我想让他变好，但是没有经验，就束手无策，甚至感到厌烦。”李桂枝在她的《大漠教书日记》中写道，“学生们带着戒备的目光审视着我，我也以挑剔的眼光看着他们。”
一个烦躁的下午，李桂枝离开学校，朝着车尔臣河的方向走去。路边的野草黑黝黝的，长得杂乱无章。她想起保定师专校园里的草坪，嫩嫩的，整齐可爱。“为什么且末的草是这个样子的？”
她站在路边，想起学校里养护修剪花草的师傅，突然有些明白了。“学生是要栽培的。如果学生什么都懂，就不需要老师教，且末也不会这么缺老师。”李桂枝慢慢走回了学校。她后来才知道，仙人掌也会开花。
这些老师用了24年，探索怎样栽培且末的学生。
学校里的老教师说，学生的起点在哪儿，老师备课的起点就在哪儿。所以他们一边给字词标注拼音，一边讲课——历史老师这样做，数学老师也这样做。
除了传授基础知识，这些年轻的教师也要成为学生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学生们学地理，知道河南省大概是什么形状的，但要冷不丁地问他们，洛阳的市花是什么，再说到牡丹，他们可能就都不知道。”认知无法代替体验。侯朝茹说：“学生与外界接触得太少，对很多东西没有概念。”
起初，这里常常停电，电视机是个摆设，学生们接收信息的渠道狭窄。报纸来了，庞胜利就把新闻图片剪下来给学生看。
高考前夕，侯朝茹在授课 杜佳冰摄
依力亚·吾斯曼说，是这批老师让他第一次知道人生有“上大学”这个选项。他从且末考上巴州二中，高考后去华东理工大学读书，之后又上了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教出过好学生。”庞胜利说，上北京大学的也有，去香港的也有。这是一个个具体的希望，证明且末能培养出这样的学生。
天越来越冷了。那是他们经历的第一个沙漠里的冬天。他们听说这个季节且末经常断电，蔬菜也很难买到。老师们提前备了蜡烛，买了辣椒、茄子和豇豆，煮熟后晾在房顶上，准备过冬吃。没想到一晚上就被大风吹得精光。
在这一年，辛忠起留住了一个即将辍学的学生。这个学生后来考入新疆职业大学，名叫赛买提江·斯迪克——现在是且末县第六小学的副校长。
考出去的优秀学生不一定再回来，能成为副校长的学生也是少数。用老师们的话说，他们更多是在“培养普通的劳动者”，让他们拥有一颗善良的心，靠自己的双手平凡地生活——且末正是这样建设起来的。
在这里，成绩不好的学生也可以当课代表。“关键是要培养他们对学科的兴趣，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教历史的杨广兴说。在政治课上，庞胜利告诉学生，女孩也享有继承权。“可以这样吗？”她们问。丁建新认为，物理课能让学生以科学的方式认识世界。即使他们未来种地、放牧，也能够理解和适应农业机械化。
侯朝茹班上的“调皮学生”殷勇志，后来开着挖掘机参与了且末火车站、新机场的修建。
“如果把孩子们都带出沙漠，这片土地是不是真的会成为沙漠？”侯朝茹说，“既然自古以来就有人在这里生活，为什么不让这些人生活得更好呢？”
20多年过去，这里到处都是和他们有关的人。超市里的收银员、菜场老板、交警、医生、幼儿园教师……几乎每个单位都有他们教过的学生。许多维吾尔族的家长不会说普通话，但见了他们，会说“老师”二字。
为了这些“普通学生”，老师们把自己的职业生涯逐渐交付于普通。他们把基础题翻来覆去地讲，将人生道理口干舌燥地说，考上重点学校的学生屈指可数，而那些倾注于日常教育中的心血，又难以用绩效与考评衡量。庞胜利说：“教育的效果，或许要等到10年、20年以后才能显现。”侯朝茹有时会问他：“咱是不是有点儿阿Q精神了？”
20多年过去了，他们被一种惯性推着向前走。或许不是因为志向足够坚定，而是由于某种柔软的韧性。
为什么没有走？
这些老师都提到了友谊与默契。这种默契包括：几乎每个人都动过离开的念头，但谁也没有告诉过对方。
在让人动摇的因素里，环境似乎是最不值得一提的那个。
他们心思单纯，又正年轻，往往不容易觉出苦来。
沙土拌在日子里，一群人工作在一块儿，下班则把教的学生从头聊到尾。吃饭在一块儿，各炒两盘菜端出来，十几个人一起吃，有时喝点儿啤酒。玩的时候也在一块儿，周末他们骑着自行车去沙漠，找个最高的沙丘，仰面躺下，叹“渺沧海之一粟”。没有浮尘的时候，且末的夜晚能看到透亮的星星。
接着，他们有了真正的家。
2001年，体育老师王建超和王伟江“稀里糊涂”地买了房，总价5万多元。庞胜利与同在一个办公室的侯朝茹渐渐生出感情，决定结婚。先后从保定到且末的20多位老师里，“成了7对”，大多数没办婚礼。
庞胜利说，那时候大家急需找到一个情感的寄托。他们了解彼此的脾性，甚至血型。且末县当时没有血库，以防万一，王建超临产时，同是A型血的辛忠起一直在医院候着。“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庞胜利这样说。
生活的维度不断地打开、延展，他们开始为更多的人生角色负责。他们很少对自己产生歉疚的心情，但面对孩子时很容易感到内疚——孩子们见不到牡丹花，想学绘画、舞蹈、钢琴、足球，那时当地也没有这样的兴趣班。
沙漠筛选了一群人，又通过24年的磨炼，把这些简单的心志保留至今。庞胜利说：“我毕业的时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现在仍然是。”
工作一年半后，李桂枝第一次回家。她先是坐汽车到库尔勒，在火车站排队等了3天，才买到一张无座车票。在人挤人的车厢里站了4天之后，她恨恨地想：再也不坐火车了，再也不要回家了。
可沿着这长长的路，仍有新的年轻人来。近几年，且末从新疆之外招来三四百名老师。“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也为这里源源不断地带来新力量。
为了省钱，李桂枝从来不坐飞机回家。她开车回去至少要三四天，这个时间后来被辛忠起缩短到两天半。2024年年初，他接到电话，得知父亲病重，暑假回的话可能见不到了。他昼夜不停地开车，终于给父亲送了终。
人到中年，父母离世，是近几年他们最大的隐痛。心越急切，路越漫长。辛忠起把“孝”字放在工牌的背面，每天戴着。不久前，王建超的母亲也因病离世，她至今还处在自责中。
这些年他们有个传统，一个人若回家探亲，便要去看看周边其他人的父母。
以前离家前，父亲总要给庞胜利写一些字，让他带上。“替祖国争光，为人民服务。”庞胜利不好意思地笑笑，“在一些年轻人看来很可笑的，这又不是领导题词。”
2019年，庞父离世。庞胜利一直珍藏着一封信，是他来且末后收到的第一封来自父亲的回信。
信里说：“胜利，你3月9日的来信我于26日收到了。接到你的来信我万分高兴，如同你站在我的面前，高声地叫‘爸’。”
这个执拗的父亲写道：“以后不要提‘不孝’二字，你这是到了祖国需要你的地方。望你不要想家，不要感到凄凉，那里有与你同去的同学。你要努力工作……为建设新疆的美好将来，栽上万朵鲜花。”
（风 翼摘自《中国青年报》2024年6月26日，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