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明亮而温暖的“卡夫卡时刻”

黄雪媛

从疲惫之土/我们上升/带着新的力量/黑暗先生/在等待/孩子们/变得疲乏。

小小的灵魂/在舞中跃动/把头伸进温暖的空气/把脚从闪光的草里抬起/风吹过/草轻摇。

卡夫卡从未公开发表过诗，这两首分别写于1911年和1918年的小诗，暴露了他性格的另一面：诗意，明亮，童心十足。据说，在当年同级别的德语作家中，卡夫卡是唯一一个成年后还坦然阅读印第安人小说、因纽特人故事和动物冒险故事的人。

正如瓦砾堆中会冒出一丛青草或一朵雏菊，忧郁的灵魂也拥有自己的光影游戏——只不过幽暗的部分过于出名，100年来在读者心中投下的巨大影子足以遮蔽一座透出亮光的心灵城堡。从前我常常感叹，这个人一辈子被困在保险局的文件堆里，没有婚姻和子嗣，寿命又短，一脸苦相，真是个苦命人！于是我向他投去钦佩又同情的目光，对他的“不得已”和“不自在”感同身受；当我读到网友称呼卡夫卡为“丧文化鼻祖”“互联网嘴替”或“格子间幽灵”时，也跟着会心一笑。事实上，卡夫卡是一个丰富多面的人，他的忧愁与欢喜此消彼长，自怨自艾的背后更有自珍自重；无论在字里行间，还是日常交往，卡夫卡的喜剧天赋都是不容小觑的。

假如我们有意寻觅，并且足够耐心，我们会撞见一个个诗意的、陡然明亮的“卡夫卡时刻”。

第一个指出卡夫卡身上那些不为人知的幽默感和明亮色彩的人，是他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

布罗德在他1937年出版的《卡夫卡传》中写道：“我认为他的关键词是积极向上、热爱生活、深情满怀，以及一种恰当的充实生活意义上的虔诚。”1968年，卡夫卡已离世44年，当84岁的布罗德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被问及与卡夫卡当年如何相识时，他的脸庞如同被一道光照亮，每一块肌肉、每一道皱纹都瞬间变得生动，眼中全是笑意。布罗德用优雅的德语诉说着往事，卡夫卡再次“活”了过来，带着羞涩的笑意、狡黠的活泼，向电视观众缓缓走近。

“有一次卡夫卡来我家玩，正好我父亲在客厅沙发上打瞌睡，在半睡半醒中身体动了一下，卡夫卡以为他把我父亲吵醒了，连忙举起双手，对我父亲说：‘您就把我当作一个梦吧。’然后蹑手蹑脚地溜进了我的房间。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创作和生活混在一起，两者没有明确的界限。可以说：他创作地生活，生动地创作。”

卡夫卡和布罗德初识的夜晚，布罗德刚在一家文学俱乐部做完一场关于叔本华的报告。卡夫卡带着严肃而羞涩的神情穿过人群，走至矮他一头、比他年轻一岁的布罗德面前，问道：“我可以陪您走回家吗？”布罗德欣然应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20世纪文学史上的“关键之夜”，它催生出一位20世纪不同凡响的作家和一位雄心勃勃、始终如一的伟大编辑。10月底的布拉格夜晚微寒，在老城区的狭小巷子里，在无垠的意义苍穹下，两个不到20岁的犹太青年边走边聊，一会儿忘我地激辩，一会儿又欣悦于共鸣，演绎着你送我、我送你的情景，一直走到午夜才依依不舍地道别。这难道不是人世间最温暖也最有诗意的景象吗？

即使到了100多年后的今天，谁不想拥有卡夫卡这样的同事或朋友呢？卡夫卡在单位里从不嚼舌根、聊八卦，从不参与派系斗争；从老板到同僚到下属，大家都夸赞他与人为善、谦虚低调。当他展开与菲莉丝·鲍尔的书信恋爱时，从保险局经理到大楼前台，从办公室打字员到差役，都争抢着给卡夫卡送信，甚至还会因为别人占了送信的先机而失落自责。

卡夫卡永远彬彬有礼，优雅整洁；他追逐时尚、关注新技术和新发明，崇尚自然生活和自然疗法，热衷户外运动和旅行。在同学、友人眼中，卡夫卡虽然很少主动约人，但从来不败坏大伙的兴致，总是有求必应。如果别人邀请他，他会参加所有活动。所以说，这是一个对社群生活无害，没有攻击性，极少有妒忌心的好伙伴。一旦和卡夫卡结下友谊，这份情感往往有超长的保质期。卡夫卡在日记里唯一吐露过的“妒忌”对象是比他小7岁的文学神童弗朗茨·韦尔弗，实际上他对韦尔弗发自内心地欣赏，他们的友情维持了一生。

每一个和卡夫卡交往过的人都会注意到，在他不善交际、疏淡羞涩的表象下，蕴藏着巨大而神秘的能量。世上确实有这样一类人：拥有一颗绝顶聪明的脑瓜，却不爱在人前卖弄；揣着一个滚烫的灵魂，却情愿躲在角落观察或于纸上倾诉。这样的人怎能不让人心生爱意，想要接近他、更深地了解他？

过去，人们对“寒鸦”形象与“地穴”隐喻津津乐道，卡夫卡才不会真的打算待在“长长地道的最后一个房间”，等着人送饭到洞口呢！他只会嫌年假不够，无法尽兴地和朋友去更多更远的地方旅行。如果布拉格有什么新电影上映，他一准先睹为快。看完电影回到家中，他的话也多了很多，兴致来时，还会给家人表演电影中的滑稽片段。他很善于一本正经地搞笑。

他的表现欲和表演天赋还体现在主持活动和当众朗诵上。

1912年，卡夫卡为他的穷朋友、犹太演员勒维四处张罗：安排演出场地，招募观众，印制入场券，甚至自告奋勇担纲开场白演讲，为朋友的登台做了出色的铺垫。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这天晚上的高光时刻：“对勒维的喜爱和对他的信心，使得我在演讲时获得了一种超越尘世的意识、强有力的声音，毫不费力就能记起要说的内容。”

卡夫卡上中学时最怕被老师叫到黑板前当众演算数学题，但他丝毫不惧当众朗诵。无论是在布拉格老文理中学朗诵奥维德与荷马的译本，还是成年后在密友圈朗诵自己的作品，卡夫卡都展现出专注、自信、富有激情的一面。1913年3月1日凌晨，卡夫卡在给菲莉丝的信中写道：“在马克斯那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正飞快地朗读我的故事的片段。然后我们痛快地交谈，笑声不断。”几年后《审判》在密友圈引发的喜剧效果更为惊人，布罗德回忆：“他朗读《审判》第一章时，我们这些朋友简直笑得不亦乐乎。他自己也笑得简直读不下去了。如果考虑到这一章极度严肃的内容，就相当令人惊讶了，可情况就是如此。”

我们可以说，卡夫卡的“社恐”只针对不熟悉的人，在最好的朋友身边，卡夫卡常常充当“显眼包”。

假如换一种角度关注卡夫卡的叙事艺术和语言艺术，我们会发现，卡夫卡的文字处处具有幽默滑稽的喜剧效果。而卡夫卡在8个8开本的笔记本中随手写下的那些毫无来历、不知所终的“小文字”，处处透露着诗意的天赋，如同撒落在心灵街道的小地灯，在幽暗中闪烁微光。

比如，当他某天开始写一篇新的小说，内心已经雀跃，却还不够自信地去谈论它时，他就会说：“昨天我开始写一个小故事，它还那么短小，几乎连脑袋都还没伸出来。”他对自己的身体极其敏感，他会说：“我的耳廓自我感觉清新、粗糙、凉爽、多汁，犹如一片叶子。”他的自嘲总是极度夸张，让读者忍俊不禁：“看上去我像彻底完蛋了——去年我清醒的时间每天不超过5分钟。”他会这样形容某次不太顺利的写作：“我写下的单词几乎没有一个愿意和其他的单词和睦相处。我听见，辅音如何像破锣一样摩擦作响，元音怎样像展览会上的黑人和着这伴奏声歌唱。”

至于那个著名的句子“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我们以往总是过多关注“笼子”，忘记了轻盈的“鸟”。其实，“存在之笼”与“本质之鸟”双向奔赴时别有奇妙。尤其对艺术家而言，笼与鸟彼此依傍，相制相生：人世的责任和义务把艺术家安顿在樊笼中，如果没有秩序的压抑，没有伦理的束缚，就无法产生情感的躁动、心灵的渴望、创造的激情。

卡夫卡也许参透了“笼子”的意义。所以，他有多讨厌枯坐在办公室的时光，就有多发狠地工作。他把分内事做得尽善尽美，年度报告写得漂亮；他深入工厂勘察调研，搜集大量生产事故资料，撰写安全生产指南，利用他的绘图才能为事故报告配插图；他在1912年发明了一款便捷安全帽，大大降低了波希米亚地区工人的工伤死亡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险局的一半员工都应召入伍，导致人手紧缺，卡夫卡经常需要加班，甚至一个人干3个人的活儿。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下，卡夫卡仍然见缝插针地写作，只有极度自律和坚忍的人才能胜任如此强度的工作。

固然，卡夫卡在信件和日记中不止一次地写下“绝望”和“崩溃”这样的词，但是他总能“绝处逢生”，从未真正“躺平”过。在与自我的长期互搏中，卡夫卡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生存策略——精神分身术和自我解嘲术。看似柔弱的人孕育出了惊人的坚忍品质。读者朋友如果只相信卡夫卡沮丧、幽怨和讨厌工作的一面，想要模仿他“躺平”，那就上了他的当！还有，人们提到卡夫卡，会说起他那个“粗暴和专制的父亲”。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卡夫卡心里对父亲的怨有多重，对父亲的爱和尊敬就有多深。有一回父亲病了，卡夫卡对友人说起父亲的病情时忧心忡忡，他收敛起往常倔强、寡言的性子，对父亲非常温柔而有耐心。卡夫卡临死时在维也纳疗养院写给父母的最后一封家信中，回忆着和双亲喝啤酒度夏假的美好往昔，一字一句地表达着对父母的思念之情。

当然，卡夫卡并非天性快乐之人，那些明亮、诗意的时刻是生命的间奏曲。最终我想说的是，卡夫卡属于世上最幸福却最痛苦的一类人。但凡具有强烈使命感的人都是幸福并痛苦着的。卡夫卡不到30岁时就写下豪迈的誓言：“我对文学不感兴趣，因为我就是文学本身。”从此他聚集所有余力朝着写作的“黑暗之地”挺进，在黑暗地域的中心藏着一个炙热的、火山熔岩般的核心。写作的使命感让这个布拉格公务员的生命充满西西弗斯和普罗米修斯的悲情诗意，那短暂的生命不再是随风飘荡的枯枝败叶，而是一个明暗交错、主题鲜明、富有活力的有机整体。

对卡夫卡而言，写作不是业余操持的游戏，不是为了赚取稿费，甚至不是获得社会声望的途径，而是一团照亮生命的火焰，能够抵抗周围世界的寒冷：“我看到了我们世界的寒冷空间，我必须用火焰去温暖它，而我先要去寻找火焰。”卡夫卡用他的整个生命点燃了一团清冷的火焰，它执拗地燃烧了一个世纪，还将继续燃烧下去。

（大浪淘沙摘自《文汇报》2024年6月5日） ziHmqRVtScB7RDsqZvl2A/eRZXX0UbJudCGQMg4jOE3Qo44L0MgTGodz2+svly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