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地衣亦多情

陈谨之

魏江春

他有一双丈量过万水千山的脚，哪里险峻哪里难走，哪里就是他的目的地。吉林的长白山、贵州的梵净山、四川的峨眉山、云南的玉龙山、湖南的衡山和江西的庐山，甚至珠穆朗玛峰，都被他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

这个人就是魏江春，他是我国地衣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学术带头人，是给我国不同类型的地衣颁发“身份证”的签证者，被国际地衣学会前主席誉为“中国地衣学之父”。在60年的地衣研究生涯中，他一个人扛起一个专业，成为开启中国地衣学科的孤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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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魏江春出生在陕西省咸阳县（今咸阳市秦都区）古渡乡魏家泉村。魏家是个大家族，魏江春的父亲弟兄4个，魏江春7个堂哥中有5人考上大学，有了体面的工作。这让魏江春特别羡慕，因此从小就喜欢学习。1939年秋，陕西咸阳学道门小学为躲避日寇轰炸，由城中心迁至魏家泉村小学，魏江春在该校完成了4年的小学学业。随后他在陕西省立西安第一中学（今陕西省西安中学）完成了6年的中学学业。

魏江春曾回忆说：“我们教室外面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礼义廉耻’4个大字。就是这个牌子，后来被日本鬼子的飞机打了好几个洞。他们轰炸我们，欺负我们，我当时就想我们中国怎么那么不行。”当他刚学会写字的时候，便用粉笔在他家二门楼的门楣上写下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8个大字。这段困苦的经历，坚定了魏江春读书报国的想法。

魏江春在野外科考

1951年，魏江春考入西北农学院。魏江春最初选修了著名教授周尧所教授的昆虫学专业，后改学植物病理学专业。1955年大学毕业后，魏江春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1956年，魏江春调入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这个时候，魏江春遇到了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戴芳澜教授，戴教授特别喜欢朴实无华的魏江春。

戴教授建议魏江春主攻真菌学中的地衣学科，这个学科在当时是空白，全国尚没有一人研究。1958年春天，在戴芳澜教授的推荐下，魏江春赴苏联科学院攻读研究生，专门研究地衣学科。这在当时非常难得，因为去苏联留学，不仅仅是一次深造机会，更是一种社会荣誉。1958年8月9日，魏江春和同学们从北京前门火车站登上K19/20次“北京—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前往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求学。

魏江春就读的科马洛夫植物研究所位于列宁格勒植物园。这是苏联最古老的科研型植物园之一，坐落在涅瓦河三角洲的一个岛上。魏江春非常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宿舍、课堂和实验室的三点连线便是他4年留学生涯的轨迹。学习，学习，再学习，是这位西北汉子给自己的激励语。

1962年5月，魏江春在科马洛夫植物研究所完成4年的研究生学业，获得了科学副博士学位。1962年6月18日，魏江春离开了科马洛夫植物研究所。

按照苏联的学位制度，要有10年左右的独立科研工作经历，发表与博士学位论文有关的研究论文20多篇，才有资格提交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后，方可获得科学博士学位。魏江春本来打算回国后经过8年左右的努力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然而，历史的原因使魏江春的计划推迟了30多年。直到1995年，魏江春才获得生物科学的博士学位。这时，魏江春已经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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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江春回国后一头扎进崇山峻岭，进行地衣考察与标本采集。为了给地衣写“传记”、编“家谱”，魏江春成了一名孤独的“驴友”。他经常一个人背着铺盖卷，揣着干粮，带着锤子、凿子、放大镜等工具踏上旅途。

1964年除夕，魏江春来到了云南苍山。黎明即起，当他爬到苍山山腰，星辰才隐去，天空已经下起了雪。魏江春找了个避风的山洞，稍作休息。之后继续往主峰攀爬，终于在下午3点登上山顶。陡峭的山路本就充满危险，地衣还十分微小，魏江春几乎是趴在岩石上，用放大镜一寸一寸地找。直到太阳下山，他才收集好标本，踏着积雪返程，到了山下已是星辰高挂。在新春佳节的爆竹声中，魏江春孤身一人走进了一家小旅馆。

一年夏天，他孤身前往秦岭太白山采集标本，因浓雾迷路，差点被大雪困在山顶；在贵州梵净山考察时，因暴雨路滑，他不慎摔伤骨折；在秦岭光头山考察时遇到蟒蛇；在丽江甘海子穿越大森林时险遇野猪群的攻击……

1966年春天，魏江春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考察队。魏江春背着干粮，爬到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扎营，干燥、低氧的环境，让他此生难忘，嘴唇粘在一起，每天都是血淋淋的，和抹了口红一样。在珠峰上，魏江春找到了“珠峰石耳”，一个此前在世界范围内从未被发现的地衣品种。

1973年，在魏江春的奔走呼号下，《中国孢子植物志》应运而生。《中国孢子植物志》与《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并称“三志”，它是记录我国孢子植物物种资源、形态解剖特征、生理生化性状、生态习性、地理分布及其与人类关系等方面的系列专著。编纂之初，其中的《中国地衣志》基础最弱，仅有魏江春一个“光杆司令”。如今，我国的地衣学研究力量已经发展到十几支，其中很多研究者都是从魏江春的实验室走出的硕士生、博士生或进修生。

1997年，鉴于魏江春在地衣学领域做出的系统性、开创性贡献，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盛名之下，魏江春并未止步。在魏江春看来，基于分类学的发展，中国地衣学可以做一些“别人还没做过的事情”。

2003年，魏江春在国际上首次提出“沙漠生物地毯工程”——用现代生物技术“复制”自然界微型生物结皮，为沙漠铺上防风固沙的“地毯”。魏江春带领团队在腾格里沙漠进行小型样方接种试验。“小小生命，荒漠生长。织网固沙，唯它专长，生物技术派用场。到那时，布天罗地网，苍龙休狂。”魏江春豪情万丈地吟诵自己写的词。

魏江春的思维从未停止高速运转。只要是他认为的热点和前沿领域，即便自己不熟悉，也有魄力做下去。2014年，魏江春所在的实验室揭开了世界上第一个地衣型真菌——石果衣的全基因组密码。他们不仅发现，在无水、无营养物质的条件下，石果衣的共生菌7个月后依然有生命力，还发现其中含有大量极强的耐旱基因。

他们把石果衣的耐旱基因转入苜蓿等草本植物，为“沙漠生物地毯工程”提供草本资源；将耐旱基因转入水稻、小麦等作物中，为实现沙漠变良田的梦想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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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江春已经93岁了，卧室窗外的风景、客厅的沙发都会让他想起离世的妻子。16岁那年，魏江春就和妻子黄英娥成了亲。她比他大两岁，他曾隔着马路偷偷瞥见过她，她却没有见过他。婚后，他瞒着父亲参加高考，她帮着打掩护。他上大学、留学、在外工作20多年，她在家种地、教育子女，从不埋怨。

魏江春是博士，获得了象征国家最高学术荣誉的院士称号；黄英娥是一位农村女性，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在很多人眼里两个文化程度“看起来不搭”的人，却是一对相濡以沫70多年的夫妻。“‘安’字的宝盖头下面是个‘女’字，房子有‘女主人’，才能安心钻研科学，并为之入迷。”这是魏江春对“安”字的认知。

从苏联回国后，魏江春连续8年远离家人，住在北京的集体宿舍。肠胃不好的他一到吃饭时就犯愁，有时胃实在不舒服了，只能到街上喝几天粥。长年饮食不调，使他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患上了肝炎。

“妻子儿女千里外，何年何月能团圆？”魏江春曾多次深夜思乡心切，仰望大西北。1970年，为了解决他的困境，研究所给魏江春分配了西颐北馆一间10平方米的宿舍，这才使他的妻子儿女来京探望时有了落脚地。1983年，魏江春52岁时，他和妻子才分得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在那个艰难的年代，他唯一的想法是“既然选择了，就要把它做好”。

魏江春从心底里疼爱妻子。他的字是“青川”，他知晓妻子“持家日夜明月下”的艰辛，便给妻子取字“明月”。年过半百的他过马路时会拉着妻子的手，妻子不好意思便把手抽出来，他又会牵上。

2020年妻子生病的时候，他白天都在医院守着。妻子是早上5点离世的，他未能赶来见她最后一面，整个人像丢了魂似的。他一向笔直挺拔的身板变弯了，一下子苍老了很多。

那个时常在耳畔唠叨的人走了，魏江春的世界一下子变小了。他不愿坐在原来常坐的沙发上，也不愿再到窗边看熟悉的风景。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一把黑色的办公椅上，弯着腰，一点点地推进尚未完成的《中国地衣志》。“我既非好丈夫，又非好父亲。”提及家人，特别是妻子，魏江春数次哽咽。

魏江春的电脑前放着一张简笔画，那是重孙子画的：他和老伴很随意地坐在小区楼下的一张长凳上，还有冉冉升起的太阳。魏江春特别喜欢这张画。清早的阳光，明亮而不刺眼，温暖着他和爱人，背影很长，就像绵延的秦岭，伟岸而不张扬。魏江春每次端详这张画时，仿佛都能触摸到故乡咸阳的脉搏，西去两千里，那是他生命的延续。

（碧海摘自《中国作家·纪实版》2024年第5期，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