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心脏每分钟跳动60~100次。按平均寿命算,人一生大概有30亿次心跳。30亿,这个数字不算大。你要用这些心跳做什么呢?
作为活着、思考着的生物,运动和动机塑造了我们。要活着,我们就必须一直运动,一直处理信息,一直与环境互动。
我们总是渴望着什么。好奇是渴望的一种,助人为乐、创作冲动也是。一旦饮食和居住条件满足了生存的基本要求,我们立刻就发明了游戏、谜题和竞赛。我们以这些轻松、愉快、富有乐趣的方式表达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渴望:我们乐于挑战自我,乐于实现成就,乐于在生命中找到能为之自豪的东西。
渴望本身是一种关怀:关心自身,关心他人,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事。从演化的角度来说,这相当合理。对自身情况毫不关心的生物,跟那些关心自身、家庭和族群的生物相比,在生存的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
作为起点,个人的关怀可能只是关注自身,但以此为基础,我们能构建出指向外部、遍及更广阔世界的价值观,在比自身更宏大的事物中寻找意义。
生命的有限性让人生的意义变得更为深刻动人。在每个心跳的瞬间,我到底是谁,又应该如何行动,是每个人都要做的抉择。
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这样说:“我们都是星尘,但我们用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命运。”
(李金锋摘自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大图景:论生命的起源、意义和宇宙本身》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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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娟眼中,弟弟罗瑞在成为大厨之前,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尽管3岁时因病成为聋哑人,但罗瑞在田径场上展现出极高的天赋。他是2007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T60级800米和T60级400米栏双料冠军,还被选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在十余年的运动员生涯中,罗瑞收获了50多块奖牌。
2015年退役后,罗瑞结婚生子,还开过洗车店。但后来遭遇离异、大姐和母亲先后离世等打击,他一度意志消沉,把自己锁在房里不吃不喝。年迈的父亲忧心忡忡地找到罗娟,说:“再这样下去他就废了。”在云南建水经营饭店多年的罗娟,和丈夫一合计,觉得消费频次高、受众面广的餐饮行业或许是弟弟重整旗鼓的一条出路,于是向父亲保证,“一定把他带出来”。
罗瑞不肯离开玉溪老家,罗娟便从建水回到家乡。2018年,在8月8日——十年前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无声饭店”正式开业。在罗娟夫妇手把手的带教之下,罗瑞开启了与运动员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人生。
作为厨师,煎炒卤煮,他一样样地学习,一遍遍地磨炼手艺。作为餐馆老板,他事事亲力亲为,每天早上去市场买菜,午后和员工一起打扫卫生、洗菜、择菜、准备炭火、摆桌子。忙到下午5点,匆匆吃过员工餐,便要接待随时到来的客人。有时刚端起饭碗,客人一来,又不得不放下。等到忙完,已是凌晨两三点。
刚开业时,连续几天通宵熬夜后,罗瑞在纸上画画“控诉”——清晨5点30分,一只猪可怜巴巴地流泪,“你们欺负我们,太困”。看到弟弟的画,罗娟忍不住觉得心酸和委屈。她从前何尝不是依赖大姐、依赖母亲的“小绵羊”,可如今也不得不抛下经营多年的事业,挑起家里的大梁,成为弟弟和父亲的依靠。
与其抱怨,不如努力。这是罗娟从小在体校的“魔鬼训练”中习得的人生信条。她和弟弟长谈了一次,“生活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只有努力再努力,才能在这世上活下去。跌倒一次不可怕,但要咬牙努力重新站起来。既然做了选择,就应该坚持下来”。罗瑞听后点点头。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抱怨过辛苦。
“无声饭店”开业没多久,罗娟又遇上新难题——罗瑞在聋哑学校结识的十几个朋友投奔过来。“一个小店,怎么养得了那么多人?”她很为难。
罗瑞很仗义,想着自己有了着落,也希望帮助朋友解决就业难题。毕竟听障人士找工作很不容易。即使就业,也容易受到歧视。罗瑞和罗娟夫妇一商议,决定试一试。他们给来应聘的听障人士在附近租了房子,还和他们商量,把工资略微压低一些,以确保每个人既能拿到工资,又有吃有住。“这样至少他们能生活。养他们一段时间,让他们学一点儿本领,再让他们慢慢找工作,去其他地方试一试。”
最初的磨合并不顺利。沟通首先就很棘手。一开始,点餐信息、饮食禁忌等客人最普通的需求,新员工们听不见,只能让罗娟去接待。后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罗娟开始学习手语,每天和员工们学一个词,抓住一切空余时间背诵记忆。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直到罗娟磕磕巴巴地将店里常用的交流用语的手语学会,发出指令,员工们才逐渐明白了顾客的需求。
对罗娟而言,更难的是教这群心性单纯的听障员工知晓人情世故。比如在给顾客倒水时,不能把杯子重重地砸到桌面上,以免吓到客人;拿杯子时避免用手触碰杯口,有些顾客会比较在意。店里没那么忙的时候,罗娟会把店员们召集起来,不厌其烦地示范如何倒酒、倒茶——水和酒都只倒三分之二,先把杯子放在手上,然后再轻轻地挪到桌子上。她希望教大家做好每一个细节,成为一名合格的服务员,更重要的是,教会他们在这个社会立足的必要技能。
听障员工们心思细腻,特别敏感。有一次,一个店员不小心做错了一件事,罗娟情急之下说了他几句,他便惊慌失措得像一只受惊的小鹿,一整天都魂不守舍,不是失手摔坏碗碟,就是将餐食送到错误的桌台上。看到听障员工们“聊起”以前在别的地方因为迟到或做错事、摔坏东西被扣工资,罗娟开始反思,如何更好地处理这类问题。
“现在我都以鼓励为主,即使有人做错事情,也会笑着提出来,‘做错了要注意’,不会揪着不放。”罗娟摸索出一套更具包容性的管理哲学。但如果有顾客带着歧视的眼神、动作对店员呼来喝去,罗娟就干脆不让员工出去,“哪怕失去这个客人,我也不愿意让员工受委屈”。
许多听障人士慕名而来。开业以来,“无声饭店”已先后成为三四十名听障人士融入社会的第一站。罗娟最初打算,待弟弟自立以后就放手。可如今,看到店里的其他“弟弟”“妹妹”,罗娟感觉肩上的责任又重了一些。
“这几年其实大家都挺辛苦的。当然了,每一份工作都辛苦,但我对他们总有一点儿偏心,希望自己有能力让他们不那么辛苦,能养活自己,也能养家。”如今,罗娟的丈夫回到建水继续经营餐馆,而她依旧守在“无声饭店”,负责迎来送往、点菜收钱,“只要遇到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就是他们的靠山”。
虽然不得不和丈夫两地分居,一个人一边照顾女儿一边经营饭店,可罗娟仍努力带着“无声饭店”的一大家子人往前奔。“什么是一家人?被需要才是一家人,我被他们需要,我觉得我是幸福的。”
对于店里的“弟弟”“妹妹”,罗娟最大的希望,是他们能像普通人一样,自食其力,过上简单又平凡的生活。“他们生活不容易,我不妄想他们能生活得多么光鲜亮丽。最现实的就是让他们学点儿手艺,开个小店,简简单单,养活自己。”
(风庭柳摘自微信公众号“南方人物周刊”,本刊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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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那天下午,胡三背着琴,像佩剑的侠客一样,行于街上,他要去琴行与韩五见面。胡三为此血流加速,每一寸意念都在奔腾,天底下似乎只剩下一条通往琴行的路,他的脚步不断加快。
这家琴行已经开了五年,代理着几个品牌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方圆百里,是行当里最靠谱的一家。老板韩五,是个清瘦的年轻人。
因为急切,那天下午到达琴行门口时,胡三已微微出汗。他于逆光中推开门,撞上了天籁般的乐音,往前走了两步,便一动也不敢动了,直到曲终,才说了声“真好听”。
来者不善。韩五眯起眼,望过去。胡三亮出了琴,说:“我不会拉,你找人来试音吧。”
这是一把手作小提琴。依照韩五的经验,琴体的造型和构造比照了欧洲制琴巨匠鼎盛时期的风格:整体弧度圆润,雕工精细,音柱的位置不偏不倚,琴表油漆均匀,琴箱内部处理细致,没有留下任何斧凿的痕迹……真是一把有样貌的手作琴,韩五在心底暗暗叫绝。
几个行家在试过胡三的手作小提琴后,有的惊讶,有的打问,有的笑了,有的哭了,总归都离不开一个“好”字。
胡三拍了拍韩五的肩膀,说:“爷们儿,你代理的那些机械琴不利于天才琴童形成个人风格,机械琴就像出自一个模子的饰物,手工琴却是艺术品。我有匠人手艺,你有音乐资本,不如我们一起做琴吧。”
是年,胡三五十初叩天命,韩五三十恰逢而立。
胡三看上去像个糙人,长着一张凡夫黑脸。他从何而来,竟会做琴?
原来,胡三是木匠出身,从小做学徒,练的是童子功。这家伙粗中有细,又有一双巧手,学什么都比别人快几分,颇得师父喜爱。他在三十岁上练成了一等一的手艺,木匠行里都知道城西有个胡三。
木匠做琴,隔着山。但胡三敢胡想,敢梦游,敢翻山,他才不怕哩。四十九岁那年,首届国际小提琴节在家门口举办,胡三走了进去,结果被国际琴展上的名琴镇住了。胡三看得一知半解,但那些如神来之笔的做工,胡三是再清楚不过的——弯角稳重,且镶边干净,角木和衬条都是柳木的,衬条被准确地嵌入角木,琴漆泛着琥珀般的光泽,琴箱内的情况表明制琴者当时怀有一颗恭谨的匠人之心。
太美了!他感觉自己用半辈子搭建起来的人生体系受到了极大冲击,回家就跟老婆说:“我要做琴!”
春节很快到了,可胡三再也无心备年货,他用两瓶高档酒换回来两摞小提琴图纸。大年初一,他摆开架势,把图纸铺得满地都是,再逐步分解,归纳笔记。
图纸研究明白了,胡三心里有了底。二月初二,开凌梭鱼上市时,胡三取料、晒料、刨料,继而打眼、锯榫头、组装,把自己放在半成品、木屑和工具之间,一边琢磨一边敲打,不分昼夜。终于,等到樱花盛开的时候,他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把小提琴。
当然,第一把琴的音色不均、不圆、不润,自然也就不美。但孬琴也有孬琴的启发性,年近半百的胡三很不服气,他决心一把一把地做下去,且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做成。于是便有了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到第五把时,胡三觉得自己该找一个搭档了,于是想起了开琴行的韩五。
与野生的胡三不同,韩五看上去像个文人,戴眼镜,偏瘦,长着一张书生白面。
祖父爱听戏,韩五自小耳濡目染,上小学四年级时学会了吹口琴。怎奈他天性怯生,只能自己闷着玩。
韩五一个人安静地玩着,长大后成了二流大学机械专业的理工男。在沉闷的青春期里,他又学会了弹吉他和拉二胡,甚至能拉一拉小提琴,对音质、音色特别敏感。
大学毕业以后,韩五未能褪去满身的学生气,也不懂社会的游戏规则,无法与世界讲和。韩五常常在两极之间奔走,既忘不掉被回忆修饰美化过的大学校园,也打不过身边被人情世故搅动起的俗戾之气,工作没两年就辞职了。
韩五跟父亲借钱,开起了琴行——让爱好最大可能地介入生存方式。琴行里有乐声,韩五再也听不到尔虞我诈的市声了,他变得幸福起来,像一个逃过劫难的人。
韩五始终保持着对声音的高度敏感,琴到了他手上,被调一调、弄一弄,声音就大不相同了。他似乎了解每把琴的脾性,知道如何顺着琴的性子侍弄琴。没几年,琴行就有了口碑,乐器行当里的人都知道城西有个韩五。
唯知音难觅。一直以来,韩五都是寂寞的。直到胡三闯入他的领地,他预感到,一些期待已久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那天下午,胡三的确说出了韩五想了很长时间却一直不敢做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胡三就像一个拉开帷幕的人,一个揭开谜底的人。他们在老城里寻找可以用来开琴作坊的老房子。“找四米挑高的,琴声才能悠扬。”“必须是南北向,穿堂风对木头有好处。”胡三和韩五,你一言我一语,相互补充着彼此的希望。
半年后,在一座建于一九〇一年的老房子里,以制作小提琴为主的琴作坊开张了。他们租下了老房子的西南一隅,留出买各种材料的钱,两个人凑了凑,刚好够付租金。一隅虽小,直通天涯。
开张当日,收拾停当,韩五将一把老旧的小提琴挂在了琴作坊的北墙上,他不停地调整射灯的角度,直到一束光抚过琴腰,气氛变得神秘而忧伤。胡三问:“何方宝物?”“家里的老琴。”韩五一语带过。胡三也没再追问。
就这样,在太阳下面,在月光里面,在老房子中,在木头的暗香里,胡三与韩五,这一老一少,一动一静,一黑一白,一武一文,运用数学、结构力学、美学、声学甚至化学,开始做琴。
认识韩五之前,胡三的音乐知识储备几乎是零,他从来没有听过一场室内交响乐,甚至连一张像样的古典音乐唱片都没买过。可是,不打紧,音乐对他来说就是风的声音、雨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大海涨潮的声音、儿时祖母喊他回家吃饭的声音——反正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而对于“好”的鉴赏,他有着犀利的本能和直觉。
韩五截然相反。三十年来,他主动或被动关闭的人生通道,最后都朝着音乐的方向打开了。
在韩五的引导下,胡三越来越喜欢在音乐中做琴。有一次,韩五转身取料时发现胡三满脸是泪,便慌了。胡三用手抹了一把脸,说:“十二岁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北边的海都结冰了。病重卧床的父亲忽然要拉二胡,要知道,自从生病以后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拉二胡了。没想到,父亲拉得很有调子,仿佛整条街都在哭泣。我刚才又听见了那种哭泣的声音。”胡三发现,那个隐形的自己,竟是天生通音律的。
做一把琴至少需要三十五天的时间。搭上脑力、体力、心力,做完之后,胡三会让自己彻底放松一下。他通常要休息整整二十天。第二十一天的早晨,他又像在非洲草原上巡视的雄狮一样,威风凛凛地出现在琴作坊,他的手在发痒,再不做琴就浑身不自在了。
只有一次,胡三做完琴之后没有休息。韩五去上海参观国际名琴展了,琴作坊里一下子没有了敲打木头的声音,胡三感到很寂寞,便把挂在北墙上的老琴取了下来。他想给韩五一个惊喜,把琴修好,顺便让韩五见识一下自己的手艺。刚修了两天,韩五回来了。
“胡三,你疯了!你在干什么!给我住手!”韩五扑了上去,夺下琴。胡三愣在原地。
正是寒冬,窗外的海风回旋而起,四面八方都是深沉的混响,琴作坊里却静得吓人。韩五长吁一口气,似乎费了好大力气才让自己平静下来。
“这不是什么名琴,不过是德国的大作坊琴。但是,胡三,你不应该自作主张去修它,你应该先问问我。因为你不了解这把琴对一个家族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是我祖父用命换来的。”
“我祖父从小读私塾,十七岁考取了齐鲁大学。战乱时家道中落,没钱供了,祖父只好辍学,来青岛投奔他的二舅,做起了土产生意。祖父有文化又肯吃苦,在青岛港上南来北往,靠着自己的外语底子,不出几年便跟洋人做起了贸易。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叫希姆森的德国建筑师。那时,希姆森与教会合作开办了免费的音乐课堂,面向青岛百姓和琴童开放。”
“祖父敬佩希姆森的为人,希姆森仰慕祖父的家学传承。几乎每个周末,希姆森都要到祖父家里吃中国菜、品崂山茶,并带上心爱的小提琴。有一年的中秋家宴,酒至微醺,希姆森拉出了高音E弦上的颤音,祖父有生第一次听到,他以为那是来自月亮的声音……”
“一九一四年秋天,日军占领青岛的前一晚,街上炮火连天,祖父把希姆森一家藏在了地下室。两天后,他又花重金偷偷地联系了舢板,护送希姆森一家从小港取道红石崖,转大船到上海,再由上海乘船返回德国。那些无法带走的家当,希姆森让祖父在世道平稳之时变卖,去资助琴童。小提琴则托祖父保管好,说是家传之物,日后来取。”
“后来,祖父的苦难就没有间断过。祖父被人盯上了,抄家没完没了,但他一直把琴藏得很好。最后一次,他从抄家者手中夺过这把琴,由二楼的阳台跳下,落下了残疾。”
“人人都说祖父傻,为了一把琴,赔了后半生。可父亲说,祖父其实是想借此逃离生活的苦难。”
“希姆森呢?”
“再无音信,他的后人也没来过。父亲往大使馆写了好几封信,但是,一切都仿佛没有发生过……”
胡三发誓一定要修好这把琴。他前前后后修了一年,重生后的琴音色明丽饱满,也沧桑沉郁。韩五感谢胡三。胡三倒不好意思起来。
琴作坊开业的第七年,小满来了。
小满十一岁。他是跟父母一起来的。小满的父母很普通,周正、干净,当然还有一点儿自卑。小满却不同。他有一双澄澈的眼睛,是个气质不俗的少年。
那天傍晚,一家人慕名走进琴作坊,想打听一下手作琴的价格。琴价显然不是这个普通家庭所能承受的。小满的父母为胡三和韩五的精湛技艺而动容,甚至面露谦卑。四个大人站在屋檐下说话,小满兀自深情地打量着每一把琴。
直到街灯亮了,小满才随父母离去。他们的家与琴作坊隔着两条街。从那以后,小满经常偷偷跑来琴作坊,只为看一眼漂亮的琴。
“胡伯伯,你们晚上加班吗?如果加班,应该可以听到我的琴声。”
“韩叔叔,我一般在晚上十点以后才能开始做作业。爸爸说,如果先写作业,我就会为了避开拉琴而故意放慢写作业的速度,等到晚上九点后才开始拉琴,没多久邻居就要睡觉了。”
不知为什么,小满让胡三和韩五心疼。
胡三说:“小满,你明天来,我给你带炸藕合吃。”
小满说:“伯伯如果能让我拉一下那些漂亮的琴,比给我吃任何好吃的都好。”
胡三和韩五立刻同意了。他们也想看看,这个气质不俗的少年到底是什么水平。
小满拉了一首维瓦尔第的《四季》,又拉了一首巴赫的《小步舞曲》——弓走得很直,节奏也不错,关键是他的整体状态与乐曲融为了一体。这么小的孩子竟然懂得用情感去拉琴!胡三和韩五被感动了,他们许诺,以后如果有比赛,小满可以从这里借好琴。
“小满已经两个月没来了,也不知道最近挨没挨打。”
“假以时日,是个能成器的好孩子。”
胡三和韩五一边做琴,一边说起了小满。韩五说,主要想让小满来把做好的琴试一遍。演奏永远是乐器最好的保养方法。演奏产生的共振可以防尘,避免微生物的生长,还能像煲汤一样,让木头的状态渐臻完美。
话音未落,小满进来了。他长高了——不,是长出了悲伤。他的左臂上戴着孝,那节黑色布纱像一个死寂的休止符,让胡三和韩五不敢说话。
“我爸爸没了。下暴雨那天,他开着大货车,从桥上翻了下去。妈妈为了让我学琴,把房子卖了,我们现在租房子住……”小满的眼睛里闪着泪光,显然他在控制自己。对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来说,控制住悲恸多么艰难。“为了节约租金,房子租得偏远,我今天来是要跟伯伯和叔叔道个别,以后再来就没那么方便了。”
胡三和韩五安慰着小满。但在死亡面前,语言实在苍白,他们都感到乏力。忽然,胡三说:“小满,你想试琴吗?有好几把琴等着你试呢。”
小满很难把泪水一下子收回去,可他的眼睛被点亮了。他拉起了布鲁赫的《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韩五是听门道的,他发现,即便是最难的第三乐章,小满仍能从容地使用双音技巧,小满已经懂得捕捉瞬间之美而不事铺张。
“爸爸走后,我一直在拉这首曲子。妈妈外表坚强,其实一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瘦得很厉害。教琴的老师说这首曲子经常被心理学家用来安抚病人,所以我就不停地拉,希望对妈妈有用……”
“是的,音乐可以救人。小满,你要拉得更好一些。”
琴作坊开到第八年的时候,订单越来越多,胡三和韩五爱挑剔的毛病却越来越厉害——限制订单的数量和交货的时间,挑剔琴主的品性。人们不解地问:“你们跟钱过不去?”胡三说:“不,我们只是想跟它平起平坐。”
琴作坊开到第九年的时候,人们说胡三和韩五越来越矫情了。琴做完了当年不卖,要放一放,以便让声音变得更好听。可在这个快速消费的商品社会,谁还能为一把琴的风干等上一年时间?
凭着这份矫情,胡三和韩五的琴屡次在国际级别的比赛上获奖。城里最资深的发烧友、名家的启蒙老师、大学里的音乐教授、乐团的演奏首席、收藏家,甚至附庸风雅的权贵开始请胡三和韩五吃饭。席间哗然,主座的右边是胡三,左边是韩五,一桌子人轮番献上敬意。人们极尽所能地谈论着音乐,有的人说到了点子上,但话锋转得太快,还未走心,就走了题。于是,一大桌子人从文艺创作到时政事件再到坊间八卦和投资大计,话题稠密拥挤,大有见山砍柴、见海撒网之势。
胡三和韩五懒得搭一句话,显得和整桌气氛格格不入。最后,众人总结说他们俩是世外高人。其实,私下里的真话是:那两个冷血的怪人。
散了局,这两个怪人相伴回程,不知何故,突然站定。一个抬头看着月亮,痴痴地、傻傻地、呆呆地凝望着。另一个笑了,伸出手指,弹了一下月光——那铮铮鸣响,不知觉间,把人世的一切都水银般冲散了。
他们同时想起了那个孩子,还有挂在北墙上的老琴。
“小满应该可以参加维尼亚夫斯基国际青少年弦乐比赛了吧?”
“他需要一把好琴。”
(潮 生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制琴记》一书,本刊节选,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