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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绮
2007年4月27日，我回到苏州，父亲陆文夫和妹妹都已经去世了，虽是仲春时节，屋子里还是冷寂。下午3点，我在小院里看书，突然头顶响起了防空警报声，响亮悠长，足足持续了3分钟。
我惶惶不知所以然，我妈却很淡定。“这是纪念苏州解放的防空警报，年年的4月27日都要拉响的。”她在看报纸，头也不抬地说。过了一会儿，她自言自语道：“响警报的时候，你爸他们渡江进苏州城了。3点钟，在枫桥铁铃关那边，升了旗子，宣布苏州解放。”
我父母是新华社苏州支社（《苏州日报》前身）的同事。他们进入报社的方式不同，我爸是跟随新四军渡江解放苏州城时，留在苏州支社的年轻干部，我妈是东吴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苏州解放时，新政府到东吴大学招收工作人员，我妈通过校园报考进入新华社苏州支社。据说，当年录用我妈的领导叫陈沂，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他们相逢在工作单位，用现在的情感分类法，这叫办公室恋情。“你爸这个人，年轻时是个马大哈。冬天一过，棉祆绒线衫一脱，就不晓得塞到哪里去了。那天，我们办公室搬家，我一拉橱柜，看见一件绒线衫塞在角落里，蛮新的一件呢。我喊了半天，没人答应，我就用报纸包好收起来了。结果天一冷，你爸满世界地找绒线衫，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窜，窜到我们这里，我就拿出来救了他。”我爸有气管炎，天一冷，没个绒线衫衬底，会咳上很久。
“他为了感谢你，请你吃小馄饨了？”
“吃的是菠菜肉丝炒面，好吃得不得了。”
我父母的姻缘有点巧劲。他们同年生人，且都是“龙抬头”的生日。只不过，1928年是闰龙年，我妈是“前龙”，我爸是“后龙”。我妈刚参加工作时，皮肤白皙、面容姣好、气质高冷，浑身透着学生气。办公桌的抽屉里还塞着法文词典。为他们牵缘的那件绒线衫，我是知道的，绒线是上海蜜丰绒线厂生产的“蜜蜂”牌，浅咖色，我奶奶买了托人织的。
后来，这件绒线衫被多次拆洗重织，先后成了我的绒线衫、接裤脚的绒线裤。最后拆拆洗洗，变成一兜绒线球，却始终没有扔，总在我家纪念性地留存着。每次我不经意地拉开柜门，一个个咖色的毛线团，就扑落扑落地滚出来……最后，我把这包旧绒线钩成三角披肩，让我妈在湿冷的夜晚披着看电视，就算被我爸拥在怀里了吧。
中年以后，我爸的性格渐渐高冷起来。其实他年轻时很活跃。他会编出各种奇遇和笑话讲给小朋友听。夏夜乘凉，铁瓶巷32号的小孩子们，最爱聚在屋顶露台听他绘声绘色讲故事。习习凉风之下，他手里的香烟头一明一灭，露水都上身了，大家也不愿意下去，直到家长上来拽人。我妈在楼下井台边洗完衣服，也搬个凳子上来坐着。有一次，她刚上来，就听见他正在学狐狸叫，“哦呜——”完全不像啊。我妈笑道：“无二八鬼哦（泰州方言）！你就哄小孩吧！”这是我妈的口头禅，不过，这并不妨碍她一边听一边笑。
中年以后，虽然仰头大笑的日子少了，但他们的另一种生活情趣一直保持着，那就是起绰号。他们俩都喜欢给人起绰号。当然，主要热衷于互起绰号。
互称绰号，是《苏州日报》初创时期，在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报人间流行的小游戏。我常听报社的老前辈喊我妈“娃子”，喊我爸“拖拉机”（因为他这个记者交稿总是拖拖拉拉）。
那些年，我们一家人都爱看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连续剧。晚饭后，我们围着电视，看满屏打斗，听嗨嗨哈哈，一屋子的响声。我爸看着看着，突然一拍大腿，说：“好！”众人吃惊：“好在哪里？功夫很平常嘛，这老尼一脚豁过去，又没倒下大批人马！”老爷子不紧不慢地说：“人物名字取得好！你看，灭绝师太！啧啧啧，太妙了！”
转日来，他喝酒过量，我妈上去捂杯子移酒瓶，老爷子醺醺然喊道：“不要动，不要动，我又没醉，就不让喝啦，你个灭绝师太！”
我妈虎着脸，不声不响，吃着一记闷亏，毫无防备。过了几日，我爸再叫灭绝师太时，我妈突然画风一变，冷冷地应道：“有啥事体？你个张三‘疯’！”
从此，他们俩就这么互相称呼，毫不违和。无论开心、小嗔、假怒，还是真生气，没什么是一个绰号不可以搞定的！
（柏 绮摘自《苏州杂志》，陈 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