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捡”来的博物馆

陈洲

“城中村艺术家”，是陈洲和妻子张晓静身上的显著标签。自2007年年底起，夫妻二人开始在广州的城中村生活，不断穿梭于拆迁过程中的城中村，收集各式各样具有时代特征的“破烂”。直至2024年年初，这些关于城中村的记忆碎片第一次被集中展览，他们为其取名为“捡来的博物馆”。

这座“捡来的博物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怡乐社区内，是一处占地面积40余平方米的平顶房，里面陈列着老式摆钟、破碎的瓷器、大头贴等旧物。最显眼的是博物馆四周外墙贴满的铝制门牌，蓝色的、绿色的，密密麻麻，数量达2100多块。

“我跟他们是一样的人”

1973年，我出生在安徽大别山区的一个农村。我们小时候，从初中升高中非常难，一个班六七十个人，也就两三个学生能上高中，很多学生都背井离乡，到处打工。我哥和我弟弟十几岁时就都辍学去打工了。有一年，弟弟去沈阳打工，借点盘缠就上路了，后来他回到家时身上都长跳蚤了，我觉得特别心酸。我哥一年只回一次家。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话，腊月里，下雪天，我们就朝山顶望，等他回家。

我和我太太都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毕业之后去了法国留学。在留学的7年里，我们一直在做兼职养活自己。我在超市做过搬运工、开过货车，也当过洗碗工，我太太做服务员，我们都有一股“底层精神”。所以看到城中村的老百姓，会让我想到自己和身边的人，很亲切。

改革开放后，南方经济活跃，广州这座城市的发展跟城中村紧密相连。城中村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地，里面有消费和需求，大家可以在这里落脚、务工，迅速地更换工地，效率非常高，是一个可以靠自身运行良好的系统。如果说广州像一个巨人，那么城中村就是他的胃，是城市提升发展的动力系统。它推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把他们的青春，甚至几十年的光阴都奉献给了这座城市。

我做过两年老师，一下班就跑进城中村，后来我辞职了，专心做城中村艺术。

“这里有一个田野”

我和太太认识广东就是从一个拆迁村开始的，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附近有4个原生态的村落。2007年元旦，我们刚回国，她去美院教课，我每天没事就在附近的村里溜达，感觉特别新鲜。我们首先被大学城遗留的一些村落吸引，它们有传统的格局和建筑，比如水磨砖、宗祠、石板街。这种地域文化的差异让我们震撼，因为在北方看不到。

南方的城中村有南方水乡的感觉。到处都有的“船”，作为一种公交工具把大家串联起来。卖菜的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大榕树下有村民悠闲地抠着脚丫子，很有生活气息。在这里，我惊讶地发现，有老人把金山箱劈成柴火。金山箱是老一辈人当年去美洲打工时制作的特制皮箱。他们把很漂亮的漆器扔掉，包括雕花工艺非常棒的米斗。在我看来，它们都是可以被放进博物馆珍藏的。对此，我觉得好可惜，也意识到这里有一个田野，而且我接受过较好的艺术训练，因此，有些事值得做。

林和是最典型的一个城中村，坐落在广州市火车东站对面，很多外来人口一出站就直接到这个村子落脚。里面“握手楼”非常多，黑乎乎的，白天都开着15瓦的老灯泡。那种景象我们从未见过，都不敢进去。在林和，有一个青岛大学外语系毕业的大姐送给我们一面小铜镜。她是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有“下海”的梦想，想来南方追求飞黄腾达的新生活。这面小铜镜是她出发前，妈妈送给她的。

从一名大学生，到两个孩子的妈妈，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这个村子里度过。虽然她最后只是在城中村开了两家卖女性用品的小档口，但她并不后悔这段南下的经历。

在城中村，我还遇到了一个“江西老表”，他开一间小杂货店，卖音响、电视机和床，就这样生活了20年，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居民。面临拆迁，他说：“回老家，我都不知道怎么种田。”他走的时候，在一个音响壳子上写道：“希望广州永远能听到江西老表的声音。”

“故乡的路没了”

目前博物馆外墙的门牌是2100多块，实际上我们收集的门牌共有7000多块。

收集门牌的想法，不是我们进城中村第一天就有的。我觉得这些街道的名字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体现在它们有悠久的历史。很多地名我都很喜欢，比如琶洲的官禄巷、占决大街、艳龙里、玉龙里、潜龙里等。冼村有一条七龙大街，听起来火力好猛。还有接云大街、择邻里，它们都是很浪漫的名字。可如今它们都不在了，我们故乡的路没了。

很多地名是由古汉语和方言沿袭下来的，带有美好的寓意，与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相关。我们最开始收集的门牌，是白底红字的“出租屋”塑料牌。以前，外来人口住的地方都要挂牌，这些门牌是一个时期城市发展的见证，我不希望它们就这么被掩埋了。

2010年，我在林和村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高价回收城中村门牌”。10块钱一个。实际上，我们也想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这些路名是有意义的，牌子一旦被拆除就没了。比如你只知道杨箕村，但是你不知道杨箕村里面有潜龙里、择邻里、仁善里、仁和大街这样丰富的名字，挺遗憾的。据统计，仅仅从1991年至2000年，广州的老地名就消失了1031个。

有一年，我们在深圳9号线地铁的香梅站，做一个门牌展览项目，收集了全国各地的2000多块门牌，贴在一面长13米、高3.3米的墙上，主题就叫“故乡”。有个男人盯着这面墙看了很长时间。他说墙上有个上海的门牌叫“杨树浦路176号”，那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后来被拆掉了。

那些被拆迁的村子，我从来不去看，因为它们都成了新建的小区，跟我们城市里的社区没什么区别。黄埔区有个叫“笔村”的地方，朱熹的后人迁徙过来，在那儿住了600年。2019年国庆节放假期间，笔村正在进行拆迁，做棚户区改造。我带女儿去村里面，看大榕树、池塘和宗祠，也去看了上珍家塾，那是乾隆年间的私塾。我知道，这些非常传统的东西会越来越少见。

我希望女儿能对城中村的环境有一些认识。这就像一种传承，我从乡村出来，进入城市求学、工作，我不觉得城市里的东西有多难理解，反倒是村子里的一些传统文化更加珍贵。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后，觉得农村很遥远。

2023年年底，以广州制衣行业供销地闻名的康乐村拆迁，工业布料被整车整车地拉到深圳，用来做拖把和擦墙布。两毛钱一斤，好便宜，我们就去买了一些好看的碎布料。2024年是龙年，我们带着孩子和街道的居民，一起用这些布料做了一条龙，挂在博物馆里。

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就想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发出这样的声音，承认城中村的价值。那些过去的日子，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种宝贵的经历，告诉我们生活是什么样的，这座城市是由什么样的人群组成的，还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座城市。

（梅 源摘自《南方周末》2024年3月25日，本刊节选） gwl5L0dzh9BUDAtoYYfl5tQ5CPU/WqNlLqMTEIBmwsZRbu9GafUAx/hjR6Rd10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