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何塞的有生之年,故乡西班牙马拉加一直流传着这样的嘲弄:“画家和废物是一码事。”这嘲弄有如枷锁,又像预言,他用尽一生试图挣脱。
何塞是沙龙绘画和室内装饰画的爱好者,钟爱百合花与鸽子。何塞的故居里收藏着他画的鸽子。
那是何塞40岁时的作品。人生已经过半,他自然清楚,自己不可能依靠这样的画作在艺术史上留名,但他依然孜孜不倦地创作。人到中年,他在美术学校做助理教师,收入微薄,起初依靠哥哥的帮助度日;哥哥英年早逝后,弟弟萨尔瓦多又成为何塞新的经济后盾。萨尔瓦多是医生,在港口卫生局做主任,颇有人脉,托关系帮何塞谋了一份兼职——马拉加正在筹建博物馆,何塞被任命为馆长。他立刻满怀热忱地投入新工作,忙着修复画作,干脆把自己的画架也搬进博物馆。
42岁那年,何塞终于结婚了,妻子玛莉亚比他小17岁。第二年秋天,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可是,何塞没听见儿子的哭声。他惊恐地发现,那婴儿竟一动不动。
在千钧一发之际,萨尔瓦多深吸一口雪茄,直冲着婴儿的鼻子喷出一团浓烟。尼古丁迅速唤醒了这个垂死的小生命,在呛人的烟草味中,婴儿凄厉地哭喊起来。
除了这次奇迹般的起死回生,命运依然不肯眷顾这个平凡的家庭。何塞的儿子一直厌学,上课时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永远都搞不懂一加一究竟等于几。何塞和妻子一次次相互安慰,儿子大概只是需要时间适应,早晚会开窍的。
人们像嘲弄何塞那样嘲弄他的儿子,何塞却置若罔闻。因为他发现,这孩子遗传了他的艺术天赋——儿子会说的第一个词不是“妈妈”或“爸爸”,而是“铅笔”。儿子两岁时就会用绘画表达诉求。
何塞欣喜万分,决定教儿子画画。这孩子开始画马拉加街上的马和驴,他只需要用一根线条,就能惟妙惟肖地勾勒出动物的轮廓。后来,他又开始画花草,画港口和灯塔。
空闲时,何塞带着儿子待在广场上,一起观察鸽子飞翔、嬉闹。儿子热衷于模仿父亲,也开始一遍一遍画鸽子,寥寥数笔,却笔力老到,浑然不似孩童所画。这孩子也遗传了父亲搞恶作剧的天赋。平时他会画一些动物,画完再把它们剪下来,像玩皮影戏一样投影在墙上。有一天,他突然剪出一个年轻男人的形象——惟妙惟肖——投影在屋里。当时他的姨妈还没结婚,而那个男人正是她的秘密恋人。
何塞痴迷于观看斗牛表演,有时也会带着儿子一起去看。儿子也对斗牛极为狂热。有一次,儿子非要摸一位斗牛士的衣服。耐不住儿子反复哀求、哭闹,何塞只好敲响了人家的房门,开门见山地问对方是否有孩子。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何塞马上说:“既然你也做了父亲,那么你一定能理解我儿子的请求——他想摸摸你的斗牛服。”斗牛士听完,爽快地答应了。
何塞一直如此,对儿子宽容到近乎纵容。当然,这也助长了儿子对他的崇拜与依恋。在儿子眼中,何塞总是有求必应,仿佛无所不能。
儿子画技猛长,可是,魔咒仍在。“画家和废物是一码事。”何塞不知道是否该让儿子继续背上这副沉重的枷锁。
何塞的儿子转眼就8岁了。这一年,他完成了平生第一幅油画,一出手就令人震惊。画面中的斗牛士身披橙色的衣服,戴着黑帽,骑在马背上跃跃欲试;看客们也一身盛装,在一旁凝视他。那匹黑马尤为传神,很难相信它竟出自8岁孩童之手。
然而,这一年注定让何塞百感交集。他失业了——政府要关闭博物馆。他不得不到处找工作,他已经有了一儿两女,必须为全家的生计操心。
奔忙了几个月,何塞总算找到了新工作,但得举家离开故乡,穿越整个西班牙,从阳光灿烂的南方前往阴冷的西北角,到1100多公里外的拉科鲁尼亚做老师。从温暖的地中海岸边来到这里,两地不仅风俗习惯不同,就连方言都不一样,一个年过五旬、几乎未曾离开故乡的人,将不得不尝试适应新的生活。
何塞的儿子上课时依然无法集中注意力,每天在课本上涂抹,一次又一次被关禁闭。对此,儿子不以为耻,反而乐在其中,因为被关禁闭时,他就能不受干扰地画画了。
所幸,儿子可以到何塞任教的学校学习画画。何塞正式成为儿子的老师,严格地传授儿子学院派的各种规则与技法。入门先模仿大师们的作品,再画石膏像,然后是人体。他深信,只有经过一步一步刻苦的训练,儿子才能成才。
然而,没过多久,命运再度给何塞以重创。他8岁的小女儿被白喉病夺去了生命。
女儿夭折,自己也前途难卜,何塞变得无比沉默。在儿子的记忆里,何塞除了去学校上课,几乎足不出户,儿子是他唯一的慰藉。有一天,何塞回到家,眼前的情景让他目瞪口呆。他的画架上原本摆着一幅尚未完成的画作,儿子已经帮他画完了,而且画得精妙绝伦,令何塞望尘莫及。何塞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生都在画鸽子,却比不上儿子的寥寥数笔。
这让他又惊喜,又悲哀。
他迅速做出决定,把自己的画笔、颜料和调色盘悉数交给儿子,并郑重其事地宣布,他将从此放下画笔,全力帮助儿子学画。这固然是一位父亲的无私牺牲,却更是一个创作者对天才的敬畏。
可是,何塞的选择理智吗?
在那座阴郁的城市蛰伏了4年之后,何塞的命运终于出现转机。有一位在巴塞罗那任教的美术教师想要回故乡拉科鲁尼亚定居,何塞可以和他交换工作。这次机会千载难逢。毕竟,巴塞罗那是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首府,更是西班牙的艺术中心。何塞相信,儿子也能由此获得更专业的艺术教育,他需要更广阔的舞台来匹配他的才华。
1895年9月25日和9月30日,何塞的儿子向巴塞罗那美术学院提交了两幅作品,令评审们大为震惊。别人要用几个月才能完成的作品,他用短短几天就画好了,且作品质量远超预期。
14岁的少年如愿进入美术学院,开始接受更严格的专业训练。然而,他如同一匹躁动的野马,无时无刻不想挣脱缰绳。何况他早已经以天才自居。他越来越不愿待在学院里,常常逃课,宁愿去和朋友聊天。
何塞还是竭尽所能,帮儿子租了一间小画室,继续孜孜不倦地给他的每一幅画打分,认真指出各种不足,全然没有注意到,儿子对他的评价越来越反感。父子俩开始争吵。
他也像从前一样,继续给儿子做模特。在其中一幅画里,何塞化身为医生,给躺在床上的病人把脉。他留着大胡子,身穿西装,头发已经泛白。病床另一侧站着一位修女,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端着一杯水。病人躺在画面中间,已经奄奄一息,无力而垂落的手与何塞把脉的手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幅画里,医生和修女分别代表科学与慈善。然而,无论是科学还是慈善,其实都无法抵御死亡,那是命定的归途,人们奋力挣扎却难以挣脱。这幅画的名字就叫《科学与慈善》,它让何塞的儿子一举成名,接连赢得马德里全国美术展荣誉奖和马拉加省展金牌。
这孩子的成就惊动了叔叔萨尔瓦多。叔叔和姨妈们决定一起资助家族的天才少年,送他去马德里,那里有全西班牙最杰出的美术学院——皇家美术学院。
1897年10月,16岁的孩子独自启程。然而,何塞听说,儿子不屑于学院派教育,宁愿待在街上描绘行人,或者和朋友厮混。听闻这孩子的荒唐举动,叔叔和姨妈们愤怒地中断了资助,只有何塞依然默默地支持他。
儿子生了病,在马德里倔强地蜗居了一个冬天后,不得不回到巴塞罗那。何塞以为他终于屈服了,可是何塞没有料到,儿子这次回归,却是父子之间漫长疏离的开始。
父亲的形象正在儿子心中坍塌。
儿子越来越刻意地与何塞保持距离,宁愿向朋友求助,也不肯回归父亲帮他规划的世界。何塞笃信的将来,在儿子眼中毫无意义。后来,儿子决定继续远行,前往伦敦。
为了圆儿子的梦,何塞义无反顾,竭尽全力帮儿子筹集了旅费,却没有告诉儿子,这笔钱几乎耗尽了他的积蓄。
这个年轻人并没有去伦敦,途经巴黎时,他在朋友的劝说下停下了脚步。巴黎是艺术家的试金石,人们为之迷醉,为之沉沦,无数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涌入这座城市。
何塞的儿子到巴黎后,一度不得不向父亲求援。他和朋友越闹越僵,日渐窘迫。儿子来信突然频繁起来,何塞又欣喜又担忧。对于儿子的转变,何塞其实非常不满。但无论儿子怎样任性乃至荒唐,何塞都把他视为自己生命的重心,对他几乎做到有求必应。
就算何塞再努力贴补儿子,儿子回来后也不肯待在家里。后来,这个年轻人在巴黎和西班牙各座城市之间辗转,终于站稳了脚跟,有了经纪人,每月有150法郎的收入。1901年,他在巴黎举办展览,开展之前,65幅作品中就有15幅被提前售出。与此同时,儿子与何塞渐行渐远,再不回头。就连在画作上署名时,他也不再用何塞的姓氏,而是改用母亲的姓氏。何塞深知,儿子的足迹,自己根本难以企及;后来则不得不承认,就连儿子的世界,自己也注定无从踏足了。
马拉加的何塞故居里,存放着一本速写本。草稿都出自何塞儿子之手,其中有些姑娘的肖像,他没有用圆润的线条来描绘人体之美,反而选择了大量直线和方正的形状,运笔肆意甚至粗粝,就像米开朗琪罗刚刚在石头上凿出的雕塑的雏形。
何塞的儿子信笔画下这些草稿,是为了画一幅长宽各两米多的大型油画。那幅画没有留在西班牙,而是远赴纽约,成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不过,它在诞生之初,引发过巨大的争议。
或许,天赋本身就是巨大的负担。年轻人太早掌握了旁人穷尽一生都未必能真正习得的技法,只好不断突破。于是,他见到非洲和大西洋的土著艺术时,喜出望外,决定创作更加离经叛道的作品。这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探索,让何塞的儿子意外地名声大噪。他的画室越来越宽敞、明亮,宾客如云。而他继续狂热地做着各种创新,把父亲早年教给他的规则逐一打破,粗鲁而决绝。儿子曾经渴望成为父亲,却终有一天要亲手打碎父亲的肖像,甚至父辈代表与向往的那些伟大的传统。
何塞去世后的10年间,他的儿子突然开始回归古典主义风格。而在更久远的未来,何塞的儿子将挣脱一切传统,开创自己的时代。何塞终生未能获得的一切,都将在儿子身上得到补偿——他的儿子将风靡世界,统治20世纪前半叶的画坛,成为第一个在世时目睹自己的作品被卢浮宫收藏的艺术家。就连画家的使命都将被他重新定义——“画家该做的事只是为万物命名”。何其卑微,又何其狂妄。100多年过去了,曾经困扰何塞的嘲弄,早已烟消云散。在何塞故居几百米外,一座宫殿被改造成博物馆,当然,不是为了缅怀何塞,而是纪念他的儿子。展厅里人潮如织,墙上的画作让后世得以见证一个天才的成长轨迹——那些曾被笃信的传统如何一天天发生扭曲,化为匪夷所思的线条,成就了艺术史上一个神话般的人物。
1949年,何塞的儿子68岁了。他为世界和平大会创作了一幅作品,选择的是他儿时曾跟随父亲画过无数遍的题材——鸽子。
父亲当年教他画鸽子的记忆,一定在他心中复活了,但那些记忆并没有在他的笔下复活。他画了无数张草图,用了各种颜色,却不愿遵循父亲早年教给他的那些技法与规则。他只用线条勾勒鸽子的轮廓,拿色彩随意涂抹,仿佛在怀念父亲,又像在无声地抗议,甚至嘲弄逝去多年的父亲。
不过,他并未忘记论证父亲的伟大。他一直宣称:“每次我画男子都会想到我的父亲。对我而言,我心中真正的男人永远是父亲何塞。”他还满怀崇敬地称颂父亲画过“一幅巨大的画”,画中“鸽舍旁鸽群飞来飞去”,甚至夸张地赞叹:“想想看,好几百只鸽子!成千上万只鸽子!”然而,多年后,人们终于在博物馆里找到了那张传说中的巨作,却发现,那只是一张微不足道的小画,在那幅画里,何塞其实只画了9只鸽子。
何塞给儿子起的名字十分长。不过,儿子从21岁开始,就在署名时彻底舍弃了何塞的姓氏。于是,后人只记得他叫巴勃罗·毕加索。何塞给了儿子生命、名字、绘画天赋和启蒙教育,为了他耗尽一生;而儿子试图还给何塞的,则是一个不被世人忘怀的理由——纵然他那么清楚地知道,他的父亲何塞,终将被后世遗忘。
(夏立丹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当我们重返世界》一书,本刊节选,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