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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泉
在何塞的有生之年，故乡西班牙马拉加一直流传着这样的嘲弄：“画家和废物是一码事。”这嘲弄有如枷锁，又像预言，他用尽一生试图挣脱。
何塞是沙龙绘画和室内装饰画的爱好者，钟爱百合花与鸽子。何塞的故居里收藏着他画的鸽子。
那是何塞40岁时的作品。人生已经过半，他自然清楚，自己不可能依靠这样的画作在艺术史上留名，但他依然孜孜不倦地创作。人到中年，他在美术学校做助理教师，收入微薄，起初依靠哥哥的帮助度日；哥哥英年早逝后，弟弟萨尔瓦多又成为何塞新的经济后盾。萨尔瓦多是医生，在港口卫生局做主任，颇有人脉，托关系帮何塞谋了一份兼职——马拉加正在筹建博物馆，何塞被任命为馆长。他立刻满怀热忱地投入新工作，忙着修复画作，干脆把自己的画架也搬进博物馆。
42岁那年，何塞终于结婚了，妻子玛莉亚比他小17岁。第二年秋天，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可是，何塞没听见儿子的哭声。他惊恐地发现，那婴儿竟一动不动。
在千钧一发之际，萨尔瓦多深吸一口雪茄，直冲着婴儿的鼻子喷出一团浓烟。尼古丁迅速唤醒了这个垂死的小生命，在呛人的烟草味中，婴儿凄厉地哭喊起来。
除了这次奇迹般的起死回生，命运依然不肯眷顾这个平凡的家庭。何塞的儿子一直厌学，上课时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永远都搞不懂一加一究竟等于几。何塞和妻子一次次相互安慰，儿子大概只是需要时间适应，早晚会开窍的。
人们像嘲弄何塞那样嘲弄他的儿子，何塞却置若罔闻。因为他发现，这孩子遗传了他的艺术天赋——儿子会说的第一个词不是“妈妈”或“爸爸”，而是“铅笔”。儿子两岁时就会用绘画表达诉求。
何塞欣喜万分，决定教儿子画画。这孩子开始画马拉加街上的马和驴，他只需要用一根线条，就能惟妙惟肖地勾勒出动物的轮廓。后来，他又开始画花草，画港口和灯塔。
空闲时，何塞带着儿子待在广场上，一起观察鸽子飞翔、嬉闹。儿子热衷于模仿父亲，也开始一遍一遍画鸽子，寥寥数笔，却笔力老到，浑然不似孩童所画。这孩子也遗传了父亲搞恶作剧的天赋。平时他会画一些动物，画完再把它们剪下来，像玩皮影戏一样投影在墙上。有一天，他突然剪出一个年轻男人的形象——惟妙惟肖——投影在屋里。当时他的姨妈还没结婚，而那个男人正是她的秘密恋人。
何塞痴迷于观看斗牛表演，有时也会带着儿子一起去看。儿子也对斗牛极为狂热。有一次，儿子非要摸一位斗牛士的衣服。耐不住儿子反复哀求、哭闹，何塞只好敲响了人家的房门，开门见山地问对方是否有孩子。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何塞马上说：“既然你也做了父亲，那么你一定能理解我儿子的请求——他想摸摸你的斗牛服。”斗牛士听完，爽快地答应了。
何塞一直如此，对儿子宽容到近乎纵容。当然，这也助长了儿子对他的崇拜与依恋。在儿子眼中，何塞总是有求必应，仿佛无所不能。
儿子画技猛长，可是，魔咒仍在。“画家和废物是一码事。”何塞不知道是否该让儿子继续背上这副沉重的枷锁。
何塞的儿子转眼就8岁了。这一年，他完成了平生第一幅油画，一出手就令人震惊。画面中的斗牛士身披橙色的衣服，戴着黑帽，骑在马背上跃跃欲试；看客们也一身盛装，在一旁凝视他。那匹黑马尤为传神，很难相信它竟出自8岁孩童之手。
然而，这一年注定让何塞百感交集。他失业了——政府要关闭博物馆。他不得不到处找工作，他已经有了一儿两女，必须为全家的生计操心。
奔忙了几个月，何塞总算找到了新工作，但得举家离开故乡，穿越整个西班牙，从阳光灿烂的南方前往阴冷的西北角，到1100多公里外的拉科鲁尼亚做老师。从温暖的地中海岸边来到这里，两地不仅风俗习惯不同，就连方言都不一样，一个年过五旬、几乎未曾离开故乡的人，将不得不尝试适应新的生活。
何塞的儿子上课时依然无法集中注意力，每天在课本上涂抹，一次又一次被关禁闭。对此，儿子不以为耻，反而乐在其中，因为被关禁闭时，他就能不受干扰地画画了。
所幸，儿子可以到何塞任教的学校学习画画。何塞正式成为儿子的老师，严格地传授儿子学院派的各种规则与技法。入门先模仿大师们的作品，再画石膏像，然后是人体。他深信，只有经过一步一步刻苦的训练，儿子才能成才。
然而，没过多久，命运再度给何塞以重创。他8岁的小女儿被白喉病夺去了生命。
女儿夭折，自己也前途难卜，何塞变得无比沉默。在儿子的记忆里，何塞除了去学校上课，几乎足不出户，儿子是他唯一的慰藉。有一天，何塞回到家，眼前的情景让他目瞪口呆。他的画架上原本摆着一幅尚未完成的画作，儿子已经帮他画完了，而且画得精妙绝伦，令何塞望尘莫及。何塞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生都在画鸽子，却比不上儿子的寥寥数笔。
这让他又惊喜，又悲哀。
他迅速做出决定，把自己的画笔、颜料和调色盘悉数交给儿子，并郑重其事地宣布，他将从此放下画笔，全力帮助儿子学画。这固然是一位父亲的无私牺牲，却更是一个创作者对天才的敬畏。
可是，何塞的选择理智吗？
在那座阴郁的城市蛰伏了4年之后，何塞的命运终于出现转机。有一位在巴塞罗那任教的美术教师想要回故乡拉科鲁尼亚定居，何塞可以和他交换工作。这次机会千载难逢。毕竟，巴塞罗那是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首府，更是西班牙的艺术中心。何塞相信，儿子也能由此获得更专业的艺术教育，他需要更广阔的舞台来匹配他的才华。
1895年9月25日和9月30日，何塞的儿子向巴塞罗那美术学院提交了两幅作品，令评审们大为震惊。别人要用几个月才能完成的作品，他用短短几天就画好了，且作品质量远超预期。
14岁的少年如愿进入美术学院，开始接受更严格的专业训练。然而，他如同一匹躁动的野马，无时无刻不想挣脱缰绳。何况他早已经以天才自居。他越来越不愿待在学院里，常常逃课，宁愿去和朋友聊天。
何塞还是竭尽所能，帮儿子租了一间小画室，继续孜孜不倦地给他的每一幅画打分，认真指出各种不足，全然没有注意到，儿子对他的评价越来越反感。父子俩开始争吵。
他也像从前一样，继续给儿子做模特。在其中一幅画里，何塞化身为医生，给躺在床上的病人把脉。他留着大胡子，身穿西装，头发已经泛白。病床另一侧站着一位修女，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端着一杯水。病人躺在画面中间，已经奄奄一息，无力而垂落的手与何塞把脉的手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幅画里，医生和修女分别代表科学与慈善。然而，无论是科学还是慈善，其实都无法抵御死亡，那是命定的归途，人们奋力挣扎却难以挣脱。这幅画的名字就叫《科学与慈善》，它让何塞的儿子一举成名，接连赢得马德里全国美术展荣誉奖和马拉加省展金牌。
这孩子的成就惊动了叔叔萨尔瓦多。叔叔和姨妈们决定一起资助家族的天才少年，送他去马德里，那里有全西班牙最杰出的美术学院——皇家美术学院。
1897年10月，16岁的孩子独自启程。然而，何塞听说，儿子不屑于学院派教育，宁愿待在街上描绘行人，或者和朋友厮混。听闻这孩子的荒唐举动，叔叔和姨妈们愤怒地中断了资助，只有何塞依然默默地支持他。
儿子生了病，在马德里倔强地蜗居了一个冬天后，不得不回到巴塞罗那。何塞以为他终于屈服了，可是何塞没有料到，儿子这次回归，却是父子之间漫长疏离的开始。
父亲的形象正在儿子心中坍塌。
儿子越来越刻意地与何塞保持距离，宁愿向朋友求助，也不肯回归父亲帮他规划的世界。何塞笃信的将来，在儿子眼中毫无意义。后来，儿子决定继续远行，前往伦敦。
为了圆儿子的梦，何塞义无反顾，竭尽全力帮儿子筹集了旅费，却没有告诉儿子，这笔钱几乎耗尽了他的积蓄。
这个年轻人并没有去伦敦，途经巴黎时，他在朋友的劝说下停下了脚步。巴黎是艺术家的试金石，人们为之迷醉，为之沉沦，无数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涌入这座城市。
何塞的儿子到巴黎后，一度不得不向父亲求援。他和朋友越闹越僵，日渐窘迫。儿子来信突然频繁起来，何塞又欣喜又担忧。对于儿子的转变，何塞其实非常不满。但无论儿子怎样任性乃至荒唐，何塞都把他视为自己生命的重心，对他几乎做到有求必应。
就算何塞再努力贴补儿子，儿子回来后也不肯待在家里。后来，这个年轻人在巴黎和西班牙各座城市之间辗转，终于站稳了脚跟，有了经纪人，每月有150法郎的收入。1901年，他在巴黎举办展览，开展之前，65幅作品中就有15幅被提前售出。与此同时，儿子与何塞渐行渐远，再不回头。就连在画作上署名时，他也不再用何塞的姓氏，而是改用母亲的姓氏。何塞深知，儿子的足迹，自己根本难以企及；后来则不得不承认，就连儿子的世界，自己也注定无从踏足了。
马拉加的何塞故居里，存放着一本速写本。草稿都出自何塞儿子之手，其中有些姑娘的肖像，他没有用圆润的线条来描绘人体之美，反而选择了大量直线和方正的形状，运笔肆意甚至粗粝，就像米开朗琪罗刚刚在石头上凿出的雕塑的雏形。
何塞的儿子信笔画下这些草稿，是为了画一幅长宽各两米多的大型油画。那幅画没有留在西班牙，而是远赴纽约，成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不过，它在诞生之初，引发过巨大的争议。
或许，天赋本身就是巨大的负担。年轻人太早掌握了旁人穷尽一生都未必能真正习得的技法，只好不断突破。于是，他见到非洲和大西洋的土著艺术时，喜出望外，决定创作更加离经叛道的作品。这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探索，让何塞的儿子意外地名声大噪。他的画室越来越宽敞、明亮，宾客如云。而他继续狂热地做着各种创新，把父亲早年教给他的规则逐一打破，粗鲁而决绝。儿子曾经渴望成为父亲，却终有一天要亲手打碎父亲的肖像，甚至父辈代表与向往的那些伟大的传统。
何塞去世后的10年间，他的儿子突然开始回归古典主义风格。而在更久远的未来，何塞的儿子将挣脱一切传统，开创自己的时代。何塞终生未能获得的一切，都将在儿子身上得到补偿——他的儿子将风靡世界，统治20世纪前半叶的画坛，成为第一个在世时目睹自己的作品被卢浮宫收藏的艺术家。就连画家的使命都将被他重新定义——“画家该做的事只是为万物命名”。何其卑微，又何其狂妄。100多年过去了，曾经困扰何塞的嘲弄，早已烟消云散。在何塞故居几百米外，一座宫殿被改造成博物馆，当然，不是为了缅怀何塞，而是纪念他的儿子。展厅里人潮如织，墙上的画作让后世得以见证一个天才的成长轨迹——那些曾被笃信的传统如何一天天发生扭曲，化为匪夷所思的线条，成就了艺术史上一个神话般的人物。
1949年，何塞的儿子68岁了。他为世界和平大会创作了一幅作品，选择的是他儿时曾跟随父亲画过无数遍的题材——鸽子。
父亲当年教他画鸽子的记忆，一定在他心中复活了，但那些记忆并没有在他的笔下复活。他画了无数张草图，用了各种颜色，却不愿遵循父亲早年教给他的那些技法与规则。他只用线条勾勒鸽子的轮廓，拿色彩随意涂抹，仿佛在怀念父亲，又像在无声地抗议，甚至嘲弄逝去多年的父亲。
不过，他并未忘记论证父亲的伟大。他一直宣称：“每次我画男子都会想到我的父亲。对我而言，我心中真正的男人永远是父亲何塞。”他还满怀崇敬地称颂父亲画过“一幅巨大的画”，画中“鸽舍旁鸽群飞来飞去”，甚至夸张地赞叹：“想想看，好几百只鸽子！成千上万只鸽子！”然而，多年后，人们终于在博物馆里找到了那张传说中的巨作，却发现，那只是一张微不足道的小画，在那幅画里，何塞其实只画了9只鸽子。
何塞给儿子起的名字十分长。不过，儿子从21岁开始，就在署名时彻底舍弃了何塞的姓氏。于是，后人只记得他叫巴勃罗·毕加索。何塞给了儿子生命、名字、绘画天赋和启蒙教育，为了他耗尽一生；而儿子试图还给何塞的，则是一个不被世人忘怀的理由——纵然他那么清楚地知道，他的父亲何塞，终将被后世遗忘。
（夏立丹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当我们重返世界》一书，本刊节选，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