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
|
|
|
王佳薇
杨素秋
从2012年起，杨素秋每年都能看到陕西省选派博士赴基层一线服务锻炼的通知。2020年，她终于提交了报名表。当年9月，杨素秋成为第七批博士服务团的成员——在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挂职，任副局长。
挂职是想接触社会。杨素秋是陕西科技大学的一名老师，教文学和美学课程。因为在校园待得太久，她开始想自己能不能走出去，“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
她对官场的印象大多来自小说和电视剧，真正近身才体会到其中的烦琐和迂回，“去酒店检查老鼠药放在什么地方，逐个去饭店检查普通筷子与公筷有没有区分开”。挂职头一个月，“被重视”的轻微快乐与“被忽视”的细微失落她都饱尝过。
挂职之初，杨素秋接到一项任务：帮碑林区建一座图书馆。这既符合“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的要求，也是她身为读书人一直想做的事。
几年前，碑林区政府本来要开发一座大型文化综合体，图书馆将占据其中一层，但由于那里掘出了历史遗迹，只好停工。
为了如期完成任务，临时图书馆选址在地下，3000平方米。杨素秋与馆长小宁要在6个月的时间内装修完毕，并为图书馆配齐图书，而她们只有180万元的装修经费和100万元的购书经费。
“这对一个图书馆来说太少了，但对一个读书人来说，真是一笔巨款。”她在2024年1月出版的《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一书中吐露自己能为一整座图书馆挑书的兴奋，“我一直在想象这个图书馆。它是水和土，需要我的手先把它们和成一团陶泥，拉伸，揉搓，捏出形状，雕刻花纹”。
但时间紧迫，经费有限，她的畅想很快跌入一连串现实中——与馆配书商的拉锯、惊心动魄的“书目保卫战”、向50位朋友征集50份书单。
为期一年的挂职生活就这样拉开序幕。
2020年秋天，距离图书馆规定完工的日子还剩4个月的时候，杨素秋第一次踏入图书馆。
空旷的地下一层只亮着一盏灯，墙皮颜色斑驳，地板坑洼不平，烂糟的水泥地上裸露着巨大的沟槽。“天花板缺了几块，电线散落下来。角落里没撕干净的海报、乱画的字迹和油污，隐约暗示着衣服店和餐饮店的轮廓。”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人泄气。“这就是咱们的山寨。”杨素秋扭头对馆长小宁说。
财政局为临时图书馆下拨的180万元装修经费减去复杂的消防分区费，折算下来每平方米只有500元左右。紧张的预算打消了杨素秋建一座漂亮图书馆的念头。她决心在选书上下功夫。
“像我们这样的区级图书馆，因为附近有省图书馆和市图书馆，所以不应该选择某些领域过于艰深的书，而要选择面向普通大众的更通俗的书。另外，这里是市中心商业繁华区，周末常有家长带孩子来附近逛街，我们应该加大文学书和少儿图书的占比。”杨素秋说。
办公室门前，书商接踵而至，与他们交谈，杨素秋学会了一个新词“码洋”——书籍封底上的定价乘以册数。书商纷纷承诺：“100万经费保证能买到400万码洋的书。这是老规矩。领导来检查，书多，你比较有面子。”
等她收到书商寄来的书单，发现其中列满了情感鸡汤、自费出版等类型的滞销书时，才惊觉事情没这么简单：
《高速铁路接触网作业车司机岗位》《吟诵的女儿——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吟诵推广志愿者某某某老师》……这些被书商称作“馆配”的书由于折扣低、码洋多，成为区县、社区级图书馆这类没什么经费的图书馆的选择。“图书馆就这么成为某些书商的库存倾销处。”这与杨素秋的初衷大相径庭。没太多犹豫，她婉拒了书商“有面子”的提议。
“不是我有多高尚。”杨素秋说，“就像招待一位美食家时，你不能给他摆一桌满是地沟油烹调出的食物一样。如果由自己选书的图书馆里全是三流的书，我一秒钟都不想待。”她一度认为“馆配书”是一个完全负面的词。后来因缘际会，与帮上海图书馆做馆配的书商交流时，才得知“人家的馆配书也包括《四库全书》这类好书”。
与书商周旋期间，装修也出了岔子。图书馆的消防验收不过关，工程队联系她，想让她帮忙一同瞒过去。“我肯定不愿意的，多花钱是他的事情。”就这么争执了好几天。在学校时，她好好讲课就会有人喜欢。可到了社会上，“你好好沟通，别人该偷工减料还是会偷工减料，会跟你吵架。我的长处发挥不出来，很费劲”。
“图书馆的灵魂是书目”
每个下班后的晚上，她的手机依旧响个不停。发殷勤问候短信的、拐弯抹角推销书的，以及想拉拢她一同从中获利的。“（和做老师）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副局长是有权力的，别人会巴结你，赖在你的办公室不走，半夜不停地给你打电话。”她向来不擅长应付这些，身上的江湖气不够，处理起来耗费心神。
图书馆快完工的那阵子，“坏消息像锯木厂里粉碎的木屑，混着噪声纷纷扬扬扑了过来”。小宁打电话说图书馆被淹了，杨素秋赶到现场，一股酸臭味扑鼻而来，刚刷好的墙面上涌出腥黄的污点。她们排查后发现是位于一楼的饭店漏油导致的。接着又是新一轮的扯皮。
那是她记忆里遇到的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另一件发生在临近她挂职期满时。那时她刚编完图书馆第二轮的书目，准备卸任，一个神秘的中间人传话给她：“必须取消全部书目，利润太低，拿不到好处。”
几句话把她打蒙了。气愤之余，她按照做公务员的弟弟教她的话术与之周旋，对方不肯让步，二十几天僵持不下。作者经纪人毛晓秋记得杨素秋那时的焦灼，每天与她通话询问状况，“她当时最担心自己编的书目被下架”。
在毛晓秋的建议下，杨素秋向对方说出自己正在写书的计划，也打算把这件事写进书里。中间人这才罢休。
她成功保卫了图书馆的书目。
最初听说碑林区没有图书馆时，杨素秋是震惊的。
在西安住了将近20年，她最常去的还是陕西省图书馆。“那里藏书量挺大。”她和儿子每隔一两个月会一同去借书，现在则是去碑林区图书馆，“离我更近”。
她从小喜欢读书，阅读习惯承袭自父亲。幼时一家四口挤在一间二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书堆得到处都是，“光小人书就有两千多本”。
当时家里穷，父亲喜欢买书，因为总被母亲骂，只好作罢。有阵子母亲觉得父亲行动鬼祟，衣服袖口老脏兮兮的，跟过去才发现他在一座旧书堆成的“垃圾山”里捡书。
记忆里的每个夏天，父亲总会将自己的几千本藏书摊在公共阳台上晾晒，“邻居过来过去，走路都费劲”。一连好几天，父亲埋首其中，把书分门别类编好目录。多少年过去了，再讲起这一幕，杨素秋还是会笑起来。
父亲有一本日记，专门记录了从1987年到1990年陪杨素秋阅读和玩耍的细节。等她自己有了小孩，也照搬童年记忆，花很多时间陪孩子一起阅读。
幼时她偏爱文学，父亲总鼓励她多读科普和历史著作。弟弟杨富聪记得父亲总对姐姐说：“不要老盯着那一个类型的书看，你看你弟弟就什么书都读，你也试试。”杨素秋总听不进去。父亲去世得早，她成年后意识到自己的知识结构过于偏狭，才开始恶补。
几年前在美国西雅图做访问学者时，她和儿子常去当地的社区图书馆。有次借书，儿子照旧手捧着5本漫画书，被她一顿念叨。图书管理员见状劝阻了她，说读漫画书对孩子学习新语言特别有帮助。“我觉得人家的提醒很好。”儿子转校读书那一年，掌握的词汇量突飞猛进。
在美国，她见识了形态各异的图书馆，它们通常小而温馨，还有专门服务于听障、视障甚至智力障碍等人群的区域。
许多公共场所都是这样。她记得有次在海洋馆，入口处的检票员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障人士，口水流了半张脸，（入口凭证的）印章也拿不稳，旁边的游客就耐心地扶着他的手一同将印章盖在自己手臂上。“他（检票员）笑得特别开心。这事我印象很深，那项工作肯定有意邀请一些残障人士参与。”
她觉得公共设施理应如此。挂职之初，她本想在小雁塔博物馆每月设置一天为听障服务日，召集手语志愿者为听障人群讲解，结果发现这不在她的行政服务职权范围。等到她真的有机会建一座图书馆时，她首先想到了自己的盲人朋友杜斌。
碑林区图书馆设置了专供视障人群阅读的阅览室，开馆后收获了不少视障人士的反馈。但带着杜斌来过一次后，杨素秋才意识到馆内盲文书脊上印刷的书名都是普通文字，并非凸起的盲文，仅凭视障人士自身根本无法挑选书籍。她只好把书名一个个念给杜斌听。也因为那次，几个月后，图书馆引进了一份正确的“现行盲文”书单。
为图书馆编写书单时，杨素秋曾向50位来自不同背景的朋友发出书单征集邀请，请他们列出自己的推荐书目。在她看来，这既是一次与老友寒暄的机会，也可以弥补自身知识结构的不足。收到的书单中不乏她几乎从未涉猎过的领域，比如有关人工智能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那是她开馆后借的第一本书。
除了书籍多样性的考虑，她还引进了许多立体书。这类书很受小孩喜爱，但定价颇高，极易破损。这件事首先就引起了小宁的不解。
“书店的立体书往往有塑封。如果一个家庭负担不起立体书，可以去图书馆借阅，翻烂也没关系。有的人建图书馆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我更倾向于图书馆应当向弱势群体倾斜。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杨素秋说。
2021年4月，碑林区图书馆刚开馆时，她组织过一场对谈，主题是“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实际上这个问题她和小宁被问过不止一次，“花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图书馆的用处大不大？”“周一到周五，有些图书馆人比较少，政府为什么要在上面投入那么多资金和人力？”
“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是，图书馆有三大传统功能：一是保留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二是宣传教育，三是满足和提升群众的阅读需求，最大程度地实现公益性和平等性……”她对这样的照本宣科不满意。
那次对谈，最终达成共识：“宁可备而无用，不可用而无备。”可等她写完《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她才意识到问题的答案愈来愈丰富，“它可能在来图书馆借碑帖的老太太心里，也可能在盲人读者的触摸中。答案不是确定的，你与图书馆碰撞，你就有自己的答案”。
（向明月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