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稼轩是刺猬，东坡是狐狸

张小瓷

稼轩一生专力写词，词是他唯一的“洞窟”。稼轩与百科全书式的东坡，两个人呈现的面孔迥异：一个是刺猬型，一个是狐狸型。“狐狸知道很多事，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

狐狸型作家博学多才，他们不拘泥于严密的体系，追求百花齐放、参差多态，同时体察世事之复杂、多元，而不强求圆融统一之理，恰如狐狸遇事之灵活轻巧、机智多变。很显然，东坡是狐狸型大家，无论是其作品，还是人格，都具有狐狸的多重面貌。

刺猬型作家则专攻一学，绵厚精深，他们力图找出绝对的真理，并将之贯透于万物之理，恰如刺猬凡事均用一招以应之：竖起它那浑身的刺。无疑，稼轩是刺猬型作家的典范，他专攻词，舍弃其他文体，固守一道。而且，他的理想终生不变，“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个偏执到纯粹的人，一生锋芒毕露，不圆融，不妥协，像一把锋利的、时刻等待着出鞘的剑——“男儿到死心如铁”，他让我们看见：纯粹也很生猛。

当然，狐狸型作家和刺猬型作家各美其美。东坡这个绝顶聪明之人，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排名第一的文狐，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这只狐狸欣欣然，“处处用功，而又无所计较”，且常常处于一种左顾右盼的状态。他是扩散式的、多元化的，博采众长，在多个领域都闪闪发光，集许多“家”于一身，是真正的杂家。更气人的是，东坡的每项技艺几乎都是顶尖的，且很轻松就养成了。反过来，多样的技艺又化作东坡的“洞窟”，支持他、滋养他、拯救他。一个“洞窟”被关上了，他便遁入另一个“洞窟”，虽时时有险阻，但不至于山穷水尽，而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不过，过于分散亦有缺陷。东坡因为天资太高、学问太富，下笔自然随心所欲，不屑于对细节做推敲，不耐烦做修改，讲究的是“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追求的是“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可是，随意为文也会导致粗疏之弊，大醇小疵，易滑入一种“喜新厌旧”与“东摸西碰”的状态。我们不妨试着发问：若东坡这一生只做最核心的那件事，他会达到怎样的高度？当他避无可避之时，会退守到哪一个“洞窟”呢？而这只成了精的文狐，会羡慕和敬佩刺猬们吗？

而这些问题，在稼轩这只刺猬身上或可获得解答。稼轩和东坡，恍若“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东坡是一个未完成的、无终点的“时间旅行者”，这只博学的狐狸自由地出入于不同的门类，顾盼生辉。稼轩呢，看起来是东坡的反面，偏执而纯粹，独树一帜。对稼轩来说，任何与信念无关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无论当下的处境多复杂，刺猬都会把所有的进退维谷，压缩为一条最基本的原则，而稼轩终生持有的、不曾动摇的中心，即恢复中原的大业。这个信念看起来很简单，却具有穿透性的力量，还有什么是比简单更深刻的呢？刺猬直达本质，所以忽略其他。

于是我们看到，东坡和稼轩的创作，呈现出两副迥异的面孔。东坡站在高处俯瞰人世，并超脱于困境——“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稼轩则是有热眼、有热心，巨细靡遗又纵横捭阖，像极了一个徒手划船的人，从他奋力击打出的浪花中，我们看到“青山多妩媚”，以及“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渺远的人、舟以及青山、流水，渐渐弥漫成了远景，至于那拼命划船的人，却只能是“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

故而稼轩这一生，没有一个可超脱的路径或“别处”，极少有轻盈的时刻。对他而言，拯救与超脱实则是一体的，在两者紧密相拥又猛烈抛掷的撕扯中，稼轩一生深陷痛苦，“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即便如此，依旧是“无人会，登临意”，这就是稼轩的无奈，是永恒的惆怅和悲哀。然而，刺猬稼轩的诚挚又在于此，他并不逃避这无奈，也不求超脱，而是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悲慨与愤怒，很少迟暮哀歌，很少沧桑兴叹。同时，他能够直面挫折，并积极推进自己的实践。哪怕到了晚年，稼轩的词风依旧锋利，既不讲求圆融、顿悟、透彻之理，更不按年岁来定义，而是坚守一种姿态、一种样貌、一种存在方式，甚或是一种气质——不与世人弹同调。

这个想要当英雄而不成，不得已才写词的人，无惧于自己所受的限制，穷毕生之力与限制搏斗。直到迟暮，稼轩依旧有骨力，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然而，自古英雄如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再无人来问呀：“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江天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曾有天真少年时：宋朝词人风雅集》一书，本刊节选，曾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