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我想逆着人走

许晔

顾行发30岁出头时，就过上了令许多人艳羡的生活：在法国当终身研究员，住在普罗旺斯的别墅里，夏天到尼斯、戛纳的海边度假，冬天到阿尔卑斯山滑雪。但40岁出头时，他放弃了这一切，回到中国，投身于几乎一穷二白的遥感事业。转眼间，顾行发即将62岁，早已成为全球遥感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却始终保持着谦逊、随和与赤诚。

他喜欢讲读书时的窘事，讲生活里的遗憾，也讲4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台看阅兵式的自豪，讲完又自我调侃“这是小老头儿拉家常”。即便把话题拉回相对枯燥的专业领域，他依然妙语连珠：“简单讲，遥感就是通过卫星远距离地探测地球，给地球拍照片、拍视频、拍CT，来了解地面上发生的一切。”

他助力中国遥感事业腾飞，但鲜少谈及背后自己的付出与牺牲。他一以贯之的人生态度是：什么困难就做什么，什么短缺就做什么。“当‘逆行者’，做祖国需要的事，而不是做别人认为我应该做的事，这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趣味的！”

对遥感“一见钟情”

顾行发对遥感产生兴趣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那时的他，生活在湖北农村，从没坐过火车，连汽车都很少坐，有时看到飞机划过天空，留下一道长长的白线，便梦想着未来去探索更高、更远、更神秘的领域。

1978年，顾行发16岁，以所在中学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武汉测绘学院（今武汉大学测绘学院）航空摄影测量专业。“当时我主要是看上了‘航空’两个字，心想航空很好，摄影也很好，哪想到这个专业主要学的是测绘。”

幸运的是，顾行发在大学里遇到了自己“遥感梦”的启蒙人——边馥苓老师。因为听了边老师的课，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遥感，了解到遥感卫星的用途有多大。他跑到图书馆，把一本名为《遥感手册》的书看了一遍又一遍。他对航空航天朦胧的喜爱，此刻变成清晰的目标：学遥感！

可下定决心报考遥感专业的研究生后，他才发现当时国内大部分院校都没有开设这个专业。北京大学倒是有，但要考自然地理，他从没学过这门课。最终，他因一分之差与北大失之交臂。

没学成遥感，毕业分配之际，顾行发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申请去西藏。“那时有个说法，毕业要去‘天南海北’（天津、南京、上海、北京），不去‘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但我想逆着人走，到最艰苦的、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利用所学有所作为。”

他兴冲冲地向学校提交了书面申请，结果申请被学校打了回来，原因是那年“西藏没指标”。

顾行发后来时常感叹，人生的遗憾和收获总是交替出现。他没去成西藏，却被分到“当时最好的地方”——位于北京的国家测绘局测绘科学研究所。他兴奋极了，不为别的，只因为那里有遥感资料部。

“原本说安排我到航空摄影测量研究室工作，但我强烈要求去搞遥感。没想到进了遥感资料部才发现，这里主要的工作是洗卫星照片，而不是搞遥感研究与应用。”好在所里关注遥感研究的人不少。不久后，研究员夔中羽带着刚大学毕业的他，尝试用3个做航空摄影的相机来模拟遥感卫星，以同时实现测绘和遥感的功能。

几年后，顾行发因这项研究荣获199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而此时，他已在法国读博，学的正是自己心心念念的遥感。

“我还是得回中国去”

把时间拉回到1986年。这年2月，法国发射了SPOT卫星，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发射遥感卫星的国家。彼时的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迫切需要培养一批懂卫星、懂遥感的人才。于是，顾行发被公派到法国学习。

初到国外的那段日子，顾行发至今难忘。分子光谱课考试，满分20分，他只考了3分。“那时候受的打击挺大的。真正学遥感之后，我发现它涉及物理范畴，以前学的测绘，其实比较偏几何范畴。再加上语言障碍，老师讲得又很快，我上课基本听不懂。”

怎么办？顾行发想了个招儿：做点儿春卷给法国同学吃，然后借他们的笔记抄，有不懂的地方再向他们求教。就这样，靠着一腔热血和不懈努力，顾行发从1987年到1991年在法国先后拿到地质系遥感应用学硕士学位、物理系遥感物理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学成后，他想回国效力。但由于国内开展遥感研究和应用工作的条件尚不成熟，孙家栋院士、童庆禧院士、吴美蓉教授等老一辈专家建议他先留在法国多看、多学，同时与国内同行多交流，“未来总有报效祖国的一天”，他便留在了异国他乡。那些年里，他心系祖国，常召集在法国工作的中国科学家组成志愿团，回国为祖国的发展建设出谋划策。

2003年，一年一度的世界遥感大会在法国图卢兹召开，中国去了300多人，但没有一篇文章介绍中国的卫星，也没有一个人讲中国对地观测卫星计划。“整个大会，一点儿中国声音都没有。”顾行发大受刺激。在图卢兹广场上，他对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的田国良教授说：“我虽然常回国交流，但现在看来，这无异于隔靴搔痒。想做中国的遥感卫星，我还是得回中国去。”

时机确已成熟。不久后，时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所长、“布鞋院士”李小文告诉顾行发，我国要筹建国家航天局航天遥感论证中心，邀请他回来参与工作。

回国后，顾行发牵头组建了中国遥感应用“三大机构”——国家航天局航天遥感论证中心、遥感卫星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国家环境保护卫星遥感重点实验室。也因他的努力，世界遥感大会有了中国会场。“在国际上发出中国的声音很重要。”顾行发说，“美国人经常讲‘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里面就有两个问题：一是谁来制定规则，二是为谁制定规则。我想，第二点更为重要。我们希望能为多数人、为长期发展制定规则，那么我们就得靠实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规则的制定。”

遗憾与幸运

工作之外，顾行发的物质欲望很低，甚至觉得人只要吃得饱、穿得暖、睡得着就行。对于“钱重要吗”这个问题，顾行发的回答十分坦率：“钱为什么不重要？钱对大家都很重要。但有了一点儿钱之后，钱便不是最重要的。”

他小时候尝过贫苦的滋味。父亲一个月挣30来块钱，得养活5个孩子。为了补贴家用，不识字的母亲四处给人做饭、扛包。家里盖房子用不起瓦片，只能用油毡和干草，一下雨房子就四处漏水。家里也买不起表，想知道时间，他得跑到邻居家去问。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父亲还花钱给家里订了两份报纸，一份是《参考消息》，一份是《解放日报》。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顾行发后来的金钱观：人需要钱，以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但人不能只追求钱，精神生活的丰富、人生价值的实现同样重要。

昔日吃过的苦、遇过的坎，如今顾行发都能笑着说出来。唯独聊到家人时，他的情绪瞬间低落下来。他说：“每个人都应当做到爱国、爱乡、爱家人。在最后一点上，我做得不够。”因为工作太忙，顾行发陪伴家人的时间很少，“对小女儿感到很愧疚，现在经常一个月都陪不了她和妻子一起吃顿饭……”讲到这里，顾行发有些哽咽，流露出一位普通父亲的柔软。

对家人的亏欠，是顾行发藏在心底的遗憾。但别人问他是否后悔时，他的答案永远是“不”。“目前，我国有300多颗遥感卫星，这个数量相当于全世界除美国之外所有国家遥感卫星的总和。论载荷的数量，也就是遥感卫星上相机的数量，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能赶上国家快速发展的时代，参与其中并发挥一定的作用，这是我人生极大的幸运。”

在这个过程中，他获得过很多荣誉。2012年，因为在我国卫星定标工作中的贡献，他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4年后，因为遥感卫星关键技术及应用的研究，他又一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加上1990年那一回，他一共拿了3次国家级大奖。

光环之下，顾行发依旧冷静。“科学家精神，关键就是4个字：求真务实。”

未来，科技发展需要多领域新兴技术的融合创新，更离不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顾行发深知这一点，所以多年前就开始给家乡的学校捐款，设立专项基金，邀请困难家庭的孩子来北京游学。“这将激发孩子们对科学、对祖国的热爱，或许还能让他们在外部世界找到一些心之所向的东西，埋下梦想的种子，这很重要。”谁知道那群孩子里，会不会就藏着下一位改变世界的科学家呢？

（玉 宇摘自《环球人物》2024年第1期） BZOQ5IKzYus0PeH8cCTha90O0KLSTcODJ1Bjoy/enGtZIE63DHa1or0fStnc/k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