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张雷的“大有可为”

陈佳莉

2023年10月，张雷在网上火了一把。他的两个身份标签——“博士后”和“交警”，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在一间挂着“张雷工作室”标牌的屋子外，张雷笑着说：“小火一把也有些好处，外界能更多了解交警这个职业，我们的发挥空间也更大了。”

2008年从清华大学博士后出站后，张雷成为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以下简称“北京交管局”）事故鉴定中心的一名交警。

选择是对是错？张雷有一份答卷：从事交通事故现场勘查15年无一错漏，主持和参加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7项，参与制定行业标准16项，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项，作为国务院调查组专家和公安部专家，承担了数十例重特大交通事故的调查和认定工作。

张雷懂痕迹学、懂法医学、懂法律，在紧急交通事故现场，他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张雷博士后出站，选择去北京交管局工作，饱受非议：“为了户口？为了铁饭碗？还是在科研圈混不下去？”

妻子孙涛至今记得，在清华大学博士公寓7号楼前的小广场，两个人坐在法国梧桐树下，激烈地讨论了好几次。“当时的博士后远没有现在这么多，找工作时选择余地很大。但没办法，我们家这位就是一个字：轴。”

说起来，张雷和交管工作缘分不浅。从吉林工业大学博士，到清华大学博士后，他的专业一直围绕汽车工程。在校期间，他和导师曾一起作为专家，参与北京交管局多起重大交通事故的现场勘查、责任认定工作。

谁知参加工作时，张雷就认准了北京交管局。

张雷跟北京交管局接触比较多，了解到当时局里刚成立全国首个省级公安交通鉴定司法中心。“我更想做一些实事，哪怕这些事看起来很小。一旦有突破，可能会推动整个行业进步。这个领域大有可为。”

父母心里打鼓，问张雷：“你上那么多年学，跑那儿去工作，行吗？”

“没问题。这是我喜欢的，而且学的东西不会浪费，我肯定能干出些成绩。”张雷说。为了说服妻子孙涛，张雷最终用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人生就这么几十年，我博士后出站都32岁了，如果60岁退休的话，我能干多少年？为什么不能干我喜欢的事？”

在张雷看来，交警，尤其是事故鉴定科的交警，被误解得太深。“比起处理刑事案件，很多人觉得处理交通事故很简单。交通事故大多是偶发的。且刑事案的案发现场可以保留供反复侦查，但交通事故需要快速处理。如果北京五环路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为了鉴定，封路一个月，可能吗？！”

尽管北京交管局在有些人眼里“庙很小”，但做事故鉴定的门槛可不低。比如，一辆货车正常行驶，旁边一辆人力三轮车突然斜插着撞了上来，三轮车司机死亡。这是什么原因？经过检查，三轮车的后轴断了。张雷说：“到底是车轴先断了引发事故，还是先发生了事故然后导致车轴断裂？顺序不同，直接导致事故双方的责任完全不同。这就需要用到断裂力学的知识。”

再比如，一辆汽车发生事故，车内4人无一幸存，而且全部被甩出车外并以“叠罗汉”状倒地。“究竟谁是司机？需要通过血迹形态进行分析，这就要用到流体力学知识。”

这些都是张雷经手的真实案例。空气动力学、材料力学、工程力学、汽车理论、汽车构造、可靠性理论……张雷的知识储备不仅全能派上用场，有时甚至还捉襟见肘，与法医相关的医学知识，和道路交通法相关的法律知识，人、车、路、环境、管理，方方面面的知识他都要涉猎。他甚至冒出过重回学校攻读法律专业的念头，奈何时间不允许，“只能在实践中通过案子恶补，哪方面不行，就赶紧学”。

张雷和清华大学的专家们专门做过交通拥堵经济损失评估。因为一起车祸，北京五环路上的3条车道被占了一条半，早上7点事故发生，晚上6点道路才恢复通行。“你知道这造成多少社会经济损失吗？400万元啊！”把损失摆在面前，人们才能理解“事故快清快处”的重要性。

为了提高处理事故的效率，张雷从测绘照相技术中获得灵感，带领团队研发设计了可以折叠、便于随身携带的标尺。

将尺子放在路面痕迹附近，使用相机按角度拍完照片，再借助他们开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置系统”，就能自动生成痕迹数据和现场图。之前用要1小时才能完成的复勘工作，现在借助这套系统仅需10分钟就能搞定。2011年，该项科研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在另一起事故中，一辆英菲尼迪轿车撞上前方等红灯的菲亚特轿车后，又撞上了公交车，伤亡惨重。撞车的瞬间，英菲尼迪轿车的速度究竟有多快？张雷根据监控录像对车速进行鉴定，5小时后得出了鉴定结果：肇事车辆的车速在110.6千米/时～121.7千米/时，远远超过70千米/时的限速规定。为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张雷还用车辆塑形变形法和轮胎印迹计算法进行佐证。

在此案的基础上，张雷将鉴定方法进行固化，主持制定了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基于视频图像的车辆行驶速度技术鉴定》。该标准于2014年正式颁布实施，成为全国交通事故车速鉴定的主要方法。

就在这项“车速技术鉴定标准”颁布当年，张雷被确诊为肺癌。“我害怕他站到聚光灯下，我太了解他了，为了对得起大家的关注，他一直把自己的发条拧得死死的。”孙涛说。

那几年，张雷把一腔热血和大多数时间用在了工作上。张雷的同事回忆：“雷哥经常在单位忙到半夜，最长的一次一个多月都没有回过家，白天出现场、检验鉴定，晚上起草行业标准、申报科研课题，忙得脚不沾地。”

确诊之前，张雷“有时会突然揪心地疼一下”。“当时在那种工作状态下，我也知道自己肯定会生病，但就觉得，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好在癌细胞没有转移，手术切除了一部分肺，加上化疗，张雷的病情暂时得到了控制。

即便坐在后排，张雷也会认真地系上安全带。“你知道北京每天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有多少起吗？多少人因为没系安全带丧命？你如果知道这些，那你就肯定不会不系安全带了。”

想让张雷停下来有点难，因生病耽误的工作，他都想补回来。他们研发的尺子和“快处系统”亟待更新。尺子只能保证30米的区域，场景太大，就得分段拍照再拼接。但把尺寸加大，尺子又不方便携带，“得想个办法”。操作系统的麻烦也不小，还有他正在参与的和自动驾驶相关的交规制定，都是等不了的事。

张雷说，等手上的基础工作弄完了，团队建起来后，这些活都得重新张罗起来。

张雷的儿子今年读高三，父子俩促膝长谈了一次。张雷说：“你考哪所大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给自己定位，明白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喜欢摄影？那就去做，没问题的。”

（玉兰花摘自微信公众号“环球人物”，本刊节选） ajFmqxmc6r50YfxlJuEblpIJHwPFLHlDmCjPZkvdqs+Ffl64mSHtNqA5XJYcoh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