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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文月
基辛格的经历足够传奇。
他是德国犹太难民的儿子，是在“二战”中打回德国的美国军人、战后的哈佛大学教授；作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国务卿，基辛格还是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
著名记者法拉奇曾说，詹姆斯·邦德往基辛格身边一站，都会显得索然无味。“邦德会开枪，会格斗，会从飞驰的汽车上一跃而下。基辛格一样都不会，但是他会建议开战，会促成停战，自诩能改变世界命运，他也的确改变了世界命运。”
在1969年至1977年的8年间，基辛格先后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中任要职，收获了中美和解、越战停火、美苏关系缓和等举世瞩目的外交成果。
那时，他以近乎自嘲的语气说出名言：“下星期不可能有危机，因为我的日程已经排满了。”
基辛格的政治影响力，在福特任内后期有所消退。
卸任国务卿后，他在纽约成立跨国咨询公司，继续和试图塑造这个世界的人打交道，他也曾被多任美国总统邀请到白宫会面。
临近期颐之年，基辛格已接受过不止一次心脏手术，也被听力退化、单眼失明等问题困扰，但他并没有打算隐退至历史课本深处。他工作到了最后。
1969年，白宫。总统就职典礼过后，理查德·尼克松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思考着一个可以巩固其政治遗产的计划。
随即，他拨通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电话，并交给了后者一项在当时看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外交任务——和中国交朋友。
想在美苏冷战、中美对峙的形势下与中国实现和解，并不容易。1971年6月，基辛格终于将一册代号为“波罗行动”的黑皮书送上了尼克松的办公桌。
这本厚厚的汇编书，借用昔日造访东方的欧洲人马可·波罗之名，概述了基辛格将在访问巴基斯坦时秘密飞往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的计划。
“只有某种真正异乎寻常的事情，既新奇又动人，既不平常又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只有在那时候，人们才回到童年，好像每一天都在经历异常宝贵的冒险，使人的生命富有意义。”作为首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高官，基辛格这样描述他乘飞机飞越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时的心情。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与周恩来前后共进行了17个小时的会谈，双方成功就尼克松访华一事达成共识。
对此，周恩来曾评价：“中美两国在关系中断22年之后……就要揭开新的一章……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尼克松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基辛格帮他促成的与中国的外交，是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基辛格访问中国80余次，与中国最高领导层始终保持着密切互动，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也堪称“西方最重要的中国对话者”，于2011年出版了著作《论中国》。上至美国总统，下至私营企业家，都纷纷向他咨询一个问题：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对此，基辛格从未忽视中美所走过的并行道路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双方可能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生全面竞争。
但无论如何，他仍然将促成中美和解视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得意的事情之一：“我和一位伟人一起努力，在顷刻之间就跨过了意识形态的重重障碍，虽然从无情的历史角度衡量，这只是片刻。”
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两个经典的学派：现实主义学派与理想主义学派。前者以国家利益为先导，核心是权力政治；后者则强调道德与价值观的作用，主张建立一种国际秩序。
它们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交织体现。曾任《时代》杂志主编的沃尔特·艾萨克森认为：“基辛格属于极少数一手打造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者之一。”
基辛格“强调利益目标”的现实主义政治观，在中美和解谈判中得到了典型体现。
他认为中美两国的接近，并不是由于“抽象的善良愿望”或者“我同周恩来的私人友谊”，归根结底是因为“双方有共同利益”。
从结果来看，通过与发展潜力巨大的中国建立联系，美国成功地将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转化为三角关系。
“这场游戏的名称就叫均势。”基辛格表示。
均势，在外交术语中也称“均衡政策”，其实质是为了利益，取得对自身有利的相对均衡状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基辛格先后在尼克松与福特政府任职时，美国恰好面临一个全新的国际政治态势。
对基辛格来说，均势既是他理解现代世界秩序史的主轴，也是其政治实践和外交努力的目标之一。
在当时，如何结束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是美国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随着苏联实力上升，美国在两极对抗中逐渐失去优势，中苏矛盾也变得尖锐。
与此同时，美国的盟友西欧各国与日本随着经济实力上升，开始寻求更多的政治独立性。
可以说，当时全球的“政治多极化”趋势愈演愈烈，美国的国际地位受到空前挑战。
基辛格上任后，便开始利用对手的力量和影响，来创造有利于己方的均势，“就像日本的柔道一样，利用对手的重量，顺势把他推到我们希望的方向去”。
尼克松的成功访华给苏联造成压力，以至于后者不得不在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谈判问题上做出让步，美苏关系实现缓和，达成了“核均势”。
同时，中美的接近也使得日本在与美国的竞争中收敛不少。在中苏的杠杆力作用下，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1974年前后，尼克松总统深陷“水门事件”泥潭，基辛格在中东的“穿梭外交”更为醒目。他奔赴以色列20次，去埃及和叙利亚等国19次，使埃及同以色列、叙利亚同以色列达成了脱离第四次中东战争状态的协议。
此举缓和了中东地区的危机，也使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威望有所提高，减弱了苏联对中东局势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他以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也曾受人诟病。有人指责他是美国历任掌权者中“最危险的人物”，有人说他的外交是“踩钢丝表演”，也有人指控他犯下“战争罪”。
1977年1月，民主党人卡特上台，基辛格的外交遗产受到冲击，但没有被完全抛弃。在离任时，基辛格获得了由福特总统授予的“总统自由勋章”，并被形容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两年后，中美正式建交，基辛格的外交遗产在太平洋彼岸被铭记。
如今，全球政治又处于向新的多极化格局演进的时期，充满动荡和未知，基辛格理解问题的方式和强调大国之间势力均衡的理论，或许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
“大多数国务卿在卸任时名声大噪。但我敢说，亨利·基辛格今天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可能比他离开白宫时更高……他是全球外交的代名词。”斯考克罗夫特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前同事。
的确，以基辛格在全球事务中的活跃度，人们几乎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已离任40多年的百岁老人。
人生晚年，他的政治生命仍然鲜活。
在2023年5月的一次媒体采访中，基辛格被问道：“博士，如果让你的助手在这儿拿起电话打给北京和莫斯科，会有人接听吗？”“很有可能会。”他回答道。
在迈向100岁生日之际，这位冷战外交的元老对世界现状仍然很感兴趣。“我研究我认为重要的问题，即在极端危险和复杂的条件下发展世界秩序，这就是我还在活动的目的。”他说。
2023年1月，基辛格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谈到中美关系。
基辛格认为，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美国都无法将中国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他表示，中美必须学会共处，通过就重大问题进行严肃对话来避免误判。
在99岁生日后不久，基辛格出版了新书《领导力》，对与其熟识的6位领导人及其世界战略展开论述，强调了外交政策、国内结构和领导素质的关联。
充满神秘与风险的人工智能革命，是吸引百岁基辛格的最新议题。早在2021年，基辛格就与另外两位作者合著并出版了新书《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2023年2月，他发表文章阐述了自己对ChatGPT的看法。
基辛格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出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哲学和实践挑战，可能会影响技术先进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决策，也可能导致两个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倾斜。
“长寿非我刻意求之，不过我欣然接受。”基辛格说，“我想我长寿的秘诀是，我有幸做一些令我着迷的事情，不必为五斗米为之，我可以参与其中。我还没有退休，也不打算退休。”
如今，一个时代随他而去。
（晋 耳摘自微信公众号“南风窗”，本刊节选，左 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