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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崇达
大约十一岁的时候，我得过一场病。说起来病情并不严重，就是不爱说话，不爱吃饭，不爱和任何人对视。
父亲开出的药方是：“不就缺玩伴吗？找啊。”
第二天，文展便被我母亲领到家里，来找我玩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文展家就在我家后面，他大我一岁，而且“书读得不错”——母亲介绍的时候强调了一下。
我不记得当时他什么表情，只记得自己“哦”了一声，继续睡觉。我的冷漠并没让文展放弃。我记得他当时似乎很用心地观察了我，审视了我房间里摆放的东西，然后很淡定地坐在我的床尾。
他推了推我：“起来，聊聊天。”
“不聊。”我回他。
“还是得聊聊，你是想一辈子就这么过去吗？”
我的内心波动了一下：“没什么可聊的，你别来吵我，我只是觉得一切都很无聊。”
“正因为你觉得无聊，我才要和你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有机会过想象中的生活，我们可以挣脱这里的一切。”
这句话倒是让我坐起来了。我承认，他猜出当时在内心困惑着我的东西是什么。那年，小镇还铺不起水泥路，到处是土路或者石板路。小镇的每条小巷我都串过，每个屋子我都闹过，我开始思考自己要过怎样的生活。但当我想象自己未来的生活，可能像小镇里任何一个成年人过的，我就觉得这种无趣令人恐惧。
“所以我们要创造我们的生活。”这句话，每一个字我都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想，怎么会有一个人，能把这么矫情的话如此认真地说出来。
但我得承认，他说话的时候，有那么一两秒，我脑海里闪过草原、星空之类的景象。
我想了想，说：“我得先睡一觉，明天再找你聊。”
在他告别前，我才努力睁开眼认真看了看他，却发现，他竟然是兔唇。
第二天，我去他家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周围将近一半的孩子每个星期天下午都聚集在这儿。等到人聚得差不多了，他才站起来宣布他的提议：“一会儿我们一起去海边挖文蛤。某某和某某负责去家里拿锄头……”待一切安顿完毕，一群孩子就浩浩荡荡地从文展家里出发了。
每次我看着他高调地布置一个下午的事情时，总好奇地想，为什么那么多人像上课一般，在固定时间来他家报到。他又是用了什么方法，似乎让自己高出这群孩子不止一个层次，以至让所有人都未产生任何嘲笑或者反抗他的想法。
我刚加入“文展兵团”，就听说文展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我终是没能忍住好奇心。等到其他孩子都散去之后，我把文展拉住，支支吾吾地问：“他们都说，你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是什么事啊？”
文展问我：“你想看吗？”
他从床底下掏出一只棕黄色的皮箱。皮箱打开，是厚厚的一沓纸，纸下面，是厚厚的一摞书。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沓纸拿出来，一张，一张，轻轻地铺展在地板上。他的声音都压低了：“你看，这是年份，年份下是我整理出来的、每一年这个国家发生过的我认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我还写上了我认为的这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从九岁开始，每天晚饭后我就一个人做这样的整理。我觉得，要是我能在十八岁前做完这一千多年的整理，或许我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脸通红通红，几乎可以看到皮肤下的血液在沸腾。
我突然感觉到一股莫名其妙的热气冲了上来，头顶似乎在汩汩地冒汗。我睁大眼睛看着他，那一刻，我甚至觉得，他已经是个伟大的人了。
或许这类宏图伟志孤独地藏在他心里太久了，一天下午，他几乎对我和盘托出他的计划：“比如我，未来一定要到大城市生活，所以我计划读大学或者读省城的重点中专。考重点高中，再上重点大学，这不难，但花费实在太大了，我家里很穷，还是上重点中专比较合适。然而，到大城市只是第一步，我得留在大城市，并且获得发展的机会。我必须训练自己的领导能力，让自己未来在学校里有机会当上学生会主席。”
“所以你每天组织我们这帮人一起玩，是在训练你的领导能力吗？”我这才恍然大悟。
他得意地点头：“而我整理中国历史大纲，是因为我在中考作文里可以大量运用历史知识，这应该能保证我拿到不错的分数……”
我几乎屏住了呼吸，发觉自己此前活得太天真、太傻。“我怎样才能拥有这样的人生啊？”惊讶和莫名的恐惧，让我讲出了文绉绉的话。
或许连文展自己都没意识到，他的话完全摧毁了我。接下来的这个暑假，我被抛入一种对自我全盘否定的虚空里。
内心的苦闷驱使我一次次缠住他，而他总试图用一句话摆脱我：“自己的路得自己想，我不可能为你的生活寻找答案。”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然后疯狂地、半懂不懂地看叔本华、尼采、康德等人的哲学著作。有一段时间，我常常眼神呆滞地自言自语。
再不关心我的人都看出来了，我这次生的病比上次的更严重。母亲似乎也明白过来，还是只有文展能帮我。
半推半就下，文展终于在暑假快结束时再次见了我。
他走进我的房间，似乎有点儿急躁：“你知道吗？因为被你打扰，我这个暑假预计要完成的目标，只完成了八成。我明年就上初三了，这是我的一场战役，你答应我，不要再拖累我。”
我点点头。
“我要告诉你的是，困惑、一时找不到未来的大目标，这很正常，没有几个人能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做好眼前的一件件事情就可以了。”
“那你为什么那么早就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个问题，或许真是问到他的心坎里了。他突然双眼放大，像下了决心一般，转过头向我郑重地宣告：“因为我想，我是天才。”
宣告结束后，他似乎才突然记起此次来我家的任务：“不过，你也是人才，是人才就不着急，把生活中的事一点点做好，生活会给你答案的。”
我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在他面前哭了。
过了那个暑假，文展读初三了。用他的话说，他要迎来第一场战役了。当时有个奇怪的政策，重点中专只招某一个分数段的高才生。按照计划，文展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准确地投进那个分数段。我知道这个挑战的难度。
文展把“兵团”在他家活动的时间压缩得越来越短。许多人不解，向我询问原因。
“或许他骨子里头是个自私的人，用完我们就不要了吧。”当我说出这样的话时，连自己都觉得惊讶。这让我察觉，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被他“奴役”的人。而这种意识，让我分外痛恨起文展来。
我甚至偷偷想象：如果他失败了，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让我意外的是，这样的表情，我竟然很快就看到了。母亲总是有意无意地给我带来文展的消息。她说：“文展似乎压力过大，每次一考试就头疼得不行，成绩下滑，还整夜整夜地失眠，头发一直在掉。”
以前文展总交代他父母，家里的门要一直开着，方便我们来找他玩。但后来，他家大门总闭得紧紧的。
一天下午，我躺在床上睡懒觉，突然听到母亲在和一个人高声谈论着什么。那语调格外有力、坚决，我兴奋地跳下床，果然是文展。
他走进来，双手一摊：“我做到了，我考上了福州的一所重点中专。我打败了所有不看好我的人。”
我顾不上反驳他其中一些偏激的话，激动地大叫起来。我激动的不是他可以去大城市，而是他活过来了。
文展最终以一个模范的样子，启程前往城市了。告别的最后一刻，他特意转过头对我大声地喊：“我在城市等你啊，黑狗达。”
我挥挥手，心里为他依然最看好我而得意扬扬。
文展开始给我写信，在第三封信里，他的口气有些疲惫，说“自己的兔唇成了一些庸俗的人恶意攻击的重点”。此后，他不再主动给我写信了。
我听说，他因为兔唇在学校被人取笑，还跟人打过一架。我着急地写信给文展。
他的回信来得很迟。信写得很简单：“别担心，我遇到一些自己没有料想到的挑战。但是，未知的挑战本来就在我的规划里，我预计在这一学期结束前处理好这个问题。所以我可能没时间给你写信了，我们暑假见面时再说。”
然而还没等到暑假，文展就提前回家了。同伴当然络绎不绝地去拜访文展，但一周不到，他家的门又关上了。
和完全拒绝其他人拜访不一样，文展起码开门让我进了。他依然努力地掌控讲话的主题，但我感觉得到，他讲话的时候总不自觉地喘气。一个十几岁精瘦的少年，讲话却总是喘气，他心里仿佛压着什么巨大的东西。
我和他唠叨着自己来年的中考，以及在择校问题上的困惑。
文展果然急急巴巴地建议我，一定不要考师范或中专。“这是多么让人厌倦的小地方。”他说。他觉得考大学是个很好的想法，只是我要做好心理准备：“到了大城市，你会发现，咱们这种小镇捏出来的人多粗陋。”
“然后，你会恨生养你的地方，因为它拖累了你。”文展说得很认真。
那天，我终究没勇气问，他是如何和讥讽他的大城市同学相处的。
那年他什么时候离开老家的，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暑假，他有没有回老家，我也不知道。虽然隔着一座房子，但我感觉，我们像身处两个世界。
直到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时，我才觉得，自己或许有必要和他说一声。我前往他家尝试找他，他果然没回来。
“文展告诉我，从现在开始，他要努力留在那座城市。他希望自己不用再回来了。”他的母亲这样告诉我。
自那之后，他果然再没回过小镇。
大学毕业后，我如愿成了一名记者，来到北京。登上景山公园最高处的那一刻，我突然想给文展打电话。每次过年，他的母亲总是要来找我聊聊天，然后一次次给我抄写文展的电话号码。
电话接通了。“哪个兄弟啊？有什么好事找我啊？”他的声音里竟然听不出兔唇的感觉。他再次吞下了自己的残疾，但不是以童年时期的那种方式。
我张了张口，最终，没说一句话就把电话挂了。我感觉到，那样的言说方式背后，有着某些油滑、市侩。我没想过，要如何与这样的文展对话。
过了一周左右，我在自己博客上公布的邮箱里，收到文展的一封信。
信里，他热情洋溢地夸奖我的“成就”，最后他说：“我最近在构思一个大计划，计划成了，将打败所有人对我的质疑，让老家人以我为傲。”
斟酌了好一会儿，我回信说：“没有人质疑你，大家许久没见到你，很期待能和你聚聚。不如今年春节就回老家，小时候的玩伴真该一起聚聚了。”
文展没有回信，春节也没回老家。我知道，短时间内，他不会再让自己被我联系上了。
从老家回到北京没多久，母亲打来电话说，文展的父亲突然中风病逝。“文展回来送葬，你都不能想象他变成什么样了，很瘦，很黑，头发枯枯的，不太愿意和人说话。”
又过了一个月，母亲和我闲聊，说文展回小镇工作了，“是他母亲劝他留下的，据说找了关系，在镇里的广播站当电工，也帮忙编辑些文章”。
听到这个消息，我几次想找个事由回一趟老家。这个想法，终于在这一年快过年时实现了。
我们已经十几年没见了。十几年，一个人身上的全部细胞都代谢过多少轮了。我因而又惴惴不安起来。因为内心的不安，我始终没有去敲他家的门。我想的是，我们两家住得那么近，总能无意间撞上吧。或许这样的见面方式更好。
果然，回家的第三天，我拐进小巷的时候就远远地看到文展。他正从巷尾走过来，应该是要回家。我兴奋地招手，他似乎抬头瞥见了，但又像没看见，继续往前走。我喊了声：“文展。”他却似乎完全没听见，竟然在一个小路口直接一拐，拐出了小巷。
我最终决定，去他家拜访。
他确实如同我母亲说的，瘦了，黑了，头发枯枯的。但他最重要的改变不是这些，而是他给人的感觉。他的背微驼，眼睛半乜着，疲惫但警惕，眼神冷漠却并不具有攻击性，而仿佛是对他自己的冷漠。他已经不是十几年前我熟悉的那个文展了，生活已经把他雕刻成另外的模样。
“好久不见了，文展。”我试图用小时候一周不见时那种打招呼的口吻跟他说话。
他显然没有预料到我会来，愣了一下。
我努力找寻过去的影子。“这房间没变啊，那个皮箱还在吗？我还记得，里面放着你整理的历史大纲。”
“皮箱里装了一些我父亲的衣服，和他的遗体一起烧了。”
“不好意思。”
我沉默了一会儿。
“那些历史大纲呢？当时你做的这个事让我非常崇拜。”
“哦，那些无聊的东西，我带去福州没多久就扔了。”
“真可惜啊。”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
我们又沉默了许久。他似乎意识到我努力背后的善意，试图挑起话题：“我在广播站还播过你写的文章。”
“是你特意关注的吗？哈，我又不是什么大作家。”我马上抓住机会，试图通过自嘲，让这场对话进入放松的阶段。
然后我开始讲述自己在外地生活的种种。
我没有预料到，他竟然沉默了。而且这一沉默，不是我想象的一个小小的、可以逾越的、可以熬过去的间歇。他冷漠地坐在那儿，任由沉默如同洪水般漫延，一层层铺开来，慢慢地把人吞没了。
我终于忍不住，站起身说：“打扰了，我先回家了。”
此刻，他却突然说话了：“对不起，其实我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厌恶你。”
我愣住了。
“你说，凭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我？”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知道他提出的，是我们都没办法回答的问题。在本质上，我们都是既失去家乡又永远没办法抵达远方的人。
自此之后，我再也没去过文展家。每次过年回家，我远远地看到他，也总是赶紧躲避。母亲不知道其中的缘由，总源源不断地带来他家的信息：文展和他哥哥的矛盾爆发了。他哥哥凭着老婆带来的嫁妆，开了家海鲜店，日子过得不错，总是对文展冷嘲热讽。文展的工资不高，每月只有一千多元，他在工作中本来就看不上同事的粗俗，在单位的日子也越发难熬。文展的母亲到处奔走，试图帮他找一个好妻子，但因为兔唇和事业一般，一直没找到。坚持了两年多，文展再次走了。这次他不是去任何一座城市，而是向上级部门申请，跑到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村庄，挑起附近地区发射台的维修看护工作。
我知道，他和我这辈子都注定无处安身。
（一棵树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皮囊》一书，本刊节选，王 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