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二次捐献

金圣榆　丑故事

2012年4月，我在中南大学读大二。一天上午11点，我和同学背着书包，往食堂的方向走去。食堂门口停着一辆长沙血液中心的献血车。我就读的是医学院，献血车隔三岔五就会停在食堂门口。

我和同学说：“反正我们也没啥事，去献血吧。”上了献血车，我和同学各献了400毫升全血。

献完血，护士问我们，要不要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中华骨髓库）？

我正在考虑的时候，我的同学说：“没问题。”看到同学答应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护士拿出两份表，让我们填写基本信息。她说，希望我们留在信息表上的电话号码能长期保留。

填完表，护士又各抽了我们10毫升血。

2013年春天，一天傍晚，我在寝室休息，手机响了。

打来电话的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她说：“你的入库血样HLA（人类白细胞抗原）数据和一名患者初配成功，你是否愿意捐献，挽救他人的生命？”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下意识地回了一句：“可以的。”

她说：“好的，如果后面有需要，我们会再联系你的。”

2014年，我读大四，正在湖南益阳的一家医院实习。有一天，我接到电话，工作人员说又有患者的HLA跟我的初配成功了，问我是否愿意捐献？

我回答：“愿意。”

接着，我多问了一句：“上一次我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可后来再没有消息了，这是怎么回事？”

工作人员告诉我，如果没有消息，说明患者“不需要”了。

电话挂了。过了几个月，依旧没消息。我猜想，也许对方没有等到移植的机会，病情恶化了。

对我来说，只是接了两个电话，但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很可能两条生命垂危了。没帮到他们，我感觉挺遗憾的。

2020年9月，我在杭州萧山一家医院的神经外科当住院医师。

回杭州以后，我一直保留着湖南的手机号码，想着有一天能再接到配型成功的电话。

2021年11月的一天，我接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有患者的HLA与您的初配成功，您是否愿意捐献？”

我的回答还是：“愿意。”

几天后，高分辨率配型通过。2021年12月10日，我在自己单位做体检。

杭州市萧山区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来了，陪着我。她叫小倪，是一个“90后”女生。

2021年的最后一天，小倪联系了我。她说，我的体检结果有一项指标比标准值低，出于对捐献者安全的考虑，要我再复查一次。如果指标还是过低，我就没法捐献了。

高分辨率配型都通过了，如果因为我身体的原因，最后没能捐献，那太可惜了。

为了能顺利捐献，我开始调整作息时间，加强锻炼。

2022年1月4日，我又做了一次复查。结果那项指标离标准值还是差了0.1。我不希望因为这0.1，让一个生命活下去的希望被浇灭。

我给小倪发消息：“我是医生，我的捐献意愿很强，哪怕前路未知，我也愿意试一试。希望你们能考虑我的想法。”

小倪说，她很感谢我，会帮我转达，但捐献者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在医学上，不会为了挽救一个人，去损害另一个人的健康。

6天之后，我在单位做了第三次复查。这一次，指标终于正常了。

萧山区红十字会通知我：可以捐献。捐献时间定在2022年1月24日，我将于1月20日入院。

2022年1月20日上午9点，我来到位于杭州市区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医院。

住进病房后，护士在我的胳膊上打了一针“动员剂”。

造血干细胞在外周血液中很少，需要通过注射动员剂，加速骨髓中造血干细胞的生成并释放到外周血中，才能进行采集。这种动员剂要连续打4天。

打完动员剂，我在房间里休息。房门开着，一位阿姨进来和我打招呼。

阿姨说，她的儿子住隔壁，患有白血病，需要加强营养。她想在中午和晚上借用一下我房间里的电炖锅，给孩子炖点儿排骨汤。

我说：“你随时可以来。”

上午11点，阿姨来做饭。我没什么事，就和她聊天。

阿姨说，她是单亲妈妈，好不容易供儿子上了大学，没想到孩子得了白血病。

说到这里，她有些哽咽。缓了缓，她继续说，她的儿子生病以后，心态挺消极的。病区里年轻人很少，我和她的儿子年龄差不多，她希望我能找他聊一聊。

下午，我见到了她的儿子。他叫小吴，脸黑黑的，有点儿浮肿，精神状态很不好。

我看到他的手机上播放的是游戏视频，就先和他聊游戏。他来劲了，和我讨论起打游戏的事，脸上的表情也放松了许多。

小吴说，他是学校乐队的成员，吉他弹得不错。

我鼓励他，要他弹一段。他回到病房，拿出吉他，弹了一首周杰伦的歌曲。

那几天，我每天都会去找小吴聊天，还加了彼此的微信。我和他约定，等他出院了，我再去看望他。

2022年1月24日上午8点，开始采集造血干细胞。

我平躺在床上，左右手臂上各扎着一根针。血液从一只手臂出来，经过血液分离机，提取出造血干细胞，剩下的血再从另一只手臂流回体内。

采集过程持续了4个小时，共采集了近27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我成为浙江省第752例、萧山区第1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接下来，志愿者会把这袋“生命的种子”送到患者所在的医院。

捐献完，我感觉有些疲惫，回家休息了四五天，才恢复如初。

在这之后，我和小吴一直保持着联系。2022年4月初，我去看他。去他家之前，我买了一套乐高玩具。

见到小吴，我拿出给他买的礼物。他叹了一口气，说：“这辈子可能拼不完喽。”

我说：“你还年轻，别这么悲观，又不是没有希望了。我们医院有很多患者，情况比你的严重多了，他们都在积极治疗。你肯定会好起来的。”

他点了点头。

5月中旬，小吴跟我说，他很幸运，在中华骨髓库找到了合适配型的志愿者，马上要移植造血干细胞了。

2022年8月，小吴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说他恢复得不错，已经出院回家了。他还跟我说：“这种病都治好了，以后还有什么困难能阻碍我呢？”

他能这么想，我由衷地为他感到开心。

就在小吴出院后不久，我再次接到萧山区红十字会的电话，询问我是否愿意“二次捐献”。

这不是我希望听到的消息。出现这种情况，说明接收了我捐献的造血干细胞的那位患者，移植效果不太好。

不过，只要还有机会，我就愿意尝试。特别是小吴能回归正常生活，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相信远方的那个“他”，一定会好起来。

这次捐献的是淋巴细胞，不用提前打动员剂。我于2022年11月22日住院，准备第二天捐献。

11月23日上午，经过3个多小时的采集，我捐献了将近100毫升的淋巴细胞混悬液。

采集结束后，我除了有点疲惫，没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

医生和我说，愿意二次捐献的人很少，因为短期内身体会损失少量细胞，但不会有太大影响，一般一周左右便会恢复到正常水平。

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给了我一封患者写的感谢信。

我的捐献对象是一个孩子，信是他妈妈写的，字很漂亮。信上写道：

感谢给予我孩子二次生命的恩人。我是一位单亲妈妈，第一次移植那天，刚好是我孩子的生日。

现在，孩子的血型也变了，变得跟您一样，性格也比以前更成熟了。

孩子经常跟我聊生病后的感受，他说：“妈妈，等我病好了，我想见大哥哥，好好报答他。”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让我们碰到了。每次聊起这些，我和孩子都会流眼泪。

读完这封信，我非常感动。我意识到，当年入库的决定，不是简简单单填了一张表、抽了一管血，而是一份对生命的承诺。

我对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有人需要帮助，即使需要第三次捐献，我也愿意。”

医生的使命，本来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一种方式，捐献造血干细胞是另一种方式。

但他们告诉我，每位志愿者只能给一位患者捐献，并且最多只能捐献两次。

我捐献完，休息了5天，就回医院上班了。

当我遇到小吴的母亲，看到她如此坚强地撑起家庭，照顾生病的孩子；看到捐献对象的母亲给我写的那封信，了解到她也是一个人照顾孩子时，我都会想起我的母亲。

妈妈不会放弃孩子，我们又怎能轻易放弃自己呢？

（海底飞花摘自微信公众号“丑故事”，本刊节选，沈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