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

辜不鼾

于坚

那时候单位出差，都是两个人或三个人合住一间，有时候还要睡通铺，十来个人睡一张很长的床，屁股对着屁股，头挨着头。大家都习惯了，因为那时候旅馆很少，大家也很少出差。出差是相当光荣的事，得表现好，小跑、胁肩谄笑，这些动作都要熟练。一个单位的人，彼此熟悉。穿什么颜色的短裤，什么型号的内衣，男同志彼此知道，女同志彼此也了解。谁打呼噜，大家也是知道的。出差在外，谁和那个打呼噜的同志住一个房间，这是一个难题，领队随意搭配，大家不服，就私下抽签决定。有一次，轮到我和老辜同住一个房间。老辜是斯文之辈，皮肤白净，戴着眼镜，是一级科员。经常看见他坐在桌子前面，歪着脑袋拨弄算盘，有人进去报账，他就抬头笑笑，无论对谁，都是那副笑脸，像个不谙世故的青年，其实他已经四十六岁了。他不是讨嫌之人。有人背后说他醒着是人，睡着了是鬼，他打的呼噜太可怕了。我没和他同住过，不以为然。

他拎起帆布包，表示很高兴与我同住。“我是倒头就睡的，放心吧。”我们住双人间，一前一后进了房间。他的帆布包里装着毛巾、肥皂、钢笔、笔记本、学习材料。开了一天会，时间不早了，他去走廊上搞个人卫生（那时候旅馆里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厕所是公共的。每个房间里有一个搪瓷脸盆，供旅客去走廊上的水池那里取水洗脸，热水则用篾子套着的热水瓶装着，排一排放在旁边，可以自取）。他做这一套动作非常认真：先擦脸，在毛巾上抹些胰子（一种土黄色肥皂），取下眼镜，把鼻头、眼眶、脖子擦个遍，还清洗了鼻孔。然后他将剩水端回房间，坐在床沿上，褪去有点发硬的袜子，将那双白生生的瘦脚放进脸盆里浸泡，搓洗，最后用毛巾擦干水迹。他的袜子没有味道，令人放心。当他脱了衣服，穿着短裤和汗衫钻进被窝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么干净纯洁的人，怎么会打呼噜呢？那个传言有点恶意。

熄灯之后，房间安静，黑暗像外祖母一样怀抱着一切。那时候是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很原始，汽车少得就像山冈上的马鹿，月亮、花朵都是安静的。

可我还没有睡着，他就开始响起声来，像一台收音机自动打开了，肆无忌惮地播放、调试各种波段，这个波段放一节，那个波段放一节。先是一种像哮喘发作一样的、由隧道穿越而来的风声，越来越近，却突然停住，又高起八度，变成了一种野生动物嘶哑着嗓子的哀嚎。然后，“某某电台现在播报新闻”，不是说话，他发出了那个神秘波段永不散去的噪音。各种旋律此起彼伏，被五花大绑押在案板上的公猪的嘶叫声，黑胶唱片上托出的沙哑的断断续续的《命运交响曲》，踢门声、拷打声、撕啮声、叫唤声，小夜曲、咏叹调，声音时而高，时而低，时而如哨子，时而如闷雷，时而如狮子，时而如泥石流，时而如狼嚎，时而如乌啼，时而刺耳，时而悦耳，时而愤怒、暴戾，疯癫癫的，毫无理性，时而又轻快如阵雨，如春天的小溪，这种转折真是神来之笔，下一段要播放什么，完全自由任性，出乎意料，令我啧啧称奇。

我躺在他旁边的单人床上，用被子捂着头，这被子臭烘烘的。那部交响乐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我试图找出一个旋律，然后顺着这个旋律入睡，但根本就找不到。他就是一个大巫师，正在施法招魂，喃喃自语，享受着胡说八道的自由，每段调子都不同凡响，都是独创。我被他的鼾声吸引了，干脆起来披上衣服坐着听。我担心他口渴，还把水倒在搪瓷缸子里，捧着他的头让他喝了几口。他睁开眼睛，说了声“谢谢”，表情就像正在指挥一场五小时交响曲的大指挥家，卡拉扬或梅塔。他用手揩了揩嘴角，然后一头倒下，坠回梦中，继续他的鼾声。我开了灯，看着他睡，他的睡相相当可爱，像山羊，翘着黑亮的胡须，又像一头黑猪，竖着寒毛在大海边尖叫着奔跑。我觉得独自欣赏这样的交响曲未免太自私了，就走出去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敲门，邀请同事们一起来听。他们都没有睡着，这支交响曲早已穿墙越壁，进入其他房间，只是不在现场，在隔壁听就像一把迷迷糊糊的电锯，把每个人的耳朵都锯得七零八落。每个人都烦躁不安，无法入睡。我说，还睡什么睡啊，带上耳朵去我房间听吧。大家就穿着短裤汗衫到我房间里来了。女同事们也睡不着，也想过来，她们说，我们穿上衣服就来。反正醒着也没事，走，去把这个声音灭了！

大家坐在我的床上，抽烟的抽烟，喝水的喝水，把他剩下的水都喝光了。他笑眯眯地躺着，与白日里那个谨小慎微的他判若两人。我们蹲在地上，幸福而深情地围着他，就像坐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第一排。现在他的鼾声已经进入化境，有人把会议上用的录音机搬来，按下了录音按钮。

天快亮的时候，他忽然站起来，义愤填膺，抓住我们中间的一个——那位体重九十公斤的张副科长，三两下就扭下了他的头，鼾声培植起来的力量可真大，他的力气大得仿若一头棕熊。老张像犀牛那样惨叫了几声，然后“扑通”，像堵墙一样倒在地上，头颅滚到一边。他舔舔手掌上的血，直到它们干干净净。然后取下他自己的头，安在张副科长的身子上，居然严丝合缝，看上去就是他自己。他爬起来回到床上躺下，拉拉被窝角，裹严身子，继续打起鼾来。我们依依不舍，围着他一直听到天亮，才各自回房间，争取在八点的会议开始前能够入睡两个小时。但是谁也睡不着，大家精神焕发，神采飞扬，都在房间里等着会议开始。

他终于悄无声息，安静了十分钟，醒了，躺在被窝里，天真无邪地眨巴着眼睛，像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老张还躺在他的鞋子旁边，他穿好鞋子，一双那时流行的帆布面胶鞋，将他自己的尸体踢开些，走了出去。在餐厅里，我悄悄地告诉他：“你打了一夜呼噜，还杀了老张，搞得我一夜都睡不着。”“是吗？我从来不打呼噜，我老婆说的，我更不可能杀人了！我和他无冤无仇，杀他干什么？何况他还是个科长呢，我敢吗？”也对，我就请同事将录音机抱来，向餐厅服务员借来插线板，插上插头，立刻放给他听。整个餐厅都惊动了，其他单位的人都扭头朝我们这边看。听见了吗？这都是你打鼾的声音！这是老张临死前的惨叫声！他矢口否认：“是我的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见过？是哪个乐团？这不是我！我怎么配有这种声音哪！你听嘛，你听嘛！我的声音是这种，你是栽赃陷害。这不是我的声音！”我很气愤，就把昨晚出席这场音乐会的那几位听众都叫来。他们纷纷放下碗筷，走过来做证：“就是你的鼾声嘛，就是嘛！”

他低头拌着一碗阳春面，往里面加点胡椒，把瓶子放正。“别冤枉我。”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八位决心已下，一定要让这件事水落石出。我们想到一个办法，当着他的面模仿他的鼾声。我说：“预备——起！”我们即刻就进入白日梦状态，八个人模仿一个人的鼾声，相当于一支乐队了。大家都是来开会的，开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会议上听到的声音原原本本、惟妙惟肖、逼真地带回去，半点折扣都不能打。我们都是开会的老手，模仿从一只麦克风里传出来的声音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模仿鼾声有点困难，这家伙自己就是一支交响乐队，鼾声相当即兴，完全没有主旋律。一个人根本无法穷尽他的声部，但我们是八个人，一个人至少可以担任两个声部，还绰绰有余。就是从齿缝里溢出来的小爆破音我们也没有放过，应该说与录音机录下的一致，甚至比它更加完美。

他睡了七个小时，我们就模仿了七个小时，从他入睡到他醒来。我们取消了当天的会议专门来对付他，一定要让他坦白交代打鼾的“罪行”。七个小时后，我们完成了这场堪称“伟大”的模仿，无一遗漏，准确到位。他一言不发，坐在中间喝着茶，自己给自己续水，聚精会神地闭着眼睛，就像在做一个新的梦，时不时发出一两下鼾声，没有夜里那么肆无忌惮，他还是知道这是在“开会”。

我们筋疲力尽，七个小时后才发现他对自己的鼾声有一种天然免疫力，在听自己的鼾声这方面，他是一个绝对的聋人。他耳朵内部安装有一块特殊的消音器，他自己的鼾声一碰到那里，即刻变成安静无声，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没有。曲终之际，他只说了一个字，用的是英语：“No！”他一副不想再和傻子们多说一句的样子，拿起他开会专用的搪瓷缸子站起来走了。

开会的时候他总是坐最后一排。发言时声音很小，如蚊子般，主持人叫他大声点，他伸伸舌头，声音还是大不起来。后来我们开始怀疑自己听错了。也许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梦，我们不过是集体梦见他打鼾并杀了一个人。这个案件无法被证实，因为老张那天早上也在餐厅里，边啃馒头边看文件。

我们背地里给老辜取了个绰号，辜不鼾。他从来不知道说的就是他，有时候我们在办公室议论辜不鼾，他听见了，拿着搪瓷缸子走来，吹吹从缸子里冒出的热气：“说的是谁？我们单位没这个人嘛！”大家语塞，策略是不接这个话题，顾左右而言他。自从那次出差以后，我再也没和他在一个房间里住过。单位体谅同志们的苦衷，日后轮到他出差时，都是安排他一个人一个房间。那时，这是一个相当了不得的待遇，即便领导出差，也是两个人一个房间，旅馆根本就没有单间这一说。

我和他一道退休。中年以后我就失去了开会的资格，这种机会本来也不多。而他开会一直开到退休，两张床的房间，他一个人住，这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小秘密。

（沛林摘自《山花》2023年第9期，王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