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田野与社会学家

郭玉洁

这是看上去完全不同的两群人。一群人是硕士、博士、副教授、教授，他们善用概念、理论描述社会现象。一群人是农民，他们种玉米、红薯、山核桃，擅长养鸡、养猪、放羊、做粉条、用大石磨做豆腐，在城市的缝隙里，他们拉砖、盖房、摆摊，有人回到乡村时，带着一双残破的手。

两群人的生活在河北省易县桑岗村交织。1999年春天，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学者叶敬忠，想寻找一块“长期理解中国的田野”，便把包括桑岗村在内的4个村子选定为研究点。此后的25年里，他陆续把很多同事、学生带到这里，开展乡村发展、减贫实验，50余篇硕博论文在这片田野上产生。

叶敬忠说，他就是要选择一个“最普通”的中国村庄，关注这里的“大多数人”。

理解

直到现在，桑岗村和中国别的北方山村也没什么不同。桑岗村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普通，但叶敬忠团队里的一位博士说：“桑岗村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国家某个层面变化的缩影。”

世纪之交，中国步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在“大家脑子都在城市”的时候，叶敬忠和他的同事、学生开始了和村庄的最初接触。他初次来到桑岗村是在1996年，那一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30%，迈入快速城镇化发展区间。当时，村里的中青年男性多在县城，或保定、天津、北京打工，大多在工地上干活。后来成为村委会副主任的赵文录那时21岁，在北京的砖厂拉车，也摆过地摊。如今的村支书许富强那时还小，是个留守儿童。

那时，叶敬忠刚从荷兰回来。他在荷兰师从发展社会学大家诺曼·龙，关注外部政策和行动来到乡村，究竟会引发什么反应。2000年，叶敬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筹款实施乡村建设项目。项目分3期，为期10年，主要做基础设施建设，共投入几百万元。2000年至2010年，叶敬忠的团队在坡仓乡的4个村子进行道路硬化，铺设自来水管，修建截潜流工程、文化广场、村庄图书室，带领村民们进行垃圾清理，组织妇女协会，带村民们外出参观学习。

学生们每天追着村民们问生活生产各方面的问题，无论放羊、种地都跟着，他们和村民们一起坐街（指坐在村中街上闲谈），晚上村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写东西。虽然不知道学生们在写些什么，但村民们也在逐渐理解“论文”是怎么一回事——“写论文对大家了解国家各方面的情况是很重要的。”

铁矿与发展的故事

最初的10年是泥沙俱下的10年。1996年，叶敬忠在进行其他调研项目时来过桑岗村，看到小河潺潺，水很清，炊烟升起来，心里隐隐有触动。1999年，当他想寻找田野点时，就找到了这儿。

然而，2000年之后，这一带开铁矿成风，桑岗村依漕河而建，彼时漕河上下游建起数家铁矿加工厂，附近山上开出十几个矿洞。尾矿被堆放在耕地上，土壤粘上一层铁粉。污水不断被排放进漕河，河水变黑变臭，鱼几近消失。

这给叶敬忠带来巨大冲击，他知道这里铁矿储藏量其实很低，“但也有利润”。叶敬忠知道，“城市太需要矿了”，而村民需要钱，需要去城市买房子、供孩子上学。当时村里有几百人被铁矿养活，多的一天能挣几百元。

后来，叶敬忠听说有记者写文称：“太行山区千疮百孔。”他也和村民当面提过：“你们现在获得的，与把这里的环境恢复到原貌所需要的相比，可谓微乎其微。”大家听后都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2007年，叶敬忠等人在论文中写道，在铁矿厂上班的农民，“他们非但没有抱怨上夜班的艰辛，反而强调这种工作制‘和城里工人的一模一样’”。村民向当时的访谈者提及开矿的好处：不必外出漂泊，有利于子女教育；收入有保障，不像在外打工时常被拖欠工钱。

“他们（农民）在整个社会结构当中只能这样。”叶敬忠说，“社会科学的第一责任是理解社会、分析问题，要警惕‘社会工程师’的思维，警惕那种‘改造’的欲望。”在桑岗村“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那些年，这些无法改变的发展的另一面，被他写在论文里、专著里，讲在课堂上。

巢

2010年，叶敬忠在桑岗村的乡村建设项目全部结束。当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08年奥运会后，坡仓乡的铁矿与加工厂被关停。在那之前，矿洞越挖越多、越挖越深，有村民也感觉到，这片山已经炼不出太多铁了。而他们对“没有矿就什么也没有了”感到茫然，有人在等待，有人重新投入城市的零工市场。

叶敬忠开始把眼光转向农民的生计。过去，桑岗村的干部、村民知道他们在这做的都是好事，但也表达过，“希望农业大学多给我们项目，多给我们钱”。桑岗村村民想象着能有一个大产业把他们带富，但叶敬忠说，这只是他们的“想象”。

2010年左右，针对扶贫工作，叶敬忠在学术上提出，村庄产业发展要脱离过去那种规模化、大产业的思维。对于桑岗村这样的普通村庄，引入大产业有极大的可能会失败。小农产业也是产业，农民种菜养猪，“不能因为它小就不算产业了”，他想引导村民们把小农产业跟现代社会连接起来。

同样在2010年，国际上出现“巢状市场”的概念，叶敬忠是提出者之一。“巢状市场”是一个无形的小鸟巢，农民通过社交关系把农产品卖到城里，躲开了大市场的裹挟，跨越了中间商。农民可以把农产品卖出比收购市场更高的价格，城市消费者又能用比城市超市略低的价格买到健康产品。作为生产者、消费者的每个人在市场上相连，除了买和卖，还会见面、沟通，筑成一个城与乡连接的巢。其中的关键点是关系，在互动中，让“城市赋能乡村”。

叶敬忠的团队着手做这项工作，和农民们一起摸索，这在国内并无先例。他们对70多家农户进行访谈，详细问农民有多少富余的农产品，家里的鸡猪鹅吃什么、用不用药、用什么药、什么阶段用药。完成小农户组织后，学者们通过熟人关系在城市里卖货。叶敬忠团队的老师每次离开桑岗村，都把村里的核桃、鸡蛋、肉类塞满后备厢，拉到北京，到处去送货。他们在村里选出3个小组长作为负责人，引导他们用电子邮件、QQ群等来对接消费者。

村民们逐渐开始自己送货。他们每周或每两周送一次，凌晨3点从村里出发去北京。早上七八点，海淀区的家长送孩子上学时，就能在小区门口取货了。这个消费者群从叶敬忠团队周边的熟人圈，自发地膨胀、扩展。叶敬忠团队还引导买家和卖家建立消费之外的连接，买家会请送货的农民在家里吃饭，暑假会带孩子去村里玩。当彼此有了“关系”，叶敬忠相信诚信会相应产生。

时间

某种程度上，唯一一直在冲刷桑岗村的只有时间。铁矿厂对河流的污染停止十几年了，河流渐渐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小鱼重新出现。“巢状市场”运转了十几年，村民开始每年按照季节排序猪的养殖、改进鸡的种苗。因健康食物更受欢迎，村里八成的农户自动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

张常春是村里的文艺骨干，在桑岗村的乐队里负责吹拉弹唱。现在村里的文艺分子渐渐老去、离世，组织文艺活动更难了。但他和赵文录都提到，在1/4个世纪里，叶敬忠这群人的到来，让桑岗村的文艺氛围衰退得比别的村庄慢一些。

叶敬忠不会预测桑岗村的未来，他说：“社会科学最应该避免的就是预测。”所以他也不会因为任何趋势感到悲观，遇挫的时候，他总对学生说：“这就是真实的社会生活。”

无法否认的是，桑岗村村民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名博士把村中一位老人当作亲人。这位老人没上过几年学，但爱读书看报，这名博士要去美国留学时，老人要塞给她2000元。老人还买过一个10元的小手电筒送给她，说它能“照亮你的前途，永远是光明的”。

一位在桑岗村扎根多年的副教授说，这是一群可恨可气可亲可敬可爱的人，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共同经历”了许多时刻：消费者一下子订了40多只鸡，学者和村民深夜一起在院子里杀鸡、烫鸡、拔毛。一个无法被证实因果关系的事实是，过去25年间，桑岗村几乎没有孩子在中学阶段辍学。

许富强希望今年的几个项目能平稳落地，能给村里安上自来水表，解决用水分配的难题。他说，哪怕就做这一件事，他做这个村支书也值了。村庄依然有吸引着叶敬忠的“听得到的安静”，但许富强在安静中感到孤独，村里几乎没有能和他说说话的同龄人了。

叶敬忠觉得，现代化确实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但就算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0%，也仍然有四五亿人生活在乡村，他想探索这些人以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相见欢摘自微信公众号“冰点周刊”，本刊节选） 5FYENdMb6aBY0yfHbAjoDlF2WWZz1qQ6vTpHPselgekouVHYi6y/Yjea/1C8e1J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