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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洁
柴继杰
1983年，柴继杰考入大连轻工业学院。填报专业时，柴继杰报的是轻工业机械，因为“听起来高大上”，但可能抱有同样想法的人太多了，他最后被调剂到制浆造纸专业。4年后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丹东的一家造纸厂，成为一名助理工程师，每月工资66元。
在造纸车间里，重复性的工作日复一日，波澜不惊的生活似乎一眼看得到退休。渐渐地，柴继杰对外面的世界有了向往。他记得第一次到北京时，立交桥带给他的震撼，同时也感到石油化工行业的蓬勃发展势头，于是做了一个决定——报考北京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下文简称“石科院”）的硕士研究生。
备考半年，柴继杰通过了笔试。当石科院派人来对他进行面试考核时，来人既惊讶于造纸厂简陋的环境，也惊讶于4年的工作竟没有消磨掉柴继杰的学习热情。
“其实我最初的想法并不是为了搞科研，而是觉得自己不太适合那个环境。从造纸厂辞职，我父母也不大同意，他们认为那份工作很稳定。可我还是想换份工作，感觉石油化工行业更有发展前途。但是读了两年硕士之后，我也没有发现自己特别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于是，柴继杰又跨了一次专业，报考了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物研究所的博士，攻读蛋白质晶体学专业，由此踏入了结构生物学的大门。
此时已经是1994年。这一年，人类首次克隆出植物的相关抗病基因。100多年前，英国学者发现了植物的抗病基因，证明植物自身具有抵抗病虫害的能力。但直到1994年，科学家才克隆出抗病基因，却不清楚它们的抗病机制，即它们是怎么工作的。几十年来，许多顶尖科学家都想破解这个难题，为防治植物病虫害做出贡献，却都无功而返。
柴继杰在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对象是蛋白质。柴继杰坦言，自己读博士时只是对科研很感兴趣，并没有什么远大理想。但之后的一次机遇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他的科研热情和潜力也被充分激发出来。
1998年，年仅31岁的施一公已经是国际生物学界的后起之秀，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组建自己的实验室。在收到的一堆博士、博士后的简历中，他看到一份独特的履历：一个名叫柴继杰的人，在中国基层造纸厂工作了4年，然后考上硕士和博士，现在又来申请博士后。
施一公觉得这个人有点儿“邪乎”。按捺不住好奇心，他拨通了柴继杰的电话。沟通之后，施一公决定录用这名比自己还大一岁的博士后申请人，理由之一是“能从造纸厂一路坚持下来，他一定有过人之处”。
1999年，柴继杰踏上了赴美的旅程。
到普林斯顿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柴继杰就给施一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会议室里，施一公讲完课题要求和实验设计后，另一位博士后就去做实验准备了，柴继杰却站着没动。
“一公，你能不能再讲一遍？”柴继杰问。
“你听懂了多少？”施一公反问。
“大部分没太听懂……”柴继杰有点儿尴尬。
于是施一公又从头讲起，从最基础的内容开始。
多年后，施一公对这段往事依然记忆犹新：“我预料到柴继杰的基础很差，他来了之后我才发现，他的基础比我想象的还差。”
柴继杰对当时的经历更是难忘：“那时我连最基础的PCR（聚合酶链式反应）实验都没做过，一切都是新的。施老师手把手地教我，他在仪器上操作，我在旁边拿着小本子记。”其实，施一公并不介意柴继杰的基础差，他曾多次坦言：“在我看来，起跑落后但后程全力拼搏的人，很可能有大出息。”
柴继杰丰富的经历还带来一个好处，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因为知识背景比较复杂，他反而能以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经常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帮助团队突破研究瓶颈。比如某一项实验的温度通常被控制在22℃—24℃，有一天柴继杰突发奇想，想试试将温度设定为16℃会怎样，结果有了新的发现。
在普林斯顿大学，柴继杰度过了5年博士后生涯。“那时，我们一边做实验一边放着老歌，一做就是一天。这是我被新知识密集冲刷，最快乐、最饱满的时光。”他找到了做科研的热情。
2004年，刚成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下文简称“北生所”）在美国招聘PI（独立实验室负责人）。这是北生所第一次招聘PI，一共有13位候选人进入最终的面试，其中包括柴继杰。
一天面试下来，评委投票，有6人顺利入选，柴继杰排在第7位，个别评委对他的潜力存疑。最后，是施一公的一句话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继杰和我竞争同一个高难度课题，我的胜率大约是50%。”
就这样，柴继杰回国了。在北生所的一幢红色4层建筑里，他有了自己的实验室，而对面的“邻居”就是周俭民。周俭民也是从美国回来的北生所首批PI之一。柴继杰和周俭民成了“烟友”。两个人边抽烟边聊工作，越聊越投机。
柴继杰在美国时的一大研究方向，是动物细胞凋亡。他在听周俭民介绍了植物抗病免疫的相关研究后，敏锐地察觉到，动物细胞凋亡体与植物抗病蛋白在生物进化上有很强的关联性，随即产生了强烈的研究兴趣。
于是，双方团队“在最合适的时间做了最合适的事”——2004年，柴继杰和周俭民开始合作研究植物抗病蛋白，探索其免疫机制，3年后有了初步成果，即“诱饵模型”。然而，当他们的论文在《自然》杂志发表后，引发了学术界的质疑，因为“诱饵模型”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有冲突的，柴、周二人也因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周俭民回忆：“那段时间，我们的挫败感是很强烈的，但我慢慢意识到，科学的发现不光是要说服自己，还要说服同行，包括那些最权威的同行。我们只能不断地寻找新的证据，用事实说话，这需要勇气、耐心和策略。”
尖端领域的科学探索往往如同大海捞针，多少顶级科学家“皓首穷经”，也未能找到捅破“窗户纸”的那个点。正如周俭民所说：“科学上有很多偶然性，同一类蛋白有很多变体，哪个蛋白质结构能被成功解析是无法预测的，需要我们勇敢地不断尝试。”
“做科研，勤奋是必需的，因为科研是一场长跑，即使勤奋，10年出不了成果也很正常，科研工作者必须有一颗平常心。”柴继杰说。
终于，在2019年，柴继杰和周俭民的研究迎来重大突破——发现植物抗病小体并成功解析其电镜结构。这破解了困扰植物免疫学界20多年的难题，被视为行业内的里程碑事件。获得未来科学大奖后，对于两个人多年的合作，柴继杰的评价是“高产且愉快”，其中的诀窍就是“不斤斤计较”。
“我们俩都不是社交达人，基本上只专注于科研，没有因为利益分配的问题闹过矛盾。”柴继杰说，“未来，我们会继续研究植物免疫抗病的新方法，探索新的病虫害防控手段，希望能减少农药的使用。”
（折桂令摘自《环球人物》2023年第17期，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