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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复兴
我喜欢读苏联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其中有两首让我难忘，一首是《今天没有我的信》（董树丛译）：
今天没有我的信/许是他忘写了，或是走了/春天银铃般的笑声在啼啭/船只在港湾里漂荡，摇晃/今天没有我的信……
不久前他还和我一起/如此多情的、温柔的我的他/可那是白色的冬季/如今已是春，春天的忧伤有毒/不久前他还和我一起……
这首诗里，仿佛有我。不是在白色的冬季，而是在55年前，1968年的夏天。
我去北大荒的前一天晚上，她来到我家。记忆是那么清晰，我煞有介事地读了贺敬之的诗《西去列车的窗口》。静静的小屋里，她坐在我对面，听得那么认真，明亮的眸子闪着光。我送她出门时，夜已深。站在大院门口，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她家就在我家大院的斜对门，几步的道儿，当时我哪里能想到，此一别竟会是那么遥远。
那天夜晚，她还和我在一起。而且，她对我说：“明天，我到火车站送你。”
可是，第二天，她没有来。7月酷热的中午，火车无情地驶出北京站。
我到北大荒的那年秋天，接到她写给我的一封信。她从街坊那里打听到我的地址。她告诉我她也到了北大荒。我这才知道，就在我去北大荒的那天凌晨，她家突遭变故，她去了在哈尔滨的父亲的老战友家。照着信封上的地址，我在地图上寻找她所在的地方，发现尽管我们同在北大荒，但一个在西，一个在东，竟然相隔那样遥远，遥远得让我叹气。
我立即给她回了一封信。毕竟我们的友情是从小学开始的，现在我们终于又联系上了，友情没有像断了线的风筝，在乱世的风中不知所终。读高一时，她住校，我们几乎每周通一次信。长长的信如长长的流水，漫延过高中3年的时光，湿润了我们青春时节的感情。写信，回信，盼信，几乎成了我们的习惯，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盐分。
可是，这一次信寄出，没有回信。
我几乎天天等她的回信，盼望着能快点儿收到回信。那时，我们生产队有一个通讯员，他每天到农场场部的邮局取信。远远看见通讯员走来，我便大声招呼他，问他有没有我的信。可是，今天没有我的信。
我以为，我写的信阴差阳错没有寄到她那里，于是又写了一封。依然没有回信。
阿赫玛托娃的另一首诗《总有地方存在简单的生活》（董树丛译）写道：
傍晚，那里的小伙隔着篱笆/同邻家姑娘倾谈，只有蜜蜂/能捕捉那最轻柔的话语/而我们生活得庄重而艰难/在苦涩的相逢里恪守礼仪/一阵轻率的风突然掠过/会吹断刚开始的交谈——
我在离开北大荒之前，写了一篇散文《照相》，回忆了青春往事，并将文章主人公的名字写成了她的。文章发表在复刊号《北方文学》上，怎么那么巧，恰好被她看到了。那时，她在北大荒当老师，在学校的阅览室里，翻看新到的报纸和杂志时，看到我的名字，进而在文章中看到自己的名字。断了线的风筝，这一次真的飞了回来。
1976年，也是我回到北京的第3年，一个春天的晚上，她突然出现在我家里。
想想1968年的夏天，我们在这里告别，一晃，竟然整整8年过去了……阿赫玛托娃的诗写得多么好，在苦涩的相逢时，面对的是“我们生活得庄重而艰难”。难道这不是为我们而写的劫后相逢吗？
她告诉我，我写给她的3封信，她都收到了。那时，她正和一个来自哈尔滨的知青谈恋爱，不知道该怎么给我写回信。在来我家的路上，她都在想该怎么说才好。我家墙上有一个镜框，里面装着我们全家人的各种照片。这是她非常熟悉的。她坦诚地对我说：“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看到镜框里有一个陌生姑娘的照片，自己的心就会安定一些；如果没有，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我轻轻打断了她的话。我不敢说是“一阵轻率的风突然掠过，会吹断刚开始的交谈”。我只能说大风曾经吹断很多参天大树，吹断刚开始的交谈，又算得了什么？
“今天没有我的信。”那个今天，是诗里的今天，是我们的昨天。
从今天起，又有了我的信。她回到哈尔滨，开始给我写信。
（阿 建摘自《解放日报》2023年6月29日，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