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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
在苏黎世火车站三号站台，有一个女人手捧一束鲜花，每天来此等候，一等就是十五年。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愿意相信。在注意到她之前，我已经多次旅行去过我的德语出版商埃贡·阿曼处。我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才感觉似乎有些不对劲，因为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看上去十分正常，十分严肃端庄，没人会特别注意到她。她穿一身黑色细呢长裙套装，平底鞋深色丝袜；一把鸭嘴形伞柄的雨伞从黑色硬牛皮包中露出；一顶珍珠色无边软帽扣住脖颈上的发髻；一束以橙色为主的朴素田园小花捧在她戴着手套的手中。完全没有什么特征能将她归入精神障碍患者或怪癖者之列，所以我把遇见她视为一种偶然。
有一年春天，当阿曼的一名助手尤拉在车厢外迎接我的时候，我指着那个陌生女人说：“真奇怪，我经常看见这位女士，多么凑巧！她该是在等待我的一个影子或复制品吧，一个总是跟我坐同一列火车，并同时到达的人！”
“完全不是，”尤拉声明道，“她每天都站在这里，她在等待。”
“等谁？”
“等一个一直没来的人，每天晚上她都是一个人离开，第二天再来。”
“真的？有多久了？”
“我看见她有五年了，但我跟火车站站长聊过，他注意到她至少有十五年了！”
“你开玩笑吧，尤拉！你在给我杜撰小说吧！”
尤拉涨红了脸，她稍微有点激动就会脸红。她一边摇头苦笑，一边结结巴巴地说：“我发誓这是真的，十五年来，她每天都来。而且，很有可能超过十五年，因为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是经过好几年才发觉她的存在。比如说你吧，你经常来苏黎世已经有三年时间，但你今天才对我说起她。也许她在这里已经等了二十年或三十年……她从未回答过任何人她在这里等什么。”
“她做得对，”我说道，“另外，谁能说清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没能进一步弄清楚真相，因为我们需要准备媒体的一系列采访。我再也没想起过这件事，直到下一次旅行。车厢里的扩音器里一响起“苏黎世”，我立刻就想到那个手捧花束的女人，心想：这次，她是不是还在？
她还在，警觉地站着，就在三号站台。我观察着她，她浅色的眼睛呈水银色，近乎无色。她的皮肤白皙健康，带着时间的刻痕，身材瘦削而结实，看得出曾经的活力和健壮。火车站站长对她说了句什么，她点点头，和善地笑了笑，然后继续全神贯注地盯着铁轨。我只发现一样不同：她拎了一把帆布折叠椅。这不正是思维正常的一种表现吗？转了几趟电车，到达阿曼出版社后，我决定做一番调查。
“尤拉，求你一件事，关于那个手捧花束的女人，我想知道更多信息。”
她的双颊又红了。
“我笃定你要问我，所以提前做了准备。我到车站同那里的工作人员聊天，现在我跟行李寄存处的人已经很熟了。”
我对尤拉表现出的热忱十分感激，我毫不怀疑她能收集到足够多的信息。尽管她看上去有些严厉，跟人说话时的眼神也十分犀利，但她的幽默感消解了这第一印象的威严。如果说她跟所有人都相处得很好，那是因为她身上有一种难以掩藏的亲和力，以及强烈的好奇心。
“即使整天待在户外车站，那个手捧花束的女人可不是流浪者，她住在一幢有钱人的漂亮别墅里。她一个人生活，由一名五十来岁的土耳其女佣照顾起居。她是斯坦梅茨太太。”
“斯坦梅茨太太？那个土耳其女佣有没有告诉你，她的女主人在车站等谁？”
“别人一走近，那个土耳其女人就赶紧躲开。住在相邻街上的一位朋友告知了我一些情况：女佣既不会说德语，也不会说法语、意大利语。”
“那她怎么跟女主人交流？”
“用俄语。”
“那个土耳其女人懂俄语？”
“斯坦梅茨太太也懂。”
“这太吊人胃口了。你有没有打听到这位斯坦梅茨太太的身份？”
“我尝试过，但什么也没打听到。”
“丈夫？孩子？父母？”
“没有。需要明确的是，我不能向你保证她没有丈夫，或没有已故丈夫，以及没有孩子，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茶歇时，埃贡·阿曼出版社的员工也加入我们的探讨。我重新抛出话题：“你们觉得，那个手捧花束的女人到底在等什么？”
“等她儿子，”克劳迪娅说，“做母亲的永远在等待儿子的归来。”“为什么是儿子？”奈莉抗议道，“为什么不可以是女儿？”“丈夫。”多丽斯答道。“姐姐？”马迪亚试探道。
事实上，每个人在给出答案时，表达的都是他自己的愿望。克劳迪娅苦于不能见到她在柏林教书的儿子；奈莉见不到嫁给新西兰人的女儿；多丽斯思念的是因做销售而经常出差的丈夫；至于马迪亚，这个和平主义者，更愿意完成文职工作而不是去军队，他一直保留着对家庭氛围的怀念。
我们陷入沉默，大家都明白其中的陷阱。通过这个陌生女人，我们吐露了自己隐秘的愿望，承认我们内心最深处在等待或可以等待的东西。我多么想钻到这些脑袋里面，把他们了解得更透彻。不过，我也不愿意人家剖开我的脑袋！这个头颅，这个包裹着未曾说出话语的围墙，这个被我的太阳穴围住的漆黑圣殿，是多么痛苦！我要是说出某些东西，一定会崩溃！所以最好还是闭嘴吧。我们每个人不都在沉默中保护自己吗？
一年或两年就这么过去了。那个手捧花束的女人的特点，我忘记了又没有忘记，更确切地说，在我孤单时，在我无法向谁打问时，才会想起……她的形象只纠缠于我的无助中。尽管如此，有一次我在同尤拉通电话时还是提到了那个女人。
“是的，是的，我向你保证，她一直在，每天都在。当然，她有些老了，会时不时在她的折叠椅上打个盹，不过很快又打起精神，捡起她的花，继续注视着铁轨。”
“她真让我着迷。”
“你错了，尽管她看上去不像，但肯定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总之，在今天这个互联网的时代，人们不会到火车站台去寻找某个人，不是吗？”
“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为什么她要在火车站台等待，而是她在等待谁。什么人能够让我们年复一年地等待，甚至等待一生？”
去年春天，为参加一个研讨会，火车又把我带回苏黎世。我一坐进车厢，就一心想着她。我很愿意还能看到她平静、微笑、忠诚、无视旁人，专注于某件我们所不知晓的事。这个女人，我们只瞥见过她几秒钟，却可以谈论几个小时，仿佛她是斯芬克司之谜，是我们想象力的催化剂。
火车靠近苏黎世，我唯一能够确定我们与她有所相关的是，她要等待的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她掠过我们的目光仿佛我们完全透明，我们的沉默、懒于探询和间歇性遗忘，是不是缘于我们的自尊心受了伤？双脚一踏上苏黎世的站台，我立刻就注意到她的缺席。她发生了什么事？
在阿曼出版社，我首先完成了自己的职责，讨论日程安排。然后我趁休息时间在半道叫住了尤拉：“那个手捧花束的女人怎么了？”她不安地转了转眼珠子：“等我们有时间了再告诉你。”
晚上，研讨会、签字、晚餐结束后，我们疲惫地回到酒店。我们没说一句话，就在酒吧坐下，用手指指自己喜欢的鸡尾酒。
“怎么说？”我问。不用我多说，她知道我期待的是什么。
“手捧花束的女人等待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她不会再出现在那里。”
“发生了什么？”
“行李寄存处的朋友全都告诉我了。三周前，手捧花束的女人突然站了起来，欣喜得两眼放光。她朝走出车厢的一个男人频频挥手，他立刻就看见了她。她扑向他怀里，他们拥抱了很长时间，甚至行李搬运工都被她浑身洋溢的幸福所感动。那个高大的男人，穿一件深色长大衣，没人认出他是谁，因为一顶毡帽遮住了他的大半张脸。关于他，朋友所能告诉我的是，他看上去并不为他们的相逢而吃惊。后来他们手挽着手离开了车站。在最后一刻，她表现得很俏皮，把帆布折叠椅留在人行道上，仿佛那个椅子根本就不是她的。对了，我还漏了一个奇怪的细节：那个男人并没有带行李，他手里只拿着她递给他的那束橙黄色的花。”
“后来呢？”
“我的邻居朋友给我讲了接下来的事。我对你说起过他吗？他就住在与斯坦梅茨太太相邻的那条街上。”
“哦，是的。请说下去。”
“那天晚上，那个男人和她一起回到家里。她命令女佣出去，第二天才可以回来。土耳其女人照办了。”
“然后呢？”
“那个手捧花束的女人死了。”
“什么？”
“死了，自然死亡。心脏停止了跳动。”
“有没有可能是他……”
“不，他没有任何可疑之处。经过医生的诊断和确认，他被洗清了嫌疑，尤其是他……”
“他怎么了？”
“他消失了。”
“什么？”
“飞走了！仿佛他从没进来过也没出去过。土耳其女人声称自己从没见过他。”
“可是你刚才说……”
“是的，我的邻居朋友看见他进了她家里，但女佣一口否认。反正警察对此也不感兴趣，因为死亡原因没有任何值得怀疑之处。我朋友现在也只字不提了，因为他越坚持，周围的人越觉得他脑子有问题。”
我们深陷在皮椅里，端起鸡尾酒，陷入了沉思。
“没有他的一点消息？没有任何有关他的线索？”
“完全没有。”
“他乘坐的火车是从哪个城市开来的？”
“朋友也不知道，没法告诉我。”
我们向酒保要了第二杯酒，仿佛酒精能驯服那份神秘。
“那个土耳其女人去哪里了？”
“走了，回自己国家去了。”
“谁继承了那幢别墅？”
“市政府。”
没有任何不良动机可以解释。第三杯鸡尾酒是必须的，酒保开始用担心的目光打量我们。我们都没说话。
尤拉和我无法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我们仍然兴味十足地去想这件事。通常，生活是故事的杀手：有些早晨，我们感觉有什么丰富、纯粹、独特的事情马上会发生，然后电话铃响了，一切结束。
凌晨两点，我们离开酒吧回去睡觉，但睡意迟迟不来，因为直到早上我还在思索苏黎世火车站三号站台上那个手捧花束的女人等待的到底是谁。
我觉得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从火车上下来的也许就是死亡或爱情。
（金 镜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奥斯坦德的梦想家》一书，本刊节选，刘 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