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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天星光闪耀 青春扬帆起航
这里是青海冷湖，晚上8点半，8岁的张浩然站在戈壁滩的风沙中，把塑料袋的袋口用一根细线牢牢地打了个结，线的另一端密密麻麻地缠绕在一根小铁棍上。风呼呼刮过，张浩然抛起手中一直捏着的小铁棍，塑料袋随即飞向空中，被风灌得满满当当，不过转眼它就被小铁棍的重量拉下，坠落在地。在张浩然的世界里，塑料袋就是降落伞，它随着小铁棍飞起、坠落，这个过程相当于火箭发射并得以成功回收。
在火箭回收工作中，加装降落伞是其中一种方案。早在1963年，钱学森就在《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到运载火箭回收的重要性。60多年后梦想照进现实。2024年6月，我国成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首次10公里级垂直起降飞行试验。
2024年7月16日，张浩然和另外36名中小学生从全国各地飞抵敦煌，经过4个多小时车程，一路向西来到冷湖，参加“冷湖火箭排行榜”（U18全球青少年火箭发射挑战赛）。在冷湖空旷的戈壁滩上，37名少年将亲手设计、制作并发射两枚火箭——能回收的那种。
到达冷湖之前，37名“火箭设计师”已在线上平台上学习过10节火箭课程，来到冷湖，他们要组装的火箭零部件也是提前在火箭仿真平台上设计的。
这些火箭的外形五花八门。有的尾翼是偏曲线型的，也有的是四边形或三角形的；有的火箭箭体设计得很短，发动机装进去，还有一小截露在外面。涂绘也尽显设计师的巧思，有的被涂成2B铅笔样式，有的则是可乐瓶。
火箭课程的主讲导师朱云浩在一旁指导组装。在之前的线上设计阶段，他通常不会主动帮设计师调整参数，除非他们的设计会导致火箭到处乱飞等极端情况，他才建议改进。
汪昕潼是这37名设计师中的两个女孩之一，她觉得有些可惜，因为她交错了尾翼仿真版本，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尾翼是四边形的。火箭仿真平台显示，这个版本的火箭只能飞180多米，而如果按照她改进后的三角形版本，则可以飞200多米。汪昕潼很想知道，能飞往太空的火箭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也期待看到自己制造的火箭发射成功。
11岁的付昳桐对发射缺乏信心。这是他制作的第一枚固体燃料火箭，外壳被他用颜料涂成了彩虹色。由于担心发射后的小火箭会被烧焦，无法完整回收，付昳桐提前保存下它“生前”的靓丽形象，打算之后将照片修成黑白的。
教室里还坐着香港宏信书院的带队老师，文伯衡是其中之一。在香港，要发射一枚固体燃料火箭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地对固体燃料有严格的管控措施。即使在大湾区，要找到一片像在大西北这样合适的发射地也很难。文伯衡调侃，如果想发射火箭，可能得去公海。同时，在他看来，有机会亲手制作火箭，跟在课本中学习是完全不一样的。
火箭制作完成后就是发射。付昳桐给小火箭拍摄的“遗照”最终没用上。他的小火箭只飞了70多米高，头锥就不见了，但箭体几乎完好无损，他很开心可以将它带回去做纪念，当即删掉了“遗照”。汪昕潼的小火箭飞得比原先预测的要高，飞行高度超过了300米。当然，也有不少小火箭在空中解体，箭体被烧焦。
对这些火箭设计师来说，个人赛只是序曲。
次日下午两点，日光正盛，山头飘着浮云，远远望去，有些像雪山。火箭教室里，切割声、敲击声、电动螺丝刀的旋转声、火箭设计师们的讨论声交杂在一起，每个人的脸都红扑扑的。37名火箭设计师正在参加团队赛，要在24小时内极限挑战大火箭的制作。
他们被分成8个小组，每组的分工角色包括队长、设计火箭和三维建模的火箭设计总师、把控火箭组装制作的物理工程师，以及负责美术、文案等的团队设计总师。
张浩然负责美术。他头顶上剃了一个类似闪电的符号，正坐在桌前画队旗。他画的是一枚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
每个小组还要额外提交一份技术报告，这难倒了不少设计师。张思宇就是其中一位，他正抱着电脑冥思苦想。写报告在他意料之外，他的组员同样觉得困难，还有人建议找人工智能帮忙。
“对我们来说，兴趣是最大的动力。”来自香港的学生李祉谦说。此时已是晚上10点，李祉谦和另外两位同学还在写技术报告，有些火箭部件也得等3D打印完才能组装。
李祉谦戴着一副眼镜，长相斯文，参加过许多与航天相关的赛事。4个多月前，李祉谦和此次团队的队长邓信昶，以及学校的另外8名同学一起去了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雅库茨克，在萨哈科学院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小型人造卫星的设计和制造，并试验升空至离开地球表面31千米。
在那个项目中，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这一次，他们也做好了鏖战的准备。
时针指向11点，火箭设计师们还很精神，他们穿着睡衣，有的在教室里讨论火箭的制作，有的围坐在餐厅的桌子旁思索报告的撰写，输入法自动输错的一行字都能引发他们一阵大笑。
郑广乐有些无奈。7月20日，火箭发射前的最后一晚，此时团队本应进行最后的组装调试，但他只能坐着干等——距离隔天发射还有不到10小时，他们团队的火箭尾翼断了。
在此之前，尾翼和头锥的打印已花去18小时，而他们拿到手也才一个小时不到。原本预计能飞1120米的火箭，“现在估计50米都达不到”，同组的张思宇欲哭无泪。
他们提交了新的尾翼建模，预计凌晨才能打印出来。12岁的队长刘晗轩是第二次参加火箭制作活动，他正一层又一层地往断裂的尾翼上涂抹AB胶，打算涂4层，试图将它们粘得更牢固。
底蕴澄也在一旁忙碌。他是汪昕潼队的队长，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火箭，对参赛抱有极大的热情，也很有责任感，基本全程参与团队火箭的设计、组装等环节。他们组的火箭尾翼同样很薄，他担心发射时会影响飞行高度，于是重新提交了一版尾翼建模，如今也在等待打印成果。这两个小组的新尾翼直到大约凌晨两点半才打印完。
火箭要发射了。
戈壁滩上架起了发射塔，发射控制台在它后面几十米的地方。为了安全考虑，观看发射的选手集中站在更后方的位置。
“5，4，3，2，1，发射！”在众人的倒数声中，一枚枚火箭依次升空。郑广乐组的火箭最终飞了620.2米。
底蕴澄团队的火箭也被按下点火按钮：它在发动机的推动下迅速升空，但突然间，它在空中停顿了一下。就在众人以为火箭快要坠落时，它却再度往斜上方飞出，最后在升至300多米时掉落。
遗憾的不仅是底蕴澄小组。香港团队的火箭携带的测高仪提前掉落，最终未能测到火箭实际飞行最高点的数据。香港宏信书院的教师李晓迎鼓励学生来年再战。
据媒体报道，截至2023年年底，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发射505次，成功率高达97%。高成功率的背后，也有过许多艰难时刻。1996年2月5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火箭发射后，却脱离既定轨道，撞山坠毁。
龙乐豪连问自己3个“为什么”，他点起蜡烛、开着应急灯，连夜寻求答案。这样的夜晚，他们连续熬了一个多月，最后发现，问题出在一个焊点上。“如果这根导线延长1500秒，也就是25分钟左右再坏，这一次发射就绝对是非常漂亮、圆满、成功的。遗憾的是，它就差这么1500秒左右。”他说，“失败，就是差一点成功；成功，就是差一点失败。”
火箭发射当晚，圆月高悬夜空。尽管银河的光带被掩映，但“夏季大三角”（指牛郎星、织女星、天津四组成的三角形）依旧清晰可见。月光洒在戈壁滩上，给跳动的篝火添了几分热烈。
火箭设计师们挥着手里的夜光圈，四处跑动。余东辰脖子上挂着一块奖牌，跟着人群大声唱起《孤勇者》等歌曲。在当天的颁奖环节，他被评为“赤星勇士”。在团队中，他出色地完成了美术分工的任务，并帮助队员进行火箭的组装等。余东辰只有7岁，却对火箭制作颇有想法，在此次设计个人小火箭时坚持使用偏曲线的尾翼，十分特别。
晚上11点多，篝火渐熄，火箭设计师们陆续离开。另一边，教室里依旧灯火通明。助教杨承烨正在等待最后的3D打印，有个部件大约还需要20分钟。在发射现场帮了一天忙，他的挑战欲也被激发。他的火箭从当天傍晚开始制作，准备连夜发射。
杨承烨今年高一，2023年参加过火箭排行榜活动，表现突出，所以今年被邀请过来帮忙指导。在一旁的是香港团队的同学，有的正在将当天回收的火箭装箱，他们想带回香港做纪念；有的正在搭手帮忙，跟杨承烨讨论火箭制作的具体细节——当天火箭发射出现问题后，即使在吃饭时间，他们也一直在复盘，总结出可能导致头锥脱落的四大原因。
将近零点，这枚“表演赛”的火箭终于被放置在发射塔上。十几个人围在发射台前，3颗按钮分别发出幽幽的黄、蓝、绿光线。得知当天是一位香港带队老师的生日，同学们起哄，正好“刷个火箭”给他庆祝。在众人的倒数声中，发射按钮被摁下，一抹亮光随即冲上夜空，倏忽间消失在视野中，只有测高仪的数据在不断攀升，最终停留在987米——这刷新了当天的最高飞行纪录。
张浩然喜欢唱《骄傲的少年》，回家后的他不时哼起这首歌，觉得它是在形容自己制作火箭的经历：“转眼间，一切都已改变，新的起点新的世界就在眼前。”
（北方摘自《南方周末》2024年8月15日，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