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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在我的个人成长史中，装病成功的经历一共有两次，都在学生时期。
生病这件事，要装得像，也是有“学问”的。不能假装感冒。一说感冒，家长便要量体温，温度计又不会说谎。也不可以说头疼。因为除了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砸了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父母的责备，小孩子是没有什么会引发头疼的事的。能够选择的只有肚子疼。人吃五谷杂粮，哪一种粮食都有可能引发肚子疼。吃得快了，咽得急了，或者菜凉了，饭硬了，等等，都可能让肚子疼起来。肚子疼也最好装，猫着腰，双手捂着肚子，嘴里“哎哟”声不断，只要自己不偷着笑出声来，装病的事便大抵成功了一半。
我第一次装病成功是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某一天早晨，老师抽查作业，指着我们这一排的同学说：“把作业拿出来。”我这才想起，头一天晚上玩得太过投入，忘了写作业。我窘迫地站在座位旁，咬着嘴唇，低着头，心想：怎么办？众目睽睽之下承认自己没写作业实在是太丢人了。如果爸爸妈妈知道了，还少不了一顿责罚，姐姐也会因为这个嘲笑我。她是班里的好学生，总是考满分，总是被表扬……我没有勇气坦白没写作业的事实，也不敢承担没写作业可能面对的难堪。就在我脑袋里闪过千百个念头却仍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胃里忽然一阵痉挛，这像是一个及时的提醒。于是，我双手捂着肚子，就势蹲了下来。老师急急地走过来，问：“怎么了？”我说：“肚子疼。”确切地说，我是胃疼。可是小的时候，我根本不晓得还有胃，把胃疼也叫作肚子疼。总之，于我而言，肚子的区域广阔得很，心脏之外的区域都是肚子。
老师问：“能坚持吗？”
我说：“不能。”
我回答得太干脆也太直白了，老师怀疑地盯着我。我紧紧地闭着嘴，生怕自己再说出什么荒唐的话来，头上不由自主地冒着汗。流汗是因为撒谎带来的压力太大了，但在老师眼里，那汗水倒似乎成了疼痛的佐证。所以，老师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让我回家。
我背着书包走出学校，可是我不敢回家。姥姥在家，如果她问起来，我怎么说？还有，如果明天老师又跟我要没写的作业，怎么办？我有点儿后悔，想回学校找老师把实情说出来，可走到学校跟前，又犹豫不决：都走出来了，不如干脆回家吧。快到家了，我又懊悔自己刚才已经走到学校跟前，为什么不一鼓作气走进教室。在家和学校之间晃荡了半个上午，一想到要这样“流浪”到傍晚才能名正言顺地回家，我简直要哭出来了。
在家和学校之间，有一个小广场，广场中央有一座大石碑，夏天的时候，我们都在广场上看露天电影，白色幕布就支在那座大石碑旁。石碑下有几级台阶，很平坦。快晌午了，我有些饿，于是坐在台阶上，把带的午饭吃掉，又无聊地看了会儿天。天空很高远，几朵白云飘在空中。我对着天空和云朵发了会儿呆，终于下定决心：这样怀揣着心事“流浪”，实在太折磨人，还是停止吧！既然错了，就改正过来。于是，我趴在台阶上，翻出书本，开始补写前一天的作业，也不管字写得好坏、数学题做得对错，总之一定要赶在下午上课前结束这一切。
我现在已经忘了那天下午自己是如何回到学校的，老师有没有检查我的作业，我又是如何解释我的去而复返的。我唯一记得的是，严厉的中年女老师微笑着冲我点点头，让我回到座位上。我想，老师一定猜到了真实原因，可是，她却善良而宽容地选择了原谅和不拆穿。她呵护了一个小孩子敏感的自尊心，也清楚那个去而复返的小孩子已经在上午的“流浪”中受到了惩罚和教育。她相信那个小孩子一定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当然没有辜负老师的信任，没有再出现因为贪玩而忘了写作业的情况，也没再因为作业或者别的事情对老师撒谎。
可是，装病的事，又发生了一次。那一年我大概十二岁。
当时，我因为不断地面对分别而陷入困惑。
部队家属院里，与我同龄的小朋友来自天南海北。我们说着不同的方言，交换家乡的食物，一起上学放学。我们用木头削制的枪“打仗”，玩得不亦乐乎。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到我们上中学、上大学，直至结婚生子。然后，我们的孩子也会彼此成为好朋友。我以为我们的友谊就像我姥姥家前面山上的那些树和草，还有雨后的蘑菇一样，就那么蓬勃着、延续着。真实情况却是另一个版本。每当我刚和一个小朋友熟悉到可以分享秘密，我们就会因为各自父亲调防到别处，或者转业、退伍而不得不分离，有时候甚至来不及道别就散落天涯再也不见了。就像《那些花儿》中唱的那样：“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我不知道那些曾经的伙伴都散落在哪里，我与他们共处的日子因为找不到可以共情的人而变得不真实，像是我的臆想。我害怕自己会忘了他们，也害怕他们会忘了我，因为忘记就是一种不存在。我就这样胡思乱想着，特别渴望表现出一种存在感，希望每一个人的目光里都有我，也奢望着许多人的心里都有我的位置。
可是，用什么办法能判断，我是不是在某人的心里呢？思来想去，只有装病。
病人要有病人的样子：没胃口，不吃饭；没精神，不说话。这样折腾了几天，我的神色果然真的像病人一样。父母着急上火，领着我往医院跑，自然是查不出什么来的。
对病人的亲属来说，查出来一个结果，即使是最糟糕的，也比没有结果好。查不出就是未知，未知从来都是最可怕的事情。看着家人的忙碌与无措，我渴望证明自我存在感的念头已经烟消云散，罪恶感和负疚感像是涌上岸的浪潮，层层叠叠，将我吞噬。
我说：“我没事。”
家人却因此而愈发怜惜我，他们以为我太过懂事。这更让我难堪。于是，我真的病了。像是要惩罚我的恶作剧似的，我的阑尾骤然疼了起来。我不敢相信这疼痛真实地来自肠子尾端，以为是自己想象的疼痛蔓延到生活中来了。我只有咬牙忍着，却终于忍不住，脸色煞白地被父母背到医院。
急性阑尾炎——这个结果不是我想要的。我躺在病床上，听见医生正和父母沟通。他说根据病症，可以采取保守治疗：静脉注射，禁食。父母庆幸我不必挨一刀接受手术，我却不敢面对他们终于放下心来的宽慰表情，觉得自己又坏又愚蠢。
同学和老师来看望我，关切地问我“还疼吗”，劝慰我不必担心落下的功课，他们都会帮我。好朋友更是每天放了学就来看我，为我讲解当天老师教授的课程。我羞愧不已，再没有了要证明什么或者探查什么的好奇心。爱，或者关心，是不需要证明的。一个人的存在感，也不需要刻意地去证明。忘记一个人或者记住一个人，不是证明存在与否的因果。这世间，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够像数学公式一样，被逻辑严密地证明出来。做学生，就认真地做学生该做的事情；做儿女，就认真地做儿女该做的事情；有一天，走到社会上去工作，那就认真地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我想，这种认真地去做符合自己年龄与身份的事情的态度，就是生而为人最好的证明吧。
关于装病的历史，到此，也算是一个终结。
（海底飞花摘自《东方少年·阅读与作文》2024年第4期，Cyan Lin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