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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天星光闪耀  青春扬帆起航

苍生大医

●陶勇

1

我好像注定是要从医的。

童年的时候,小伙伴们一起追着看武侠剧,他们对武功盖世、正气凛然的大侠们仰慕不已,而我却对里面的医师们念念不忘。记得《神雕侠侣》中,杨过和小龙女身中情花之毒,小龙女不惜自己跳崖以救杨过,那时我多么希望有一个人能解情花之毒,不至于让他们生离死别。我想,如果《雪山飞狐》里的药王能出现就好了,他一定能解情花之毒。我便学着他的样子,把家里面能找到的药都倒出来,什么香砂养胃丸、感冒冲剂、三黄片等,幻想着用它们配出一种可解百毒的药。我把它们捣碎,又加入了一些我们当地的甘草和竹根七,加上水混合,然后放在火上烤,冷却后把盖子封上,在泥里埋了一个月,最后得到一瓶黑乎乎的黏稠液体。我着实没胆量把它喝下去,犹豫了很久,想喂给鸡,鸡也不喝。我就把它倒在我家门口的一盆文竹里,想仔细观察文竹会有什么变化。结果一周后,文竹死了。

但我调配解药的热情并没有消退。我开始对一些民间的小偏方感兴趣。我们班有一名同学患有癫痫,我按照偏方的指引,挖出几条蚯蚓,混合玉米粒将其捣碎,再加入白矾,然后用开水冲开让他喝。一开始他死活不喝,在我的反复游说下才小小地喝了一口。当晚,他家的大人跑来我家理论,父母将我教训了一顿。

虽然这些事过去很久了,但我仍然记忆深刻。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的心里埋下了医学的种子。

小时候,我经常生病,时不时就要去医院。每次去医院闻到那股清新的消毒水味,看到“白十字红心”,以及那些行色匆匆、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我都会肃然起敬。

我曾患有支气管炎,很痛苦,一犯病母亲就会带我到医院打针。有一次我打青霉素过敏,头晕目眩,感觉就像武侠片里中毒的人一样。医生紧急为我注射了肾上腺素和地塞米松。我忍不住惊叹医药真是太神奇了,它会让人康复,也会让人“中毒”,这其中的玄妙要多么厉害的人才能掌握。

所以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京医科大学。

当时父母并不支持。

我向来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唯独在这件事上,我特别固执,填完志愿才告诉他们。父亲叹了口气,过了半晌才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学医也不是不好,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学医要比学其他专业辛苦得多,本科就要读5年,学出来也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医生,还要考研、读博。”我年轻气盛,对父亲说:“您放心,我一定读个博士回来。”

2

真正开学后我才知道,相比高考,学医之路更加漫长艰难。在江西时我的成绩名列前茅,来了北京,大家一个比一个优秀,相比起来,我普通得像海滩上的一粒沙。

自卑激发了我的自尊心,我暗暗给自己打气,绝对不能沦为沙粒。

那时我的普通话说得不标准,我就早上起来读报纸、听广播,认真练;英语口语不好,我就加入一些英语小组,厚着脸皮开口说;北京的同学见多识广,和他们聊天总会显得自己才疏学浅,于是我尽可能多地和他们讨论、向他们学习。

闲暇时我基本泡在图书馆里,在读书时我感觉很轻松。心情好时我会读一些专业方面的书,心情不好时就看一些哲学书籍。

大学的74门功课远比我想的难。第一学期考试,我的成绩并不理想,在高中时排名靠前惯了,突然落在后面,一下子非常不适应。大学也不再单单以成绩来衡量人,这让我更加失落。很多同学的大学生活过得非常丰富,参加的活动多得数不清。而我却十分迷茫,我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否能实现,如果我就此撒手,毕业后也能混个普通的工作……想到此,我便后背发凉,对父亲说出的豪言壮语还记忆犹新——我果然是个庸才。

我试着重新认识那些生涩难懂的医学知识,它们不只是停留在书面上的文字,还活生生地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如果我们连自己的身体都不了解,还谈什么改变世界。

此后,我不太关注别人的言论了,完全把医学当成一个爱好去探索。有了这样的心态,我发现知识开始变得有趣,每一个知识点都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存在关联、相互影响。我以结果为导向,深入挖掘人为什么会患病,身体里的细胞、器官是如何运转的,是什么让我们活蹦乱跳,又是什么让我们萎靡不振……包括此刻自己的所感所想,也是由大脑皮层的高速运行而产生的反应,这太神奇了!

从那以后,我找到了学医的热情,成绩也越来越好。

3

学医5年,前两年半在学校,后两年半跟着老师在医院实习,真正接触了病人之后,我对医生这个职业又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在医院实习的两年半,我见证了太多患有复杂病症的人在医生的手里起死回生、康复如初。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我国唐代著名医师孙思邈写在《大医精诚》里的这段话,让我恍然醒悟,医学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它还关乎使命。

2009年,我参加的公益医疗队前往江西省乐安县,为当地患者免费做白内障手术。一个寒冷的清晨,一队衣着臃肿的老人蹒跚而来。王阿婆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她驼背很严重,身体重心前移,每走一步都感觉刹不住,要向前栽倒似的。

看诊后我发现她的眼部情况也很糟糕。她长着典型的南方老人的眼睛,深眼窝,小睑裂,白内障的程度特别重。这样的情况,即使放在北京的大医院里也算复杂病例。出发的时候老师曾一再告诫我们,不要惹祸,复杂的手术不要去碰,因为很有可能失败。衡量再三,我只能无奈地和当地的联络员说了3个字:“做不了。”

让我意外的是,联络员开始为王阿婆求情。原来王阿婆的丈夫已经过世十年了,五年前,她唯一的儿子也在事故中遇难。阿婆平日里最爱做的事就是拿出丈夫和儿子的黑白合照轻轻抚摩。只是她并不知道,那张照片因为被她反复摩挲,早已经变得模糊。最近,王阿婆的肚子里长了个瘤子,她的时间不多了。这次是她唯一有可能重获光明的机会。

看着驼背严重的阿婆,我还是有些犹豫。这个时候,王阿婆说了一句话:“阿(我)想制一件寿衣嘞。”我是江西人,听懂了她说的方言,她想给自己做一件寿衣。在江西的部分村落有这样一个风俗:人死后入殓时所穿的寿衣,一定要是自己亲手做的,如果不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会见不到自己的家人。

对这样一个老人来说,如果无法亲手缝制寿衣,她该有多么绝望、多么痛苦。

我无法再开口拒绝。为了让驼背的阿婆上半身躺平,手术的时候我们帮她找了个半米高的垫子垫着腿,还破天荒地同时给她的双眼进行了手术。这在眼科手术原则里一般是不允许的,但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她在手术后能看得见。半小时后,手术成功,阿婆的视力恢复到了0.6。

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后来联络员找到我说,王阿婆在手术做完一个星期之后就过世了。那七天里,她给自己做了一件寿衣,衣服上专门缝了个口袋,而口袋里,装着的就是那张丈夫和儿子的黑白合照。口袋的开口被缝住了,这样照片就再也掉不出来了。阿婆请联络员告诉我,这些年,她一个人,什么也看不见,在黑暗中很孤独,她要谢谢我帮她找到回家的路。

这例出现在我医生生涯开端的手术,让我从中感受到了专业之外的东西。医生所能给予病人的,不只是解除病痛,还有在生死之间的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成为一名“苍生大医”是我的人生目标。

(何秀芳摘自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目光》一书) ZBNxR2czb6rFJQRanknzc13568D0/quCp5Sry0Vzb88c8PjGq/os+uq8Aaz1qj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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