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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41岁的顾晓军是国家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每天需要不厌其烦地回答读者关于借书、办卡、喝水、上厕所等一系列问题。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2季播出后，他的名字进入公众视野。纪录片里，顾晓军用法语朗读文学作品《最后一课》的片段时，突然流下了眼泪，面对镜头连道“对不起”。
一些标签也被贴到顾晓军的身上，例如“扫地僧”“苦行僧”。人们通常相信，这类执着于求索知识的人，在生活中多少会有些另类。
以下内容根据顾晓军的讲述整理。
我上大学选的是历史系，主要因为我的高中班主任是历史老师。我对于历史上的很多说法有自己的想法，跟历史老师探讨的时候，他会给我分析，甚至去查教案以外的资料。我很感谢历史老师，是他的鼓励，让我意识到自己有这方面的兴趣。
上大学时，我的研究方向是历史文献。这个领域对语言的要求高，除了要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还要解读各类古代文献。
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了多少门语言，但我确实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尝试自学日语，后来又学了法语、古希腊语等。掌握更多的语言，能帮我近距离地触碰到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人物、经典的文学作品，体会到更强烈的心灵震撼。
我大学论文的主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在准备论文时，我发现很多人文主义者都提到过一个人——西塞罗。西塞罗最核心的特质，是一种无限的斗争精神，或者说是一种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在理想和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他往往会选择理想。而且，他不是简单地背弃现实，而是一种中和，一种更好的变通，最后达到自己的本意。
《最后一课》讲的是普法战争，法国失败了，德国把法属的一些地方吞并过去，逼迫当地人说德语。文中的小弗朗士，他那天差点就翘课了，但是经过上法语课这一系列的过程，他有了关于母语的意识。
作者都德没有直接点明法语要被奴役了，他从一个孩子的视角来讲述，而且这个孩子表现得似懂非懂。
很多人对法语、德语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包括像“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很多人都在争论这句话到底对不对。这些其实没必要。必要的是什么呢？是它的这种通性。对于任何一个受奴役的民族，读到这里的时候都会受到启示——要保持自己的语言。
“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的时候，只要好好保住自己的语言，就如同掌握了打开自己牢房的钥匙。”
我当时读到这段的时候哭了，因为觉得写得特别好。在我看来，母语本身就是母亲，他们一下子就不让你和母亲在一起了。都德把这种对语言的情感，很贴切地展示在其中。对我来讲，可能因为我对语言有更多的敏感性，所以对语言的情感留恋更多些。
我大学毕业后当过旅行社销售员，也去奥组委当过工作人员。但在最忙的时候，我仍然在看着我的法语书，我仍会没事的时候看看历史书，看看喜欢的那些西方学者的传记。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唯一缺的是时间。我希望之后有时间了，能把这些积累汇总起来。
我于2009年1月4日来到国图。当时我有很多选择，但我想去一个跟文化更接近的地方，于是就来了。
从小到大我就不是特别喜欢钱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自己也不太擅长挣钱。所以我选择的必定是一条表面不怎么光鲜的路，这样的话也就没有必要羡慕别人的光鲜了。
我看到有人在网上说，“顾晓军是苦行僧一样的人”，我觉得不是。我非常敬重苦行僧一样的人和“苦行僧”这个词，但我真的不是。你看我哪儿苦了？没有苦。我也没为了喜欢的事情不吃不喝，一切都很自然。其实我觉得这样很酷，能得到很大的满足。
我周围的很多亲戚，包括我妈，没有人懂古希腊语，我也从来不跟他们讲这种东西的细节。跟别人讲某个特定领域的东西，他肯定不会知道，但是通识谁都知道。我一般不会太强势地跟别人讲自己感兴趣的特定领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者，也不能滥施于人。
差不多在10年前，我已经克服了那种和外界“接触不良”的感觉。至于落差感和抱怨，我好像还真没有过，只是情绪偶尔有些波动，好在周围人都比较包容我。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代的这个“穷”不是指没钱。你看繁体字的“窮”，底下是一个身一个弓，是一个典型的象形字，就是一种得不到施展的状态。这个时候要干什么？就是要“独善其身”——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一天能够施展了，那么“兼济天下”也是用的“独善其身”时候的这些积累。就是咱们说的俗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来图书馆的人，你如果不留心观察，会觉得就是一潭死水；你要是去主动观察，会发现这里貌似波澜不惊，其实汹涌澎湃。
因为来的人，除了个别休闲的，大多数目的性很强，有的是高校学生来写论文、查资料；有的是上班族准备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或者给自己充电；有的是健康出了问题到书里求医问药；还有一群“失意文人”，他们几乎每天都来，我能从言谈中感觉出来他们读书不少，但因为定位不准，一直没给自己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机会，所以到图书馆是来寻找方向的。
有读者来借书或者看书，我会比较好奇，他们为什么要看这些书？是写论文、写报道，还是说基于兴趣？我还想知道，他对那本书、那个领域到底了解多少？会不会是专家，或者就是个“小白”？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都能产生思想的火花。
以前我们馆的一层有个外文工具书的区域，书的内容不像小说，可读性不强。有个老奶奶，曾一本一本地看俄文百科类书籍。她还在A4纸上抄写俄语，是“核反应堆”之类的词条。她每次都拿很厚的一摞纸，抄得特别整齐。她应该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能感觉出来，她知识的专业性和对俄语的驾驭能力非常人可比。
后来这块区域改造，外文工具书没有了，换成了哲学书，她就再也没来过。我对她印象很深，但是很遗憾没机会和她聊聊。我很想问问她，她都抄了些什么内容呢？
我印象比较深的读者，还有一位老先生。我认识他是在2010年前后，他那时候刚退休，想学英语。他把莎士比亚的原版作品和中文译本对照着看，发现有些中文翻译的句子反推不回去，就拿来问我。
后来这位老先生身体不太好，行动不便，严重到都没法走步行梯了。他如果要上三楼的阅览区，得搭乘外面的电梯上来，再等我们把三楼的门打开。有一次他来国图，就是为了问我一个英文句子，问完转身就走。他走向门口的速度非常慢，就那么一点点挪着。
我曾经听说，一些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先生，居然还记得自己的学问。像季老（季羡林）是98岁逝世的，离开的前几天，他还在看《罗摩衍那》。我常常想，将来自己如果得了那种病，可能话都说不利索了，但是我的意识里会永远留着我学过的语言。
如果我能活到90多岁，如果我还在坚持、还能表达，如果那会儿还有类似《但是还有书籍》这样的节目，他们再拍一个那会儿的我，我再跟他们讲对于学问的这些“观照”，相信我的理解一定会更深。
（晓潼摘自《阅读时代》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