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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祖生母问题，自明人即多异说，旧钞本《燕王令旨》
说：
顾予匪才，乃父皇太祖高皇帝亲子、母后孝慈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忝居众王之长。
自认为高皇后亲子。《太宗实录》因之：
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标，次秦愍王樉，次晋恭王棡，次上，次周定王橚。上初生，五色满室，照映宫闼，经日不散，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心异之，独钟爱焉。
《明史》复因承之，在《成祖本纪》上说：
文皇帝讳棣，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
在这一系统下的记载，都说高皇后生五子，明成祖是嫡四子。第二说则指成祖与周王为高皇后所生，余皆庶出。王世贞《二史考》说：
《皇明世系》谓太宗、周王为高皇后所生，而懿文、秦、晋诸妃子
。
郎瑛所见《鲁府玉牒》和此说相同。他说：
太祖二十四子，生母五人。长懿文太子标，第二秦愍王樉，封西安。第三晋恭王棡，封太原。第四燕王棣，原封北平，今入继大统。第五周王橚，封开封。高后所生也……右《天潢玉牒》之数，予得于顾尚书者。今鲁府所刻玉牒，又以高后止生成祖与周王，因其不同，故录出之。
第三说则以成祖为达妃子。王世贞《二史考》记：
《革除遗事》则谓懿文、秦、晋、周王为高皇后生，而太宗为达妃子。
第四说则谓成祖为碽妃子，此说最引人注意，最近傅斯年
、朱希祖
都有文章考证。明人主此说者有何乔远之《名山藏》：
成祖文皇帝讳棣，太祖第四子也。注臣于南京见《太常志》云帝为碽妃所诞生，而《玉牒》则高后第四子。《玉牒》出当日史臣所纂既无可疑，南太常职掌相沿，又未知其据。臣谨备载之以俟后人考。
有谈迁之《国榷》：
文皇帝讳棣，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碽妃。《玉牒》云高皇后第四子，盖史臣因帝自称嫡，沿之耳。今《南京太常寺志》载孝陵祔享碽妃穆位第一，可据也。
同书天俪条记高祖后妃有碽妃列在定妃达氏下。《枣林杂俎》亦记：
孝陵享殿，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南向。左淑妃李氏，生懿文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俱东列。碽妃生成祖文皇帝，独西列。见《南京太常寺志》。孝陵阉人俱云，孝慈高皇后无子，具如志中……享殿配位出自宸断相传必有确据，而微与《玉牒》抵牾，诚不知其解。
有刘振之《识大录》：
成祖文皇帝讳棣，太祖第四子也。母曰碽妃。姿貌秀杰，目重瞳子，龙行虎步，声若洪钟，太祖及高后皆爱之。高后因育为己子。
有李清之《三垣笔记》：
予阅《南太常寺志》载懿文皇太子及秦晋二王均李妃生，成祖则碽妃生，讶之。时钱宗伯谦益有博物称，亦不能决。后以弘光元旦谒孝陵，予语谦益曰：此事与《实录》《玉牒》左，何征？但本志所载东侧列妃嫔二十余，而西侧止碽妃，然否？曷不启寝殿验之。及入视，果然，乃知李、碽之言有以也。惟周王不载所出。观太祖命服养母孙妃斩衰三年，疑即孙出。
有张岱之《陶庵梦忆》：
（孝陵）近（暖）阁下一座稍前为碽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妊为己子，事甚秘。
有沈玄华之《敬礼南都奉先殿纪事》：
……高皇配在天御幄神所栖，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
（按：长陵每自称曰朕高皇后第四子也。然奉先庙制，高后南向，诸妃尽东列，西序惟碽妃一人。具载《南京太常寺志》。盖高后从未怀妊，岂惟长陵，即懿文太子亦非后生也。世疑此事不实，诵沈大理诗，期明征矣。
）
第五说则谓成祖为元主妃所生，王世懋《窥天外乘》记：
成祖皇帝为高皇后第四子明甚，而《野史》尚谓是元主妃所生。
《蒙古源流》记成祖为元主妃洪吉喇氏所生：
先是蒙古托衮特穆尔乌哈噶图汗（案即元顺帝）岁次戊申，汉人朱葛诺延年二十五岁，袭取大都城，即汗位，称为大明朱洪武汗。其乌哈葛图汗之第三福晋系洪吉喇特托克托太师之女，名格哷勒德哈屯，怀孕七月，洪武汗纳之。越三月，是岁戊申生一男。朱洪武降旨曰：从前我汗曾有大恩于我，此乃伊子也，其恩应报，可为我子，尔等勿以为非，遂养为己子，与汉福晋所生之子朱代共二子。朱洪武在位三十年，岁次戊寅，五十五岁卒。大小官员商议，以为蒙古福晋之子虽为兄，系他人之子，长成不免与汉人为仇。汉福晋之子虽为弟，乃嫡子，应奉以为汗。朱代庚戌年生，岁次戊寅年二十九岁即位，在位四越月十八日，即卒于是年。无子。其蒙古福晋所生子，于己卯年三十二岁即位……在位二十二年，岁次庚子年五十岁卒。
刘献廷亦主此说，惟以成祖母为瓮氏：
明成祖非马后子也。其母瓮氏蒙古人。以其为元顺帝之妃，故隐其事。宫中别有庙，藏神主，世世祀之，不关宗伯。有司礼太监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闻燕之故老为此说，今始信焉。
傅斯年先生所见明人笔记，则以成祖为元顺帝高丽妃所遗之子：
（抄本）中有一节亦抄自明人笔记者，记明成祖生母事甚详。大致谓作者与周王府中人相熟，府中传说，成祖与周王同母，皆非高后产也。故齐王削藩时，周王受责最重，而燕王自感不安者愈深。及燕王战胜入京，与周王相持恸哭。其后周王骄侈，终为保全，而恩泽所及最重。又记时人侈言成祖实元顺帝之高丽妃所遗之子。并记当时民间歌语，七言成句。末语谓三十五年仍是胡人之天下云云。
综上五说，第一说高后生五子，第二说高后生燕周二王，第三说高后生懿文、秦、晋、周王，燕王为达妃所生。第四说以成祖为碽妃子，除刘振所记不知何出外，其余都以《南京太常寺志》作根据。而谈氏、朱氏皆谓高后无子，据《志》则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并李淑妃生，周王则不知所出。据刘张二说则燕王生母虽为碽妃而高后实为其养母。第五说虽有洪吉喇氏和瓮氏及高丽妃三说，其为元主妃则一。
靖难时代的公家文件在当时已经被政府所故意焚毁，不留痕迹，《明史·王艮传》：
后成祖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令（解）缙等编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
建文臣下的私人著作也被禁毁，悬为厉禁。永乐中藏方孝孺文者罪至死
，现在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是明成祖系统下的片面文件。而且不但是在当时，明仁宗以下各朝都是明成祖的直系子孙，他们的臣民自然也不敢在钦定的史料以外横生异议。在上文所引用的几种幸存的史料，除官书外大多是晚明的作品，时代较远，说话比较自由，并且有的是凭着官书说话，无忌讳之嫌，有的只是稿本流传，不为政府所属目。我们现在所能凭借的史料只是官方的片面记载和后代私人的记述。
要考定以上五说的是非，第一步先要解决的是燕王和周王是否同母，燕王周王和懿文及秦晋二王是否同母，在钦定的史料中比较，时代较近的是《明太宗实录》。（虽然这史料是出于明成祖的臣下之手，有故意埋没事实厚诬敌人的嫌疑。）我们先就这一部分加以考校。《太宗实录》四年六月乙丑条：
上虑朝廷事急，加害周齐二王，遣骑兵千余驰往卫之。周王初不知上所遣，仓卒惶怖，既知乃喜曰：“我不死矣！”来见，上出迎之，周王见上拜且哭，上亦哭，感动左右。周王曰：“奸恶屠戮我兄弟，赖大兄救我，今日相见，真再生也。”言讫复哭，哭不止，上慰止之。与周王并辔至金川门下马，握手登楼，上曰：“身遭兵祸，无所容生，数年亲当矢石，濒万死，今日重见骨肉，皆赖天地皇考皇妣之佑，得至于此。”周王曰：“天生大兄，勘定祸乱社稷，保全骨肉，不然，皆落奸臣之手矣。”
在这一段记载中，有两点最值得我们的注意。第一，周王是太祖第五子，却称他四哥为大兄，一则曰：“赖大兄救我”，二则曰：“天生大兄”，由此可知成祖和周王同母，和懿文及秦晋二王异母，以此周王称为大兄。第二，周齐二王并在京中，同为成祖之弟，而出迎却只记周王，抚慰亦只及周王，由此可见燕、周之关系。再看成祖登极以后对周王的特殊待遇。《太宗实录》记赏赐：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乙丑赐周王橚钞二万一千锭。丁酉赐周王橚八万锭，齐王榑钞二万锭。十月戊寅赐周王橚钞十万锭。
生日则特赐礼物：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庚寅赐周王橚生日礼物冠一，通天犀带一，彩帛三十匹，金香炉合各一，玉观音金铜佛各一，钞八千锭，羊十腔，酒百瓶。
就国后，每遇生日必期前遣驸马都尉往赐物，永乐元年七月遣宋琥，二年遣宋瑛，三年遣沐昕。端午冬至并有赐物，其他非时赏赐，宠渥稠叠。其郡主仪仗并特命得如亲王。
同时亲王蒙宠者谷王以开金川门迎降功犹不得望其项背，其他更不能比拟。就国前加禄五千石，仁宗即位加岁禄至二万石。
事实上燕、周不但同母，且具为庶出（高皇后无子，说详下）。可是在表面上，燕王却一口咬定自己是嫡出，他和周王同母，连带地把周王也算为高后亲子。在起兵的时候口口声声抬出嫡子的头衔来迎合传统的宗法观念。因为这时候被称为嫡子的懿文及秦晋二王都已去世，建文在他的举兵檄文
中被斥为变祖法妻祖母大逆不道，不应继承主器，在伦序上他应入继大统。所以他在任何文件和口头谈话上一有机会就向人诉说他是嫡子，即位后即下令焚毁建文朝有“言语干犯”的文件，至少在这些文件中有一部分是指斥他这一假作的声明的。《太宗实录》记其起兵时上书：
（建文）元年七月癸酉上书于朝曰：“切念臣于懿文皇太子同父母至亲也。……”
同日他又告诉他的将士说：“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国家至亲。”
得位后他又书面告诉人他是嫡子：
三十五年七月壬午诏曰：“朕为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王得兴兵讨之。”
又书面告诉他的亲属，让他们会意他是嫡子：
三十五年七月癸亥，晋王济熺来朝。赐书谕曰：“吾与尔父皆皇考妣所生，自少友爱深厚。”
从此以后，燕王嫡子之说便成铁案。登极后变本加厉，率性伪造《玉牒》，惟以自己和周王为高后嫡子，明著懿文及秦晋二王俱为庶出，这一痕迹一见于郎瑛所见之《鲁府玉牒》，二见于被删改后的《明太祖实录》。稍久觉得这说不妥，再来一次修改，在三修《太祖实录》和《天潢玉牒》中明著五人同母。这一件伪造文证的经过，夏燮说得最明白。他说：
明成祖于建文所修之《太祖实录》，一改再改，其用意在嫡出一事。盖懿文太子薨，则其伦序犹在秦晋，若洪武之末，则秦晋二王已薨，自谓伦序当立，借以文其篡逆之名也。并引周王为五人同母者，盖燕周本同母也。《明史·黄子澄传》曰：“周王，燕王之母弟，削周是翦燕手足也”。此初修本之仅存者。
解缙奉诏再修，尽焚原草而独存此数语者，盖缙等欲取媚成祖，遂谓懿文太子秦晋二王皆诸妃出，惟燕周二王同为高后生，以证立嫡立长，礼之所宜。是则缙之所谓同母，乃母高后，与《子澄传》中同母之语词同而意异矣。缙之得罪在永乐九年，时必有谮之于成祖者，谓懿文庶出之语骇人听闻，修《实录》者留此罅隙以滋天下后世口实，于是成祖并疑李景隆、茹瑺等心术不正（语见沈氏《野获编》），乃于九年复命姚广孝、夏原吉等为三修之役，而杨士奇等主之，因自懿文太子以下五人悉系之高后所出，遂为定本。而忘却子澄同母一语自相矛盾未及追改，又入之《永乐实录》中，而燕周二王之为庶生，反成铁证，是目论而不自见其睫者也。
燕王周王同母并为庶出之说已于上文论定，请再申论懿文及秦晋二王之是否为高皇后所生。
《明史·兴宗孝康皇帝传》：“标，太祖长子也，母高皇后。元至正十五年生于太平陈迪家。”
按《明太祖实录》：“乙未九月乙亥皇长子生，孝慈皇后出也。”
考《明史·太祖本纪》：
（至正十五年）五月太祖谋渡江无舟，会巢湖帅廖永安、俞通海以水军千艘来附，太祖大喜，往抚其众，而元中丞蛮子海牙扼铜城闸、马场河诸隘，巢湖舟师不得出，忽大雨……遂乘水涨，从小港纵舟还，因击海牙于峪溪口，大败之，遂定计渡江……六月乙卯，乘风引帆，直达牛渚，常遇春先登，拔之，采石兵亦溃，缘江诸垒悉附……遂乘胜拔太平。改路曰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领元帅事。时太平四面皆元兵，右丞阿鲁灰、中丞蛮子海牙等严师截姑孰口，陈野先水军帅康茂才以数万众攻城，太祖遣徐达、邓愈、汤和逆战，别将潜出其后夹击之，擒野先并降其众，阿鲁灰等引去。秋九月，郭天叙、张天祐攻集庆，野先叛，二人皆战死。野先寻为民兵所杀，从子兆先收其众屯方山，与海牙掎角以窥太平。
由此可知太祖自五月定计渡江，六月克太平，以后，太平即被元兵所包围。《明史·高皇后传》：
太祖既克太平，后率将士妻妾渡江。
由此知高后初未从大军出发，至克太平后始渡江。据《实录》言懿文太子生于九月丁亥，如在九月前高后无渡江之可能时，则懿文必非高后所生。《明史》记陈野先之被擒在九月前，则高后之渡江当在野先被擒阿鲁灰等引去之后，九月丁亥之前。如元兵在九月中犹未引去，则高后及所率将士妻妾必不能突过元人舟师之堵截而入四面包围情形下之太平也。《明史》本纪多据《实录》，《太祖实录》经三次改窜，不值吾人信任。试别征之当时人之记载，俞本《皇明记事录》说：
九月元义兵元帅陈也先领兵攻太平府，士卒登城，上亲率死士拒之，城中危急。是时上娶孙伯英妹为次妃，妃言于上曰：“府中金银若干，何不尽给将士，使之奋身御敌，倘有不虞，积金何益！”次日敌再至，上尽置金银于城上，分给将士，遂大败敌兵，生擒也先。
则太平之围至九月始解。太祖渡江时，高后及将士妻妾留和州。《明史·常遇春传》：
取太平，授总管府先锋，进总管都督。时将士妻子辎重皆在和州。
元中丞蛮子海牙复以舟师袭据采石，道中梗，太祖自将攻之，遣遇春多张疑兵分敌势，战既合，遇春操轻舸冲海牙舟为二，左右纵击大败之，尽得其舟，江路复通。
是则在遇春大破海牙水师以前，江路不通，将士妻子辎重仍在和州也。《康茂才传》：
太祖既渡江，将士家属留和州。时茂才移戍采石，扼江渡。太祖遣兵数攻之，茂才力守，常遇春设伏歼其精锐，茂才复立寨天宁洲，又破之，奔集庆。
采石之破，《太祖本纪》系于十六年春二月丙子。宋濂撰《开平王神道碑铭》：
丙申（至正十六年）春二月元中丞蛮子海牙复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上虑将士虽渡江而其父母妻子尚留淮西，势莫可致，命王统兵攻之。王至设疑兵以分其势而以正兵与之合，及战，别出奇兵捣败之，悉俘其精锐，自是元兵扼江之势衰矣。
是则在至正十六年二月丙子以前，留驻和州之将士家属仍未渡江也。
《高皇后传》明说“后率将士妻妾渡江”。《碑铭》明说在至正十六年二月以前“将士虽渡江而其父母妻子尚留淮西”。则高后之率将士妻妾渡江，由和州到太平，应在至正十六年二月蛮子海牙失败，元兵扼江势衰之后。宋濂为当时人，所记当不致误。即使退一步说，或许高后率将士家属渡江是在十五年九月以前，我们再看看在九月以前江路是否允许通行。宋濂《蕲国武义康公神道碑铭》记：
乙未（至正十五年）六月上帅师渡江，将士家属尚留于和州，上虑公扼采石之冲弗获渡，时出兵挑战，公兵虽寡而以宽宏得士卒心，故临阵人多效死，于是数战不克。后数月常忠武王遇春遣游兵虚挠之，公连日发军以应，王度其力疲，夜设伏兵，质明歼其精锐殆尽。然犹收合溃散，坚塞于天宁洲。明年二月上命诸将以襄阳大炮破其塞，公奔行台。
由此可知常遇春第一次破元水师是在六月后的数月，元兵虽败仍扼长江，到十六年二月第二次大败方全师撤退。是则太祖入太平后南北始终隔绝，将士家属虽在仅隔一水的和州始终不能飞渡。
再据刘辰《国初事迹》：
太祖尝曰：“与我取城子的总兵官妻子俱要在京住坐，不许搬取出外。”
这虽是开国后的事，但由此亦可推知在创业时代的规制，太祖率诸将出师进取，高后则率将士妻妾辎重留后方，严密监获，使诸将不敢有异心。上文所引史料明记在十六年二月以前将士妻妾辎重尚未渡江，则高后绝无委弃部属单身先赴太平之理。
综据以上论证，则高后绝不能于九月丁亥以前渡江至太平。高后既不在太平，则懿文太子自非高后所生。懿文与秦晋二王同母，懿文既非高后所生，则秦晋二王亦必非高后所生。高后既已考定无子，则《南京太常寺志》所记淑妃李氏生懿文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碽妃生成祖事当属可信。
高后虽无子，却喜养子。刘辰记太祖有义子保儿、周舍、道舍、柴舍、马儿、金刚奴、也先、买驴、真童、泼儿等，分遣出镇，用以钳制将士：
太祖于国初以所克城池专用义子作心腹，与将官同守，如得镇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驸马，得严州用保儿，得婺州用马儿，得处州用柴舍、真童，得衢州用金刚奴、也先，得广信调周舍郎沐英也。
则以他妃子养为己子尤情理之当然。懿文、秦、晋诸王当俱为高后养子，高后视如亲生，诸子亦遂自命为嫡子，其生母因之埋没，仅于陵寝及享殿微露端倪也。
也许有人要问，太祖在初起兵时势力未盛，何能有许多姬妾。这一问题的解答是太祖初起兵时有记载可考的姬妾有孙妃，见《记事录》；有郭妃，见《天潢玉牒》；有胡妃，见《国初事迹》；有郭宁妃，见《彤史拾遗记》。《明史》记淑妃李氏寿州人，高后薨后摄六宫事，淑妃薨以郭宁妃摄六宫事。宁妃是渡江时的姬侍，李妃摄宫在郭妃前，则李妃之归太祖必更在郭妃前，军行以诸妃随侍，俞本记孙妃事可证，则在太平生懿文太子者为李淑妃无疑。
成祖、周王同为妃出，据《南京太常寺志》，生母实为碽妃。碽妃之来历不明。盖成祖起兵时自诉为嫡出，以后无法再换一个生母，只好讳莫如深，完全抹杀。何乔远、谈迁诸人疑享殿配位和《玉牒》龃龉，以为不知其解。这因为他们所见的《玉牒》载五子同母的是永乐九年《太祖实录》三修以后的本子。（在这以前有记燕周出高后，懿文、秦、晋出诸妃的《鲁府玉牒》，再前应当还有一个最初本子，记明懿文、秦、晋二王出李淑妃，燕周二王出碽妃的《玉牒》？）已经数度改窜，自然不能和实际情形相合。《革除遗事》以成祖为达妃出，考达妃生齐王榑、潭王梓，黄氏原文今不得见，不知何据。《国榷》天俪条列碽妃于达定妃下，也许是由位次逼近而误记？第五说以燕王为元主妃所生，此说正如傅斯年先生所谓：
在明人心目中，永乐非他，绝懿文之裔，灭方孝孺之十族者也。偏偏其生母非汉姓，而洪武元年直接至正，庚申帝为瀛国公子之说依然甚嚣于人心，则士人凭感情之驱率，画依样之葫芦，于是碽妃为庚申帝妃，成祖为庚申帝子矣。
至于碽妃之非元主妃及洪吉喇氏传说之无稽，傅斯年先生、朱希祖先生俱已作文力辟之。傅先生所见明人笔记成祖出高丽妃一说，高丽妃亦不必即为碽妃，二者不必强同。朱先生曾引《明史》含山公主传记有含山母高丽妃韩氏之文，以为碽妃如果生子，不应不见《玉牒》。按此乃朱先生见闻太隘，过信官书之过，因为官书并不一定可靠，而且明初《玉牒》即已经过几度修改，《明史》所据为修改过的官书，朱先生却以此事不见于官书，不见于《明史》为疑，这也未免是“缘木求鱼”了。而且太祖宫中高丽妃也不只韩氏一人。《殊域周咨录》记有周妃，得于元主宫中：
初元主尝索女于高丽，得（周）谊女纳之宫中。后为我朝中使携归。（时宫中美人有号高丽妃者疑即此女）
《明史·朝鲜传》仅记朝鲜使周谊求贡被留，不及其女。而且明代官书也不尽存于今，《太常寺志》还是明代人所见的书，我们已不得见。朱先生疑：
若使碽妃果为成祖生母，李淑妃果为懿文皇太子及秦晋二王生母，则李淑妃既载于《玉牒》及《实录》，而《明史·后妃传》本之，亦有《李淑妃传》，何以明代官书除《南京太常寺志》外，从未记载妃乎？成祖既为天子，何以不敢表彰其生母，使之湮灭无传，而在北京私于宫中立庙祀之，在南京私于陵寝别立配位尊之，不敢关于太常乎？若于高后讳，则于李淑妃又何解乎？若讳己为庶子，则汉文帝尝言，朕为高皇帝侧室之子，又何伤乎？况皇太子标等皆属庶出，根本无嫡子争位，又何必讳乎？
这几个疑问都是神经过敏，而且完全不合论理。因为明代官书决不只仅《南太常寺志》一书，也许记载有妃的还有别的官书，可是谈迁、李清等当时所能见到的却只有《南太常寺志》。我们不能无的放矢，因为不能看见其他官书，便瞎说其他官书从未记载碽妃。李淑妃载于《玉牒》《实录》是因为懿文系下已经一败涂地，秦、晋也只是藩王，不必忌讳。碽碽妃不见于《实录》及《玉牒》，是因为《实录》及《玉牒》已被故意删改过几次，明成祖不愿意说自己不是高皇后的亲子的缘故。因为这样，所以湮没之唯恐不及，更何论表彰。汉文帝不讳庶子，明成祖讳庶子，很浅显明白的理由是环境不同，汉文帝是雍容入继，明成祖是称兵篡逆。人家请来作皇帝，自己说是庶子便愈显得谦恭；造反抢皇帝作，便只好硬说是嫡子，因为成祖是在和有法律继承地位的皇长孙争位啊！
综结以上研讨的结果，结论是高皇后无子；懿文太子，秦、晋二王为李淑妃出；成祖、周王为碽妃则行历不详，只好阙疑。
妃出。成祖为高后所养，故冒称嫡子。
二十四年三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