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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我们将探索这个看似遥远而又充满挑战的领域。因此，当我们直接分析问题时，我们会主要关注那些有希望的解决方案。我们认为，尽管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投资者似乎与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存在一定距离，但他们对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理解投资者为什么会出错，以及他们如何能做得更好，对所有人都很重要。本章讲述的正是这一点。
在第2章至第4章中，我们将分析提供长期资本的个人和机构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第2章中，我们将介绍长期投资的历史。首先是一些关键的历史时刻，从凯恩斯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制定的投资策略开始介绍，这些策略确立了许多长期投资者至今遵循的原则。然后，我们快速进入开创性的家族办公室，聚焦于洛克菲勒家族的经历，以及他们从机会性的投资方式向私募基金的转变。
投资策略的传播也是很重要的。最初，这些投资策略只由一小部分家族办公室和大学捐赠基金采用，然后，它们从默默无闻逐渐到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获得了极大的赞誉。这些长期投资策略随后被广泛应用到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投资中。同时，策略在传播过程中也在不断进化，在21世纪，这种进化尤其明显。比如，虽然大型机构经常投资像捐赠基金和家族办公室这样的基金，但它们同时也会利用自身的规模优势来争取更优惠的经济条款，打造自己的投资能力。
在第3章中，我们将探讨困扰这些投资者的一系列问题。首先，我们强调了长期投资会带来的基础挑战。例如，很难确定私募资本是否值得这样做，因为它们不仅数据统计不清晰，而且用于评估业绩的主要指标也存在缺陷。其次，很难确定哪些独立的投资团队表现最好，他们未来是否能继续保持领先等。
许多长期投资者的特殊地位，尤其是非营利性或公共（或准公共）机构的大量代表，会加剧这些挑战。这些投资者常常会面临一些难处，比如资源短缺、投资团队的激励不够（或设计不当），以及对自己的投资能力过于自信。
这些问题的核心挑战在于这些投资机构的治理。比如，消防员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是他们冲进着火的大楼去救一个孩子所需要的技能和训练，与投资委员会是否能很好地管理消防员的养老金，没有什么关系。同样，当地银行的行长可能对一个大学城的经济生态至关重要，但这个人可能并不是学校捐赠基金管理层的最佳人选。然而，许多机构都是由缺乏经验但有政府背景或地方关系的董事会来管理的，这可能会导致错误的选择、不清晰的任务和许多其他问题。
在第4章中，我们将探讨这些问题的一些比较好的解决方案。首先尝试的是对这些机构的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因为如果企业架构不合适导致公司运作出现问题，就无法做出有效的投资策略。其次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常见领域：评估。很多机构一开始制定的标准不完善，因此投资决策自然会出问题。
我们还针对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比如团队成员的薪酬。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多付钱！”但事实上，公共机构和准公共机构的薪酬总是有限制的。所以更难的事情是，如何使有形奖励与成本更低但往往更有价值的内在奖励相匹配，并确保机构所吸引来的人员的能力与布置给他们的工作任务相匹配。最后，我们强调了投资者与潜在的金融合作伙伴及股东有效沟通其投资策略的重要性。
在第5章至第7章中，我们从追求长期投资的基金的角度出发进行讨论。我们首先回顾了这些基金的发展历程，着重指出，在20世纪，追求长期收益是如何成为一个惯例的。我们还跟踪了一些看似合理的特性，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确定下来的，以及后来是如何导致行业扭曲的。
在第5章中，我们将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影响投资的巨大变化。美国劳工部在1978年做出了一项当时鲜为人知的技术性决定，为养老基金进行另类投资打开了大门。对“谨慎人规则”的重新定义，使得大量资金涌入，重塑了许多先行者，资金也流向了许多其他公司。到20世纪80年代末，当前行业的模式已经初具雏形——其中有提供系列产品的小型集团和小型专家。在随后的每一个10年中，人们都对这些趋势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并加剧了这种趋势。
在第6章中，我们将更全面地研究长期投资基金所面临的问题。我们探讨了想要不断扩大基金规模的诱因，以及它如何促使基金管理人做出一些决定，而这些决定往往可能只会增加自己的个人账户余额，但不会提高基金的业绩，尤其是在募集新基金时，这种影响格外大。最后，我们关注合伙企业内部，指出那些很容易出现问题的行为，因为创始人可能会以牺牲下一代和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来为自己谋利。
在第6章中，我们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讨论行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公募基金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向外部投资集团出售少数股权。虽然这些方式可以解决一些明确的难题，但它们也有自己的问题。我们强调指出，这些举措可能会加剧私募基金一直隐藏的问题。
我们将在第7章中再次讨论最佳实践。纵观各类基金，我们重点介绍了一系列正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创意组织，有新组织也有老组织。我们还探讨了为什么解决这些问题对行业来说似乎很困难，以及什么机制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改变。
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4类改变。一是合伙关系性质的改变。在很多情况下，长期合伙关系应该是基于投资基金的不同而变化的，但往往新的投资中采用的合作方式仍然会沿用原有的。比如说一个10年期合作计划可能适合某些投资项目，却不适用于另一些投资项目。所以重新思考基金的生命周期，以及整体上基金采取怎样的方式在既定的时间框架内退出投资，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的第二条建议：重新思考如何管理这些合伙关系。在时间和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基金里的投资方（通常被称为有限合伙人或LP）如果有更积极的声音，可能会有所帮助。
第三个改变与基金业绩的评估和报告方式有关。当前的体系中，每个组织都用自己的方式来展示数据，这些方式不是一致的。这导致了各种问题：几乎不可避免地，各个组织都以最佳的方式呈现数字。此外，用于评估这些指标的共同标准，如内部收益率，本身就存在严重缺陷。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如何评估长期投资，以及由谁来评估：迫切需要一个独立的认证机构来进行这些计算。
第四个改变是激励因素。当我们审视这些改革方案的设计时，很明显有一些特征，设计初衷是为了确保激励能带来价值最大化，却在某些时候被“武器化”了。如今，它们是讨价还价的筹码，具体取决于是投资者还是基金管理人处于主导地位。有几项改革，可能会有助于让各方更好地保持协调一致，比如涉及如何对投资者进行成本补贴，以及随时间来分配利润等。
在第8章中，我们探讨了近年来越来越常见的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之间的混合现象。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尝试自己做事情：要么与私募集团一起投资，要么自己投资。我们也分析了这么做的理由，以及所面临的重大障碍。最后，我们为想要直接投资的团队提供了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和做法。
在第9章中，我们着眼于行业的未来。金融经济学家对未来的观察是不准的。比如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1929年10月的预测中说：“股票价格已经达到了永久性的高水平。” 51 我们许多同事也对全球金融危机即将到来视而不见。更不用说预言家，比如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对股票市场的描述，“预测了过去5次下跌中的9次” 52 。于是，我们列出了4种情形来对冲赌注。我们强调了一系列为了达到最乐观的结果所必备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