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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投资的挑战

因此,从理论上讲,长期投资会为企业和经济带来重大好处。这些投资者使得那些原本不会获得资助的项目获得了资助,他们提供监督,并保护公司和项目避开那些公开市场里潜在的不合理压力。此外,由于投资者应该因为他们愿意进行长期投资而得到回报,最终的受益者群体,无论是退休人员、在职人员,还是学生,也应该受益。这听起来真棒!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一切都那么美好,为什么还需要这本书呢?因为这并不只是一幅简单而又美丽的图画。投资者既对长期投资机会有大量迫切的需求,又想要获取更好的投资回报,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着交集,但正如前文所述清洁技术故事所表明的,对长期投资的许多尝试都收效甚微。这些令人失望的情况很普遍,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尽管长期投资具有吸引力,而且也可能获得超额收益,但许多投资者实际上是喜忧参半的。近年来,许多类型的另类投资的总体回报率,完全比不上公开市场的投资回报率,更别说这些投资风险更大,流动性还不足。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投资者实际上并没有做到长期投资,而是在市场火热的时候进入,在市场下跌的时候退出。而且通常做这些投资操作的基金管理人没有什么损失,真正遭受损失的是提供资金的个人和机构。

例如亚拉巴马州,它的养老金投资发生了一系列重大逆转,如果不是因为该州对资源的迫切需求,差点就到了可笑的地步。 36 几十年来,亚拉巴马州退休系统(Retirement Systems of Alabama)养老金一直是由戴维·布朗纳(David Bronner)管理的,他有权投资任何类型的资产。布朗纳也志在寻求长期投资,比如购买写字楼、购买公司的大量股权等。

到目前为止,总的投资结果还是可以的。不过其中也有许多投资都失败了。例如,在2003年,布朗纳向美国航空公司投资了2.4亿美元,这项投资使州养老金获得了8个董事会席位,并使布朗纳获得了董事长的头衔。但是这家公司最终于2004年申请破产。再比如,几年后布朗纳投资了广播媒体和报纸行业,但由于后来数字媒体获得了大众青睐,这些投资也遭遇了损失。他也投资了一些本地项目,例如莫比尔的RSA大楼和罗伯特·特伦特·琼斯(Robert Trent Jones)高尔夫球场,但其中许多项目的投资逻辑都令人质疑。据报道,2011年至2014年期间,美国国家养老金在高尔夫球场投资的2亿美元,投资回报率仅为1.5%,而当时正是公共股票市场涨势不错的时期。 37

毫无疑问,当时最大的一次投资失败,是2007年向亚拉巴马州巴顿的新铁路车辆工厂投资3.5亿美元的计划。这个计划承诺创造1800个就业岗位。 38 但是在对项目进行尽职调查的过程中,州养老金没有发现,这项设施的建造费用几乎是工厂管理者估计的两倍,而且工厂管理者没有如实申报其负债和资产。最终导致该项目在2010年宣告破产。到破产时,也没有生产出任何有轨电车。于是州养老金接管了这处物业,然后又投资了2.75亿美元来完成它。

这项投资的最终损失难以估量。州养老金确实成功地将工厂租给了纳威司达公司(Navistar),而后者又将工厂的一部分转租给了其他公司。但这并不是一笔公平的交易。纳威司达公司从州养老金处获得了大量投资,用于在该州的其他地方建设柴油发动机设施。这个举措创造了就业机会,于是当地经济发展局向纳威司达公司提供了慷慨的补贴 39 (不过,当纳威司达公司没有达到既定目标时,这些补贴也被下调了 40 )。根据协议约定,公司首席执行官向州养老金偿还了2100万美元。 41 但布朗纳自己也承认,该项目的损失已达数亿美元。 42

由于这些失败的投资,以及对员工过分慷慨的福利承诺,亚拉巴马州面临严重的资金不足问题。尽管州养老金声称其无资金储备的负债为167亿美元,但乔希·劳(Josh Rauh)的计算显示,真实数字大概率是463亿美元(这也是美国各州中数字差异最大的之一)。 43 这使得亚拉巴马州养老金的资产负债比(约40%),以及州养老金负债与州税收比,在美国所有州养老金中都位居下游。亚拉巴马州政策研究所指出,2015年,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支出已经成为该州第二大支出,仅次于教育支出,预计未来几年还会大幅增加。 44 考虑到美国公共养老金的落后表现和不稳定的财政状况,亚拉巴马州的表现类似于跑完马拉松的最后一站——对参与者来说是痛苦的,对观众来说也是痛苦的。

如果这仅仅是美国50个州之中1个州的经历的话,还不要紧。但遗憾的是,还有很多州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比如肯塔基州,可以说是美国所有州里养老金计划做得最糟糕的。 45 在2016财年末,肯塔基州退休系统(Kentucky Retirement Systems,缩写为KRS)养老金的无资金储备的负债为328亿美元,如果再保守一些预计的话,这一数字可能高达840亿美元,相当于全州每个成年人26000美元。 46 KRS养老金这种资金短缺的危险状态,不仅对该州的就业人员有不好的影响,还会导致国家债券评级机构降低肯塔基州的信用评级,使得该州修建学校、道路和其他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成本更高。事实上,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之所以将肯塔基州的财务状况排在倒数第二名,核心原因正是养老金问题。排在最后一名的新泽西州就更差了。 47

肯塔基州是如何陷入这种困境的呢?虽然各种各样的系统性问题造成了它的资金缺口,但长期投资也引发了一些不当行为。例如,2011年美国国家审计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有1160万美元的费用付给或委托给了“中介机构”,这些“中介机构”帮助对接KRS养老金和一些需要销售产品的私募投资公司,并且当时与首席投资官的关系非常密切 48 (尽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此事展开了调查,但并未提出指控)。这个所谓的“付费模式”后果很严重,比如2009年,KRS养老金向劳伦斯·佩恩(Lawrence Penn)的1.2亿美元规模的卡梅洛特收购次级商机(Camelot Acquisitions' Secondary Opportunities)基金,拨出逾2400万美元。KRS养老金也是该基金最大、最早的投资者之一。 49 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项调查随后披露,佩恩从中挪用了930万美元购买珠宝、豪华轿车和其他奢侈品。 50

类似的故事可能会在新泽西州、纽约州、伊利诺伊州、加州等地上演。但除了这些恶性事件,更加显而易见的教训是:简单地进行长期、非流动性资产投资,并不是获得高回报的灵丹妙药。

其中一些问题可以直接归咎于最终控制这些资金的家族和机构:

·缺乏适当的激励机制来奖励为长期业绩做出正确选择的员工。

·糟糕的投资选择流程。这个流程往往是由缺乏把握正确方向能力的董事会和顾问推动的,更多是基于一个熟悉的品牌名称或该地区的流行因素,而不是基于投资的本质来制定的。

·缺乏工具来衡量自己的财务状况,比如对未来资本的需求有多大,面临的风险有多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能做到多好,能持有多少资产等。

·不能有效地向股东或潜在合伙人传达他们正在做什么,这会给投资造成一系列的困难。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也是想要做长期投资的基金经理必须面对的:

·不恰当的激励。这会导致人们想要持续不断地增加所管理的资产规模,即使这会导致基金投资者的收益降低(尽管不会降低基金管理人自身的回报)。

·绩效博弈。这使得受到限制或存在缺陷的传统绩效指标不容易暴露。

·利用市场影响力的老牌私募集团,和缺乏协作却急切想要让基金表现出色的投资者,会绕过许多有效管理原则(讽刺的是,基金管理人对它们投资组合中的公司坚持采用的正是这些有效管理原则)。

·在许多情况下,创始合伙人高度集中的权力和企业内部的不公平情况,导致投资的成功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

最终,资本的提供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不同观点就会导致出现矛盾。尽管长期投资者关注的都是基金的变化,但是除了当前存在的明显问题,这些基金的组织方式也并没有什么新意。

当前的长期投资模式存在的问题还比较容易描述,但想要解决却很难。因为从本质上讲,耐心的长期投资是困难的,通常周期很长,市场反馈也很少,很难知道这项投资到底进展如何。因此,很难评估这项投资的风险和回报,也就很难激励基金管理人运营和管理基金。

不过,尽管这些问题看起来令人烦恼,解决方案却并非初看上去那么遥不可及。在世界各地已经采取了各种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老牌家族办公室和捐赠基金采用的久负盛名的策略,新机构采用的新方法,以及无畏的基金管理人探索的新基金架构等。从这些最佳实践中,我们可以确定一套潜在的解决方案。 AkjwI3S0EURgzfHTbXKNwXCw98+Gxs+KnABOzOmpU324Ll7d6dmpZl1Ncqfo1SFM



本书路线图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探索这个看似遥远而又充满挑战的领域。因此,当我们直接分析问题时,我们会主要关注那些有希望的解决方案。我们认为,尽管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投资者似乎与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存在一定距离,但他们对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理解投资者为什么会出错,以及他们如何能做得更好,对所有人都很重要。本章讲述的正是这一点。

在第2章至第4章中,我们将分析提供长期资本的个人和机构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第2章中,我们将介绍长期投资的历史。首先是一些关键的历史时刻,从凯恩斯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制定的投资策略开始介绍,这些策略确立了许多长期投资者至今遵循的原则。然后,我们快速进入开创性的家族办公室,聚焦于洛克菲勒家族的经历,以及他们从机会性的投资方式向私募基金的转变。

投资策略的传播也是很重要的。最初,这些投资策略只由一小部分家族办公室和大学捐赠基金采用,然后,它们从默默无闻逐渐到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获得了极大的赞誉。这些长期投资策略随后被广泛应用到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投资中。同时,策略在传播过程中也在不断进化,在21世纪,这种进化尤其明显。比如,虽然大型机构经常投资像捐赠基金和家族办公室这样的基金,但它们同时也会利用自身的规模优势来争取更优惠的经济条款,打造自己的投资能力。

在第3章中,我们将探讨困扰这些投资者的一系列问题。首先,我们强调了长期投资会带来的基础挑战。例如,很难确定私募资本是否值得这样做,因为它们不仅数据统计不清晰,而且用于评估业绩的主要指标也存在缺陷。其次,很难确定哪些独立的投资团队表现最好,他们未来是否能继续保持领先等。

许多长期投资者的特殊地位,尤其是非营利性或公共(或准公共)机构的大量代表,会加剧这些挑战。这些投资者常常会面临一些难处,比如资源短缺、投资团队的激励不够(或设计不当),以及对自己的投资能力过于自信。

这些问题的核心挑战在于这些投资机构的治理。比如,消防员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是他们冲进着火的大楼去救一个孩子所需要的技能和训练,与投资委员会是否能很好地管理消防员的养老金,没有什么关系。同样,当地银行的行长可能对一个大学城的经济生态至关重要,但这个人可能并不是学校捐赠基金管理层的最佳人选。然而,许多机构都是由缺乏经验但有政府背景或地方关系的董事会来管理的,这可能会导致错误的选择、不清晰的任务和许多其他问题。

在第4章中,我们将探讨这些问题的一些比较好的解决方案。首先尝试的是对这些机构的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因为如果企业架构不合适导致公司运作出现问题,就无法做出有效的投资策略。其次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常见领域:评估。很多机构一开始制定的标准不完善,因此投资决策自然会出问题。

我们还针对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比如团队成员的薪酬。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多付钱!”但事实上,公共机构和准公共机构的薪酬总是有限制的。所以更难的事情是,如何使有形奖励与成本更低但往往更有价值的内在奖励相匹配,并确保机构所吸引来的人员的能力与布置给他们的工作任务相匹配。最后,我们强调了投资者与潜在的金融合作伙伴及股东有效沟通其投资策略的重要性。

在第5章至第7章中,我们从追求长期投资的基金的角度出发进行讨论。我们首先回顾了这些基金的发展历程,着重指出,在20世纪,追求长期收益是如何成为一个惯例的。我们还跟踪了一些看似合理的特性,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确定下来的,以及后来是如何导致行业扭曲的。

在第5章中,我们将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影响投资的巨大变化。美国劳工部在1978年做出了一项当时鲜为人知的技术性决定,为养老基金进行另类投资打开了大门。对“谨慎人规则”的重新定义,使得大量资金涌入,重塑了许多先行者,资金也流向了许多其他公司。到20世纪80年代末,当前行业的模式已经初具雏形——其中有提供系列产品的小型集团和小型专家。在随后的每一个10年中,人们都对这些趋势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并加剧了这种趋势。

在第6章中,我们将更全面地研究长期投资基金所面临的问题。我们探讨了想要不断扩大基金规模的诱因,以及它如何促使基金管理人做出一些决定,而这些决定往往可能只会增加自己的个人账户余额,但不会提高基金的业绩,尤其是在募集新基金时,这种影响格外大。最后,我们关注合伙企业内部,指出那些很容易出现问题的行为,因为创始人可能会以牺牲下一代和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来为自己谋利。

在第6章中,我们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讨论行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公募基金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向外部投资集团出售少数股权。虽然这些方式可以解决一些明确的难题,但它们也有自己的问题。我们强调指出,这些举措可能会加剧私募基金一直隐藏的问题。

我们将在第7章中再次讨论最佳实践。纵观各类基金,我们重点介绍了一系列正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创意组织,有新组织也有老组织。我们还探讨了为什么解决这些问题对行业来说似乎很困难,以及什么机制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改变。

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4类改变。一是合伙关系性质的改变。在很多情况下,长期合伙关系应该是基于投资基金的不同而变化的,但往往新的投资中采用的合作方式仍然会沿用原有的。比如说一个10年期合作计划可能适合某些投资项目,却不适用于另一些投资项目。所以重新思考基金的生命周期,以及整体上基金采取怎样的方式在既定的时间框架内退出投资,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的第二条建议:重新思考如何管理这些合伙关系。在时间和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基金里的投资方(通常被称为有限合伙人或LP)如果有更积极的声音,可能会有所帮助。

第三个改变与基金业绩的评估和报告方式有关。当前的体系中,每个组织都用自己的方式来展示数据,这些方式不是一致的。这导致了各种问题:几乎不可避免地,各个组织都以最佳的方式呈现数字。此外,用于评估这些指标的共同标准,如内部收益率,本身就存在严重缺陷。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如何评估长期投资,以及由谁来评估:迫切需要一个独立的认证机构来进行这些计算。

第四个改变是激励因素。当我们审视这些改革方案的设计时,很明显有一些特征,设计初衷是为了确保激励能带来价值最大化,却在某些时候被“武器化”了。如今,它们是讨价还价的筹码,具体取决于是投资者还是基金管理人处于主导地位。有几项改革,可能会有助于让各方更好地保持协调一致,比如涉及如何对投资者进行成本补贴,以及随时间来分配利润等。

在第8章中,我们探讨了近年来越来越常见的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之间的混合现象。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尝试自己做事情:要么与私募集团一起投资,要么自己投资。我们也分析了这么做的理由,以及所面临的重大障碍。最后,我们为想要直接投资的团队提供了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和做法。

在第9章中,我们着眼于行业的未来。金融经济学家对未来的观察是不准的。比如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1929年10月的预测中说:“股票价格已经达到了永久性的高水平。” 51 我们许多同事也对全球金融危机即将到来视而不见。更不用说预言家,比如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对股票市场的描述,“预测了过去5次下跌中的9次” 52 。于是,我们列出了4种情形来对冲赌注。我们强调了一系列为了达到最乐观的结果所必备的改变。 64kB6XtSZUGhuWnDMCMHWHQx06mQ1vzfC4MJs7IbG7ulUONKLIdvmVzjWwI/UL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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