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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白宫外建立了新的岗亭，黎明时分到处都是便衣特工和戴着头盔的士兵。总统周一一早就起来了，他只睡了4个小时。他一边浏览报纸上的新闻，一边喝咖啡和吃早餐。在侍从的帮助下，他穿上了深色西装和蓝色的海军斗篷。那天早上8点左右，英国向日本宣战的消息从广播里传来。
丘吉尔在BBC的报道中对英国人民说：“我们能感受到希特勒的疯狂对日本人思想的影响，我们必须连根拔起罪恶之树。”
正午刚过，罗斯福坐着轮椅从白宫的主道里被推出来，而后被抬上他的高级轿车。由十辆车组成的车队，其中包括三辆与总统所乘相同的车，以限速两倍的速度行驶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拿着汤普森冲锋枪的士兵蹲在汽车的踏板上。12时20分，车队于国会大厦的南入口处停下。罗斯福面无表情地下了车。在车里他已经装上了沉重的铁托架，以使他残疾的腿能站起来。在他的儿子、海军陆战队上尉詹姆斯的搀扶下，罗斯福能够走路，只不过走起来有些费劲。罗斯福没有向人群打招呼。《华盛顿晚星报》形容现场的人群“紧张、肃穆”。
自从内战以来，这座建筑还从未如此戒备森严。据《华盛顿晚星报》报道：“入口处站着海军陆战队员，步枪上了刺刀，国会的警察也全部出动，形成第二道防线。大厦周围的小路拉上了安全网，将那些等着要看总统的人拦在外面。”一个忘记带证件的国会议员试图冲开层层防守闯进去，结果差点被枪打死。
“如猫头鹰般庄重的”内阁成员鱼贯进入众议院，后面跟着全体参议员以及九名最高法院大法官。
旁听席里挤满了记者、摄影师以及摄像师。中午12时29分，发言人山姆·雷伯恩（Sam Rayburn）用小木槌敲击演讲台并大声喊道：“欢迎美国总统！”BBC记者阿利斯泰尔·库克从新闻记者席报道了当时的情形，说罗斯福上台之前的漫长时间里气氛十分紧张。总统一只手挽着儿子，另一只手紧紧扶着倾斜的长扶手，缓缓走上讲台，所有人能清楚地听到他腿上的支架咔嗒作响。直到总统安全走到讲台，大家才开始拍照。他的残疾完全被隐藏起来，但是他的疼痛无法隐藏——拥挤的议院里的每个人都看出来他是竭尽全力支撑着，而且其中的象征性非常明显，谁都不会忽略。库克写道：“在听到他自信的男高音以及观众自发的真诚掌声以前，我们看着他走上去，想起了珍珠港里被摧毁的战列舰。”
埃莉诺·罗斯福身穿饰有银狐毛皮的黑衣坐在旁听席里，紧挨着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之妻伊迪丝·威尔逊。伊迪丝·威尔逊曾在23年前坐在同一个地方听她的丈夫要求国会向德国宣战。埃莉诺这样写道：“如今的美国总统是我的丈夫，这是我这辈子第二次听到总统告诉国会美国应该参战。我极其难过。我还记得‘一战’开始时自己对丈夫和兄弟的担忧，如今我有四个儿子都到了参军的年龄。”
总统站在讲台上，腿上的支架被固定住，双手扶住演讲台的两边，撑着自己。他戴上眼镜，打开了黑色活页笔记本，而后讲道：“昨天，1941年12月7日，是一个耻辱的日子。美国遭到日本海军和航空兵的蓄意突袭。”罗斯福称，这次攻击的时间无疑是在近期美日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时确定下来的，日本政府“以虚假的声明和佯装期盼持久和平的姿态故意欺骗美国”。他详细描述了过去24个小时里日本所发动的攻击——中途岛、威克岛、关岛、菲律宾、香港地区以及马来亚都遭到了袭击。他最后说道：“日本向整个太平洋地区都发动了突袭。昨天的事实无须多言……无论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来抵御这一蓄谋已久的侵略，美国人都将凭正义的力量彻底胜利。”
根据《华盛顿晚星报》的报道，总统演讲时，国会表现得“庄重又气愤”，有几排听众不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跺脚声，表示赞同。
“毫无疑问我们将取得胜利，所以请上帝帮助我们。”随着总统说完这句总结词，所有的观众都站了起来并报以震耳欲聋的掌声。罗斯福挥手致意，随后再次由他的儿子护送离开演讲台。演讲仅仅持续了五分钟，大多数美国人所记住的，都是那句“一个耻辱的日子”；但这场演讲是有史以来吸引听众最多的一次：收听率显示，听众数达到6 000万。演讲稿是罗斯福亲自写的，没有经过任何演讲撰稿人的帮助。剧作家和总统助理罗伯特·舍伍德这样评价罗斯福：“他这一生中恐怕再没有哪个场合像这次一样代表所有人的心声。”
一小时后，两院通过了美国的宣战书。众议院有一票反对票，参议院全票通过。
当珍珠港迎来新一天的太阳时，罗斯福还在广播中讲话。细雨落在了处于半沉状态且仍在燃烧的“西弗吉尼亚号”和“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上。救火船继续用消防水管灭火，大团油腻、恶臭的黑烟不停地翻卷腾空。福特岛上的人跌跌撞撞地到食堂里喝咖啡和吃早餐，“他们双眼浮肿，面容憔悴，胡子拉碴，浑身脏兮兮的”。他们几乎全都整夜未眠，自从前一天早上的攻击过后，许多人更是无心进食。整整一天，他们都极度紧张，受到肾上腺素的刺激，直到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已精疲力竭，饥肠辘辘。
海军医院是一座美观的灰泥建筑，矗立在海军造船厂港口一侧的棕榈树丛中。从前一天早上起，人手不足的医护人员就在片刻不停地忙着救人。那是一个漫长又可怕的夜晚。轻武器和防空火力没有闲下来过，提醒着医生和护士窗外正有一场大战。外科医生俯身贴着手术台，努力稳住颤抖的手。晚上11点左右，一枚高射炮弹爆炸的冲击波震碎了上层的玻璃，医生、护士、医务兵以及病人在惊恐中齐声尖叫。护士们一直没有休息，但是并未松懈，像机器一样做着该做的工作：端着手术工具托盘，给伤员打针、输液、换绷带。为了遵守灯火管制政策，她们使用罩着蓝色复写纸以减弱光线的手电筒照明。很显然，日本人正在进攻。有人警告过她们日本人对女战俘有多么残忍，所以她们随身携带小刀，一旦医院被攻陷，她们就割腕自杀。黎明的到来使大家如释重负。护士露丝·埃里克森说：“没人可以想象日光对于我们的意义。我们能够看清外面了，就连空气都变得干净清新了。有种终于熬过来的感觉。物质财富已经毫无意义。我们还活着，这就是全部的意义。我们曾无数次祈祷，现在很感激自己的祈祷得到了回应。”
白天到来后，大量伤员继续被运往医院。病房满了，医务兵就把床并到一起，腾出更多的空间。烧伤者的情况是最为严重的。珍珠港周末的标准制服是短裤和短袖衬衫，手臂和双腿的皮肤都暴露在外。目击者形容烧伤人员“烧焦的皮肤像熏肉皮，乌黑并且不断有脓液渗出”。
伤口上用到了各种敷料，有矿物油喷雾剂、磺胺粉、单宁酸以及硼酸。但是在烧伤患者的病房里，除了给他们使用大量麻醉剂之外，能用的治疗手段并不是很多。整个医院里都是烧焦的皮肉的气味，到了夜里，遮光布导致空气难以流通，味道更为浓烈。护士埃里克森多年后回忆道：“我至今还能闻到那种味道，恐怕永远也不会忘记。”
死者都被装在白色帆布裹尸袋里，移到医院前面的草地上。被宣布死亡的人里其实还有没死的，有目击者惊恐地听到裹尸袋里发出低沉的呻吟声。一位军人的妻子薇薇安·哈尔特格林回忆道：“我走回去想看看，然而理智告诉我：‘他们一定是伤得太重，没法治疗了。他们一定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我还能做什么？’但那一幕我永远忘不了。”
海港里有许多尸体漂浮在水面上，汽艇奉命将他们带到陆地上辨认和埋葬。“田纳西号”的船员杰克·凯利说，起初船员们把尸体拉进船里，“但我们这样做，他们就会皮开肉绽，船底血肉淋漓。所以我们试着在死者的腿上、手臂上或者其他能碰到的部位上绑一根绳子，拴成一长串，将他们直接拖到岸边，而不是拉进船里”。
另一位被分配做这项工作的船员回忆起这一可怕的工作经历时说：“最可怕的是尸体会散开，我们必须停下拖曳，重新把尸体绑牢。”
前一天的下午，火奴鲁鲁的木料场奉命制作尽可能多的松木棺材，用货车把这些棺材运到珍珠港。在艾亚的码头上，医务兵戴着橡皮手套制取死者的牙齿印模，以辨别他们的身份。
辨认出来的尸体被放在带有编号的大箱子里，死者的姓名也会得到记录。但是许多尸体和残肢已经无法辨认，他们会被随机装进箱子里。装有棺材的卡车开往瓦胡岛公墓，推土机正在那里挖多条150英尺长的壕沟。必须尽快将死者下葬，因为许多棺材都在往外滴血和石油，搬运棺材的人必须戴上口罩以遮挡臭味。这是一项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曾在公墓工作过几天的海军陆战队二等兵勒法恩说：“有一次，一辆平板卡车到了之后突然停下来，一个箱子落下来砸到地上，裂开了。这个箱子里装有一个人的躯干，三只手臂和一条腿。”
袭击后的几周里，不断有葬礼举行。如果死者无法辨认，神父、拉比和牧师有时会一起主持葬礼。仪仗队会奏响葬礼号（也是美军的熄灯号），并给每个坟墓都立一根木桩。报纸上有一张照片展现了袭击后不久举行的一场葬礼，穿着草裙的夏威夷女子一边弹着尤克里里一边唱“送别曲”，而民众和穿着制服的海军军官则低头默哀。
在整个基地里，发现同伴幸存时的喜悦和确认同伴死讯时的悲伤交织在一起。幸存者描述了一系列矛盾的感受。有的人为自己的九死一生和四肢健全感到宽慰。海员西奥多·梅森记得，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行政大楼的澡堂里，许多人用力洗刷身上的油污时，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庆祝仪式。“我的内心充满了狂喜，”他回忆道，“我还活着！浴室中的人们大喊着，大笑着，唱着歌儿。我也加入了他们。”那种奇妙的愉悦过后，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无可抵挡的内疚和羞愧。“跟我同船的人，有多少人非死即伤？”梅森问自己，“你怎么能唱得出来？很多年后，直到我有了其他的战斗经历，我才原谅自己。”
珍珠港的大多数士兵以及初级军官都很年轻，大都在20岁左右，他们承认对于战争的起因感到困惑。许多人没有看报纸的习惯，最多看看报纸上的连环画和体育版，没怎么关注战前几个月美日关系的恶化。日本乃至整个亚洲似乎都很遥远，对于他们的生活以及国内家人朋友的生活不是特别重要，几乎没人真的把日本当成军事威胁。如今太平洋舰队化为废铜烂铁，无处不在的集体耻辱感笼罩着他们。“家乡的朋友曾向我问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科尼利厄斯·C. 史密斯回忆道，“［我就说］‘让他们见鬼去吧，我们三周就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可是现在，我们毫无防备地遭到突袭，太平洋舰队的主力都沉到了珍珠港东湖的海底。发生这种事，谁会不感到羞愧呢？”
尼克·库瑞塔斯不知以后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家人。他问自己：“我该对他们说什么呢？我该如何解释才好？”
“亚利桑那号”的命运十分悲惨，许多目击者称“俄克拉何马号”的景象更让人震惊。被一系列空投鱼雷击中后，它向右倾斜，然后几乎垂直翻转，巨大的钢制船体直指天空，船体上部的结构则埋在港口底部的淤泥里。整整三代军官和士兵所接受的教育都是，战列舰是海上堡垒，坚不可摧。而这么一艘战列舰就像浴缸里的玩具船似的翻了，这荒唐到让人难以置信。但是，事实就是这样。“马里兰号”的枪炮下士乔治·E. 沃勒回忆道：“所有人都告诉我们战列舰是打不沉的，我们却看到了一艘底朝天的战列舰……这太让人心痛了。”
但是所有的航母都幸存了下来。至少航母躲过了一劫。
袭击发生的那天上午，威廉·F. 哈尔西中将的第8特混舰队——“企业号”及其随行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出海了，所以躲过了袭击。他们原本应该在周日早上回到珍珠港，但是周六下午，一艘驱逐舰在瓦胡岛西北部落下一根缆绳，缠在了“北安普敦号”巡洋舰的螺旋桨轴上。这是一种常见的事故，经常困扰海上近距离作业的船只。船员往往会相互指责和埋怨，还会吐一连串脏话。当潜水员努力解开缠绕在螺旋桨上的烦人的缆绳时，整个特混舰队都停滞不前。第二天上午，空袭的消息通过无线电传来后，这些军舰徒劳地向南搜索了数百英里，因此躲过了向北撤的日本海军中将南云忠一的航母。如果哈尔西是向北追击的，他的两艘航母就会落入南云忠一率领的六艘航母的打击范围中。在战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久经沙场的日本飞行员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将“企业号”和“列克星敦号”击沉。
周一傍晚，七艘驱逐舰排成一列，跟在“企业号”后面静悄悄地沿着长长的外航道进入了珍珠港。
“企业号”从严重受损的“内华达号”战列舰的尾部慢慢绕了过去。“内华达号”在海峡的西边搁浅，船头扎进了一片角豆树林中。
光线越来越暗，但对于站在航母的舰桥和飞行甲板上，以及舷边通道里的船员来说，眼前的场景足以让他们清楚自己不在时这里发生的事情了：福特岛上的机库和水上飞机成了烧焦的残骸；空气中弥散着燃烧的石油味和烧焦的油漆味；战舰半沉入海，火还在烧；巨大的烟柱依然直冲云霄。
“企业号”上的一架F4F野猫式战斗机在前一天晚上被自己人误伤击落，现在它正躺在海峡附近的浅滩中，被海浪冲刷。经过10—10码头时，他们看到“奥格拉拉号”扫雷舰的残骸半沉在水中；三枚原本显然是给“企业号”准备的日本鱼雷击中了“奥格拉拉号”扫雷舰。港口的水面上有一层厚厚的黑油，船从上面驶过，几乎激不起什么浪花。一名船员回忆说：“船只是让水面稍稍漾起波纹，微浪立刻回落下去，消失在覆盖海面的巨大油层中。”
基地几乎一片黑暗、一片死寂，因为在开战后的第二个晚上，基地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但是，当“企业号”慢慢驶过被击沉的战列舰时，有一些人尖酸地向“企业号”上目瞪口呆的船员们大喊“打仗时
你们
在哪儿？”，“你们最好赶紧离开这里，否则日本人也会收拾你们的”。
军械员阿尔文·柯南从飞行甲板上看到下面的杀戮场景，后来回忆说：“那场袭击用一种残忍的方式宣布战列舰的时代成了历史。”“企业号”和其他十几艘航空母舰无意中成了海战的先锋。对于那些在以战列舰为核心的舰队中成长起来的人而言，这种前景让他们觉得很沉重，但是现在海战只能通过航母进行，因为“没别的可用”。
哈尔西中将在“企业号”的司令舰桥上咬牙切齿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有人听到他从牙缝里挤出这样的话：“在跟日本人了结这一切之前，日语只能在地狱里出现。”
无论战争带来了什么样的不安和恶念，对于复仇的迫切渴望都会滋养和维持它们。
航母刚在福特岛停好，哈尔西就坐上小艇，到海湾另一边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去见金梅尔上将。
小艇驶向海军造船厂的码头时受到了枪击，还好夜色已深，哈尔西没有被击中。哈尔西发现金梅尔和参谋面色憔悴、胡子拉碴，穿着星期天就穿在身上的布满血渍、泥土和油污的皱巴巴的白色军装。哈尔西和金梅尔交谈时，不着边际的新流言在司令部中传开了。其中有传言称，有人看到日本军队乘滑翔机登陆。这一传言让哈尔西笑了起来。“有什么好笑的？”金梅尔质问道。哈尔西说这个传言很明显是骗人的：日本的基地离这里很远，日军滑翔机飞不过来；日军也不会浪费航母上的空间装载“这类没用的玩意儿”。他的推断无懈可击。作为航母的司令，哈尔西凭直觉意识到了金梅尔当时只是猜测的事情：日军早已离去，人们是因为太过惊慌失措才报告称日军还在与美军交战。前一天上午日军航母实施的是打完就撤的突袭，现在敌军早已朝日本撤退了。
“企业号”停泊时，人们从等在那里的一艘油轮上拉出几条油管，插入“企业号”的油箱中加油。加油和补给的过程都很快，只持续了几个小时：所有人都想在第一道晨光出现前安全返回大海。船员们排成长长的一排，穿过机库甲板，沿舷梯来到弹药库和厨房中，数百双手传递着弹药和食物，为“企业号”进行补给。有新船员上船报到，其中许多人只带了身后背着的制服，因为他们的水手袋随着战列舰沉入了海底。到凌晨4点钟，“企业号”已经加满了油，也储备了足够的弹药和给养。哈尔西中将登上了船，什么仪式也没搞。“企业号”的机库甲板上满是补给品，还没来得及有序地运到船下的仓库中储存起来。这不是海军的作风，但是此刻必须争分夺秒，因为天就快亮了。
“企业号”解下缆绳，按原路返回，驶过遍体鳞伤的战列舰、霍斯皮特尔角、水上飞机基地，然后稍微向右调整航向，朝搁浅的“内华达号”驶去，从那里前往公海。阿尔文·柯南回忆说，驶出满目疮痍的珍珠港后，“企业号”“沿着海峡南下，穿过防鱼雷网，进入大海，然后破浪前行。太阳升起来，珍珠港的油污味、油漆的烧灼味、尸体和战败的场面被抛到了身后。后来舰载机在‘企业号’上降落，战争开始了”。
在华盛顿，第一次战争动员在混乱中开始了。阿利斯泰尔·库克想起了轻歌曼舞年代的一部默片：“正在休息的消防队员们喝着啤酒，玩着皮纳克尔纸牌游戏，在融洽的气氛中消磨着无人打扰的时光，但警铃一响，他们立刻兴奋起来，滑下滑竿，骄傲地迈着沉稳的步子，走在城里的每一个地方。”
卡车运来的一队队士兵占据了重要的十字路口，在周一和周二都引发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公共建筑的屋顶上都紧急设置了机枪或部署了防空部队。此时是12月，下午稍晚一些天就黑了。为了防止日本空袭，华盛顿的街灯和以往国会大厦穹顶上亮起的灯现在都熄灭了。民防人员让汽车停下，向骑摩托车的人和行人脸上照手电筒，问一些无礼、愚蠢的问题。华盛顿广场的四棵樱花树被一些狂热的爱国分子砍倒了，很可能是因为这些树是日本政府馈赠的。到处都能感觉到明显的恐惧和混乱。市中心的一座大楼着火了，当消防车的警笛响起时，住户以为日本的敌机就在上空盘旋。全美国的所有社区中，人们都在惊慌失措地囤货，因为大家害怕以后会实施配给制或者出现食物短缺，所以现在要大量囤积食品和其他消费品。“到12月8日晚上，”记者戴维·布林克利在描述华盛顿时说，“超市就像被大风吹过一样，空无一物。”
1917年时华盛顿的政府员工只有3.8万名，但到了1941年12月，人员增加到了25万；而在整个二战期间，政府的员工数量还要增加一倍多。
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命令美国所有的陆军士兵归队，总人数达到了160万。海军迅速决定对珍珠港进行增援，并且采用了新的空中侦察模式以应对日军新一轮的空袭。在全美国的城市中，警察都要24小时当值，保证防御设施、大桥和供水系统不被破坏。全美国的港口都禁止任何外国船只通行。无线电广播终止了所有的天气预报节目，因为这可能会向敌人提供有用的天气信息，让他们借此选择空袭的目标。工会领导人叫停了全国12.5万名焊工的罢工行动，原因是“太平洋的局势”。
现在回过头来看，战争初期人们的那种恐惧很难再现，当时没人觉得美国本土不会遭受日军空袭。周一的广播和报纸都是关于美国城市被空袭的报道。美联社的自动收报机报道说在长岛的蒙托克角（Montauk Point）发现了一架陌生的飞机，于是曼哈顿的街头响起了空袭警报。《布鲁克林鹰报》报道称：“敌机逼近长岛——一些来自新英格兰，另一些来自弗吉尼亚海岸。很显然，轰炸机正飞向布鲁克林的海军造船厂、米切尔机场和其他地点。……空袭的警报声不绝于耳。学校停课。雇员停工回家。警察警告行人远离拥挤的街道。”
在西海岸，人们在车里塞满短枪和猎枪，冲向沙滩，想要与日军的登陆部队决战。在旧金山，街上和桥上的灯都熄灭了，但是山上仍旧灯火通明，跟12月6日之前一样。夜间空袭的警报响个不停，轮船也跟着响喇叭；最后，听上去好像是轮船的喇叭声先响起来，然后是空袭的警报声回应。如果有人开车灯，就会有治安员用棒球棍把车灯打碎；如果有商铺或者民宅不遵守灯火管制命令，他们就威胁要砸碎它们的窗户。
有很多报道称日本飞机正在距离美国海岸大约100英里的地方巡逻。周一晚上美国陆军航空队甚至发布自称确切的消息，称60架日本飞机出现在金门大桥上空，被美国战斗机击退。
有人问威廉·瑞安将军，怎么知道那些是日本飞机，他回答说：“呃，因为那不是陆航队的飞机，也不是海军的飞机，而且肯定不是民用飞机。”周二，有人怀疑海港上空根本就没有日本的飞机（后来这种说法被证明是正确的），对此，约翰·德威特中将生气地回复道：
死亡和毁灭随时可能降临在这个城市。旧金山的人似乎到现在都无法认识到，我们已经全面进入了战争状态。……那些飞机肯定在我们的社区上空，已经盘旋了一段时间。那就是敌机。我是说日本人的飞机。海上已经在追踪它们了。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没有向我们投掷炸弹。
德威特将军说到这里其实就可以闭嘴了，但是他似乎非说下去不可：
日本人就应该扔下几颗炸弹，炸醒这座城市，这样更好。我们还没经历过真正的危机。只有当我们相信袭击就在眼前时，我们才会警惕。……如果我这番话依然没办法让你们接受事实，那么我就让警察把你们抓起来，用棍子打你们，让你们接受事实。
美国人通过广播和报纸了解时局，但是他们听到和看到的东西中有很多是谣言。广播和报纸忠实且恭敬地引用军方和政客的话，但是混乱、恐慌和无序似乎越来越严重了。夏威夷的媒体不再接受军方的审查，这使得谣言愈演愈烈。日本已经控制了加利福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毫无招架之力；陆军准备在落基山脉或者是密西西比河东岸与入侵的日军开战。12月9日，周二，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在海军部向国会领导人做了简报。简报的内容严格保密，但是等在宪法街的记者们一看到国会议员们阴沉的脸，就能推断出事情很糟糕。“国会大厦的氛围几近集体癫狂。”记者马奎斯·蔡尔斯写道。在城市里，美军在珍珠港遭受重大损失这个事实已经不再是秘密。“到了晚上，每个参议员都跟十个人说了这件事，那十个人又告诉另外十个人，消息就这样原原本本地传开了。”
此刻，单纯考虑某一党派利益的做法变得不受欢迎。两党的国会领导人在危机面前誓言要团结一心。但是，这对于海军来说喜忧参半。战列舰耗资巨大，花费多年才建造起来，备受海军珍惜；但是有些人却让战列舰在美国的太平洋大本营中遭到突袭，折戟沉沙，对此民主党和共和党一致进行了鞭挞。这个问题谁应该负责呢？周一，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约翰·丁格尔呼吁进行调查，说海军肯定极其无能。媒体也愤怒地呼应他，要求海军给个说法。周二，国会宣布进行正式的问询。很显然，领导者要接受处分。到了周三，要处分的人中似乎也包括了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就在战争爆发之前的那一周，诺克斯进行了一场媒体宣传，跟美国人民保证海军对日军毫不畏惧。诺克斯那场发布会的时机真是太不凑巧了。珍珠港事件发生的一星期之前，他接受了《科利尔》（
Collier’s
）杂志的采访，访谈文章的标题不巧命名为《海军严阵以待》。他预言说，如果美日开战，海军不到半年就可以“让日本人在大海上消失”。
诺克斯还接受了《美国杂志》的采访，该杂志的1月刊在报摊发售的那天正好是日本人的炸弹袭击“战列舰大街”的同一天。袭击后第二天，诺克斯的访谈还在全美国的报纸上刊登：
美国海军配备了敌人不知道的新型秘密武器，威力极强（日本发现时已经晚了）——美国海军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强悍、最有打击性、命中率最高的海军，已经做好准备为入侵者“送终”了……让他们来吧，他们愿意的话两侧夹击也可以——“我们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都战无不胜！”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在《美国杂志》1月刊上表示，“出海吧！”
颜面尽失的海军部长诺克斯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周没有在华盛顿露面，他正乘飞机前往珍珠港，亲自评估这场灾难。
为了缓解似乎席卷全美的集体恐慌气氛，白宫宣布罗斯福将在第二十次“炉边谈话”
中通过广播向美国人民播报消息。为总统写演讲稿的舍伍德和萨姆·罗森曼从周日晚上就开始专心写稿子，写好后不停地修改，直到周二晚上10点钟总统广播之前还在改稿。
这期谈话有6 000多万名美国民众收听，和前一天收听国会“耻辱日”演讲的听众一样多。
罗斯福总统是公认的广播大师，他从20世纪20年代就使用广播来帮助自己发展事业、实施计划、打击对手。他那浑厚而抑扬顿挫的声音在广播中效果很好。对于节奏、停顿和重音，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最重要的是，他讲话技巧高明，平易近人，没有显露自己哈得孙河河谷上流社会的出身。他没有努力去掩饰声音中上层阶级的那种音调变化，可能他知道如果试图掩饰的话人们就会认为他是个骗子；但是他努力让自己听上去温暖且直率，又不让人感觉他屈尊俯就或者不真诚。他的语调悠闲、随意，在听众脑海中营造出一种不可思议的亲切感。人们经常说，美国人喜欢罗斯福是因为大家感觉罗斯福就像是他们的邻居或者朋友。这一点感触最深的是美国的中老年人，对于他们来说广播还是一种新鲜事物。他们直到成年才听到广播，不像他们的儿孙那样，从小就听，并且觉得广播是生活中理所应当的东西。当总统的声音从广播中传来时，他们很容易有这样一种下意识的感觉——罗斯福真的就在身边，罗斯福的声音和他本人就在他们的客厅里，他不仅仅是在讲话，而且是在与他们交谈。
周二晚上的广播是在白宫一楼的一个大房间里播出的。广播技术人员把麦克风放在木桌子上，桌子上还有一盏阅读灯、一个烟灰缸、一罐水和一个杯子。五六十个人成排坐在木制折叠椅上。9时50分左右，总统被推进房间，坐在桌子后面。他打开活页笔记本，翻动着演讲稿；抽了口烟，然后又把烟捻灭。10点钟，播报员们纷纷通过麦克风做开场白，请罗斯福总统讲话。罗斯福开口了：“美国同胞们，你们好。”
当晚的演讲和罗斯福之前的演讲一样激昂，他猛烈地抨击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政体。他说：“日本对美国进行的可耻突袭是十年来国际上最大的丑闻。”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日本和其他轴心国是一群强盗，正直的、遵守法律的国家必须制止它们。“强大的、资源丰富的流氓们联手向整个人类开战。……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打击狡猾、强大的强盗。……在一个被强盗统治的世界上，任何国家或者个人都毫无安全可言。”他将这场战争定义为捍卫“我们与其他国家自由、有尊严、在世界上生存下去而无须担心受到侵害的权利”。军需的生产应该大量增加，所有军工部门都应该一周七天加紧生产，来增加美国和盟军的军事力量。他说他知道美国人民和媒体想要了解太平洋的战事，但他坚持说暂时还不能把实情和盘托出，因为不能让敌人知道。提到珍珠港，他承认日军造成的破坏是“严重的”，但是没有再说别的。关岛、威克岛和中途岛正在遭受袭击，可能会沦陷；菲律宾人正在“遭受严重打击，但是他们在积极抵抗”。对于美国人民来说，在战争时不公开信息是一种折磨；但是他提醒美国人民，不要听信传言——“声称我们溃败的丑恶传言在战时会越传越多且越传越快”——他还要求媒体克制，不要刊登未经证实的报道。
他没有否认日本的偷袭取得了成功：“可以说，敌人狡猾地骗过了我们，时机把握完美，战术运用卓越。这是彻头彻尾的可耻行径，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纳粹分子发动的现代战争就是肮脏的事情。我们不喜欢战争，我们不想陷入战争，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被拉下水，所以必须不遗余力地参战。”
罗斯福总统讲完后被推回“椭圆形书房”，萨姆·罗森曼进去看他。他发现罗斯福只身一人在桌子后面抽着烟，端详着他钟爱的邮票藏品。在可怕的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罗斯福就发表了那样成功的演讲，然后又返回办公室研究他的集邮——世上能有这样气魄的人可谓少之又少。他很平静，似乎内心很满足。他要把头脑里一天的工作清空，睡个好觉，第二天神清气爽地醒来。“这时他已经知道日本在珍珠港给美国造成的所有损失，”罗森曼写道，“但我看着他的时候，我感觉他坚信美国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就像他之前说的那样。”
对于要揪出应该为珍珠港事件负责的一干人等这样的批评声音，罗斯福闪烁其词地回答说：“面对趁着夜色偷袭，而且不宣而战的入侵者，防御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万无一失。”
但是，这种说法不适用于夏威夷以西的盟军指挥官们，因为对于当天晚些时候日军发动的袭击，他们未能实施任何有意义的抵抗。就在日军突袭珍珠港几个小时后，西太平洋海岸刚刚迎来黎明时，日本海军的陆基轰炸机和战斗机对整个地区的美国和英国基地发起了精心设计的空中闪电战，到战争的第三天，当地盟军的空中力量已经被彻底击垮。这一失败的后果，比珍珠港的失败还要严重，因为这直接导致了菲律宾和马来半岛的沦陷。有人不愿意承认过去低估了日本，说珍珠港事件是日本走运，是“冷不防的一次成功”，不会再有下次了；但是第二次的失败证明那些人的观点是错误的。
12月7日黎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则是12月8日），中型的G3M和G4M轰炸机，以及灵活的日本单座战斗机A6M零式舰载机从台湾岛的机场起飞，飞越南海，将美军位于菲律宾的航空基地炸成一片废墟。另一些飞机从法属印度支那新建的机场起飞，攻击了位于马来亚、缅甸和香港地区的英国航空基地。还有更多的飞机从遥远的马绍尔群岛环礁起飞，袭击了北边的威克岛。以“龙骧号”为首的一支小型航母特混舰队从帕劳驶出，对位于菲律宾吕宋岛南岸的黎牙实比实施了打击，然后往南掉头，攻击了位于棉兰老岛上的美国达沃海军基地。
美国远东指挥官道格拉斯·A. 麦克阿瑟上将在日军突袭珍珠港后几个小时就收到了警报，但是在战争最初的几个小时，他位于马尼拉的司令部陷入了一片混乱，结果让日本最初的空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后来，人们的主要指责对象是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理查德·K. 萨瑟兰将军，他似乎一心想把麦克阿瑟的下属都支开，不让他们见到总司令，结果，美国的航空队因为接不到命令被日本彻底击垮。在正午，日本的轰炸机突然出现在克拉克机场（美国在菲律宾的主要航空基地，位于马尼拉西北方大约40英里）上空，从1.8万英尺的高空投掷了大量炸弹。从地面上看，那些炸弹就像是从飞机后面掉下来的一大批沿斜线均匀分布的银色闪光体。那些闪光体变得越来越大，地面上的美国士兵开始到掩蔽处躲避。整个航空基地的中心位置发生了一系列猛烈的爆炸，波及了飞机库、修理厂和停着的飞机。日军投掷的每一颗炸弹都落在基地之内，附近的每一座建筑都在劫难逃。一位美国飞行员在往下看的时候根本看不到跑道，因为“整个地区都是浓烟、尘土和火焰。在中间位置，红色的火焰不时翻腾着，冒出的油腻浓烟形成了一根巨大的黑色烟柱”。
轰炸机刚刚过去，零式战斗机就从屋顶的高度轰鸣而来。它们保持着三机密集队形，不断射击停在跑道上的飞机。那天在克拉克机场停着的美国飞机再也没能飞起来。战争第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保卫菲律宾的航空力量被击垮了一半。12架B-17和30架P-40被完全摧毁，还有5架B-17受损。
最初的这一灾难过后必然还会有更惨烈的失败，因为美国已经无法对日本的航空基地发起还击，也没有任何可用的战斗机去抵抗必然会紧接而至的日本空袭。
麦克阿瑟在那天究竟为何会处置失当，直至今天仍是个谜。可能他不愿意从菲律宾境内向日本发动袭击，他希望这样日本就会放过菲律宾诸岛。
他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败，和珍珠港的军官们的失败一样可耻，一样是原本可以避免的；但是他却逃脱了审查和责备，不仅如此，他还深受美国人民爱戴，被他们视为战争英雄和太平洋战争中盟军方面的名将。
在马来亚，英国皇家空军的防御也未能奏效。战争第一天上午，日军就在马来亚东北海岸的哥打巴鲁（Kota Bahru）登陆，皇家空军的战斗机与日本的轰炸机和零式战斗机进行了激烈的空战。结果是日军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皇家空军的好几架布里斯托尔“布伦海姆”轰炸机和洛克希德“哈得孙”侦察机被击中起火坠毁。同时，日军的G3M轰炸机从600多英里外的法属印度支那基地飞来，突然出现在新加坡上空，向皇家空军的飞机跑道和基地设施投掷了大量的炸弹。日本的空袭太突然了，英国从未想过日本能够从那么远的地方发起空袭。哥打巴鲁的皇家空军机场陷入了一片恐慌，士兵们无视上级的威胁和咒骂，匆忙逃到山区；食物、燃料、武器以及马来亚北部最精良的飞机跑道都落入日本人手中。
皇家空军太过信任布鲁斯特F2A“水牛”战斗机，这是一款从美国购买的过时的战斗机。一名厌恶F2A战斗机的飞行员说，这款飞机看上去“很像20世纪30年代的比赛飞机：单引擎，桶状机身，机翼粗短，有很大的座舱罩，机尾极短”。
功率不足的F2A战斗机因为燃料输送问题，爬升能力有限；它的起落架也有问题，经常在降落时造成机身严重损坏；0.50英寸机枪很容易堵塞，尤其是在热带潮湿的天气下。
在菲律宾和马来亚，日本的突袭迫使盟军的航空力量在尚未做好准备的状态下匆匆应战，这进一步加剧了非战斗损失。几十架美国和英国飞机由于引擎问题、飞行事故以及在半空中与自己中队的飞机相撞等坠毁。有的飞机想飞回基地，却被友军的防空火力击落；有的因为缺油进行了迫降；有的好不容易安全降落，却因为损伤严重不得不拆解。对于日军来说，坠毁一架盟军飞机就和击毁它一样好——也许还要更好一点，因为飞机坠毁的话日军就省下了弹药。如果飞行员也一同坠机身亡就更好了。
在战争之前的几年里，美国和英国坚信日本的航空部队根本构不成威胁。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们”提出了胡吹乱说的伪科学理论，助长了这种错觉。这些权威人士耐心地解释说，日本只会培养拙劣的飞行员，因为日本人有生理上的缺陷。他们是斗鸡眼而且近视，这很可能是他们“斜眼”造成的。日本人小时候被母亲背在背上，头部摇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耳的平衡。
日本的文化习俗强调一致和顺从，因此，年轻的日本人没有飞行员应该具备的个性和自信心。
西方的航空业记者引用（来源可疑的）数据来证明日本的飞机坠毁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他们承认日本发展了自给自足的飞机制造业，那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他们丝毫不相信日本人自己建造的飞机有任何的优势。
1941年12月，在经历了巨大的损失后，盟军才开始慢慢觉醒：他们看到的只是日本希望他们看到的样子。《孙子》中提到，对待敌人要“卑而骄之”。
其实，日本的海军飞行员的技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他们经由严格的测试选拔出来，又经过了漫长、密集的训练才获得飞行资格。总体上讲，他们的经验要远超盟军的飞行员。从1937年开始，许多日本飞行员在中国执行了100多次空中战斗任务，在座舱中平均参与了500小时至600小时的战斗。
他们有强烈的动机，迫切地想要纠正西方对于他们的误解。他们足智多谋且灵活多变，配合得也特别好，还会毫不留情地打击目标。
三菱A6M零式战斗机是空战中的王牌，盟军派出的每一种战斗机都不如它旋转快、爬得高、操作灵活。A6M装备了两挺7.7毫米的机枪（装有射击协调器，子弹可以从螺旋桨的叶片之间穿过），还有两挺从瑞士武器制造商厄利康（Oerlikon）购买的杀伤力极强、装在机翼上的20毫米机关炮。零式飞机的转弯半径小，所以它可以跟在盟军的任何战斗机后面射击，甚至可以翻转过来，从上面精准、快速地干掉敌人。在相对低速、低空的缠斗中，A6M表现十分突出。飞机的驾驶杆稍微用力就会有响应，对此日本飞行员赞不绝口。“控制它就像做梦一样，”参加了第一轮袭击菲律宾行动的飞行员坂井三郎说，“手腕只要轻轻一动，飞机就飞过去了！我进行了各种特技飞行，让飞机爬高、俯冲、侧飞等等。”
凡是使用经典空战技巧攻击零式战斗机，即希望通过机动在尾部追击的盟军飞行员，都被击中坠机，最后只能弃机跳伞。有些飞行员幸运地逃到云层中，或者乘降落伞着陆，他们无不惊慌地咒骂这种神秘战斗机的恐怖性能。
零式战斗机是在1940年夏投入使用的，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足足服役了一年半的时间。这种飞机从位于台湾岛和中国大陆沿岸的基地起飞，为轰炸机护航，前往中国的中部地区执行远距离任务。按那个年代的标准来看，零式战斗机的航程十分突出。通过控制燃料混合物和推进器的速度，日本的这种单座飞机加满油可以飞行1 000多英里。飞行员们习惯了这样繁重的任务，有时他们甚至设定好让飞机保持水平飞行，然后在机舱里打盹。零式战斗机在1940年和1941年大败国民党的战机，在中国的空战中被击落的零式战斗机数量极少。
这种致命的飞机引起了陈纳德将军的注意。陈纳德是自愿援华的美国航空队“飞虎队”的指挥官。飞虎队中的一位成员在1941年11月21日的日记中称，陈纳德教过P-40的飞行员如何与零式战斗机作战。他提出的技巧与后来海军飞行员领悟到的一样——从高空俯冲，和僚机驾驶员密切配合，让对方躲不开子弹，还有“绝对不要与零式战斗机缠斗，尤其是在双方不断盘旋转圈的战斗中。攻击后马上躲开。攻击，然后躲开，俯冲，然后再拉高。当然，还要一直保持小组作战，至少要两架飞机在一起。一旦发现自己是孤军作战，那就在空中搜寻其他可以加入的同伴”。
但是陈纳德的情报被华盛顿忽视了。美国人不愿意相信日本能够建造出每分钟可以爬升3 000英尺的飞机。于是乎，珍珠港事件前的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零式战斗机对盟军的航空队来说都是完全未知的事物，美国和英国的飞行员被迫以一种惨烈的方式领教零式战斗机的致命攻击。面对日本的多种威胁时，西方总是嗤之以鼻；对待零式战斗机的态度是西方致命的自大的又一个实例。在太平洋战争最开始的几个月，这种态度使西方损失了数百架飞机和数百名空勤人员。
12月10日，星期三，50多架日本轰炸机组成的编队飞过南海，未受阻碍便来到马尼拉湾上空2万英尺的地方。此时无论做什么都阻止不了它们了——几架P-40想在吕宋岛北部海岸拦截它们，却被护航的零式战斗机击退，而美国海军的3英寸高射炮甚至打不到那个高度。轰炸机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或者袭击，在高空俯视着下面密布的目标，“就像是一群老练的秃鹫打量着猎物”，一位目击者这样回忆道。
日本的飞机很明显瞄准了马尼拉水域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以及美国设于甲米地的海军基地，这是美国海军在珍珠港以西的主要基地。日机投下了炸弹，整个甲米地基地的核心地带被夷为平地，维修厂、仓库、机械库、兵营和供电站都变成了废墟。几艘驳船和拖船在泊位上被炸毁，“海狮号”潜艇彻底报废。大火蔓延，失去控制。大风吹过海湾，火势越来越大；由于很多消防设施也被炸毁了，所以消防员能做的事情很有限。鱼雷艇的艇长约翰·巴克利上尉惊呆了。他说：“日本人把这里夷为了平地，只能这样来形容。除了珍珠港以外，这里是美国在东方的唯一一个海军基地，结果被彻底毁掉了。”
美国亚洲舰队的总司令托马斯·C. 哈特上将从舰队司令部的楼顶看到了这一场面。他有何反应，历史没有记载。他可能事先就有不祥的预感，知道美军的空中防御支撑不住，因此他采取了明智的预防措施——在战争开始之前，他把大部分船派往了南部。现在他的主要基地连同所有辅助设施和弹药都变成了地面上一个浓烟滚滚的大洞。这里所受的最大破坏也许是损失了230颗鱼雷。事已至此，哈特只能担起可怕的责任，抛弃菲律宾，将美国亚洲舰队所有剩下的舰艇都派往南部，在那里它们可能会与英国和荷兰的舰艇会合，一起守卫荷属东印度群岛。
战争开始一周前，丘吉尔首相不顾将军们的建议，把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派往了新加坡，他希望这样可以威慑日本，让他们打消侵犯英国殖民地的念头。这支队伍被称为“Z舰队”，其中两艘核心军舰是“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它们是英国最精良、最有名的军舰。但是这两艘军舰的命运比珍珠港中的美国战舰还要惨烈，标志着海军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当地时间12月8日，就在日军突袭珍珠港后几个小时，汤姆·菲利普斯上将命舰队到公海上去拦截并摧毁出现在南海地区的日军入侵舰队。英国在这个战区没有航母，而英国皇家空军已经乱作一团，所以这支舰队只得在没有飞机护航的情况下航行。菲利普斯知道这样会有很大的危险，但是他希望这一行动可以“快速结束，赶在日军向我们发起大规模攻击之前向东撤退”。
从一开始，Z舰队就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他们甚至难以确定日本舰队的位置。他们朝西北驶进暹罗湾，往马来亚北部哥打巴鲁的日本滩头堡航行，然后接到错误的情报，以为日军在海岸线南部的关丹登陆了，故而掉转航向。
虽然没有空军的护卫，但英国战列舰的军官和船员们很乐观。无论马来亚北部的空战结果如何，他们都充满了自信，认为日本无法与英国皇家海军的两艘最佳战舰相匹敌。“反击号”的船员伯特·温回忆说，船员“谈论的主要话题是我们花多长时间就可以击沉在新加坡海岸线附近碰到的日本战列舰。我仍然记得，当时整艘战列舰上的人都有一种绝对的自信……认为只要与敌人接触，结果就是不言而喻的”。
12月9日下午，英国的巡逻机发现了日本的水面部队，“反击号”信号桥楼甲板上的一位军官对CBS记者塞西尔·布朗（“反击号”上的媒体观察员）说：“哦，但那些是日本人。没什么好担心的。”
当晚在军官们的餐厅里吃饭的时候，布朗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考虑到珍珠港发生的一切，英国人是不是太自信了？英国军官们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一位军官承认，低估对手是“错误”的。但是另一位军官道出了大部分军官的看法：“我们并不是过于自信，我们只是认为敌人没有那么厉害。他们花了五年时间还没打败中国，再看看他们在这里是怎么做的：满地图跳来跳去，而不是集中攻击一两个地方。这么做表明他们不是太聪明。”
12月10日周三，上午11点刚过，日军就开始攻击Z舰队。Z舰队受到了第二十二航空战队的双引擎G3M“内尔”和G4M“贝蒂”轰炸机的三轮袭击，该小队的基地位于法属印度支那的西贡附近。日军的飞机是跨越南海而来的，已经在空中飞行了大约5个小时，快到航程的极限了，再远就回不去了。英军瞭望员在西方地平线处发现了一群不祥的黑点，号手吹起号角，召集大家回到各自的岗位。G3M轰炸机在1.2万英尺的高度进入高射炮射程后，炮手向上开炮，天空布满了黑色的防空炮弹炸开的烟雾。日军的轰炸机依然保持着紧密的队形，向下投掷了数颗250千克的炸弹。“反击号”急速转弯扭动，突然右转舵，然后再左转舵；它躲过了几乎所有的炸弹，但还是有一颗炸弹击中了水上飞机的甲板，炸死了20多人，不过船只的机动性和防御能力未受损。
大约20分钟后，Z舰队的雷达探测到西面飞来9架挂载了鱼雷的G3M。飞机飞得很低，几乎贴着海浪，直奔英军旗舰“威尔士亲王号”。这些飞机两三架一组，俯冲至不到100英尺的高度，从船的两侧发射了鱼雷。“威尔士亲王号”的船尾被击中了两次，船舵被卡住，轮机舱也被淹。受到重创的巨舰无助地转着圈，船上燃起了大火，浓烟直冲云霄。
鹿屋航空队的挂载了鱼雷的G4M发起了第三次袭击，朝“反击号”俯冲过去。躲过第一轮袭击的“反击号”竭力机动，成功躲过了日军将近20颗鱼雷，但是最后它被左右夹击，几颗鱼雷同时击中船首两侧。“对我来说，”信号桥楼甲板上的目击者塞西尔·布朗在笔记本上写道，“整个画面就像一场混乱无序且令人毛骨悚然的游戏——4英寸大炮喷出橘红色的火焰，舰炮和维克斯机关炮喷出白色的曳光弹，敌人的灰色飞机近在咫尺，就像蓝色纸板上钉着的蝴蝶标本。”
“反击号”被击中了两次（也可能多达四次），立即开始进水。“突然发生了巨大的爆炸，”一名船员回忆道，“我立刻意识到‘反击号’不行了，因为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里它就剧烈地向左倾斜，进水太快了，不管在另一侧怎么灌水也无法扶正它。”
舰长下令弃船，大喊着：“你们已经尽力了，现在赶快逃命吧。”
船员们只得跳入海中，许多人在海里溺亡，另外一些则踩着水坚持了好几个小时，脸上沾满了油污。中午12时23分，“反击号”倾覆了。船尾先沉下去，巨大的船体从海中笔直地伸出来，船头直指天际。几艘驱逐舰小心地在旁绕行，打捞幸存者。
“反击号”被击沉后，日本新一批轰炸机开始执行一项较为简单的任务：击沉已经受到重创的“威尔士亲王号”。中午12时44分，“威尔士亲王号”烟囱之间的地方被G4M轰炸机从高空投掷的一颗500千克的炸弹击中，立即开始下沉。当船只倾覆并开始下沉时，下层甲板里的很多士兵被困在内。驱逐舰绕着“威尔士亲王号”航行，尽力搜救落入大海的士兵。空中的一架日本飞机的飞行员用清晰的英语得意地讥讽说：“现在我们完成任务了。你们可以继续了。”
几架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在“威尔士亲王号”下沉时刚好赶到，但是它们除了在上空盘旋旁观，什么也做不了。一名飞行员回忆士兵困于海中的场景时说：“一小时后，由于燃料不足，我只能离开；但是在那一个小时里，我看到很多人竟然在那极其危险的处境中挥手、欢呼和开玩笑，好像他们是布赖顿的度假客，在朝低飞的飞机致意。这让我很受震动，因为其中有种超出人的本性的东西。”
这一役夺去了47名英国军官和793名士兵的生命，而日本在这一行动中仅仅损失了三架飞机，这着实令人惊讶。英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教科书般的攻击。“毫无疑问，敌人的攻击实施得很巧妙，时机把握得很好，”“反击号”的舰长在战役之后写道，“高空的轰炸机保持了密集的队形，没有慌忙躲闪防空炮。”
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连环攻击，高空轰炸机首先到达，吸引了高射炮手的注意力；紧接着鱼雷轰炸机从低空突袭，左右夹击，同时在军舰的两侧投下致命的鱼雷。
12月10日上午，丘吉尔被海军元帅达德利·庞德爵士的电话惊醒。第一海务大臣庞德向他报告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日军的轰炸机将两艘军舰都击沉了。“你确定这是真的吗？”丘吉尔首相问。“毫无疑问。”庞德回答说。丘吉尔后来写道，放下听筒时，“我很庆幸那时我是一个人。在整场战争中，这是对我最直接的打击。……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这一可怕的消息淹没了我。……在所有广阔的海域中，日本都处于绝对优势，而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处于劣势而且暴露在外”。
这意味着英国在太平洋残存的最后一道海洋防线也被突破了；这意味着印度现在也会面临来自海上的威胁，后来也确实马上遇到了威胁；这还意味着印度洋上的航线不堪一击。这两艘军舰对于英国海军的声誉意义重大，尤其是“威尔士亲王号”。“威尔士亲王号”是英国舰队中最新的战列舰之一，也是最有威慑力的。当年8月，丘吉尔乘坐该军舰来到纽芬兰的普拉森舍湾与罗斯福会面——那是丘吉尔和罗斯福上台后双方第一次会面。“威尔士亲王号”上宽阔的柚木甲板为英美高层初次会晤提供了绝佳的场所。
三天前，日本的飞机趁着美国的战列舰停泊在港，将它们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此前还没有战列舰在完全做好战斗准备的情况下被空袭击沉过。Z舰队的命运在海战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一结局也终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这是日本的胜利，盟军的惨败，同时也是全球海军界的制空权理念的胜利，它对马汉的“大舰巨炮”理论的动摇比珍珠港事件更甚。舰队的信条很快就会改写：从现在起，战列舰仅应被视作以航空母舰为中心的特混舰队中的辅助角色。战列舰上的防空武器会是原来的两倍、三倍甚至四倍，直到上面布满各式口径的高射机枪和高射炮，可以更好地保护战列舰本身和航母，抵御敌军的空袭。它们装备的14英寸和16英寸大口径主炮将主要用于炮击海岸，支援水陆两栖部队登陆。美国海军迅速接受了这些理念，英国皇家海军在接受时则打了一些折扣；但是这一信条在日本海军的高层中渗透得很慢，他们直到二战接近结束，还希望用战列舰在海上来一场决战。
日军以“蛙跳”战术往南继续发动攻击。陆基零式战斗机和中型轰炸机从令人意想不到的远方发动突袭，清空海滩上方的空域，后续的侵略部队随之登陆。日本的大批运输舰在没有空中威胁的情况下将军队、坦克和武器运送上岸。日军从这些滩头堡向内陆进军，吞并领土，占领通常完好无损的机场。然后航空队会飞到被占领的机场，为进一步向南进军做好准备。盟军据点一个个遭到打击，速度之快令防御部队猝不及防。日本在菲律宾、关岛、香港地区和马来亚都取得了胜利，盟军节节败退。英美两国的机场中到处都是残破、冒烟的废墟，飞机的残骸随处可见。飞机技师丧命，机库受损或是被夷为平地，零部件在地面上被炸毁，或是落入敌人之手。到周四早晨，在战争开始四天后，盟军的飞行员和地面支援人员都深陷混乱、恐惧、怀疑和震惊之中。混乱的场面以及慌乱的撤退使得盟军极为狼狈，颜面大失。在菲律宾的伊巴，美国士兵在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就开始逃离岗位。在克拉克机场，跑道被炸毁，没办法使用，大部分建筑物和机库也被夷为平地。飞行员的尸体遍布整个基地，直到一周以后才有人来收尸，将他们埋葬。
民众和军官被日本人入侵的速度和规模吓到了，开始严重怀疑自己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浪潮。
人们常说，美国在珍珠港遭受了日本的袭击，损失了大量船只、飞机和士兵，但这些损失是值得的，因为这一事件让面对战争时观点相左、分歧严重，似乎不可能达成共识的美国人振作了起来。这一论断准确但不完整。希特勒在日本突袭珍珠港四天之后的周四做的事情才是让美国人团结起来的最终原因——他在可以不行动的情况下选择向美国宣战。
罗斯福在战前与英国的秘密对话中，已经承诺美国会采取“欧洲优先”的战略。“欧洲优先”战略在军事上的逻辑性不容置疑，但是这一理念在美国民众中一直不受欢迎，他们（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非常想找日本人报仇。周日下午，战争部长史汀生提议，美国应该先发制人，向三个轴心国宣战，但是罗斯福立刻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说在美国人民群情激愤，要投入战争的这一时刻，他不想让民众的观点产生分化。即使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罗斯福想向德国宣战都不容易，除非国会投票时出现压倒性的赞成局面。但是，不宣战的话，美国生产的大量军需就有可能被卷入太平洋战事的旋涡中，使苏联和英国濒临崩溃。
希特勒跟所有的人一样——除了日本的统治阶层——对珍珠港事件感到非常意外。日军突袭珍珠港的消息传到希特勒位于东普鲁士马祖里（Masurian）森林的东部总部“狼穴”（Wolf’s Lair）时，他狂喜不已。“转折点！”他向参谋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盟友，这个盟友3 000年以来从未被征服过！”
偷袭珍珠港似乎将美国的军力困在了太平洋，暂时阻止了美国向德国的敌人提供有效帮助。日本很可能会让英国失去它在东方的帝国，甚至可能失去印度。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也和希特勒一样盲目乐观，他在日记中写道：“世界的整体格局很快就会发生彻底的改变。现在，美国想向英国运送物资都不大可能了，苏联就更顾不上了。”
12月11日上午，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罗马的阳台上俯瞰着威尼斯广场，向狂热的人群宣布“《钢铁条约》的力量”将会压倒民主的力量。当天下午3点钟，希特勒在国会讲话。元首的讲话一如既往地刺耳且复杂，长达90分钟的演说里有讽刺、偏执、恶言、恐吓，他还痛心地称德国是受害者，德国是出于好意。有好几段怒气冲冲的言论矛头直接对准苏联和英国。他滔滔不绝地谈论德国国防军在苏德战争的最初六个月于东线取得的胜利，但对于最近在莫斯科受到的阻碍却只字不提。
谈到美国时，希特勒的怒火转向了罗斯福，说他是“上流社会”的成员，代表了“在民主体制内顺风顺水的上层阶级……这个爱管闲事的绅士……不折不扣的好战分子……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希特勒宣称，这场战争是一小群银行家和财阀事先安排好并挑起的，这些人主要是美国人和犹太人，罗斯福是他们找的代言人。希特勒祝贺日本“率先对此人特有的扭曲历史真相的可耻行径进行反抗”，他说珍珠港事件让“德国人民以及这个世界上所有其他的正派人深感满足”。
希特勒登台演讲一个小时后，才兜着圈子表明对美宣战。“因此我今天安排将他的中立许可证交到美国代办处，接下来……”说到这里时，事先安排好的副手们热烈的鼓掌声淹没了元首的话，“美国总统和他的财阀集团取笑我们是穷国——这话不假，但是穷国就要确保自己本就少得可怜的东西不被抢走。”希特勒宣布，轴心国已经达成协议，三个国家在打败并摧毁“盎格鲁—撒克逊和犹太人的资本主义世界”之前绝对不会放下武器。
在华盛顿，美国没有经过国会辩论就迅速通过了宣战。国会两院一致通过。在签署议案时，罗斯福说盟国在全世界的陆地和海洋的各个角落都开始了一场协同的战争。“妄图奴役全世界的力量此刻正在朝西半球推进。”这场战争需要对“野蛮和暴虐的力量”进行长期艰苦的反抗。
轴心国的宣传者用漫画的手法诋毁美国，称美国被种族、民族、阶层和宗教信条严重分化；美国社会骄奢淫逸，唯一能激励人们的是无所不能的美元；美国充满了游手好闲的人和装病不干活的人，到处都是富得流油、好吃懒做和自由放纵的人；政客捧着帽子乞求大老板的施舍。在他们眼中，美国是一个杂乱无序、个人主义盛行、贪图享乐的国家，沉迷于爵士乐、电影、棒球、漫画、赛马和广播喜剧——什么都喜欢，就是不喜欢工作，当然更不会喜欢打仗。美国政府是分裂的，因而国家衰弱，权力由总统、国会和法院分享，政府又经常受到野蛮无礼且毫无节制的媒体的愚弄。美国人地域观念很强，而且闭塞，只关心自己，从不关心世界其他地区；他们绝对不会同意为捍卫英国流一滴血，因为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中，英国人是邪恶的压迫者；美国也不会管苏联这个全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以及亚洲的任何地区，那些地方对于美国来说太过遥远，就像是在另一个星系一样。
这样的批评既浅薄又虚妄，只是由一些刻板印象和半真半假的事情拼凑而成的。不过，即使在美国也有与之类似的自我批评。在1941年的时候，美国显然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轴心国的挑战。美国人不喜欢德国和日本发动的赤裸裸的侵略，大部分美国民众支持罗斯福向受害国家提供弹药和物资的政策。但是美国参战的提议却非常不受民众支持。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仅有1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德开战。人们公开谈论军队中出现大批逃兵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简称为“OHIO”，也就是“Over the hill in October”（意为“10月逃离战场”）。8月，参议院对延长和平时期服役时间的法案进行投票，结果是203票比202票，以1票的微弱优势通过。孤立主义运动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几个星期实际呈上升趋势，带头者向大批民众宣传说罗斯福正在密谋向轴心国开战。1941年，罗斯福总统已意识到战争即将到来，但是除了引导美国民众的观念之外，他什么也没法做。他只能等待某种刺激性的事件发生或者是敌国主动挑衅。
希特勒将珍珠港事件称为“转折点”，戈培尔则总结说“世界的整体格局很快就会发生彻底的改变”。他们说得没错，只是事态没有按照他们的本意发展。1941年12月7日以前，美国的产业经济完全处于轴心国的轰炸机和陆军的打击范围之外，这是陷入战争的盟国最大的希望。只有使美国的经济军事化，完全转变为生产军需的状态，才能摧毁轴心国。但是美国这个杂乱无序的共和国，如果没有美国民众的支持，就永远无法动员起来，或是实现军事化。“他们［日本人］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让罗斯福彻底从进退两难的境地中走出来，”为罗斯福撰写演讲稿的舍伍德写道，“而他们恰恰做了这件事，用一种特别挑衅并且特别侮辱人的方式，一下子就使意见不一且迷茫混乱的美国人民变得团结一心、坚定不移。”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不是不列颠之战，不是阿拉曼战役，不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也不是意大利的覆灭，而是珍珠港事件，它让罗斯福得以去做他需要做的事情，同时也决定了德国和日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