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44年7月13日日落后，罗斯福总统及其随从驱车开到了华盛顿第十四大街的地下铁道岔线处，登上了一趟专车——“总统专列”。在车站和特勤局人员的帮助下，罗斯福进入了被称为“普尔曼1号”，也就是专列最后一节车厢里的一间豪华包房。夫人埃莉诺·罗斯福走进了同一节车厢的另一间豪华包房。白宫参谋长兼罗斯福的老友，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走进了第三间包房。列车向北穿过马里兰州的麦田，一行人在微微摇晃的卧铺上酣然入睡。

“普尔曼1号”的陈设精致而奢华，墙上是橡木壁板，地上铺着绿色长毛绒地毯，还有桃花心木的家具和又软又厚的椅子。然而，它还是一艘车轮上的战列舰。车厢的底盘装有12英寸厚的装甲钢板，足以抵御埋在铁路路基下的大型炸弹。树脂玻璃车窗厚达3英寸，足以挡住直接命中的.50口径 子弹。车体侧面装甲则能够承受中口径炮弹的打击。“普尔曼1号”重达142吨，几乎是普通车厢重量的2倍，但设计师并不希望它特别引人注目，因此其外观和普通的普尔曼式专车别无二致。

这趟旅程中，总统将乘坐专列经过芝加哥和圣迭戈，然后乘船前往夏威夷、阿拉斯加、皮吉特湾，最后再次乘坐火车横穿美洲大陆返回。全程将为期35天，是罗斯福总统生涯中最漫长的行程之一。其中的高潮部分将是总统对夏威夷瓦胡岛为期4天的视察，其间罗斯福将视察各军事设施，并和他在太平洋战场的主要将领——陆军上将麦克阿瑟和海军上将尼米兹会面，商讨下一步对日作战行动。

就在两天前，罗斯福毫不意外地发布了公众期待已久的声明，宣布自己将史无前例地竞选第四个总统任期。他对媒体说，自己别无选择，因为“如果人民希望我继续作为总统领导这场战争，我就无权退缩，就像前线的战士无权丢弃阵地一样”。 总统的列车将在芝加哥短暂停留，那里正在举行民主党全国大会。同样是在芝加哥，共和党两周前刚刚举行过同样的大会，提名杜威州长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由于选情，总统的这次旅行难免被其政治对手指为给竞选造势之举。

在和平时期，总统专列会搭乘最多四十名媒体记者随行。但这次则只有三位记者，分别代表三家重要通讯社获准同行——他们的报道只有在获得白宫授权之后才能发出，这通常要耽搁一个星期时间。战时安全需求使得这样的措施具有了合法性，但是媒体对于无法了解总统的行踪十分恼火，尤其是当他在数万人前出现而媒体却一无所知时。对于媒体的抱怨，罗斯福总统不为所动，甚至看起来还很乐意以此为借口让媒体离自己远远的。“坦率地说，”他对史蒂夫·厄尔利说，“我觉得新闻自由是世界上最无足轻重的问题之一。” 当白宫记者要求了解他的行程安排时，罗斯福通过厄尔利挖苦道：“你们想干什么？想偷看我洗澡还是跟我上厕所？” ^[1]

从1944年春开始，罗斯福和他的团队有了个无法抗拒的理由来对付媒体。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华盛顿谣言满天飞，说他已无力继续执政了。他的面色变得灰白，眼睛显得凹陷和无神，声音也已沙哑而无力。他还开始严重地咳嗽，嘴唇和指甲出现了一抹不祥的蓝色。被问及感觉如何时，总统回答道：“太痛苦了”或者是“完了”。 ^[2] 1944年3月，海军心脏病专家霍华德·布鲁恩医生发现他的血压严重升高，并精确地诊断出总统患有充血性心力衰竭。根据20世纪40年代的治疗手段，病人再活过四年总统任期的概率并不太大。患有此病者确诊后存活时间的中位数不足两年。布鲁恩后来说，如果他的病人不是国家的战时总司令，他一定会坚持要求病人离任，立即入院治疗。但是有权向公众介绍总统健康状况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私人医生——海军军医处处长罗斯·T.麦金太尔中将，他告诉媒体，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比他1933年入主白宫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好”。 ^[3] 麦金太尔看似轻松的保证，实际上是一种掩饰，这种掩饰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总统去世之后。

布鲁恩后来承认，他和他的同伴们已经将医生的道德规范让位于更高的国家利益了。罗斯福总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没有之一。他在引领全球盟军协同作战方面扮演的角色是无可替代的。他是计划、商谈建立稳定战后世界秩序的关键人物。轴心国的宣传机构将强健的体魄塑造为力量的象征，并把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视为西方制度衰落的标志。他国内的政治对手们也四处散布流言，说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很糟，并四处寻找能证明这些流言的证据。这样，布鲁恩医生的诊断书就成了国家机密，记者和摄影师也难以获准见到罗斯福总统。在总统专列上，那三个大通讯社的记者（总统毫不客气地把他们骂作“杀人凶手”“趁火打劫者”“食尸鬼”）不允许进入距离“普尔曼1号”三节车厢以内的地方。于是人们总是会看见这几位在俱乐部车厢的酒吧和牌桌旁消磨时间。

总统一家在哈得孙河河谷短暂停留，回到他们在海德公园的家里待了一天，之后在14日晚回到总统专列上。当晚，列车从纽约中央铁路驶过，第二天中午来到芝加哥55街的客车编组站暂歇，他们将在此停留两个小时，好让罗斯福面见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

大部分民主党成员都决意赶走现有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罗斯福遵从了他们的意愿。关于哈里·S.杜鲁门参议员是怎样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其他地方已经讲过，在此不再赘述。可以说这个结果很诡异，就连罗斯福最亲近的圈子都对此感到意外。与汉尼根短暂会面后，罗斯福总统签发了一封函件，同意让两名潜在竞选搭档中的任何一人与自己一同参选：最高法院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或者杜鲁门。这封函件中两人名字的顺序起初是道格拉斯在前，杜鲁门在后。但就在总统专列启程离开芝加哥前的最后一刻，汉尼根走出总统的私人包房，告诉总统的秘书格雷丝·塔利，把函件重新打印一遍，把两个人的名字顺序颠倒过来。就这样，罗斯福在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场看起来似乎很随意的会面后，似乎是心血来潮地就正式指定了自己的继承人，即便此时他的医生已经有理由担忧他能否活到下一个总统任期结束。

罗斯福在芝加哥这次历史性的停留持续了足足两个小时。夜幕降临之前，总统专列再一次启动，开往堪萨斯州的托皮卡，继而沿着罗克城铁路向西进发。在接下来的三天里，火车缓缓穿过大平原和美国西南部的沙漠。火车开得很慢，速度很少超过每小时35英里，这一方面是由于总统发觉这样的缓慢节奏会让旅行更加舒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希望在圣迭戈海军基地发表他关于接受本党派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讲话，而具体的提名时间还没有确定。但是在这种速度下，火车的电池续航力就成了问题，因此他们常常在沿途小站停车充电。罗斯福每晚睡得都很好，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这是至关重要的。旅行总是能让他难得地容光焕发。平静地坐在那里，一边看着田野从窗外滑过，一边对照着窗外的小镇或者其他地标用膝盖上的地图查找当前的位置，这让他的精神振奋了起来。他会讲述那些只有专业人士才知道的当地历史逸事，还如数家珍般回忆起自己在途经的每个选区的竞选往事，这给他的幕僚和随从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总统出行线路沿线，警察和当地驻军重兵布防，把守着所有的大小桥梁、岔路口和隧道。凡是高速公路和火车道近距离平行的地方，陆军的吉普和卡车都会陪同护送。不难想见，士兵们都会好奇地朝总统车厢的窗户张望，希望能看一眼他们的总司令、第一夫人，或者是他们那条名叫法拉的著名黑色小苏格兰犬。火车即将到达的消息都会提前口头传递到下一个站点。7月16日那个炎热的下午，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埃尔里诺火车站，有人看见埃莉诺·罗斯福用绳子牵着法拉在月台上来回溜达。消息立刻传遍了全镇，立刻有差不多500名好奇的人赶来把车站围得水泄不通。直到一个小时后火车启程离开时，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往这里赶来。

除了第一夫人和莱希上将，与总统同行的还有一大群军事助理；一个医疗组，包括麦金太尔、布鲁恩和另两名医生；负责撰写演讲稿的萨姆·罗森曼；战争消息办公室主任埃尔默·戴维斯；绰号“老爹”的沃森陆军少将；威尔逊·布朗海军少将；以及格雷丝·塔利。此外还有战时常见的大量特勤局人员，海军港务人员，铁路人员，以及通讯社派来的那“三个食尸鬼”。

在火车的前部，紧跟在火车头和行李车后面的，是一节由陆军通信部队掌管的没有窗户的通信车——一个挤满了电线、真空管、电子设备面板以及解码机的兔子窝。从这里，通信兵们通过短波无线电及无线电传打字机和白宫地图室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初级海军助理威廉·里格登上尉，在这次横穿大陆的旅行中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通信车和总统车厢之间的15节车厢里来回奔走，这段距离差不多有1/4英里。他要带着电文穿过一连串车厢，包括上下铺的普尔曼式卧铺车、俱乐部车、餐车，以及更多的卧铺车厢，最后从守卫着总统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车厢）的武装便衣旁经过。 ^[4]

7月19日凌晨2点，总统专列停靠上了圣迭戈海军陆战队基地的一处火车站台。一行人将在这座美国西海岸的大型海军基地停留三天，视察当地的各处军事设施。罗斯福夫妇见到了他们的儿子詹姆斯一家，他们就住在科罗纳多湾对面。罗斯福总统及随从前往圣迭戈以北40英里的加利福尼亚州欧申赛德港，视察了第5海军陆战师两个团级战斗队举行的两栖作战训练演习。这是一场高度拟真的实弹登陆演习，有很多重型装甲车辆和先进的登陆艇都参与其中。对于总统和他的高级军事幕僚来说，这都是一次极具价值的学习过程。太平洋上的越岛作战是一种全新的战争形式，他们在欧申赛德见到的这种大规模两栖机动是在和平时期从未见过的。海军舰炮火力、空中支援和登陆部队的密切协作给莱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月20日，芝加哥的民主党大会提名罗斯福第四次参选美国总统。此时，总统专列正停在海军陆战队的火车站台旁，罗斯福于是发表了接受提名的15分钟感言，通过无线电广播传回了民主党大会会场上。之后，他又为拍摄新闻短片的摄影师重读了发言的高潮部分。距离9点还差几分钟的时候，埃莉诺·罗斯福和一行人挥手告别，搭乘一架军用飞机返回了华盛顿。总统、莱希和小狗法拉则乘车前往不远处的百老汇码头，重型巡洋舰“巴尔的摩号”正停靠在那里。这艘军舰的舰员们事先并不知道罗斯福总统将会搭乘此舰，但是当舰长住舱旁的走廊上搭建起轮椅专用的斜坡时，有些人就已经猜到这一点了。罗斯福住进了舰长住舱，莱希则住进了舰队司令住舱。

总统能理解老水手们不愿在星期五起航的迷信，军舰便一直等到这一天午夜才解缆起锚。它沿着一条扫清了水雷的安全水道开向外海，5艘驱逐舰紧跟在黑暗中的巡洋舰身后。舰队随后转向243°航向（西南偏西），航速22节，消失在海平线上。

1944年3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协力夺取帕劳，即密克罗尼西亚南部的一个日占岛群，任务完成时限是9月15日；然后是棉兰老，菲律宾南部的一个大岛，完成时限为11月15日。但是对于接下来1945年初的主要作战行动，参联会尚未做出决定。一如既往，菲律宾是麦克阿瑟的战略焦点，他一直在不停地向华盛顿施压，以求支持他所倾向的南线进攻。他主张在向菲律宾以北区域发动任何两栖进攻之前，应当先集中所有可用的美军兵力（包括太平洋舰队）拿下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以及首都马尼拉。而金上将和参联会内部的大部分计划制订者都希望越过吕宋岛，直接将下一轮主要进攻指向台湾。3月12日参联会发给太平洋上两个战区司令部的电文将这一矛盾摊在了台面上。电文指示两个司令部准备可行性方案，目标是“占领台湾，时间期限为1945年2月15日，或者攻占吕宋，如果此行动先于进攻台湾的必要性得到证明的话，时间期限为1945年2月15日”。

当“巴尔的摩号”搭载着美国总统开往夏威夷之时，美军进攻部队正在准备攻取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又译天宁岛）。在1944年6月19日至20日的马里亚纳海战，也就是发生在马里亚纳群岛西方海域的一场海空大战中，日军损失了差不多300架飞机和3艘航母。同时，日本本土通往南方资源产区的海运线也开始遭到越来越多的打击，日本帝国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基础已然开始崩塌。虽然东京的统治高层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现实，但日军在马里亚纳海战中遭受的损失及其舰载航空兵的毁灭却标志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战略失败已经无可挽回。现在，最后阶段的战役已经开始，最大的那个问题也凸显了出来：如何迫使日本的领导层认输，并接受盟军给出的投降条件——无条件投降？美军知道，在眼下这个岔路口，两个选项——吕宋或者台湾——都是走得通的，而且一定能够打赢。显而易见，这是个高阶难题，需要战争计划制订者们综合考虑战略和技术等一系列复杂因素，而华盛顿和太平洋战区里已经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多种不同观点。总而言之，现在到了一策定乾坤的时候了。

早在1943年初，参联会的计划制订部门就开始讨论一份“击败日本的战略计划”。这份文件预期中国将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发挥关键作用。中国既可以成为对日空中轰炸的基地，也可以提供大量兵员以消灭亚洲大陆上的日本陆军，如有必要，那就连日本本土的日本陆军也一起收拾了。为了实现这一方案，盟军将需要在中国大陆沿海登陆，而如此一来，台湾就成了打开大陆之门的钥匙。这一以中国为核心的太平洋决战方案在华盛顿获得了有力支持，因为海军正是希望从中太平洋线路进攻，沿密克罗尼西亚前进，然后是马里亚纳群岛，继而前往台湾。

参联会内部最有影响力的计划制订机构是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Joint Strategic Survey Committee，缩写JSSC），该机构由一群幕后人员组成，直接向各军种总司令汇报。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的主席是斯坦利·D.恩比克陆军中将，西点军校1899届毕业生。参联会的四大巨头对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里这位受人敬重的老兵始终青眼有加，他提出的建议完全不会受到军种竞争或者各机构之间的偏见影响。1943年11月，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内部达成了一致而且明确的判断，即中太平洋的进攻比麦克阿瑟的南太平洋战役更加重要，因为从这里打到日本的路径更短，因此“早日打败日本的关键在于全力从中太平洋进攻，同时在南北两翼进行策应行动——使用所有能够在这些区域维持运转并有效使用的力量，包括海上力量、航空兵和地面部队”。 ^[5] 麦克阿瑟的强烈反对以及他关于将重心转向南线和菲律宾的要求，一直未能影响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所有新的研究结果都进一步确认了这个幕后团队先前的结论——麦克阿瑟的南太平洋作战并不必要，在太平洋上分散兵力可能会导致战争延长，而此时日本败象已露，美军理应对敌人的内层防御圈展开更直接的进攻。根据委员会的判断，这个进攻的目的地就是台湾。

麦克阿瑟面临着一个始终无法解决的难题，他无法指望乔治·马歇尔来帮助他的西南太平洋战区获得足够的关注，或者为他所主张的南太平洋—菲律宾进攻路线赋予更高的优先级。前一年，他曾对自己的副手理查德·萨瑟兰将军赤裸裸地说过这么一段话，当时萨瑟兰正在前往华盛顿的路上：“要向马歇尔强调，他可以通过分配太平洋作战所需的空中力量和地面力量来控制局势。没有这些陆军的力量，海军就会孤立无援。如果他能把空中力量和地面补充力量投入这里，而不是把这些人派到海军的战区，他就能间接实现他想要的目标。” 没人知道萨瑟兰是怎样向马歇尔灌输这一观点的，但是这位陆军参谋长生来就不喜欢“间接”地做事，韦氏词典将这个词定义为“不直接，不坦率”。马歇尔对于太平洋上的军种竞争自然心中有数，但他从来不会把这种竞争视为陆海两军抑或是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之间的零和博弈，而且他一直乐于思考以更直接的方式攻至日本本土所能带来的益处。至于让海军“孤立无援”之说，只要看一眼太平洋的地图，就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944年6月，眼见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的论据是多么有力，马歇尔劝麦克阿瑟丢弃不合时宜的成见，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太平洋全局。现在日军已经出现衰败的迹象，这难道不是加快战役节奏的时机吗？越岛战术，也就是绕过敌军坚固防守的岛屿，已经成了麦克阿瑟南太平洋胜利进攻的招牌动作——那为什么不能也越过吕宋？如果盟军最终是要在中国大陆沿岸获得一个港口，那或许攻占台湾就宜早不宜迟。马歇尔甚至在考虑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参联会的计划制订者们已经在传阅这个方案了——对日本本土南端的九州岛直接发动登陆突袭。马歇尔告诉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无论什么情况，“我们都必须小心，不要让我们的个人情感和对菲律宾的政治考虑凌驾于我们的总体目标之上，那就是早日结束对日战争。在我看来，‘越过’和‘抛弃’完全不是一回事。恰恰相反，在最短的时间内打败日本，才是最迅速、最彻底收复菲律宾的有效方式”。 但是麦克阿瑟对此完全不买账，他声称必须收复吕宋，这既是出于战略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还有一项重大义务要去履行”。 ^[6]

麦克阿瑟收复菲律宾的愿望是真诚的、可敬的，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为了把这方面的历史说透彻，下面的这些事实也不能不提。1942年2月13日，在科雷吉多尔岛的指挥地堡里，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奎松签发了一道指令，要求从菲律宾联邦财政资金里向麦克阿瑟划拨50万美元，向萨瑟兰划拨7.5万美元，向麦克阿瑟参谋部的另外两名高级军官也划拨了数额稍低的钱款。这笔钱据说是为了感谢美国军队过去为菲律宾做出的贡献。付给麦克阿瑟的金额可以折合成今天的800万美元。由于菲律宾联邦财政的钱储存在纽约，名义上要部分受到美国政府的控制，因此这笔费用需要获得美国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的批准。马歇尔和史汀生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既然他们没有提出异议，自然也不会有任何举措来制止这一交易。同样，根据现存的文件记录，罗斯福总统也知道此事。 ^[7] 后来，奎松总统逃到美国后，在华盛顿拜访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想要“孝敬”他——具体金额不详——以感谢他此前在菲律宾的服务。艾森豪威尔谢绝了，他给出的解释很靠谱：“误读和误解带来的危险……可能会毁掉我在这场战争中为盟军所做的一切努力。” ^[8] 这位未来的欧洲战场总司令判定这种“献礼”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适当的，长远来看也将会遭到民意的挞伐。这两个判断都是准确的。

1944年夏季，金上将私下里直截了当地对麦克阿瑟作为军事战略家是否称职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对于两栖作战方面的新进展知之甚少（或者不感兴趣），这些进展后来被证明足以让美军长距离跨越大洋，攻占敌人坚固设防的岛屿。麦克阿瑟原先关于中太平洋灾难的预言早已破产，但他又做出了类似的预言，宣称台湾作战计划必定会失败。金在1942年曾经提倡南太平洋的反攻——实际上，美军的南太平洋反攻始于金发动的瓜岛战役，当时麦克阿瑟还是反对这一行动的。但是在金看来，南线进攻只适用于战争初期，当时美国的实力还不够强大，不足以打过太平洋的中央海域。而此时，澳大利亚已经安全，盟军已经碾过了日军的俾斯麦海防线，现在是时候停止南线进攻了。麦克阿瑟作战行动的终点理应是棉兰老岛。金在一次例行的亚历山德里亚非正式媒体见面会上告诉记者们，夺回菲律宾“情感上很需要”但“实际上行不通”，这很可能会将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推迟3到6个月。 ^[9] 他还对麦克阿瑟的两栖舰队司令丹尼尔·E.巴比海军少将尖刻地说道：“看起来麦克阿瑟更在乎的是他重返菲律宾的承诺，而不是打赢这场战争。” ^[10]

7月13日，金上将带着一大群随行幕僚，乘坐他专用的“科罗纳多”水上飞机飞赴珍珠港。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开了两天会之后，金和尼米兹搭乘一架双垂尾的洛克希德“北极星”飞机，在太平洋星罗棋布的岛屿间跳跃前行，短暂停留于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和埃尼威托克（又译恩尼威托克）后，于7月17日飞抵塞班岛。在仅仅两个星期前还在激战的关岛阿斯里托机场，他们在停机坪上会见了一群高级将领，包括第5两栖军军长“疯子”霍兰·史密斯将军和第5舰队司令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将军，当然还有媒体记者和摄影师。此时距离美军宣布占领该岛刚刚过去了一个星期，小规模的交火仍然在偏远区域接连不断，被困岛上顽固抵抗的日军还有数百人，甚至可能上千人。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太平洋前线是什么样，他急着想上岛看看。史密斯担心日军狙击手的威胁，但金执意要来，于是史密斯只好派了三个连的海军陆战队来保护这两位四星将军。金和尼米兹坐在一辆吉普车的后座上，沿着岛屿西岸的主要道路，穿过已经化为瓦砾的加拉潘、坦纳帕格和嘉兰卡诺亚驱车前行。虽然负责掩埋尸体的卫生队已经两班倒连轴转，但空气中还是弥漫着腐烂尸体的恶臭，令人无处可躲。不过史密斯和他的部队已经来到塞班一个月了，早已对此习以为常。

当天下午，金、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搭乘一艘汽艇前往停泊在海岸外大约1英里处的第5舰队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三人在军舰的8英寸 主炮前合影之后，便前往舰队司令部餐厅提前吃晚饭。进了餐厅，斯普鲁恩斯坐在条桌的一端，金坐在他的右手边，尼米兹坐在左手边，还有十来名军官按军衔、年资的顺序在条桌旁依序而坐。就在甜点端上来的时候，黑压压的一大群苍蝇通过开着的舷窗蜂拥进了舱内。这些苍蝇都是从塞班岛数以千计的腐尸烂肉上生出来的，乘着海风飘到了海上。它们困扰舰员们一个星期了，但这天傍晚飞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的苍蝇之多却是他们前所未见的。这些家伙爬在桌子上、饭菜上，还有人们的脸上和手上。它们四处肆虐，有些甚至接近一英寸长。根据斯普鲁恩斯的参谋长“卡尔”穆尔的说法，这些东西用手赶都赶不走。如果它们落在你的鼻子上，你得把它们弹开或者用手拎走才行，“它们会爬在你的饭菜上，你的眼镜里面，飞进你的耳朵，无处不在，你会忍不住去想，它们都是吃惯了日本鬼子的尸体，现在想来到船上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餐厅服务员赶紧关上了舷窗，但太晚了。毛手毛脚的军官们在挥手赶苍蝇时打碎了好几个玻璃杯，他们站起来和坐回去的时候，椅子在地面上刺耳地刮擦着，让接待四星上将来访时所应有的庄重体面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天，金向斯普鲁恩斯询问“堤道”行动，也就是未来的进攻台湾战役的准备情况。这位第5舰队司令回答得倒也爽快：“我不喜欢台湾。” ^[11] 他提出可以攻取硫黄岛和冲绳岛来代替台湾，达到相同的目的。硫黄岛位于马里亚纳群岛和东京之间的飞行线路上，占领这里可以削弱日军航空兵的反击。冲绳岛比台湾小，因此战役规模更加可控。斯普鲁恩斯说，对于盟军的目的而言，冲绳岛的大小刚刚好——足够小，只要几个星期就能拿下；但又足够大，足以成为对日本本土作战的基地。它坐落在连接日本及其南方资源产区的航运线上，战略位置重要。冲绳还有许多可以登陆的地点，这样守军就无法集中其所有火力于一个滩头。这个岛屿既能够成为进军中国大陆海岸的垫脚石，也能成为进攻九州的跳板。

然而，冲绳距离九州仅有330英里，可以想见，两栖舰队将会遭到持续的大规模空袭。最近的盟军基地都远在1 000英里之外，因此航母特混舰队就必须在这片海域不间断停留数个星期，为登陆部队提供空中掩护。鉴于这些挑战，金问斯普鲁恩斯：“你能做到吗？”斯普鲁恩斯回答说没问题，只要后勤部队能完善其海上弹药补给技术就行。这是当时所剩不多的能够拖慢第5舰队脚步而又未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斯普鲁恩斯相信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一如既往，他又判断对了。

既然斯普鲁恩斯是负责台湾进攻战的舰队司令，那么他的观点自然非同小可。而且持相似观点的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反对“堤道”计划的人中包括了舰队、两栖部队和尼米兹司令部中多位有影响力的人物。许多人怀疑台湾不值得如此努力去攻占，毕竟这场登陆战的规模堪与诺曼底登陆比肩。这些人告诉金，如果台湾真的非打不可，那他们就要首先获得吕宋岛的机场和马尼拉湾的海军基地，这样也就无法越过菲律宾了。在7月19日返回夏威夷的飞机上，哈尔西将军的参谋长“米克”罗伯特·卡尼向金抱怨，说打台湾就是“浪费时间”。 卡尼给出的替代方案是：“部队不如集结在吕宋，我们可以炸平台湾，然后绕过它。”

金问：“你想把马尼拉变成伦敦吗？”

“不，将军，”卡尼答道，“我想的是把吕宋变成另一个英格兰。”

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7月20日的最后一场会议上，当舰队的计划制订者们一条一条地列举反对进攻台湾的理由时，金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太平洋舰队副司令约翰·H.托尔斯将军着重提出，无论是关岛还是塞班岛，其港口设施都不足以支撑一支大到足以打下这个中国第一大岛的登陆部队。而陆军航空队打算在马里亚纳群岛部署至少12支B-29轰炸机大队，这就令情况更加雪上加霜了。托尔斯警告说，正在筹备的“堤道”行动，可能会“削弱VLR［B-29轰炸机］计划”。 这样就可能会激怒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福将”亨利·阿诺德将军。

面对这些反对意见，金仍然坚持“堤道”计划。但是他不打算利用自己的舰队总司令身份来压制同僚的不同意见。和他在许多历史著作中的形象相反，这位海军作战部长并不是个独裁者。他坚持维护自由发表观点的氛围，对相反意见满怀善意。当尼米兹开始总结讨论内容时，金特地要求卡尼把所有反对打台湾的意见复述一遍，以便记录，确保这些意见都被写入会议纪要。很难想象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会如此欢迎来自下属的反对意见。

金没有受邀在总统访问夏威夷时留下来。实际上他和马歇尔都特地被排除在外。据说这是因为罗斯福和莱希想要太平洋上的两位战区司令不受拘束地畅所欲言，而且他们早就对参联会的观点烂熟于心。但是金对于未能参加太平洋方面这次指挥层峰会十分不满。在他战后的回忆录中，他提到罗斯福此前刚刚启动总统竞选活动，并据此得出结论，现在他“想要让选民们看到，他才是总司令”。 ^[12]

金不在，尼米兹便应该要为“堤道”行动辩护。但金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尼米兹并不真的想打这一仗。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和他在司令部、舰队里的同僚们一样对这场行动充满疑虑。7月24日，尼米兹警告金，除非能首先消灭附近吕宋岛上的日本空中力量，否则派兵登陆这个中国第一大岛并不明智：“若不能有效削弱或压制石灰水［吕宋的代号］的敌人航空兵，则‘堤道’行动胜负难料。” 不仅如此，尼米兹还补充道，届时有可能会需要占领台湾全岛，而不仅仅是北部和南部的沿岸地区。若果真如此，他需要的所有东西都要加码——更多部队，更多航空兵大队，更多运输船和更多的海军力量。而且，如果要扩大台湾之战的规模，美军就需要更大而且更近的海军基地和航空基地，这就又得回头先打吕宋。

金也没有坚持太平洋舰队司令一定要附和自己对台湾的态度。他知道罗斯福和莱希想要听太平洋舰队司令阐述自己的想法。“我尽量不给他施加太大压力，”金说，“因为我接受的训练是让人们独立思考。”但是金担心尼米兹说不过“那两个世界上最精明最老练的辩手。尼米兹是个不错的人，但他在这方面完全不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对手。当然，罗斯福先生则是‘前辈大师’”。

7月24日，距离计划中罗斯福总统到达珍珠港的日期还有两天，金一行登上了那架洛克希德水上飞机飞返本土。途中，他们从迎面开往瓦胡岛的“巴尔的摩号”及其护航舰队上空飞掠而过。

开往瓦胡岛途中，“巴尔的摩号”进入了战时航行状态，这就意味着要走之字形航线以规避敌方潜艇，并在黄昏后到黎明前进行灯火管制。此时天气凉爽，海波不兴，轻风拂面。海军的战斗机和巡逻机常常在军舰上方巡逻。航行的大部分时间里，罗斯福总统都待在自己的住舱里，要么睡觉，要么阅读，养精蓄锐以应对接下来那令人筋疲力尽的行程。莱希将军每天都要向他汇报工作。大部分下午，他和莱希都会在指挥舰桥里坐一两个小时，享受阳光和海风。莱希的住舱里每晚都会放电影。一如往常，小狗法拉是所有人的好朋友，舰员们常常会给它喂一点狗粮，或者剪走一撮狗毛当作纪念品，直到舰长勒令他们住手为止。假如总统的爱犬在到达夏威夷时变得肥胖或者成了秃毛，那对于“巴尔的摩号”的名誉显然没什么好处。

比尔·莱希面容尊贵，黑眼睛炯炯有神，眉毛粗重，额头紧蹙，有点秃头。他的言谈举止谨慎、庄重而得体。虽然穿着军装，但他仍然时时透着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气质。他在1939年退役之前，曾官至海军作战部长，海军的最高将领。后来罗斯福先后任命他为波多黎各总督和驻维希法国大使。1942年，罗斯福总统曾认真考虑过让莱希担任太平洋战场最高司令，统辖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这虽未成为现实，但他还是以四星海军上将的军衔被召回现役，担任总统的“军队总参谋长”，并位列参谋长联席会议四大员之一。

军衔和服役年限决定了莱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的最高军事长官。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荣获五星上将军衔的陆海军将领，并影响了二战中所有主要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决策。莱希还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最老且最信赖的好友之一，亲信圈的一员，他的办公室位于白宫东边，只要不是睡觉时间，他大部分时候都和总统在一起。他作为总统日常伙伴的角色最近又扩大了，因为白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其职责相当于民事方面的莱希，和罗斯福的个人关系也一样亲密）不幸罹患晚期胃癌，不得不退休。

在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案生效之前，参联会并不是一个正式组织，也没有正式的主席。没有提名流程，也不需要参议院同意。莱希的角色有时候会被称为参联会主席的“前身”，因为他并没有今天美国参联会主席所拥有的权力。看起来莱希仅仅是因为罗斯福总统和各军种参谋长的一致同意而被拉进参联会的。其他各位参谋长都说莱希是他们实际上的主席，这才确定了他的老大身份。当然这个决定是自发而且临时的。

花一点时间来介绍这些事情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澄清了一直以来历史著作里关于莱希在二战中所扮演角色的误解。这位将军会被称为“白宫参谋长”或者“参联会主席”。这两个职位在今天都是存在的，但二者大相径庭，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同时担任这两个职务。那么，莱希到底是什么？仅仅是个幕僚？一个可靠的追随者？老练的传信者？罗斯福最好的朋友？或者实际上是全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答案似乎是，比尔·莱希这些都是。他是罗斯福总统的挚友，尤其是在总统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但他同样深受各军种参谋长的敬重，他们尊他为战略家、前任海军作战部长，以及全球性的政治家。参联会做决定靠的是达成共识，而非少数服从多数。因此，莱希最少也是这强大四人组里的成员。任何时候，只要参谋长们凑不出一致决议，这个官司就要打到总司令也就是总统那里，而莱希正是参联会和总统间的主要桥梁。

罗斯福和莱希之间的大部分交流都是关门进行的，他们直接面对面交流，因此没有形成文字记录。这样，人们并不总能知道他们的思想是怎样互动的。这个难题由于莱希性格上的谦虚和内敛而愈加严重。他不愿抛头露面，也不在意自己能否名垂青史。在学术著作和传记里，他更倾向于躲在罗斯福总统的影子里。毫无疑问，他对此一定是会满意的。 ^[13]

7月26日上午，瞭望哨看到军舰左前方50英里外出现了一条褐色细长条的陆地，那是莫洛凯岛。很快，一队由18架海军飞机组成的护航机群从西边飞来，在“巴尔的摩号”上方低空盘旋。此时天气晴朗，海面平静，海风一阵一阵地轻轻吹来。崎岖不平的戴蒙德角（又译钻石角）从前方海平线上升起，一步步向东逼近，渐渐带出了长弧状的怀基基白沙海滩和檀香山的风景。在这一幕景色中，瓦胡岛陡峭的青山显得巍峨而端庄。在珍珠港的入口水道外，“巴尔的摩号”停了下来，一艘拖轮带来了港口引水员和前来迎接的军民两界高官，包括尼米兹海军上将、小罗伯特·C.理查德森陆军中将（尼米兹战区的陆军部队司令），以及夏威夷总督英格拉姆·M.斯坦巴克。

当“巴尔的摩号”缓缓滑进拥挤的锚地，舰员们发现珍珠港几乎所有的人都出来欢迎这位总司令了。数百架海军舰载机翼尖挨着翼尖排成密集队形，遮天蔽日地飞过。港内的战舰都穿上了盛装——从舰首到桅顶再向后到舰尾拉上了绳索，挂满了三角彩旗。舰员们都在栏杆旁就位——穿着白色军服，彼此相隔两三米立正，面向舷外，双手交叉背在身后。没有人正式通知总统要来，但流言和猜测向来都是不胫而走的。既然秘密已经保不住了，“巴尔的摩号”的主桅顶上便干脆升起了总统旗。

下午3点，一艘港务拖轮把“巴尔的摩号”推到了混凝土防波堤旁的泊位上，这个泊位就位于闻名遐迩的“企业号”航空母舰后方。码头上，一组大约24名陆海军将领在舷梯旁列队迎候。海军将领穿着白色军服，陆战队将领穿绿色，陆军将领穿卡其色。如此之多的将军集中在一个地方，这种情况可是罕见的，甚至堪称前所未有。在将军们身后，栏杆和路障之外是人山人海，都是前来围观的军人和百姓，大约有2万人。

将领们登上了舷梯，没有什么迎接仪式。（这些礼仪都免了，因为这会浪费太多时间，耽误下午的行程。）访客在众人护卫下来到了舰桥甲板的走廊上，罗斯福和莱希在那里与尼米兹、理查德森做了短暂的交流。相互介绍、握手，然后寒暄几句。与此同时，在露天甲板上，海军摄影师和一个电影摄制组架好了长枪短炮，准备按计划在4点进行摄影。

值得注意的是，麦克阿瑟没来。他的飞机一小时前就到达了附近的西卡姆机场。尼米兹的副司令托尔斯将军在赶往“巴尔的摩号”之前先迎接了他的飞机。但是麦克阿瑟拒绝和托尔斯一同直接前往海军码头，他选择前往理查德森将军在沙夫特堡的住所，这是他在会议期间的住处。这就有些失礼了。在“巴尔的摩号”的舰桥上，托尔斯小心翼翼地向尼米兹和理查德森转达了麦克阿瑟的口信：“告诉总统，他在理查德森的寓所，等候关于何时应该向总统致敬的进一步指示。” 这个口信被带给了莱希和总统。一群人等了大约20分钟，气氛开始尴尬起来。罗斯福转向理查德森将军问：“你能联系上他吗？” 理查德森点了点头，接着离开军舰去找那个失踪了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

根据麦克阿瑟的飞行员“土佬”惠尔顿·罗兹的说法，在从澳大利亚飞来的28小时的航程中，麦克阿瑟一直没怎么睡觉。他的专机，一架新型道格拉斯C-54“空中霸王”运输机上装有一个舒服的大床，但麦克阿瑟都没用上它。他当时紧张而暴躁，但看不出疲劳的样子。他在机舱的过道里不停地来回踱步，一次能走好几个小时。在新喀里多尼亚降落加油时，麦克阿瑟发现这还是他自开战以来第一次踏上自己战区以外的土地。话虽如此，但其实这不过是因为他此前拒绝了所有赴努美阿或者珍珠港参加作战计划会议的邀请罢了。

当C-54飞机在墨色的夜空中飞行时，罗兹把飞机交给副驾驶，自己离开了驾驶舱，走进主机舱坐到将军旁边，将军于是开始了“一场麦克阿瑟式的独白，他也没指望我回答什么”。麦克阿瑟告诉飞行员，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被召去会见总统，但是“接下来这次会议可能会出现任何结果，从他被解除指挥权，到把他的指挥权限制到仅仅防守新几内亚，再到给他大开绿灯，给他足够的人员装备去进攻菲律宾，都有可能”。想到罗斯福要拿他作为竞选的道具，麦克阿瑟发牢骚说他将不得不摆出“宣传姿态”，他还说他希望“既然他被命令跑这么大老远，说不定还会受辱，那他们的目的最好有足够的价值”。 ^[14]

天亮前，飞机在坎顿岛第二次加油后再次起飞，接下来的目的地就是最后一站了——西卡姆机场。飞机在下午2时30分抵达瓦胡岛，此时“巴尔的摩号”正在准备进港。这整个高规格迎接的场景在他们下方一览无余。罗兹说他们“能看到空中满是刚刚起飞的飞机，正在机动、编队，准备让戴蒙德角外那艘驶来的巡洋舰上的总统检阅”。

在西卡姆机场的柏油路面上，托尔斯将军迎接了麦克阿瑟的飞机，他提议二人立刻前往海军码头迎接总司令。麦克阿瑟拒绝了，他说自己刚刚长途旅行，想要洗个澡，换一身干净的军服。他告诉托尔斯：“我要到住所去了！待会儿总统想见我的时候，他会派人来喊我的。” ^[15] 之后他快步登上了一旁等候的汽车，开往沙夫特堡。

迟到的麦克阿瑟带来了太平洋战争中最常见的一幕场景。长期给罗斯福当助理和讲稿主笔的萨姆·罗森曼回忆道，麦克阿瑟到达之前喇叭齐鸣，“之后，一辆护卫摩托车和我见过的最长的敞篷车来到码头，尖啸着开到了停车点。敞篷车前排是一位穿着卡其色军装的司机，后排则是一个高个子——麦克阿瑟。没有助手或者随从。敞篷车在开阔地又开了一段，停在了舷梯旁”。 ^[16]

出席仪式的所有陆海军将领全都穿着整洁的军装，唯独麦克阿瑟，在这个夏威夷夏天下午的热浪中，在卡其色军服外还套着他那件著名的棕色飞行皮夹克。这次他没有衔他的玉米芯烟斗，但是常戴的飞行员太阳镜和那顶帽檐上带着“一堆鸡蛋”（实际上是金穗饰件）的破旧菲律宾元帅帽却并未缺席。“在一众人员中一眼就能看到他，他每次都故意这么安排，”一位在附近军官俱乐部的阳台上观看这一仪式的海军军官如此说道，“他真的是那种漫画主角式的人物，但他同时也是个将军和人气旺盛的大英雄，所以没人管得了他。” ^[17]

麦克阿瑟出现在了栏杆后的人山人海面前，顿时掌声雷动。他朝人群挥挥手，登上“巴尔的摩号”的舷梯，停留了片刻，好让人群能更好地看到他。之后他在水手长的号声中登上了军舰，向甲板上列队的军官回礼，继而去面见总统。

在舰桥甲板上，罗斯福握住麦克阿瑟的手，称他为“道格拉斯”。后来这位将军说这种亲热的动作让他很恼火。 ^[18] 或许是离开华盛顿太久了，麦克阿瑟已经忘了总统通常对所有人都直呼其名，包括他属下所有的军队首脑，同时希望别人称他为“总统先生”。不过就算麦克阿瑟真的感到被冒犯，他看起来也掩藏得不错：舰桥上当时挤满了人，但并没有谁感到气氛紧张。不仅如此，他还回称总统为“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对冒犯自然也不是软柿子，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他们二人一直以“道格拉斯”和“富兰克林”互称。

眼见麦克阿瑟裹在厚实的皮夹克里，莱希将军问他：“道格拉斯，你来这里见我们的时候为什么不换上合适的衣服呢？”

“唉，”麦克阿瑟回答道，“你是没去过我那里，那儿的天现在还很冷。” ^[19] 这话纯属瞎扯，他已经回了宿舍，说是要洗澡，换一身新衣服。不过这也没什么，莱希只是打个趣，麦克阿瑟也是。 ^[20]

现在，合影的时间已经过了差不多30分钟了，于是一行人下来前往“巴尔的摩号”的露天甲板，海军的摄影师和电影摄制组已经在那里架好了设备。摄影人员早已习惯等罗斯福的轮椅摆放到位后再拍照或者启动摄影机，但是这一次，一小段16mm胶片记录下了罗斯福坐在轮椅里被推动的影像。（据信，这个小片段是唯一留存下来的关于这一场面的动态影像。）

麦克阿瑟坐在罗斯福的右边，尼米兹坐在他左边，莱希坐在尼米兹的左边。四个人摆好姿势，拍了一轮照片。之后莱希离开，总统和太平洋战场的两位战区司令单独合了影，拍摄了一段纪录片。在这段无声的电影片段里，罗斯福亲切地对麦克阿瑟的左耳低语，后者则面无表情地盯着摄影机镜头。有一个瞬间他看起来好像很难受，不想在这里待着。但是罗斯福说的一句话看起来逗乐了麦克阿瑟，后者报之以热情一笑。这时候，一个像是条小猎犬的黑色影子从麦克阿瑟的右边溜达进了画面，从几个人的椅子下穿过，最后从尼米兹的左边跑出了画面。

轮到斯坦巴克总督和总统合影的时候，麦克阿瑟和尼米兹都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接下来有一段影片拍到麦克阿瑟在画面一旁和理查德森将军说话。他拿出手帕，擦拭着脸和脖子上的汗水。他看起来热得难受，但就是不肯脱皮夹克。每个好演员都知道着装的重要性。

摄影师和电影摄制组收工后，军官们开始下船。罗斯福总统的轮椅则被推到了一个环绕着护栏的小木板平台上。整个平台被“巴尔的摩号”上的起重机从甲板上吊起，缓缓放到码头上。一名观看了全过程的海军军官猜想那个起重机操作员“肯定浑身冒汗”。 ^[21] 罗斯福被搀扶着坐进了一辆红色敞篷车的后座，一名陆战队卫兵和一众将军举手行礼。莱希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他们在大群警察的护送下开出基地，“穿过列队守卫的士兵和欢呼的人群”，开往檀香山市。

总统一行人住在怀基基海滩一栋被高大椰子树环绕的乳白色别墅里。这座豪华宫殿原本属于弗莱施曼酵母公司的继承人克里斯·霍尔姆斯，二战期间被租给军方专用于接待贵宾和来访的将军们。别墅戒备森严。一个连的海军陆战队守卫着别墅的大门和围墙，巡逻艇在海岸边往来巡游。接下来三天的日程漫长而耗时，因此医生坚持要求总统晚上早睡。在与助手们晚餐之后，罗斯福在微风吹拂沙滩的美妙声响中进入了梦乡，睡了九个小时。

麦克阿瑟和理查德森在后者的沙夫特堡寓所中共进晚餐，之后各自回到卧室。但是晚上11时45分，麦克阿瑟叫人给已经上床的理查德森带话，说自己还想接着聊。“我们坐在那里一直聊到凌晨4点，”理查德森在日记里写道，“大部分都是他在说，我则累得要死。”

有必要停下来提一点，根据罗兹和理查德森两个人同期的日记，看来麦克阿瑟在战争中最重要的指挥层会议前夕接连两个晚上都没怎么睡。

谈到最近在总统竞选中的不幸遭遇时，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抱怨说“他这个已经无欲无求的人还如此屡受打压；他没有一丝一毫的野心，只是想把事做好”。他还说到了自己的私事，他哀伤地聊到他的第一次婚姻——“注定要失败”——他说现在他只剩下了他的现任妻子，“一个南方姑娘”，还有他的“小男孩”，听上去很伤感。

想来麦克阿瑟在星期二上午来到霍尔姆斯的别墅之前还是至少睡了几个小时的。他将陪同总统、莱希和尼米兹从那里出发，花上一整天来视察瓦胡岛各处。一行人登上了一辆大型黑色硬顶轿车——莱希坐在前排，尼米兹坐在后排中间，罗斯福和麦克阿瑟坐在他两边——在11点差一刻时动身出发。他们向西进发，一路穿过埃瓦陆战队航空站，巴伯斯角周围的海军设施，以及卢阿卢阿莱的弹药库。他们经过了一处战俘营，日本俘虏们透过铁丝网好奇地看着他们。在补给站，他们驾车从堆成三四十英尺高的板条箱中间穿过。板条箱里装着弹药、补给品和你能想到的任何东西，都正等着被运到西太平洋新的前进基地去。瓦胡岛现在成了美国军事机器巨大力量和规模的大秀场。

总统对于岛上自他1934年上次来到这里之后发生的变化感到吃惊。他后来告诉记者，“任何地方要如同瓦胡岛这般变化巨大”都是不太可能的。 十年前，即便是在珍珠港和檀香山市周围也满是空地和农田。而现在，新建成的军事基地和居住区已然连绵不断，仅以铁链相隔。

在绵延四分之一英里的摩托车和吉普车队的护卫下，载着总统和三位将军的汽车穿过绿油油的甘蔗田和叫不上名字的野花，开到了人烟稀少的怀厄奈海岸。即便是在瓦胡岛西部这最与世隔绝的乡间道路上，他们还是遇见了一队在路边立正，手举过钢盔敬礼的哨兵。中午时分，车队沿着一处陡峭、曲折的柏油碎石路面开到了怀厄奈山高处的科勒科勒山口，珍珠港和东南方平原上散布的多个航空兵基地在他们面前一览无余。在那里，乘坐红色帕卡德旅行车的理查德森将军迎了上来，此时，所有照相机和摄像机都关闭了镜头，特勤局局长迈克·赖利把罗斯福抱到了理查德森的车上。下午，他们将前往瓦胡岛最大的陆军基地——舒菲尔德兵营。

罗斯福对兵营的访问原本是要保密的，但消息早就不胫而走。通往舒菲尔德的道路已经被军人列队保护起来——但是就在这些军人身后，欢呼的老百姓已经围了三四层。看起来似乎整个瓦胡岛上的所有人不光知道总统在岛上，还不知怎么都知道了他车队的路线，然后就像观看花车巡游一样兴高采烈地围了上来——一家人带着野餐篮子和折叠椅，小宝宝骑在爸爸的肩膀上，小学生们纷纷爬上榕树并坐在树枝上，免得被前面的人挡住视线。夏威夷是个融合了诸多亚洲民族和太平洋民族以及白种人的大熔炉，但此刻，他们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想要看一眼那辆前挡泥板上飘着两面美国国旗的红色加长车，以及后座上那个穿着发皱的乳白色亚麻套装、戴着巴拿马帽子的人。

赖利说这次访问“是我见过的保密最差的一次”，就差没派一架战机到天上去写“欢迎富兰克林·D.罗斯福”了。 ^[22] 他不喜欢这种敞篷旅行车，他知道车子每开三四十英尺，就会途经几千名围观者。罗斯福坐在几个穿军服的人中间，老远就能认出来。要知道，夏威夷最大的族群是日裔美国人，差不多有15万人。就算其中绝大多数都忠于美国——到1944年，这一点已经确凿无疑——但只要冒出一个杀手从路边扔过来一枚手榴弹，就能把太平洋上的两位战区司令、参联会主席和美国总统一网打尽。于是，身材魁梧的赖利只好站在帕卡德车的脚踏板上，斜着身子准备随时保护罗斯福，眼睛也警惕地盯着人群——不过并没有什么危险的迹象，那些日裔美国人都和其他人一样兴高采烈。

不管二人之间过去发生了什么，罗斯福和麦克阿瑟看起来都很高兴彼此同行。和在国内声望、人气上唯一能与自己比肩的人一起待一天，两个人一定都很高兴。目击者的描述和当时的纪录片片段更印证了这一点。里格登写道，罗斯福“特别喜欢麦克阿瑟将军，七年后第一次重逢，他看起来真心高兴”。 ^[23] 麦金太尔医生常常听罗斯福带着“真挚的仰慕”谈论麦克阿瑟，说他是个“朋友”和“军事天才”。 ^[24] 麦克阿瑟这边则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聊了除了战争以外的所有事——聊当年简单愉快年岁里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聊那些早已被时间埋没的事情”。 ^[25] 多年未见到总统，麦克阿瑟被他衰弱的样子吓了一跳。他预言说罗斯福总统活不过下一个总统任期，他说对了。但是看到总统像小孩一样在轮椅和汽车之间被抱来抱去，他“对罗斯福身上无可掩藏的精神力量仰慕不已，这种力量使得他在脸上印着身体的衰弱时，思维仍然保持着敏锐”。 ^[26]

在无声的纪录片片段中，这两个人看起来是彼此真心认可的。在舒菲尔德兵营的阅兵场上，两人坐在车后座上，看起来像是沉浸在彼此的对话中，他们脸贴着脸，咧着嘴笑，就像两个正在想办法恶作剧的小皮孩子。有时候总统不知道说了什么段子，两个人都捧腹大笑起来。或许（人们只能猜测）麦克阿瑟就是在那时问到了即将开始的大选，罗斯福装出一副正经脸，回答说他一刻都没有动过这个念头。“我仰头大笑，”麦克阿瑟后来告诉艾克尔伯格，“他看着我，自己也笑了，他说：‘如果对德战争在选举前结束，我就选不上咯。’” ^[27]

这一天，麦克阿瑟说罗斯福在澳大利亚的美国军人中拥有压倒性的人气，这显然是对的。罗斯福则对麦克阿瑟说，如果事情不是现在这样，那么他（麦克阿瑟）将会是个好总统。反正现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是杜威，罗斯福给他这么个夸奖也是无关痛痒。

可以推想，两人的感觉其实都很复杂。或许因为他们都是政治家，这仅仅是在镜头前演戏。但是他们可能也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正在美国这个太平洋重要支撑点的中央，在成千上万欢呼的民众面前，在一群知道自己即将统治太平洋的将军中间创造历史。

中午12时35分，一行人从正门进入了舒菲尔德兵营，车队从一眼望不到头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旁开过，穿过惠勒机场的机库和旁边排列着飞机的滑行道，穿过战地医院，医院中在意大利战场上负伤的日裔美军伤员从三楼向车队敬礼。道路两旁，士兵们列成一排立正，手举过钢盔敬礼。第7步兵师的1.4万名精壮军人在舒菲尔德的阅兵场上列好了队形。红色旅行车开上了一个专门为罗斯福此行搭建的木制平台，总统就坐在车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罗斯福戴不上麦克风，于是叫技术人员过来帮忙——问题是这个时候麦克风已经打开了，于是罗斯福这个稀里糊涂的请求便向数千排队形齐整的军人广播了出去。麦克阿瑟、尼米兹和莱希继续面无表情地和总统一起坐在车里。

这一天的公开行程到下午4时30分就结束了，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不过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后来又被喊回怀基基海滩的霍尔姆斯别墅共进晚餐。和他们一起吃饭的还有“公牛”哈尔西（他正准备在下个月接管舰队），以及威尔逊·布朗，他和哈尔西一样也是个老资格的航母特混舰队指挥官。六个人在别墅的大餐厅里吃晚饭，服务员是几个菲律宾人。餐后，哈尔西和布朗先走了，其余四个人继续不设主题地讨论这场战争，又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午夜，人各散去。正式的会谈就在第二天上午（7月28日星期五），还在同一地点举行——这样，一夜之后，麦克阿瑟、尼米兹、莱希和总统又都回到了别墅的露天大厅，此番一同前来的还有一群陆海军摄影记者和纪录片摄制组。

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已经提前在大厅的墙上挂出了菲律宾和西太平洋的大幅地图。议程开始后，先是15分钟的照片摆拍，尼米兹和麦克阿瑟手持竹鞭指着地图，罗斯福和莱希则摆出观众的姿势。闪光灯噼啪作响，电影摄制组在四周来回移动，尝试不同的拍摄角度。摄影人员忙碌时，四个人就很耐心地在那里配合着摆出各种动作。这些都是公众形象，都是精心修饰过以合乎礼仪的。尼米兹执鞭时，指向了塞班，然后是关岛、东京、濑户内海南部。但是轮到麦克阿瑟时，他的竹鞭一动不动地放在吕宋岛上，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菲律宾。

怀基基海滩这次历史性的辩论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摄像师和摄影师完成工作离开房间后，所有参谋人员也都未获准留下。这样，学者和历史学家们便只能仰仗那四个参与者第一手或是第二手的回忆来复原这次会议了。罗斯福在会议几个月后向历史学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做了一次简述。莱希在日记里记录了一些简要总结，并将其写在了发给参联会同僚的备忘录里。尼米兹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说明，但他的观点仍可从会前和会后发给金的有线电报里找到端倪。

麦克阿瑟是四个人中唯一给这次会议留下详尽第一手叙述的。他在196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完整复现了当时的场景，当然，重头戏是他自己。这本书出版时，罗斯福已经去世十九年，莱希去世已五年，尼米兹还剩下两年的生命，此时也已老态龙钟。书中记载的对话似乎完全是靠记忆写下来的。关于讨论后得出的战略结论，麦克阿瑟的讲述自然是可信的。但是具体内容则难免带有自私的成分，而且书中有些重要的细节和麦克阿瑟自己后来在私人谈话里的说法还相互矛盾。

举几个例子就足够说明问题了。麦克阿瑟六个星期后告诉鲍勃·艾克尔伯格，几年后告诉雷德·布莱克，他被召到夏威夷时并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就连总统要来也是到达后才知道的。他还进一步对布莱克说，乔治·马歇尔故意不让他知道这些消息，所以他才“掉进了这么个坑里”。 ^[28] 实际上正如我们所见，麦克阿瑟知道总统将会出现在接下来的会面上，他在从澳大利亚飞往夏威夷的飞机上还花了很多时间来与他的幕僚和飞行人员谈论此事。在他战后给一位军事部长讲的故事中，麦克阿瑟声称罗斯福起初邀请他到华盛顿参加这次会议，但“是我要他越洋来到夏威夷。那是我离开工作岗位所能去的最远地方了”。 ^[29] 还有一个说法也只不过是胡扯：麦克阿瑟到会议日程全部排定之后，才知道总统要来。按他对布莱克的说法，这次会议是在珍珠港内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罗斯福的文官行政助手，包括萨姆·罗森曼和埃尔默·戴维斯也都参加了会议。但是“密苏里号”此时刚刚下水，还没有来到太平洋，而且这种正式的战略讨论也不会允许文官或幕僚人员参加。在提出太平洋战区统一指挥的问题时，麦克阿瑟诚心发誓，如果罗斯福“想要让一名海军人士来担任最高指挥官，我将心甘情愿接受这一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战争的胜利需要这样的决定”——虽然他是太平洋上最高衔级的将领，“我也将会乐于接受从属的位置，为了大局”。 ^[30] 然而他又私下里对理查德森将军说，他“绝对不会在海军手下做事”。

不仅如此，麦克阿瑟回忆录里各个章节之间也常常自相矛盾。他书中称赞罗斯福“在组织讨论时完全是中立的”，但是在四个章节之后，他又引用总统的话说登陆吕宋“会招致我们承受不起的惨重损失”。 ^[31]

这种事情一次两次可以，说多了就没人信了。麦克阿瑟本就大话连篇，他关于1944年7月这次峰会的叙述也得有取有舍地看，尤其是那些找不到旁证的自吹自擂的说法。可是他的叙述总是被关于太平洋战争的传记和历史著作不加甄别地随意长篇引用。其原因不难想见。麦克阿瑟给我们讲了一个跌宕起伏、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故事大大超脱于太平洋缜密而复杂的军事计划之上，而麦克阿瑟就是故事的主角，他面对着一众联合起来的反派——最后英雄靠着天才的灵性和人格的力量，打败了海军和白宫里的对手，赢得了胜利。但是麦克阿瑟的讲述对于罗斯福来说是不公平的，他才是那个当之无愧的最老到的军事战略家；对尼米兹也不公平，据记载，他已经开始同意麦克阿瑟关于吕宋岛的优先级高于台湾的意见；对莱希也一样，他的眼光越过了这所有的中间环节，直盯着那个终极问题：怎样才能兵不血刃地征服日本？

罗斯福后来对莫里森的简述向我们展示了麦克阿瑟的真实观点。27日晚餐后，罗斯福看着墙上地图中的菲律宾，指向其南部的岛屿棉兰老，问道：“道格拉斯，从这里我们还能上哪儿去？”

麦克阿瑟答道：“莱特岛，总统，然后是吕宋！” ^[32]

莫里森在这里添加了一个谨慎的脚注，说总统把这一幕场景的发生地点搞错了，他说是在“巴尔的摩号”上，但实际上是在怀基基的别墅里。但是关于总统是否有可能记错这次对话准确内容的任何疑问，都在2015年烟消云散了，当时笔者拿到了理查德森将军的私人日记。当天晚上晚些时候，被麦克阿瑟耳提面命了一番之后，理查德森记下了当天的日记：

晚餐后，总统指着棉兰老开启了一番会商，他对麦克阿瑟将军说：“现在，道格拉斯，从这里我们还能上哪儿去？”这就成了引发一场讨论的导火索，麦克阿瑟随即详尽阐述了他的观点以及他认为应当采取的战略，那就是无论最终目的是攻打台湾、中国大陆还是日本本土，都得先拿下吕宋再说。

麦克阿瑟进攻吕宋的方案已经打磨了两年半，它仍是基于后勤保障和空中支援的传统理念制定的。他坚持这种较为保守的“连续多次”两栖进攻，每一次新的进攻都要得到陆基航空兵的掩护，登陆舰队也要从相对较近的港口出发。他坚持认为南方大洋洲附近海域岛屿密布的地理环境比北部海域更为有利，后者的岛屿之间动辄相距数千英里，只有通过航母特混舰队才能予以轰炸。和尼米兹的战区不同，麦克阿瑟战区里的地面部队、海上力量和陆基航空兵能够相互支援，共同推进。不仅如此，他还提出吕宋拥有大量可用于登陆的海滩，这样敌人就无法集中兵力应对第一轮登陆——他在1941年12月极其痛苦地领悟到了这一点——当地地形也适合大规模机动作战，这样就有可能降低地面作战中的伤亡。麦克阿瑟可以通过吕宋岛和菲律宾其他岛屿上的友方游击队来获得情报和其他支援，而台湾从19世纪末就被日军占领，美军无法预计当地百姓的态度。一旦夺取菲律宾的机场，美军航空兵就可以迅速赢得南海上空的制空权，进而在连接日本本土及其东印度群岛石油产区的海运线上展开巡猎。

在麦克阿瑟二十年后凭记忆重现的当年场景中，他声如洪钟，口若悬河地抛出了他掷地有声的意见，其他人只能躲在角落瑟瑟发抖。但是根据莱希不久之后日记里的记述，罗斯福才是主导会议的大师，他向两位战区司令提的问题十分合宜，而且很专业地试探着两人的底线：“罗斯福完美地掌控着讨论，从一个议题转向另一个，并且缩小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之间的分歧，他的状态非常好。” ^[33] 总统向麦克阿瑟仔细询问了菲律宾的敌军兵力，好确定他对伤亡数据的预判。根据麦克阿瑟告诉理查德森的说法，罗斯福问道：“菲律宾群岛上有多少日本鬼子？”

“大约10万，”麦克阿瑟答道，“散布在整个群岛上。”

罗斯福说自己听说日军数量比这“多得多”。

“我是那儿的指挥官，”麦克阿瑟说，“我想请问你的信息从何而来？”

总统并未正面回答，而是提出了他的意见：“夺取吕宋的战斗会非常血腥。”

在这段对话中，罗斯福显然十分顾虑伤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吕宋作战。他可能只是在转述最近马歇尔将军向他汇报的情况，后者的战争部情报部门相信菲律宾群岛上有17.6万名日军。 ^[34] 正如后来所证实的那样，这一次总统的顾虑是十分准确的，因为即便是战争部也低估了日军的数量。在1944年7月时，菲律宾至少有25万日军，随着更多运兵船队从中国大陆、台湾和缅甸开来，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

罗斯福是否在来到夏威夷之前就已经先入为主地想要越过吕宋？根据麦克阿瑟在会谈几个小时后复述给理查德森的情况，罗斯福只是顾虑这场战斗会“非常血腥”。但在20年后麦克阿瑟那本畅销而且广为引用的回忆录里，罗斯福说的话成了：“但是道格拉斯，夺取吕宋会招致 我们承受不起的惨重损失 。”（黑体为笔者所加）个中差异，值得细品。后者暗指罗斯福反对攻占吕宋，但这一点在任何历史记录中都找不到旁证。总统此前已经为预计会带来惨重伤亡的多次登陆或作战背过书，包括7个星期前的诺曼底登陆。关于罗斯福提出这个国家无法“承受”重大部队伤亡的说法，有鉴于世界其余各地血流成河的战场现状，他似乎不太可能说出这样的话。仔细询问麦克阿瑟关于伤亡的预期仅仅是出于尽职，他也就台湾向尼米兹问了相同的问题。

无论如何，面对总统的询问，麦克阿瑟来了一番长篇大论，攻击尼米兹战区里那不必要而且不合理的重大伤亡。自从1943年11月中太平洋反攻的第一步，即塔拉瓦环礁登陆战里战死了1 000人之后，尼米兹一直采用那种有争议的战术。麦克阿瑟在美国国会和媒体的盟友也在煽风点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报纸，报上经常表扬麦克阿瑟能够保持战场伤亡数量合理。在他的回忆录里，麦克阿瑟称自己对罗斯福说：“总统先生，我的伤亡不会太重，不会比过去更多。正面进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代步兵武器十分致命，只有不怎么样的指挥官才会去正面突击。好的指挥官不会招来沉重损失。” ^[35] 根据理查德森的日记，麦克阿瑟预言说台湾战役至少会和吕宋之战一样血腥残酷，他还补充道“他战区里的所有战役伤亡都比较少——死的人比任何其他战区都要少”。

凭借着德裔得克萨斯人骨子里的冷静，尼米兹承受了这一切而未予反驳。但是其中暗含的批评必然也令他耿耿于怀，尤其是此刻他的部队正在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中遭受惨重伤亡，每一个小时都会有运载着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伤员的道格拉斯C-54“空中救护车”飞机降落在瓦胡岛上。在战后的一次分析中，尼米兹承认他中太平洋战区付出的人命代价比南太平洋更高，但他也提出人们“常会犯一个错误”，以为“即便盟军变招，日本人也会按兵不动”。赤道以北的战斗已经迫使敌军从南线分兵——如果他们不分兵，“西南太平洋部队就会在新几内亚地区遇到强大得多的抵抗”。 ^[36] 若真想抬杠，尼米兹也可以指出麦克阿瑟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要攻打自己战区里最坚固的日军据点拉包尔，直到参联会下令绕过这里才罢手。他还可以说仅仅比较两个战区的伤亡数字是没有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伤亡代价与所打下的地盘潜在战略价值的对比——夺占赤道以北那些距离日本更近的岛屿，对最终的胜利更有决定性意义。

7月28日上午，尼米兹开始发言，提出了金关于绕过吕宋直取台湾的方案。毫无疑问这是个有吸引力的方案，但看起来他提出这个方案只是走个过场。在罗斯福的仔细询问之下，尼米兹并不掩盖他对于这个方案的保留态度。莱希和麦克阿瑟都注意到他其实并不完全赞同“堤道”计划。

尼米兹特地从两个方面认可了进攻吕宋的方案。首先，他表明自己现有的兵力能够支援吕宋作战，而若是攻打台湾，就很可能需要进一步增援。其次，根据莱希日记里的记录：“他承认战局的发展可能会凸显出攻占马尼拉区域的必要性。”

这样，即便不考虑士气、政治和心理等因素，吕宋也是攻打台湾之前的良好落脚点。而麦克阿瑟则拿出了自己自从1942年3月逃离科雷吉多尔起就反复排练过的演讲，最终一锤定音：解救“1 700万忠诚的菲律宾基督徒”是美国的责任，这是血誓。“我认为从敌人手中解救这些自己人并非仅仅是个士气问题，现在机会来了，而如果我们不去这么做，那么东方人将不会理解我们……我觉得第二次牺牲菲律宾是不可接受、不可原谅的。” ^[37]

麦克阿瑟提出，越过吕宋将会成为日本煽动宣传的话柄，他们总是说白种人不会为亚洲人流血。吕宋还关押着大约7 000名美国战俘和数千盟国平民。每过一个月，都会有数百人死在战俘营里，越过这个岛屿意味着要冷血地决定让许多人命丧残酷的拘禁之下。对于越过吕宋可以使这个岛屿免于血战和毁灭的观点，麦克阿瑟不为所动：“我们曾经被刺刀指着赶出了吕宋，现在我们要用刺刀指着日本人把他们赶出去，夺回我们的尊严。” ^[38]

麦克阿瑟在1942年3月逃离菲律宾后发出的声明——“我还要回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言论之一。但除此之外，罗斯福总统的承诺也同样掷地有声，而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绝对不会让他忘掉这一点。1942年初，日军正横扫菲律宾，在如此危机之下，奎松总统一度考虑过要向日本人投降以换取和平。麦克阿瑟出于减轻菲律宾人民所遭受灾难的考虑，几乎就要同意这个做法。但罗斯福坚定地拒绝了。在写给奎松总统的一封信里，他恳求道：“无论现在的美国守军遭遇到了什么，我们都不会放弃努力，直到我们现在正在菲律宾以外组建的部队打回来，把最后一个侵略者从您的土地上赶出去为止。” ^[39] 这份誓言看起来也没什么可以回旋的余地。

金上将后来听说麦克阿瑟偏了题，没有专注讨论军事战略，便火冒三丈。他似乎觉得战略决策中民心士气或者外交政策这样更广的因素完全不是职业军人该考虑的事情。在战后的一些文字中，他抱怨说麦克阿瑟“在讨论时对太平洋上的军事问题 避而不谈 ……反而去谈那些美国承诺要把他们从日本人手里解救出来的可怜的菲律宾人”。 金这么说难免有袖手旁观之嫌。如果说有哪个军事将领有权参与这方面的决策，那就只有麦克阿瑟了。从1941年12月起，甚至是从美西战争时起，人们就可以说，美国在菲律宾的荣誉、声望和可信度已然岌岌可危。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代起，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帮助当地人建立一个能够击退入侵者的有效的民选政府。美国曾承诺菲律宾在1946年独立，这一承诺仍然有效。而对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来说，若能成功在菲律宾实现去殖民化，便能给全世界尤其是英国人树立一个美式的标杆。在这样一场可怕的世界大战中，没有任何重要战略决策能够与其远期的政治后果或外交政策后果脱离干系。在欧洲和太平洋两个方向上，对轴心国的战争已经进入了尾声，战后新秩序已然呼之欲出。

根据另一段常被提起、广为人知的野史，麦克阿瑟当时把罗斯福拉到一边，直截了当地警告说越过菲律宾将会危及他本次竞选。这一风传的源头是一个叫考特尼·惠特尼的人，他是一名律师，战时和战后作为预备役军官在麦克阿瑟手下任职。1956年，也就是夏威夷会议12年后，惠特尼出版了一本遍布虚构内容和伪造对白的满是马屁味的麦克阿瑟传记。在其中一章里，他让麦克阿瑟对罗斯福说：“总统先生，如果你决定绕过菲律宾，而将那里的数百万美国追随者和数千美国侨民、战俘继续置于痛苦和绝望中——我敢说美国人民会起来造反的，他们会在今年秋季的大选投票中表达出对你最大限度的愤怒。” ^[40] 这种啰唆的教训再怎么说也是很失礼的。考虑到麦克阿瑟不久前刚刚卷入党派政治，这种话更容易被解读为一种威胁。这件事显然没有旁证，惠特尼的野史最好还是当作一个讲故事的人的捕风捉影，仅此而已。

有些人走得更远，甚至妄称夏威夷会议上发生了一起内幕交易，说罗斯福为吕宋战役开了绿灯，以回报麦克阿瑟保证在选举前给罗斯福送几条有利头条新闻的承诺。支持这一“秘密交易”说法的人自己也承认，这种事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可以证实。 ^[41]

无论真相到底如何，麦克阿瑟对罗斯福唠叨了一大堆看起来是确定无疑的了。根据麦金太尔医生的说法，罗斯福当时对他说：“给我一片阿司匹林。不对，再给我一片，我早上吃。我这一辈子还没有遇到谁像麦克阿瑟这样对我说过话。” ^[42]

28日午餐后，罗斯福、莱希和尼米兹一起把麦克阿瑟送到了西卡姆机场，他的C-54专机已经在那里加足燃油准备起飞了。看起来无论他们在送行的车里说了什么，麦克阿瑟最终都是觉得自己赢了。分别时，莱希对他说：“我会一直支持你，道格拉斯。” ^[43]

麦克阿瑟大步踏上飞机的舷梯时，飞行员“土佬”罗兹也跟他一起走了上去。他问上司会议开得成不成功。麦克阿瑟向周围看了一圈，确保没人旁听，随后低声答道：“是的，大获全胜。我们要开干了。”

“去打菲律宾？”罗兹问。

“是的，我这几天还不会宣布这事，但我们已经开始动手了。”

9个小时后，当这架“空中霸王”在塔拉瓦机场降落加油时，罗兹把这段对话记在了他的日记中。他说麦克阿瑟兴高采烈，“就像得到了新玩具的小孩子”。 ^[44]

麦克阿瑟回了澳大利亚，人们一般会觉得罗斯福应该回到怀基基别墅的床上或者“巴尔的摩号”的住舱里休息了。但实际上他在夏威夷又多待了一天半，他决心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多看看这个瓦胡岛。作为一个患有致命心脏病的人，罗斯福似乎表现出了惊人的复原力。他此前一直是这样：深度休息一段时间（就像在从本土开来的“巴尔的摩号”上那样），之后爆发出惊人的活力。“在这一段极其繁忙的时期，”布鲁恩医生在他的医学记录中记载道，“总统在活动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疲劳或者任何形式的困难。” ^[45] 纪录片片段也确证了这一印象。他看起来憔悴而瘦弱，眼袋很深，但是在迎接成群的将领、政要和军人时却仍然显得兴高采烈、生气勃勃。周五下午，总统车队向东越过崎岖的科奥劳山脉，前往岛屿迎风一侧的卡哈纳湾海滩周围，视察一场在荒野中进行的丛林战训练。罗斯福还是坐在红色旅行车的后座上，帽子向后推过额头，举着望远镜观看持续了一个小时的实弹演习。穿着绿色军装的步兵们从铁丝网下方爬过，然后站立起来，肩并肩排成散兵线穿越一片空地，间或用机枪和火焰喷射器开火。最后他们向一个用胶合板搭建的“日本村庄”演练了协同进攻。之后，车队沿海岸公路向南，在卡内奥赫湾的海军航空站短暂停留后，继续（根据白宫日志的记录）穿过“凯卢阿、位于威玛纳诺的两栖部队基地、科科角、位于威卢比的海岸警卫队基地，以及戴蒙德角”，回到怀基基。

总统在夏威夷最后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慰问那些刚刚从马里亚纳群岛战场撤回来的伤员了。车队开进檀香山城区，狭窄的街道旁挤满了人山人海的围观群众，要靠国民警卫队才能拦住。总统的车开到陆军第147综合医院外的一个车站停了下来，医生和护士在医院大门前的台阶上站好了队。伤员们要么拄着拐杖，要么坐在轮椅上，一台照相机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一个急不可耐的军人举起还打着石膏的手向总统敬礼。总统在病房里巡视了一个小时，之后乘车离开，前往檀香山海军航空站——今天的檀香山国际机场——之后前往西卡姆机场，在那里，一架巨大的四引擎道格拉斯“空中救护车”刚刚落地，滑行到停机坪上。担架从飞机上被抬下来，伤员们被直接放置到了总统座车的旁边。这些刚刚从关岛撤下来的伤员突然发现自己居然正面对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这令他们惊喜万分。总统日志记载道：“与罗斯福不期而遇，这些孩子显得多么惊喜和兴奋。”

太平洋战场的军人们中间流行着一种看法，“家里的老百姓”已经把他们忘了。与纳粹德国的战斗占据了各大报刊、无线电和新闻影片——当1944年夏季，盟军部队正涌入法国，奔向巴黎时，就更是如此了。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他们看到罗斯福总统走遍了美国的每一个军事基地和军用设施，也看到他离开本土出现在国外各处，譬如摩洛哥、埃及和伊朗。在这一刻之前，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指望美国总统会出现在太平洋上。总统的到来告诉军人们，他们没有被忘记。这一点尤为值得一提，因为罗斯福的夏威夷之行常常被认为是他为了选举连任而进行的宣传举措。

在海军造船厂，水兵们在道路两旁列队迎候，当车队开进视野时便一齐举手敬礼。列队的军人们接到命令，要两眼直视前方——但是当总统的座车开过的时候，许多人还是忍不住往前挪动，瞪大眼睛，想仔细看清楚。数千名造船厂工人在道路两旁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许多人还从办公楼二层和三层的窗户里探出头来。车队穿过了几个巨大的工厂车间，之后在潜艇码头短暂停留，潜艇艇员们在那里一齐立正敬礼。车队接下来开到了正停在干船坞里的战列舰“马里兰号”旁，总统在那里听取了关于其正在进行的舰体维修情况的简报，五个星期前，这艘战列舰在塞班岛外海被一枚空投鱼雷击伤。

这一天视察工作的最后一站是坐落在珍珠港以东一座山顶上的艾亚海军医院。下午3点刚过，车队开到了这里，人们早已挤在了大门前的台阶上翘首以待。医院工作人员和大概50名还能走路或者是坐在轮椅上的伤员排好队形向总统敬礼，楼上的窗户里更是挤满了争先恐后想观看这一场面的医生、护士和伤员。一排拄着拐杖的人一齐举手敬礼。和此前三天一样，总统将要坐在敞篷旅行车的后座上直接发表讲话，通信组立刻上前架起了两个麦克风。他们告诉总统，这两个麦克风一个是连接广播系统，另一个是电影摄制组的。就像两天前在舒菲尔德兵营一样，罗斯福搞不清状况的问题又一次被扩音器广播了出去：“哪个是哪个？这个还是那个？”众人不禁掩口偷笑，护士们看起来好像格外开心。坐在罗斯福身旁的尼米兹莞尔笑道：“我也从来都搞不定这些新玩意儿。”总统对听众说：“这事我做了两次，一次是在影片里，一次是在你们这些优秀的人面前。”

根据接下来三分钟散漫、没有草稿的讲话来看，罗斯福事先一点都没有去考虑该说什么。他用放松、闲聊的口气和人群交谈。他说自己很高兴见到他们，他还带来了家乡亲人的问候（“至少理论上如此”）。他说到了自己和麦金太尔医生两个人当年在规划和设计艾亚医院时扮演的角色，称赞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战场伤员救治技术取得的长足进展，还向听众保证“整个国家都为他们而感到非常非常骄傲”。 无论健康状况如何，总统的声音都是那样洪亮，他令人熟悉的优美音色还是那样完美无瑕。他热情地笑着，甩了甩头，推开了麦克风。人群爆发出了一阵真挚的掌声。

一如往常，迈克·赖利在把总统从车上抱下来放到轮椅上时，所有摄像机都是关闭的。当总统走进这座拥有5 000个床位的医院时，摄影师和电影摄制组是不允许跟进去的，但是有几位目击者记录下了自己看到的场景。大厅里都是在塞班岛和关岛的战斗中落下残疾的年轻人。许多人都被截了肢，或者装上了假肢，或者遭受了其他不可能完全复原的重伤。对他们来说，同样残疾的罗斯福代表了获得成功而充实的一生的可能性。麦金太尔医生回忆道，总统“坐在轮椅上穿过了每一间大厅，时不时在病床旁停下来和伤员交谈，或许是在表扬这些人，他的声音充满了热烈的情感，就好像这些受伤的陆海军士兵是他自己的儿子一样。那些灰暗、绝望的眼睛里燃起了新的光芒”。 ^[46] 在一间大厅里，麦金太尔走在总统前面，和一名“看起来已经一块完整的骨头都没有了”的陆战队员交谈。

他的脸因为痛苦而扭曲着，写满了沮丧和惆怅。但是当他望向四周，看到是谁在向他靠过来时，这个年轻人张大了嘴，脸上露出了我见过的最开心的笑容。

“嘿！”他叫道，“总统！”每个大厅里，每一长列病床旁都是这样的场面。这些落下残疾的人看到的并非只是美国总统，而是一个曾像他们一样被残疾打倒，继而又凭借意志的力量和不屈的精神打败了身体上的残疾，走上人生巅峰的人。一股希望的热潮在医院里瞬间涌起，你我虽不在其中，却也感同身受。

麦金太尔、莱希和罗森曼都说自己被艾亚医院里的场面深深地感动了。总统肯定也是一样。“我从来没见过罗斯福眼里有过泪水，”罗森曼回忆道，“那天他坐着轮椅被推出医院时，他和他们的心已然在一起。” ^[47]

一行人当晚就要登上“巴尔的摩号”离开珍珠港了，但是还有一件麻烦事在等着总统。那三个“食尸鬼”，大通讯社派来的三个记者，一直没有获邀参加任何视察行程——他们甚至不被允许靠近总统——于是他们向尼米兹的新闻官沃尔多·德雷克使劲抱怨，怒火越来越旺。最后，史蒂夫·厄尔利（从他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同意安排一次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地点选在怀基基海滩霍尔姆斯别墅的精修草坪上，罗斯福坐在花园里一个柳条椅子上，记者们则在他周围围成半个圈。除了那三个大通讯社的记者外，参加发布会的还有常驻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大约24个战争通讯员。他们头上椰子树结的椰子都被摘掉了，免得掉下来砸到总统。

在纪录片里，罗斯福看起来很疲劳。他的肩膀耷拉着，说话时低着头。但他在迎接记者并和其中几个人握手时，脸上仍然洋溢着友善的笑容。莱希和尼米兹分别站在长椅两端，其中后者两手抱在胸前；看上去两位将军都听得津津有味。

总统开始即兴发言，说到了他对瓦胡岛军民的赞赏，说他们从1941年12月7日的大灾难里恢复的程度令人印象深刻。他说这次与麦克阿瑟、尼米兹的会面是“近期举行的最重要的会议之一”。时隔七年之后再次见到麦克阿瑟将军，他本人十分高兴。为了推动下一步重大战略决策，听取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第一手观点是十分重要的。罗斯福说，这次会议太重要了，“没有它，事情就会格外艰难”。

接下来是提问环节，但是总统没有向记者们透露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太平洋方面计划再一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吗？是的，他答道，不过仗打到现在，大家都能看出这一点，因此这算不上什么新闻。

太平洋进攻有没有什么新的“重点或需要加速的事项”？

“都没有。”

麦克阿瑟将军会像他发誓的那样收复菲律宾吗？

“我们会去夺回菲律宾，麦克阿瑟将军毫无疑问将会参与其中。但是他会不会直接夺取，我不能说。”

新闻发布会的后半场致力于宣示盟军的“无条件投降”原则。一名记者（身份不详）问：“我们要在这里敲定太平洋战场的目标吗？”

自从罗斯福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提出“无条件投降”这个颇有争议的说法以来——当时似乎很多人都觉得猝不及防——人们就在不停询问它的定义。虽然同盟国在会议上讨论过这个原则，但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一直不同意这一点，直到罗斯福当着各国记者的面直接把这个词说出来。总统的公开讲话把“无条件投降”原则变成了既成事实，丘吉尔别无选择，只好表态英国对此予以支持。罗斯福决意避免重演“一战”后的那种和平，当时德国人中间流行的“背后捅刀子”的传说促成了纳粹党的崛起。但是同盟国的许多军事领袖和政治领袖私下里都相信把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公布出去是个代价沉重的错误——轴心国会利用这一声明，将其作为盟国想要消灭和奴役本国人民的证据，强化其军民战斗到底的决心。有些研究第三帝国的历史学者认为，罗斯福的声明削弱了德国军队内部反对希特勒的势力，可能延长了欧洲的战事。

除了让纳粹和日本抓到国内宣传的把柄之外，“无条件投降”的方案还因为太不明确而带来了麻烦。定义这个抽象的概念容易，阐释如何将其付诸实施就难多了。尝试澄清这一点，反而会带来更多问题。无论公开出来的答案是什么样，都会被轴心国的宣传机器利用并曲解（事实正是如此）。

关于这个词，罗斯福的灵感来自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北军统帅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南军统帅罗伯特·E.李在弗吉尼亚州阿波马托克斯法庭那次会面 时的一段野史。由于这个词在最后阶段的太平洋战争中十分重要，因此应该完整介绍罗斯福对于记者提问的回答。

“1865年，”他对记者们说，“李被赶进了里士满一角的阿波马托克斯法庭里。他的军队饿着肚子，接连两三天没睡了，他们实际上已经弹尽粮绝。”

因此他打着一面停战旗去找格兰特。为了让手下活下去，他询问格兰特投降的条件是什么。

格兰特说：“无条件投降。”

李说这样不行，他总得得到些东西。就举个例子，他手里的粮食只够部队再吃一顿的了。

格兰特说：“那这是很麻烦。”

李接着说：“我们骑兵的马不属于我们，它们属于我们的军官个人，他们还得骑马回家。”

格兰特说：“无条件投降。”

李只好说：“好吧，我投降。”之后把佩剑交给了格兰特。

格兰特说：“鲍勃，把它收回去。现在你打算无条件投降吗？”

李说：“是的。”

格兰特接着说：“现在你们是我的俘虏了。你的人需要粮食吗？”

李说：“是的，我们现在只够吃一顿饭的了。”

格兰特又说：“现在，那些邦联军军官的马，你们要它们干什么用？”

李说：“我们需要它们去春耕。”

格兰特说：“告诉你的军官们，把马带回家春耕去吧。”

这就是无条件投降。这并不是我发明的。我们都是人类——通常来说，都会替同类着想。这就是我们无条件投降的含义。

从美国南北战争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段讲述可谓错得离谱。格兰特要求叛军“无条件投降”是在西部战线此前的两次战役中，不是在阿波马托克斯。而每一次（分别在道内森要塞和维克斯堡）格兰特提出如此要求后，都会和对方指挥官当面谈判，并接受对方有条件的投降。在阿波马托克斯，格兰特 并没有 坚持要李无条件投降，即便是做个样子都没有，他已准备把邦联军将领的条件写入投降协议中。

但是，对于罗斯福想借用格兰特和李的故事来表达的含义来说，历史事实错误与否并不重要。他已经决意要让轴心国势力认识到自己将会被彻底打败，永不翻身。这一点绝不允许有任何疑虑和妥协，无论是在投降时还是长远来看，都是如此。因此必须坚持 名 义上的 无条件投降。但是在这个名义背后，似乎也有着关于缴枪不杀的承诺。或许甚至可以认为总统举的这个例子想要表达的是，只要德国和日本先同意无条件投降，那之后所有的合理诉求都是可以期待的。但是什么样的诉求才算是合理的？而且既然不接受讨价还价，那战败国怎样才能提前知道自己的待遇？这就是“无条件投降”这个原则的难解之惑。人们不难察觉到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字面上看，这是说胜利者可以任意处置战败者，而不用考虑后者的愿望和利益。但是根据罗斯福的说法，其真实含义恰恰与其相反。

在怀基基，一名记者的提问点破了这个难题：盟军会像格兰特将军那样供养被打败的轴心国军队吗？罗斯福回避了这个问题——从记录下来的文字上看，他的答复很草率。但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其答案也令同盟国领袖们挠头不已。每次想要阐明这个原则的尝试都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这个烦人的死循环即便在罗斯福去世后仍然不得解，它将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刻。

当晚，“巴尔的摩号”驶出了珍珠港，莱希整理了自己的想法，写到了日记里。在他看来，麦克阿瑟将军“似乎关注的主要是收复菲律宾”，对于结束太平洋战争还没怎么考虑。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表达了一个共识，“运用海空力量就能够迫使日本接受我们的投降条件，而无须登陆日本本土”。 莱希相信，从长远来看，两大战区司令的这一共识——应当避免登陆日本——其重要程度远高于先打吕宋还是先打台湾的当前问题。

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还没有被纳入考虑。全盘知晓“曼哈顿计划”的盟军领导人为数不多，罗斯福和莱希就是其中两人。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则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要到第二年才会获知此事。在1944年夏季时，人们连原子弹到底能不能造出来都不知道，更不用谈能否赶上战争的最后阶段了。莱希将军曾经是海军炸药专家，他怀疑这个新玩意儿恐怕不管用。但无论如何，他十分确信战争能够（也必须要）通过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取得胜利，接下来盟军便可在停战后和平进占日本。

但是，如果太平洋战争要以不流血的投降告终，那就总要有个人出来代表日本政府和盟国谈判。这个人会是谁？陆军将领出身的日本首相？还是据说是神圣化身的昭和天皇裕仁？胜利已然在望，“原班人马”在盟国控制的日本政府中将要扮演何种角色，这还是个争议颇大的未知数。裕仁到底是个什么状况？他是个被军方控制的傀儡、橡皮图章，还是真正握有实权？他能不能扮演好李，来和罗斯福扮演的格兰特演对手戏？答案将主要取决于太平洋战争结束前盟军领袖们所面临的战略决定和外交抉择。

罗斯福及其代表已多次要求约瑟夫·斯大林保证苏联将会在击败纳粹德国后加入对日作战。1944年中期时，这已成为美国政府和莫斯科之间最重要的外交议题。但是，是否真的需要苏联红军来对付日本呢？这显然取决于太平洋战争会比欧洲战事长多久。然而，即便抛开这个问题不谈，盟国还面临着另一个关键的不确定问题。一旦日本政府真的投降了，大量被派到海外的日本陆军——在中国、朝鲜还有其他各处——是否也会放下武器？或者就像他们在每一次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继续打到最后一个人？许多盟军将领坦言，日本地面部队从来没人愿意投降，即便东京政府放弃抵抗也是一样——他们预言到时将不得不斩草除根，把日军所占土地上的每个日本人都剿灭才行。若确实如此，那美国人就迫切希望苏军能进攻中国东北，消灭百万关东军。同样，他们也希望蒋介石的军队能承担中国大陆的大部分战斗（以及相应的牺牲）。另一方面，如果裕仁天皇真的能同意命令他散布各处的军队投降，而且那些军队也遵守这个“现人神”的命令，太平洋战争可能就会赢得更快，死伤代价也会比悲观者预计的更低。若如此，或许就不需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了，这意味着美国人不必为此去和斯大林讨价还价，而如果美国寻求苏联的帮助，那么复杂的战后全球斗争（此时“冷战”这个词还没有出现）中的权力平衡也会随之改变。这些纷繁复杂的考量将会在下一年的关键决策中体现出来。

“巴尔的摩号”及其护航驱逐舰离开瓦胡岛后向北航行，开到足够远的安全距离后（也就是远到陆地上看不见为止）便转向353°航向（北略偏西），航速22节。罗斯福躲进了自己的住舱，他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很少露面，睡觉很多，也不怎么工作。他们的目的地是阿留申群岛，总统将要去视察那一地区的海军基地和航空兵基地。

此时在美国国内，选战从声势和激烈程度上说已经白热化，共和党和反对罗斯福的报纸抨击罗斯福此番行程，称他和他的狗都是在花纳税人的钱到太平洋上旅游度假。莱希将军在日记里称，夏威夷会议是正确而且必要的，但他对此番阿拉斯加之行的价值却心存疑虑。作为前海军作战部长，他对于有人批评总统仅仅为了自己的舒适和休闲而动用美国军舰十分敏感，尤其是在战时。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向任何朋友或罗斯福提过此事。

8月9日，当军舰开进浓雾弥漫的阿拉斯加内部水道时，罗斯福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声称“再次见到你令我格外高兴”。关于菲律宾问题，总统写道：“回去后我会推动这个计划，我确信这在总体上合乎逻辑，而且能够实现……总有一天马尼拉将再次升起我们的旗帜——毫无疑问我希望这由你来完成。”

鉴于这封信的力度，以及第二个月又一封写给“亲爱的道格拉斯”的信，许多学者和传记作者断言总统认可了麦克阿瑟关于收复菲律宾的意愿。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事情还要复杂得多。关于送麦克阿瑟重返吕宋岛的最终决定要迟至9月底才敲定下来，此时距离檀香山会议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其间，吕宋岛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完全可能被绕过，至少是暂时绕过，而让位于全力攻打台湾。

8月1日，也就是离开珍珠港两天后，菲律宾总统奎松在纽约萨拉纳克湖的一所医院去世的消息传到了“巴尔的摩号”上。麦克阿瑟和罗斯福两个人都对奎松和他的国民许下了诸多承诺。麦克阿瑟的许诺流传更广，但罗斯福的承诺也毫不含糊，同样必须兑现。两个人都知道，从长远来看，历史记录可能会更加关注罗斯福的许诺。在麦克阿瑟看来，绕过吕宋的决定是可耻的背叛，他将会想方设法在后代面前把这个责任甩到罗斯福身上。可以想见，作为历史学霸的罗斯福同样能够认识到这对他未来历史声望的潜在影响。在写信承诺“马尼拉将再次升起我们的旗帜”时，罗斯福就知道他的秘书格雷丝·塔利会把这封信的复印件放到他的对外联系档案里，最终存入他在海德公园的总统档案馆并列入“麦克阿瑟”类目之下，像霓虹灯广告那样招来一拨接一拨的未来历史学者。

那么，罗斯福到底向麦克阿瑟承诺了些什么？就像他此前写给奎松的信一样，总统的用词十分谨慎，应当仔细解读——既要看到他说了什么，也要看到他没说什么。“我会 推动这个计划 。”作为总司令，罗斯福拥有无可辩驳的权力去命令麦克阿瑟进攻吕宋，无论是作为进攻台湾的前奏还是干脆完全替代之，都不是问题，无须顾虑参联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但他并没有行使这一权力。“ 总有一天 马尼拉将再次升起我们的旗帜。”但总统并没有说具体什么时间，即便是等到战争结束再办这么个仪式也不算失约。在怀基基，他对通讯员们说：“我们会去夺回菲律宾，麦克阿瑟将军毫无疑问将会参与其中。但是他会不会直接夺取，我不能说。” 这句话被禁止见报，但这为所有正在考虑的选项都打开了大门。他将“菲律宾”和其北方主岛吕宋笼统地并在一起，精明地含混过关。实际上，参联会已经（在1944年3月）授权夺取位于菲律宾群岛南端的大岛棉兰老，因此麦克阿瑟可以算是已经接到命令去收复菲律宾的主要部分。

没人准确知道罗斯福和莱希在夏威夷的最后一天对麦克阿瑟说了些什么，但是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告诉他C-54飞机的飞行员，自己得到了三个值得一提的口头承诺。他的部队将得到来自美国本土的新锐部队补充，达到齐装满员的状态；他的第5航空队将得到新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增援；太平洋舰队的航母特混舰队将被用来支援他在菲律宾的两栖登陆（无论这场登陆战在何时何地打响）。 ^[48] 从瓦胡岛飞往布里斯班的航程中，他的情绪一直处于亢奋状态。这样，当他来到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看到一封来自华盛顿的有线电报，确定想要越过吕宋并“在可行的最早日期”登陆台湾时，人们便不难想象他的暴怒了。这份电报来自参联会的作战计划部门，发送日期是7月27日，也就是罗斯福和麦克阿瑟在夏威夷刚见面的那天。华盛顿的计划制订者们警告说“‘堤道’计划（进攻台湾的战役）将会需要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一部分空中、地面和后勤部队”——他们还说这些兵力其后也不会归还给麦克阿瑟，而要被留给尼米兹用于“之后的作战”。麦克阿瑟应当制订计划以“最终完全夺回”吕宋岛和菲律宾其他部分，但是——要命的是——“这些作战将不会得到太平洋舰队的直接支援”。

这只是一份计划层面上的电文，也就是说还没有经过参联会主要负责人的批准。但它却和麦克阿瑟从夏威夷带回来的结论直接冲突，他难免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被耍了。他立刻直接给马歇尔将军写信，对参联会计划人员的设想表达“最强烈的反对”，并坚称从“国家政策的最高角度来看”收复整个菲律宾是至关重要的。他指责进攻台湾的方案“要冒险面对最危险的灾难”，还指出罗斯福总统已经说了菲律宾将会被收复。麦克阿瑟写道，更糟糕的事情是，越过菲律宾的方案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前景”——这需要对菲律宾进行彻底的海上封锁，这会导致饥荒，会有数百万无辜的菲律宾人和盟军战俘、侨民饿死，这样的结果“比我们的敌人所犯下的所有罪行都更凶残”。 ^[49]

但是，如此恳切的言辞却未能给华盛顿的作战计划制订人员带来什么影响。他们接到指示，完全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政治和对外政策方面的争论不在他们的权责范围之内。绝大部分历史著作都没怎么关注参联会内部的作战计划部门，绝大部分罗斯福和麦克阿瑟的传记对此更是只字未提，但是它却对太平洋上的战略决定造成了重大影响。这个课题比较沉闷，需要研究者沉下心来，在计划委员会备忘录和计划研究的迷宫中深入探索。许多相关材料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解密，此时有不少最广为流传的太平洋战争历史著作已经面世。因此有一点格外需要强调：无论罗斯福和麦克阿瑟在夏威夷说了些什么，参联会的计划制订系统都仍然在华盛顿按自己的逻辑运转，而且有影响力的声音（尤其是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仍然认为太平洋上的作战应当集中在北方进攻路线上。令麦克阿瑟愤恨和沮丧的是，即便在夏威夷会议之后，这仍然是美军太平洋战略设想的主流。

假如罗斯福总统一意孤行，越过他的军队司令们插手指挥，那么这些参联会的内部机制便全都归于无效，这种事罗斯福此前已经干过不下十余次了。美国宪法赋予他的权力，使他可以命令陆海军将领攻打任何他在地图上指出的地方。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总统顶着所有军种司令的一致反对，下达了执行“火炬”行动的命令，也就是1942年11月的登陆北非之战。不过，这种总统越级指挥的事情绝大部分发生在战争第一年，1944年的情况和1942年已经大不相同。参联会辖下的内部计划和研究委员会在1942年时才刚刚建立，到1944年时则已人员齐备，军队中一些最好的战略专家也都被纳入其中。在战争后期，罗斯福的时间和注意力更多地投向战后的规划和策略方面，对于战略和作战行动方面的重要事项则关注得比较少。他放手把参联会交给莱希去代管，而莱希虽然支持麦克阿瑟的“吕宋优先”策略，却也没有去打断正在进行的“堤道”行动的计划和准备工作。在8月22日参联会的一次专题会议上，这位海军上将提出，和其他选项相比，攻打吕宋“付出的人命代价和耗费的资源会更少，花费的时间也不会更多”，但他并没有说要放弃台湾，也没有要求立即做出决定。 这就很难被看成是对麦克阿瑟立场的坚定背书。如果此时莱希和罗斯福像往常一样心意相通，那么罗斯福似乎是选择了让参联会继续自己的计划而不加干扰。 ^[50]

与此同时，在太平洋前线，那些将要去执行“堤道”行动的海军和地面部队指挥官仍然对这次行动将信将疑。他们对台湾的研究越深，就越不喜欢这里。福里斯特·谢尔曼将军，一位47岁的老神童，是尼米兹的副参谋长——1949年，他将成为美国海军历史上最年轻的作战部长——他对同僚们说，要对台湾发动两栖登陆而“把吕宋及其机场、可用的补给物资和所有东西留在侧翼不动”是“荒唐”的。 谢尔曼说他想要写一份“烂到一眼便知，好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的作战计划草案，好把“堤道”计划搅黄。 太平洋舰队中的顶级两栖战专家，将要在这次作战中指挥两栖舰队的里奇蒙·特纳，也基于相似的原因而施加影响，以反对“堤道”计划。

部队的每一份“堤道”计划新草案都要投入更多兵力。参联会的计划人员预计美军部队将能够在台湾沿岸夺取并守住若干战略性的港口，但太平洋上各位指挥官的结论则是，他们可能需要打下并守住整个岛屿才行。台湾是个大岛，地形复杂，当地人可能会忠于日本，因此这一任务将会漫长而血腥。1944年8月18日，尼米兹估计这场战役将需要投入50.5万名陆军，15.4万名海军陆战队，以及6.1万名海军岸上人员。 这是个大数，很难拿得出来，尤其是在此时欧洲战争已经很清楚将会拖到1945年的情况下。“堤道”行动的规模可与诺曼底登陆（“霸王”行动）比肩，但是后者的进攻部队只需跨越一条英吉利海峡，而进攻台湾的舰队和两栖部队却要从马里亚纳群岛出发，跨越一千英里洋面才能抵达目的地。艰巨的运输和后勤压力将难免和其他同样高优先级的事项争抢紧缺的资源，例如在塞班岛和关岛建设B-29轰炸机基地的计划。托尔斯将军指出，在机场建设计划方面“陆军航空队将与任何变化死磕到底”，他提醒金注意这个问题。 这样，到1944年8月下旬时，台湾战役计划在参联会内部又招来了另一个劲敌——陆军航空队的“福将”亨利·阿诺德将军，他预见到对日本本土战略轰炸的主要出发阵地将会是马里亚纳群岛（而不是中国）。

或许更重要的是，斯普鲁恩斯将军仍然坚决反对台湾作战计划，并决心用自己更倾向的硫黄岛—冲绳岛二级跳取而代之。1944年8月回到珍珠港后，斯普鲁恩斯便开始构建一套反对“堤道”计划的提案。和谢尔曼一样，他认为台湾的不利条件过于明显，这个计划应当被取消，因此他告诉手下人不必关注此事。

在9月上旬的一次计划讨论会上，陆军的西蒙·玻利瓦尔·巴克纳尔将军向尼米兹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人员报告他的“堤道”计划准备情况。斯普鲁恩斯显然认定巴克纳尔的发言是在浪费时间。他站了起来，获准打断讲话后走到尼米兹办公室后部，拉下一张西太平洋挂图开始发言。其他军官都把椅子转向斯普鲁恩斯，听这位海军将领阐述他关于太平洋战争最后阶段的整体见解，无人理会的巴克纳尔则怒火中烧。海军陆战队的格雷夫斯·B.厄斯金少将称这是“我所听过的关于某场作战行动的态势的最专业的即兴评论之一”。 斯普鲁恩斯推翻了“堤道”计划的基础构想，提出冲绳在所有方面都是更理想的进攻目标。冲绳无法在次年春季之前拿下——海军还需要花费6个月时间来组建所需的舰队、航空兵和后勤部队——他预计自己可以在1945年3月到4月完成这一任务。这个时间表给麦克阿瑟留下了充分的时间去夺取菲律宾，包括吕宋。台湾则可以被安全地绕过。

斯普鲁恩斯是个内敛的人，一般不会用如此强硬的口气和尼米兹说话，尤其是在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此番他完全甩掉了惯常的冷静做派，必然给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米兹对斯普鲁恩斯的信任超过他指挥系统内的任何其他人，而且既然是要由他来执行这次作战，那么他的意见自然非同小可。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堤道”计划仍然没有彻底取消。1944年9月9日，参联会命令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协同夺取菲律宾中部的莱特岛，计划完成日期是12月20日。但是两位司令还被指示要继续制订接下来在吕宋和台湾两处登陆的计划，“关于是否要在占领台湾前先占领吕宋的最终决定将稍后做出”。

在三天后布里斯班司令部的一次会议上，麦克阿瑟告诉艾克尔伯格将军：“到目前为止……我所有赢到手的只是同意我们向前打到莱特。关于进攻路线要通过吕宋还是台湾，华盛顿还没有定下来。” ^[51] 六个星期前从夏威夷回来时，麦克阿瑟已经让幕僚们相信他成功让总统决定收复整个菲律宾。显然，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总统打算把这个事情交到参联会手里。这个星期，麦克阿瑟收到了一封总统从魁北克同盟国圆桌会议上写来的信。罗斯福告诉他：“情况和我们离开夏威夷时并无变化，虽然还需要一些努力来避免你可能不喜欢的事情。我仍然控制着局面。” 这闪烁其词的表述再次引出了那个问题：如果罗斯福已经决定支持麦克阿瑟，那他为什么不直接下令进攻吕宋呢？

与此同时，太平洋上新的战况令先前的计划构想迅速过时。9月中旬，第3舰队的航空母舰在空袭菲律宾时发现，敌人在这整个区域的航空兵力量出人意料地薄弱。9月12日，一架美国战斗机在宿务岛附近被击落。飞行员在海上迫降后游到岸上，当地人告诉他，宿务岛上只有大约1.5万名日军，莱特岛上一个都没有。哈尔西将军把这个情报通过无线电发给了尼米兹，建议美军尽快在莱特岛登陆。尼米兹把这个消息沿着指挥层级发给了正随同总统在魁北克开会的金，然后是参联会。到9月16日日终时，军事首脑们已经将莱特岛的登陆日期提前了足足两个月，改为1944年10月20日。

5天后，在一份发给参联会的长篇有线电报中，麦克阿瑟阐述了他关于太平洋战争未来路线的总体观点。他提出可以从莱特岛直接跃进到吕宋岛，12月20日出动四个两栖战师在林加延湾登陆。这次作战将需要“美国太平洋舰队全部力量的支援”，但是一旦登上吕宋，麦克阿瑟就将在2月底前收复马尼拉和马尼拉湾。“这将会使得我们在按照当前计划向更北方发动进攻时，享有［吕宋岛］基地和陆基航空兵支援带来的巨大优势。之后，［台湾］战役将不再必要，或可直接攻击［九州］，尤其是在先攻打［硫黄岛］的情况下。”

麦克阿瑟的观点显然是不错的。他提出的作战安排可以依托太平洋上已有的兵力来实现，不需要从欧洲调兵增援。它可以保证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部队持续与敌作战，同时避免了那场在两个战区里几乎没一个人喜欢的作战（“堤道”行动）。后来的事实将会显示，这一观点和战争的实际进程十分接近，只是漏掉了进攻冲绳的战役。甚至连麦克阿瑟计划的时间进度都很符合事实：最终他在1945年1月9日登陆林加延湾，3月初拿下了马尼拉。可以这么说，在1944年9月，麦克阿瑟和斯普鲁恩斯——两个人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计划，也很少直接联系——不谋而合地拿出了打赢太平洋战争的最后蓝图。

金上将现在只能认输。他将于9月底在旧金山的美国舰队总司令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阶段性会议上与尼米兹会面。“堤道”计划在珍珠港的反对派们已经准备好要会见他们的总司令了。计划中的“堤道”行动的地面总指挥巴克纳尔将军签发了一封函件，声称分配给这场战役的可用部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他还补充说陆军可以用现有资源拿下冲绳。 福里斯特·谢尔曼起草了一份文件，建议参联会批准麦克阿瑟关于进攻菲律宾的建议和斯普鲁恩斯进攻硫黄岛和冲绳岛的建议。花了三分钟浏览一通之后，斯普鲁恩斯把这份文件递回给谢尔曼，他说：“我一个字也不想改。” ^[52]

斯普鲁恩斯后来回忆道，在旧金山，金起初一直坚持他的“堤道”计划方案，“但最后还是放弃了，他说他将会把这个方案［吕宋岛—硫黄岛—冲绳岛方案］提交给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也是这么做的”。 10月3日，参联会下达了新的指示，命令麦克阿瑟在1944年12月进攻吕宋岛，海军陆战队在1945年1月进攻硫黄岛，一支大规模的海军—陆军—陆战队联合部队将在1945年3月进攻冲绳岛。这样，太平洋战争最后一年的主要作战次序就这么敲定了下来。

到了这个时候，金已经习惯于对太平洋上的事情顺其自然了。1942年4月时，他成功与马歇尔将军达成协议，实现双战区指挥，把整个太平洋北半部变成了海军的地盘。他坚决地抵制住了英国人想要把太平洋战争降格为单纯的防御作战以便集中力量击败德国的主张。他压制了负责实施战役的南太平洋司令的反对，强行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并赢得了最初的胜利。后来金又迎着麦克阿瑟的激烈反对，争取到参联会的批准，于1943年占领吉尔伯特群岛，1944年初占领马绍尔群岛，在1944年中期占领马里亚纳群岛。他击碎了麦克阿瑟抢夺太平洋舰队指挥权并统治整个太平洋战场的野心。但是在讨论对台湾的进攻时，他最终遇到了对手。

[1] Smith, “Thank You, Mr.President!,” Life magazine, August 19, 1946, p.49.

[2] William D.Hassett diary, March 6, 1944, in Hassett, Of the Record with FDR , p.239.

[3] Evans, The Hidden Campaign , p.52.

[4] Rigdon, White House Sailor , p.19.

[5] Hayes,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 in World War II , p.503.

[6] MacArthur to Marshall, Radio No.CX—13891, June 18, 1944, in Marshall, 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 ed.Bland and Stevens.

[7] 文件证据是由卡罗尔·M.佩蒂洛在1979年发现并发表的。见Petillo, “Douglas MacArthur and Manuel Quezon”。保罗·P.罗杰斯是麦克阿瑟的手下，他目睹了奎松、麦克阿瑟和萨瑟兰在科雷吉多尔岛的对话，并打出了该指令。Rogers, The Good Years: MacArthur and Sutherland , pp.165—66.

[8] Dwight D.Eisenhower diary, June 20, 1942, in The Eisenhower Diaries , p.63.

[9] Press conference, April 17, 1944, in Perry, Dear Bart , p.270.

[10] Barbey, MacArthur’s Amphibious Navy , p.183.

[11] Interview with Raymond A.Spruance by Philippe de Baussel for Paris Match , July 6, 1965, p.21,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1, Folder 1.

[12]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 p.467.

[13] 例如，马克斯·黑斯廷斯在2008年出版的《惩罚》（ Retribution ）一书中花了半章的篇幅来介绍这次夏威夷会议，但对莱希的名字却只字未提。——作者注

[14] Whelton Rhoades diary, July 26, 1944, in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 p.257.

[15] John Henry Towers diary, July 26, 1944, John H.Towers Papers, LCMD.需要注意，惠尔顿·罗兹把托尔斯误当成了尼米兹，并在他的日记中错误地记录成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来接机。Rhoades diary, July 26, 1944, in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 p.258.

[16] Rosenman, Working With Roosevelt , pp.456—57.理查德森将军把他的车从“巴尔的摩号”开到沙夫特堡去接麦克阿瑟，所以两位将军可能是一起回来的。Robert C.Richardson Jr.diary, July 27, 1944.7月26日，这辆敞篷车确实出现在海军基地，因为录像显示，罗斯福和莱希是在车里离开的。“FDR’s Tour of Inspection to the Pacific July—Aug, 1944,” 16mm film footage, MP71—8:63—64, Motion Pictures Collection, FDR Library.

[17] Sommers, Combat Carriers and My Brushes with History , pp.97—99.

[18] Faubion Bowers, “The Late General MacArthur,” in Leary, ed., MacArthur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 p.254.

[19] Leahy, I Was There , p.250.

[20] 据罗森曼回忆，是罗斯福先拿麦克阿瑟的夹克开玩笑，他说：“今天真是太热了。”西南太平洋司令答道：“唉，我刚从澳大利亚飞来。那地方还冷着呢。”（ Working with Roosevelt , p.457）罗森曼的说法更加广为流传，但还是莱希更可信一些。他是麦克阿瑟的老友，开这种玩笑很正常。他还是麦克阿瑟的同僚和上级，提醒他注意着装也属合理。不爱吹牛的莱希说这话是自己说的，这样罗森曼的讲述就有可能是记错了；他听到了这一对话，但后来记错了话是谁说的了。——作者注

[21] Sommers, Combat Carriers and My Brushes with History , pp.97—99.

[22] Reilly and Slocum, Reilly of the White House , p.191.

[23] Rigdon, White House Sailor , p.116.

[24] McIntire, White House Physician , p.199.

[25] James, The Years of MacArthur , Vol.2, p.529.

[26] Whelton Rhoades diary, July 29, 1944, in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 pp.260—61.

[27] Robert L.Eichelberger to Emma Eichelberger, September 12, 1944, in Luvaas, ed., Dear Miss Em , pp.155—56.

[28] Blaik, The Red Blaik Story , pp.501—2; Eichelberger and MacKaye, Our Jungle Road to Tokyo , p.165.

[29] Faubion Bowers, “The Late General MacArthur,” in Leary, ed., MacArthur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 p.254.

[30] Blaik, The Red Blaik Story , p.500;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 p.172.

[31]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 pp.197—98.

[32]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 Vol.12, Leyte , p.9.

[33] Leahy, I Was There , p.251.

[34] Drea,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 p.129.

[35]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 p.198.

[36] Nimitz et al., The Great Sea War , pp.370—73.

[37]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 pp.197—98.

[38] Robert L.Eichelberger to Emma Eichelberger, September 12, 1944, in Luvaas, ed., Dear Miss Em , pp.155—56.

[39] Hayes,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 in World War II , p.92.

[40] Whitney, MacArthur: His Rendezvous with History , p.125.

[41] D.克莱顿·詹姆斯（D.Clayton James）是首先提出此说之人，他的多卷本传记 The Years of MacArthur 除了有这个问题外还是很出色的。后来沿用此说者极多。

[42] McIntire, White House Physician , p.200.

[43] Manchester, American Caesar , p.370.

[44] Whelton Rhoades diary, July 29, 1944, in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 pp.260—61.

[45] Howard G.Bruenn, M.D., “Clinical Notes,” in Evans, The Hidden Campaign , Appendix B, p.149.

[46] McIntire, White House Physician , p.11.

[47] Rosenman quoted in Dallek, Franklin D.Roosevelt , p.568.

[48] Whelton Rhoades diary, July 29, 1944, in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 pp.260—61.

[49] Hayes,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 in World War II , p.612.

[50] 曾经直接接触过几位参联会巨头的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对这次檀香山会议总结道：“实际上并未做出明确决定——这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但是在主要战略方面达成了一致……既然参联会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继续问那个问题：‘吕宋、台湾，还是哪里？’那么其看起来并没有受到这一高层共识的特别影响。” Morison, Leyte , vol.12, pp.10–11.——作者注

[51] Robert L.Eichelberger to Emma Eichelberger, September 12, 1944, in Luvaas, ed., Dear Miss Em , pp.155—56.

[52] Admiral Raymond A.Spruance, interview in Paris Match , July 6, 1965, p.21, Spruance Papers,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fE9PpXfeNntVPszPq1AY4F6KqsHt0m0UqlReod4D++YDuAbQamSbroxgW/B1u3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