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述和致谢

真的很不想回忆这件事。2007年，我开始撰写一部单卷本的太平洋战争史。我前一本著作《六舰》的出版商为此和我签了协议，还预付了部分酬劳。两年半后，当距离交稿期限还有6个月时，我给我的编辑斯塔林·劳伦斯打了个电话。我给了他一个好消息，我已经写了快800页了。还有一个坏消息，说的时候我连听筒都不敢放在耳朵旁，就是我才刚刚写到中途岛战役。这场44个月的战争，我才写了6个月，而且篇幅已经超过计划300页了。

就在这通电话里，斯塔林甚至都没有找我要那800页作品，就毫不犹豫地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何不干脆把这部作品改成三部曲呢？于是协议改了，交稿时限延长了，预付款也增加了（可是没到三倍，唉）。第一卷《燃烧的大洋：1941—1942，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于2011年出版，第二卷《征服的怒潮：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2015年出版。第一卷写的是战争的最初6个月，从日本突袭珍珠港到美军在中途岛毁灭性地反手一击。第二卷写的是战争中期的两年，从1942年中期到1944年中期，主要是盟军在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上的反攻。这一卷，也就是第三卷，从马里亚纳海战（又称菲律宾海战役）之后写起，讲的是战争最后一年的事情，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

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卷比此前两卷更长。我也没想这样。我原本预计第三卷会是三部曲中最容易写，或许也是最短的。因为大部分研究成果已经“摆在那里”，而且要写的内容只有1年，而《征服的怒潮：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却覆盖了2年。我当时不知天高地厚地预计说这最后一卷2018年就能写完。发现这一点已不可能做到后，我又在推特上赌咒说这一卷2019年无论如何都得写出来，“除非它先杀了我”。然后，当这一卷刚刚写完而未及印刷时，2020年就来了。万幸，推特可以删，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也还活着，不过《诸神的黄昏：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却已成了三部曲中最难写的一卷。原因很多。1944年末到1945年，战争在所有维度上都变得更宏大，我发现若不给予这卷书更多必不可少的时间和篇幅，就对不起这些主题。那几年里我收集了诸多处于历史主轴外围的研究结果——例如，美国军队与媒体的关系，海军飞行员的训练，盟军用无线电和传单进行的宣传，以及疏散到乡下的日本学童的生活——我决定把它们全都放到这一卷里。（写前两卷时，我还能说“下一卷再写这些”，但写第三卷的时候就不行了。）结果，我写这三卷本太平洋战争史耗费的时间够打三次太平洋战争了。

在《征服的怒潮：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的作者自述中，我解释了一种发散的片段式讲述方式，这在传统的军事专著中是不常见的。这里我不想重复了。可以说，当时适用的话现在更适用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里，与此前数年及其他战争相比，单纯的军事考量与政治、外交诉求在整体战略决策中的关系甚至更紧密了。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人们都意识到大规模作战行动的时间、规模和范围会对战后国际秩序产生连带影响。更有甚者，在美国，1944年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决策要在众目睽睽的总统大选过程中确定下来。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写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是在宪政民主国家里，选举周期是固定的，因此这句格言或许可以颠倒一下：“政治是战争的延续。”本着这种精神，我选择了1944年7月的檀香山（火奴鲁鲁）战略会议作为本卷的开篇，在这篇幅较长的第一章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与他在太平洋上的战区司令们为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制订了计划。这一段历史极其重要，无论对太平洋战争还是对战后的亚洲都是如此，但是历史和传记著作却常常会忽略它。我觉得它值得花上更多的篇幅，进行更为详尽的讲述，尤其是在最近刚刚发现重要新史料的情况下——小罗伯特·C.理查德森将军的日记。理查德森是夏威夷方面美国陆军总司令，在会议期间接待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并第一手记录下了他和罗斯福之间的谈话内容。

向在各个方面帮助我进行研究的所有人致谢：感谢小阿道弗斯·安德鲁斯最近向我分享他关于硫黄岛和战后日本的收藏；感谢比尔·贝尔将其父亲威廉·贝尔关于第38特混舰队空中作战的日记给了我；感谢弗兰克·邓利维提供了其岳父关于在驱逐舰“约翰斯顿号”上服役经历的口述历史；感谢罗纳德·努涅斯向我提供了约翰·亨利·托尔斯将军的日记；感谢切特·莱和迈克尔·A.利里退役海军上校，他们分享了切斯特·尼米兹和好友沃克一家在瓦胡岛上的有趣细节（这些内容已在利里的《放松的尼米兹》中出版）；感谢罗伯特·C.理查德森四世退役空军上校提供了前文所述的其祖父的日记，理查德森将军曾希望后人在2015年之前不要公开这份日记；感谢罗纳德·拉塞尔，“中途岛战役圆桌会议”的原编辑和站长，他审阅了本书手稿并提供了宝贵的反馈，就像他为前两卷所做的那样；几位日本朋友在不同方面协助了我，他们是下山进、村上和久、渡边由布子、荒船清彦，以及佐藤由纪夫；感谢埃里克·西蒙诺夫，我18年的经纪人，尽管我拖延了很长时间，交稿期限也反复推迟，但他对我保持了充分的信任；我对W.W.诺顿公司的整个团队致以谢意，包括诺玛·阿玛迪-奥比、瑞贝卡·霍梅斯基、比尔·拉辛，尤其是斯塔林·劳伦斯，他容忍了我总是离题的习惯，而且会在我离题太远时提醒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