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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根据当时中国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所收购来的具有明显人为加工痕迹的石器判断，这些石器的来源地——河南渑池仰韶村附近可能存在着一个尚未被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于是，他来到仰韶村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束后，便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进行考古发掘的报告，在得到农商部和地质调查所的同意并取得河南省政府的支持后，安特生便带队于同年10—12月在仰韶村展开了考古发掘工作。
此次发掘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等文物，首次从发掘品证实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非常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对于这次发掘，意义重大：
1.河南仰韶村的遗址发掘是得到中国官方批准、由当时中国最早的科研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多名人员参加的，有计划、有充分准备的一项科学工作。
鹳鱼石斧（钺）图陶器（汝州阎村出土）
引自《华夏考古》2021年第3期
鹰形鼎（华县太平庄出土）
引自《华夏考古》2021年第3期
彩陶豆（华阴西关堡出土）
引自《华夏考古》2021年第3期
2.发掘工作中充分运用了地质地层学，科学属性显著。发掘的动因是为了搞清楚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内涵和文化特征，是中国第一次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正式发掘。
3.发掘过程中，采用开探沟的发掘方法、绘制精细的测绘图、记录出土遗物情况等，都是至今仍在考古工地上常见的工作方式。
4.所做工作涉及调查发掘、整理资料、比较分析、编撰报告、论述认识、发表报告论文，涉及当今田野考古工作和研究的全过程。
5.工作目标明确，即为了探索中国史前文化。工作中开创了运用考古手段从实物资料方面发现、命名、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整套方法。自此，将首次发现、经过研究具有典型文化特征的遗址命名为考古学文化的方式成为惯例。
6.安特生将仰韶村及其后在陕、甘、青的发掘明确自称为考古工作，并就仰韶村出土古代器物、所属文化及渊源征询当时英、德、瑞典考古学家的意见，修正自己的认识，其本人也被公认为一名考古学家。
7.仰韶文化发掘与研究成果的示范效应很快激发了学术界将目光和精力投向广阔田野、探讨中国文化源头问题的热情及期盼，开辟了通过出土古代实物研究中国历史的新方法、新思路与新的学术类别，启发了中国现代考古学技术、方法和理论体系的建立。
8.中国考古学界主流意见认为，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自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揭开了用考古学探索我国悠久史前文化的恢宏序幕，经过100年来数代考古工作者的辛勤探索，仰韶文化的发掘与研究得到了极大发展。仰韶文化作为学术研究史最长的中国新石器文化，历经百年的研究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20—40年代。其中20年代主要是安特生为追溯彩陶来源对陕、甘、青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以及1926年李济对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1931年河南安阳后冈遗址发掘，梁思永首次按堆积层次清理和收集遗物，发现仰韶、龙山、小屯“三叠层”，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
第二阶段，20世纪50—80年代。从50年代中期开始大规模地发掘了一批仰韶文化遗址，著名的有陕西西安半坡、华县元君庙，河南三门峡庙底沟、洛阳王湾，山西芮城西王村等。在半坡遗址的发掘中，完整地揭露出一处仰韶文化聚落，被学界认为是聚落考古的开端。这一时期通过重新认识到仰韶村遗存分属仰韶、龙山两大阶段，豫西一带的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仰韶文化所处历史阶段最终被确定。70—80年代，发掘了陕西临潼姜寨、渭南史家，河南濮阳西水坡，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都收获丰硕。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90年代初河南渑池班村遗址的发掘，可以认为是标志着考古学科向复原历史和社会研究的高度发生转变。于2000年开始的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掘工作，取得了以发现仰韶中期多座特大型房址、墓地为代表的重要成果。2004年开始至今的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发掘也收获颇丰。近年，郑州西北区域巩义双槐树等遗址的一系列考古勘探发掘成果尤其显著。
由于仰韶文化是分布面积达数十万平方千米、延续达2000多年的一支巨大的文化系统，在文化分期、分区和类型划分、谱系方面，可分为多个阶段和多个类型。早在1959年，石兴邦和安志敏先生最先提出仰韶文化可以划分为半坡和庙底沟两个类型，创学术界在考古学文化下区分类型之举。此后，学界对仰韶文化的类型划分提出多种方案：其中有将仰韶文化划分为四期、早晚两大阶段、至少18个类型的细致、全面的划分方案；更为流行的则是三期说：将以半坡、庙底沟和西王村遗址为代表的仰韶遗存作为仰韶文化早、中、晚三期。当然，随着材料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近年我们感到应当在半坡期之前增加以山西翼城枣园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初期。
百年来，考古学家发现的仰韶文化重要遗址颇多，举其要者有：河南三门峡庙底沟、南交口，灵宝西坡、底董、城烟，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西山、青台、点军台、汪沟，巩义双槐树，安阳后岗，濮阳西水坡，汝州阎村、洪山庙，邓州八里岗，淅川下王岗、龙山岗、沟湾，南阳黄山；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华县元君庙、泉护村，华阴横阵，渭南史家，高陵杨官寨，宝鸡北首岭、福临堡，扶风案板，南郑龙岗寺，铜川李家沟、瓦窑沟，西乡何家湾，商县紫荆；山西芮城东庄村、西王村，夏县西阴村，翼城枣园，垣曲古城东关；甘肃秦安大地湾，庆阳南佐；湖北枣阳雕龙碑，郧县大寺；内蒙古凉城王墓山；河北易县北福地，磁县下潘汪，正定南杨庄等。这些遗址都经过了较大面积的发掘、较充分的考古研究，他们或者在文化内涵上是一定区域内某一或几个时期的典型代表，或者是某一层次上的中心聚落，基本可反映出仰韶文化及其文明化进程中的核心发展成就。这些遗址共同支撑起了仰韶文化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