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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正好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本书收录的这15项考古发现，从1921年发现的河南渑池仰韶村，到2020年发现的陕西靖边清平堡，就是中国考古百年发现与研究史的缩影；从“50后”到“70后”的14位考古学家，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直至今日，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的转型与发展。
从这些大发现中，我们可以窥见若干考古学方法技术的进步，嘉惠学林。譬如，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系第一代“海归”，他在主持安阳殷墟发掘工作之初，就开始安排对遗址进行地形测绘，到了发掘后期的20世纪30年代，殷墟的发掘方法已经由原来局限性较大的窄探沟法改为全面采用大规模探方法
，从而发现了大量遗迹现象并基本上摸清了其结构和相互关系。李济先生对殷墟陶器和青铜器的研究可以看作是中国考古类型学的肇始，而梁思永先生在殷墟发掘中对“后冈三叠层”
的判定，则标志着考古地层学
在中国的确立。同样是梁思永先生，在总结了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和河南安阳小屯建筑基址发掘经验的基础上，首次辨识出了夯土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存。到了20世纪60年代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我们的前辈则可以比较从容地全面揭露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宫室建筑基址了。新兴的遥感考古和水下考古，则使得中国考古学进入了“陆海空”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遗址的发现是有标准的。考古发现，应以遗存进入学者的视域、开展工作并将其公之于世为准。如在瑞典学者安特生1921年在仰韶遗址开展工作的前一年，即1920年的秋天，他派往河南的采集员刘长山先在渑池县仰韶村收购到零碎石器，并到采集地进行了考察和采集。但学术界一般并不以1920年刘长山的考察为仰韶遗址的首次发现。同样，1959年，著名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是在已知遗址情况的偃师当地高姓文物干部的引导下踏查了偃师二里头遗址，当年即发表了调查报告。学术界均以徐旭生的发现而非高姓干部甚至村民的发现为该项考古发现的始点。
以此为标准，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时间就有可商之处。一般都把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时间上溯到1929年，即当地村民在遗址范围内的月亮湾地点掘出玉石器之年
。但如按上述标准观之，则最早公布月亮湾出土这批玉石器材料的学者，是当时任教于华西协合大学的美国地质学家戴谦和（Daniel Sheets Dye），时为1931年，而对该遗址点的首次试掘是在1934年春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