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的新发现

三星堆的8个“祭祀坑”

三星堆遗址现出土有陶、石、玉、铜、金、象牙、海贝、丝绸等文化遗物约50000件，其中1986年发现的2个“祭祀坑”出土的器物大多数造型奇特，尤其引人注目。具体来说，一号和二号“祭祀坑”中的器物除部分是中原地区商时期常见的玉石器、青铜礼器以外，很多是过去中国从未发现过的器物类型，例如青铜群像（人像、神像、面具等）、神树、神坛、太阳形器、眼睛（眼形器）、金杖、金面罩等，这些器物构成了三星堆文化最为辉煌同时也是最为独特的部分。

2019年11月至2020年8月，考古工作者在一号“祭祀坑”和二号“祭祀坑”周围新发现了6个“祭祀坑”。截至2021年8月，已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玛瑙器、石器、陶器、纺织物、漆木器、象牙器、象牙、海贝等重要遗物10000余件（片）。新发现的这6个“祭祀坑”与1986年发现的2个坑均为长方形或近方形土坑，基本形制和朝向大体一致，出土文物种类相似，但是这6个“祭祀坑”大小不一、深浅不同，面积在3.5—19平方米之间，坑内出土有很多新的器型，但每一个坑内的器物似乎都有所侧重，尤其是五号、六号2个小坑。

三星堆的祭祀文化

大家对三星堆八大“祭祀坑”耳熟能详，其实，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远不止8个。根据研究，三星堆的祭祀坑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为一至八号“祭祀坑”，均为长方形坑，集中分布在南部的祭祀区；第二个等级为玉石器坑，个别玉石器坑也填埋有少量的铜器，主要发现于遗址的北部，像燕家院子玉石器坑、仓包包玉石器坑、梭子田玉石器坑等；第三个等级为陶器坑，数量众多，大多发现于居住址内，一般表现为满坑填埋的完整陶器且多被火烧过，一些陶器坑也埋有少量破损的琮、璧、璋等石质礼器，极个别的还埋有绿松石和金箔片。这些祭祀坑是三星堆文化时期从上到下、各个阶层的人们频繁进行祭祀活动的遗存，反映了古蜀国成系统、有序列的宗教祭祀活动。换句话说，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古蜀国是全民祭祀的，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要进行祭祀活动，因此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古蜀国压根儿就是一个神权古国，三星堆人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祀”发挥到了极致，而“戎”被弱化到了极点（遗址内极少发现实用兵器），他们把最珍贵的资源都用来制作宗教用器，把最美好的东西都拿去献给神灵。这种“举国皆祀”的风气即使在古蜀国的历史上也仅见于三星堆和金沙时期，也就是商周时期。与殷墟不同，三星堆遗址迄今为止未发现人祭现象，兽祭也不普遍。根据研究，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古蜀国有一套独特而规范的礼仪制度，反映在礼器上有以下几点：铜器以尊、罍为中心，“顶礼（尊）膜拜”的场景屡见不鲜；玉器以璋为核心；石器则是以璧为核心。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石璧，数量之多、形体之大，在中国其他青铜文明当中十分罕见，最大的石璧直径有70.5厘米，重量接近100斤，而且这些石璧是成套出现的，按照大小依次排列或者累置，我们称之为列璧，这种列璧现象与后来中原地区的列鼎制度是十分相似的。

三号“祭祀坑”中埋藏的文物以青铜器与象牙为主，数量均已超过300件，包括铜顶尊人像、铜顶坛人像、铜人头像、铜面具、铜神树、铜眼形器、铜蛇、铜圆尊、铜方尊、铜圆口方尊、铜圆罍、铜盆等，除此之外，还发现了金面具、玉石器、海贝等遗物。其中大型青铜面具宽135厘米、高74厘米，一件青铜器以立人手举头顶神坛的造型，形制极其复杂罕见，期待其完美现身。另有一件铜顶尊人像形制和体量也非常震撼，通高115厘米，下部为一个三星堆风格的跪坐铜人，双手合握于身前，头部顶一块方板，方板连接一中原风格的大口尊，尊的肩部还附有多条精美的龙形装饰。

四号“祭祀坑”的用火痕迹极其明显，灰烬堆积很厚，我们在灰烬层里检测到了蚕丝蛋白，也就是发现了丝织品的水解物残留，这是首次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丝绸，堪称三星堆祭祀区第二次发掘的最大亮点之一。此外，灰烬层中还检测到竹、楠木等好几种植物的残留。坑内其他遗物计有金器、铜器、玉器、石器、陶器、象牙、纺织物等逾700件（片）。玉器有琮、凿、瑗等；金器有带饰、挂饰等；铜器有人像、戈、戚形方孔璧等，其中一组3件青铜扭头跪坐人像极为珍贵，其姿态和面部表情即使在三星堆都显得相当罕见，估计这3件铜扭头跪坐人像是一个组合器的底座。

五号“祭祀坑”中的器物以大量象牙器残片、玉器残片、金箔片、珠饰等小件器物为主。圆形金箔片带有穿孔、遍布全坑且分布似有规律，推测为附着在衣服或纺织物上的装饰。坑内其他器物还有金器、铜器、玉石器、陶器等，数量约50件（片），以大型金面具（残）、鸟形金饰最为重要，部分象牙器残片上雕刻有云雷纹、蝉纹、羽翅纹、弦纹等纹饰，十分规整、精细。

六号“祭祀坑”中发现1件保存完整的“木箱”，长约1.7米，宽约0.57米，高约0.4米，内侧涂有朱砂，四周侧板形制完整，但已完全炭化，“木箱”内的南半部现已清理，除已检测到丝织品的残留外，未发现肉眼可见的遗物或者是人骨，但在“木箱”北部西侧侧板与底板交界处出土了一把玉刀，另外填土中还发现了少量铜器、玉器、石器、陶器和木器等遗物。“木箱”类的遗存为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其功用目前尚无法知晓，现已将其整体套箱切割运回了实验室进行清理。

七号“祭祀坑”由于被六号“祭祀坑”打破 ，因此开挖较晚，目前刚发掘到器物层，象牙层开始大面积暴露出来，较为完整的象牙已发现了60余根，此外，填土中还出土了少量金器、铜器、石器、骨器和陶器等遗物。

八号“祭祀坑”目前已提取的文物包括铜器、金器、玛瑙器、玉器、石器、陶器等约3800件（片）。较大型的青铜器多被有意识地打碎，碎片主要来自青铜神树。中小型的青铜器主要包括铜人头像、铜面具、铜跪坐人像、铜“鼓”、铜铃、铜贝、铜戈等。玉器主要包括璋、斧、凿、管以及大量玉珠等。石器中的一件大型石磬极为珍贵。在灰烬堆积中还散布着不少金器，部分可辨是黄金树叶和穿孔圆形金箔片。除此之外，在部分铜器残件表面还发现了未完全燃烧的纺织物残片。目前，灰烬堆积以下的黄色沙土堆积和大型象牙已经显露了出来。

三星堆为什么有那么多象牙？

位于三星堆遗址南部的几大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的象牙，还有不少象牙器和象牙器坯料。此外，在遗址西部的仁胜墓地的土坑墓中、北部的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的夯土房基内，也曾有不少象牙出土。比三星堆稍晚的金沙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的象牙和象牙制品，还出土了一件刻画有跪坐人肩扛象牙图案的玉璋，清楚地向人们展示了古蜀人用象牙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景，而像三星堆、金沙遗址这种大量集中埋藏象牙的现象，不见于商周时期中国的其他地区。可以看出，象牙在古蜀人的心目中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它们被广泛用于祭祀活动，或埋入祭祀遗迹、或填进建筑基址，献给神灵，与此同时，还有部分象牙被当成财富埋进墓葬，另有部分象牙被用来制作象牙器。据研究，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气候是适宜大象生活的，因此，三星堆的象牙可能来源于或大部分来源于本地。

三星堆的青铜器

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以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的人像、神像、半人半神像为造型的主题，对在宗教礼仪活动中主持仪式的祭司或者是巫师等神职人员的形象表现颇多，这与中原地区商文化青铜器以礼（容）器为造型主题的传统迥然不同。和中原地区商文化相比，三星堆青铜文化的神巫色彩更加浓厚，反映了古代蜀人对人与神充满想象力的独特理解，也反映了古蜀国上层独特的权力架构——神职人员具有非常高的地位，也正因此，有人说三星堆是神权国家。

三星堆青铜器的人物造像既有巨大的面像（这种面像被认为是表现具有“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神的形象，也有人认为是第一代蜀王的神像，因为传说第一代蜀王拥有“纵目”，即双眼突出），也有与真人大小相似的可能为祭司的立像等。青铜器的人物造像既有自带器座，可以独立放置的大立人，也有一些需要安装在木制身躯或者插在木桩上的面像或人像，甚至还有安放在墙壁上的眼形器。三星堆青铜器中也有很多动物的形象：虎、龙、蛇等，其中鸟的形象尤其普遍。植物型的铜器以青铜神树为代表，组合型的铜像有铜神坛等。这些器物可以说是中国青铜艺术的精华。

从三星堆青铜人头像的发饰上来看，古蜀国统治集团的组成较为复杂，他们应该是来自不同的部落甚至是不同的民族。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成都平原地区大约是从距今5100年左右才开始有人定居，这些定居于此的人群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来自四川西北山地和高原的，而四川西北高原的民族众多，部落林立，即使是在汉武帝时期，四川西部山区仍然有“六夷、七羌、九氐”（《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多部落的记载。在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57件人头像中，有47件为辫发的形态，其余的则为簪发，所以，我们推测辫发族是古蜀国统治集团中最为主要的族群，他们可能是掌握了世俗权力的贵族，而其余的以大立人为代表的簪发族则可能是掌握了神权的祭司阶层，地位要高于辫发族。三星堆古蜀国统治集团族群的复杂化在相当程度上也导致了三星堆文化面貌的复杂化。

三星堆文化的特征

三星堆文化是一种多元复合型文化。遗址出土数量最多的是陶器和石器，而这些器物绝大多数都具有很明显的地域特征，在文化因素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三星堆文化还深深烙印着其他文化的印记，体现了三星堆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吸附性：以金杖、金面具为代表的黄金制品，以大立人像、人面像为代表的青铜雕像，还有三星堆古城使用土坯的城墙筑造技术可能与西亚两河流域乃至更远地区的文明有着某种关联性。

就文明的发达程度、对后世和周边地区的影响来看，三星堆文明并没有达到中原地区夏商文明的高度，但是在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大型铜器的铸造、黄金的锻打和利用方面则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中原。

三星堆祭祀区第二次发掘出现的新器型，比如三号“祭祀坑”那件青铜顶尊人像，既充分说明了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深刻反映出古蜀人基于自身的精神信仰及文化传统，对来自其他文明的文化因素进行了适合自身的文化选择与改造创新，从而形成了个性鲜明、独特瑰丽的区域文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实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进程。 b0Y8q9SA9w6sViZaEXTE8l2RQ+3sJ0nDdZoWNV/5VFDr6M644INmObWpitE+/Z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