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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迪亚真的死了吗？行刺者在干完这桩血腥的勾当后不久，便开始宣扬另一种全然不同的说法。被害者的尸首没有被公之于众，而刺客们公布的说法让全国震惊。他们讲述的故事太惊人了：他们声称自己杀死的根本不是居鲁士之子巴尔迪亚。真正的巴尔迪亚已死去多时，他是被生性嫉妒而残忍的冈比西斯几年前下令处决的。若不是大流士和他的同伴们敏锐发现了这一秘密并勇敢地揭发出来，波斯人将永远不会知晓这个可怕的骗局。
但这些说法显然有很多疑点。如果在西基阿沃提什要塞被刺杀身亡的人不是居鲁士的儿子，那么他又是谁？现在的说法难免会导向更险恶的猜测。有人假扮王子，这足以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而他能冒名顶替这么多年，甚至没有受到原身家人与氏族的怀疑，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使用了最肮脏的巫术。那么此人最有可能的身份不就是一个受过训练且善于操控超自然力量的祭司吗？冒牌货出现在尼赛亚仅仅是个巧合吗？毕竟众所周知，总会有大批祭司聚集在这个平原上看顾当地的圣马。行刺者们立刻宣称这一切绝非巧合：假扮巴尔迪亚的人确实是个祭司，名叫高墨达（Gaumata）。
此人默默无闻、出身低微却精通巫术，他的阴谋如此猖狂，以至于他凭借欺诈攫取了波斯帝国。
一些哗众取宠的复述者也对这桩丑闻中的细节暗示予以放大并添油加醋：那个冒牌货虽然法力高强，却忘了隐藏一个重要细节——他的耳朵。多年前他因为某一罪行，被居鲁士下令割去了双耳。巴尔迪亚的妻子帕伊杜美（Phaidime）是欧塔涅斯之女，她原本从未疑心过丈夫已被人杀死并被顶替，直到某天夜里，她在丈夫入睡后抚摸他的一侧头颅，才发现了这个可怕的真相。她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父亲，由此启动了一连串戏剧性的事件，最终导致冒牌货被杀。总之，以上就是多年后流传于帝国各地的说法。当时已经没有人能对此提出质疑了。
即使在行刺事件发生的当晚，尼赛亚平原上若是有任何人不相信刺客们的自我辩护，觉得他们的说辞有可疑之处，或是怀疑行刺者为何要如此迅速地处理掉冒牌货的尸体，他们都会明白，这些怀疑的话还是不说为好。西基阿沃提什要塞的血迹尚未被清理干净，此时绝不宜发表异议。阴谋集团没有心情容忍不同意见。大流士发出的警告足以威吓众人：“今后为王者，当勇于禁绝谎言。敢于散布谎言者，必当严惩！”
这是一个政治权术家使出的炫目戏法，它将指控刺客的人而非刺客列为被告。疑心者都会被谴责说是与真相为敌。
对所有波斯人来说，说谎是一桩可怕的指控。大流士的同胞们都深信，自己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人。他们从小就学会了三件事：“骑马、射箭和讲真话。”
大流士恐吓那些可能会对祭司犯罪故事生疑的人，不仅是为了维护一个不牢靠的说法，他的立意其实要深远得多。只有波斯人才会这么做，因为只有波斯人明白所谓真相意味着什么。波斯人懂得那些愚昧民族所不明白的道理：没有真理的宇宙必将毁灭，并落入永恒的黑暗之中。这不是一种抽象或理想的观念，这个信条构成了存在的基础。
这就是为何众神之主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在创造天地万物时为了赋予宇宙秩序，先创造出真理之神阿尔塔（Arta）。如果没有阿尔塔，宇宙将会缺少形式与美感，而马兹达神也将无法启动存在的伟大循环，把生命带到世界上。即便如此，真理的工作永无止境。正如火焰上升时总伴随着黑烟，在波斯人眼中，阿尔塔与谎言之神德鲁伽（Drauga）如影随形。这两种秩序——完美与谬误——互为镜像，两者冲突对抗的历史如同时光一样古老。然而，人类只能站在阿尔塔那一边对抗德鲁伽，以真理对抗谎言，以免宇宙动荡、倾覆，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很久以前的古人就说过：“谎话连篇的恶人终会让自己的国家走向灭亡。” [15] 一个“恶人”若是窃取了王位，会带来多少致命的灾祸啊！当那个祭司假冒巴尔迪亚，扮成合法的国王时，他就已经把世界的权柄交给了德鲁伽。大流士与同伴直驱西基阿沃提什要塞之时，他们推翻的不仅是冒牌的顶替者，更是无比邪恶的恶魔。他们的所作所为绝非卑劣的谋逆之举，而是一桩堪比拯救宇宙的伟大事业。
现在，高墨达已经被推翻并被处死，他所窃取的王位也悬空了。王权的象征之物——国王的长袍、弓箭与盾牌——正在西基阿沃提什要塞等待着合法继承人的认领。然而，该由谁来继承王位，他的继承者身份又凭什么被人们认可，这些问题直到行刺事件发生的当晚仍然没有明确答案。只有关于刺杀事件后续的一些混乱记载流传下来。据说，行刺者们在夜色中骑马前往开阔的平原。大家在约定好的地点勒马等待黎明降临。当第一道曙光自东方起伏的山峦间升起时，大流士的坐骑率先嘶鸣起来。他的同伴连忙翻下马背，跪倒在地，向他致敬。希腊人在转述这个故事时认为叛乱者中曾有约定：“谁的马匹在日出后先嘶鸣，谁就得到王位。”
希腊人还进一步补充说大流士作弊了：他的马夫事先将手指插入母马的阴道中蘸取体液，然后在太阳升起时把手指放在大流士坐骑的鼻下。但这只是希腊人惯有的下流胡话。他们最喜欢歪曲真理的神圣性了。
即使从现存的简陋记载中，我们也能了解到大流士的登基仪式十分隆重威严。行刺者们在9月的寒夜里聚首，并不是为了找出下一位国王，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有答案了。大流士的唯一竞争对手欧塔涅斯早已接受不可改变的事实，主动退出了王位竞争。所以这些贵族策马穿越尼赛亚平原的举动，只是为了庆贺既定事实。有了神圣白马的嘶鸣与群山晨曦的祝福，大流士确信自己得到了阿尔塔的双重支持。随着第一道曙光照亮平原，德鲁伽统御的危险而晦暗的黑夜在明亮日光中开始退却。“马兹达神啊，我能感受你的强大与神圣。当你掌管说谎者与正直者的命运，当你的火焰闪耀着真理的威力，善念的力量也将降临在我身上。” [16] 此刻，在9月底某日的黎明，善念的力量确实降临了尼赛亚平原：说谎者已死，而正直者成了国王。
至少，大流士乐见这种说法。这种善与恶的意象尽管充斥于大流士的政治宣传中，却并非他原创。若说这种意象见证了全体雅利安人对阿尔塔的崇敬心理，那它也是借鉴了更严格的二元论。“说谎者与正直者的命运相连”之语并非出自大流士，而是来自最传奇的先知琐罗亚斯德。他是雅利安人的先知，最早向人们揭示了惊人的世界真相：世界其实是善与恶无休止斗争的战场。这场战争也是万物之间的殊死搏斗，琐罗亚斯德在他新奇的学说中教导人们：宇宙的循环不会像人们预想的那样永远持续下去，而是会走向一个不可避免的终点——这是一个普世的天启，即真理最终会消灭所有虚假谬误，并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永恒的和平王国。掌握着最终决定性胜利的人就是生命、智慧与光之主宰阿胡拉·马兹达，他不像一些伊朗人相信的那样，是众多主宰神灵中的一位，而是至高无上、无所不能且唯一永存的神灵。如同火焰会通过烽火台向外传递，一切善法也会自然向外生发——居于中心的是阿胡拉·马兹达及其永恒光辉中诞生的六位大天使，这些神灵被统称为“七位一体”（Amesha Spentas），都是神圣而不朽的
，向外则依次为：天地间数目更多的精灵神祇；拥有诸多美好事物的光明世界；植物和动物，特别是刺猬，它会终日捕食那些黑暗世界孕育的昆虫；忠诚且永远正直的狗；最后是最高贵的受造物，即人类本身。先知曾经提醒人类必须要留意他们必将遇到的重大决策：“张开你们的耳朵，去聆听福音吧；带着清醒的头脑去凝视那光明的火焰。在伟大的生命试验中，你们每个人都被赐予自由，可以自由选择想要追随的信念。”
[17]
选择错误就会走向谎言和混乱，选择正确就会走向秩序、宁静和希望。
大流士是第一个懂得利用这个宣扬和平与正义的伟大宗教来实现自己目标的篡位者吗？我们无法确定这个问题的答案。琐罗亚斯德的早期经历和其教义一样，对他的追随者来说也是迷雾重重。他在出生时，不像其他婴儿一样啼哭，反而大笑；他在30岁时首次见到了阿胡拉·马兹达的现身场景，神灵从河水中显现；最终在77岁时，他死于一名刺客的刀下——这些就是虔诚教徒们记录下的关于他生平的仅有片段。至于他生活在何时、何地，各种说法都相去甚远。有人认为他生活在天地初开的时代，一些人认为他生活在国王阿斯提阿格斯统治的时代
，还有些人认为他在巴克特里亚长大，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成长于大草原上。不过，所有的人都一致同意，他既不是米底人也不是波斯人，他的教义最初是从东方传到扎格罗斯山脉的。
然而琐罗亚斯德的教义影响有多大呢？毕竟居鲁士建立的帝国显然并非由神权主导，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琐罗亚斯德教”国家。波斯人仍然敬拜他们的古代神明，崇拜山脉和河流，并在国王的陵墓前献祭圣马。不过，如果说阿契美尼德宫廷的大部分宗教仪式仍保留着异教成分，其中占据主流的宗教情感其实并没有完全摆脱琐罗亚斯德教教义的影响。就像伊朗东部各王国的情形一样（琐罗亚斯德的一神教在那里最为强势），在西部，阿胡拉·马兹达也一直作为最高神而受到人们的膜拜。在波斯人眼中，异教信仰与琐罗亚斯德的教诲并非敌对，而是保持着协同，甚至是融合。两者是对同一种宗教情感的不同表达，这种宗教情感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直到波斯人征服世界时，仍处于流动、发展的状态。尤其是波斯帝国那些掌握着最隐秘而神圣知识的祭司，他们与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人们甚至无法弄清楚，这两者中谁先宣称要永久地与昆虫、爬虫为敌；谁先用白色长袍来显示祭司的地位；谁先将信徒的尸体曝于野外，任其被禽鸟与野狗啃食（其他波斯人认为这种下场太过可怕，只有弒君者的尸体才应受到这种对待）。随着对众神之主阿胡拉·马兹达的共同敬拜，这一崇拜在两种信仰中都持续发挥影响。“马兹达信仰”并未使米底人、波斯人与他们在东方的表兄弟产生隔阂，反而成为他们统一的源泉。
居鲁士当然懂得利用这种纽带。为了突显自己统治所有伊朗部落这项前所未有的功绩，他有意吸收了伊朗腹地的一些古代风俗。他在远离巴克特里亚与粟特的帕萨尔加德（居鲁士自己所在的部落），下令建造了三座惊人的崭新建筑物：以石头建成的巨大火坛，每个火坛的顶部都被凿成又大又深的碗状，其中盛放着永不熄灭的炽热炭火。
[18]
长久以来，伊朗所有部落都将火视为神圣之物，琐罗亚斯德犹有过之。根据他的教义，火焰是正义与真理的象征。每日向圣火祷告，也成了其教徒的神圣义务，而居鲁士在征服东方的过程中定然目睹过这种崇拜的场景。一位来自吕底亚的非雅利安人学者在最早记录琐罗亚斯德事迹的著作中指出：波斯人“禁止焚烧尸体或以任何方式污染火焰”，无疑是受到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
居鲁士建造的火坛里，燃起的火焰飘向波斯的蔚蓝天空，这一景象显著而清晰地表达了新的教义，同时也传达了另一个非常不同的信息。居鲁士找到了象征自己权力的绝佳意象。还有什么比火焰更能表现无边的王权？甚至连那些不了解伊朗人风俗习惯的人，也可以清楚地懂得这个象征。很快，类似的圣所就开始在帝国各处涌现。祭司们守卫着这些圣火，只有在君王驾崩时才会熄灭这些同时象征着阿尔塔与波斯国王的圣火。
现在，双手沾满王室成员鲜血的大流士，准备在天国秩序与人世秩序之间建立起更直接的关联。他持续不断地将自己得到的一切都归为阿胡拉·马兹达的眷顾：“他帮助我，其他神明也一样。因为我从未缺少信仰，也不追随‘谎言’，我的行为从无过错。”
大流士显然在不断地为自己辩解，但身为弒君者与篡位者，他也只能这么做。他的王权合法性过于脆弱，无法为篡位之举提供有力的辩护，因此他必须炮制出其他合法性依据，而且动作要快。这也是为什么大流士比居鲁士及居鲁士的两个儿子更需要宣称自己是被神明选中的。
然而，到底是哪个神明选中了大流士？是他祖先敬奉的阿胡拉·马兹达，还是琐罗亚斯德敬奉的最高存在之神？对此，大流士有意不说明。他的模棱两可自有用意。对大流士来说，最重要的是表现自己对人民传统的尊重，而尼赛亚平原的环境恰好为此提供了绝佳的舞台。在西基阿沃提什要塞以北约24千米处，贝希斯敦山（Bisitun，意为“诸神所在之地”）的双峰高耸在一片坦荡的平原上，显得阴森森的，它是扎格罗斯山脉最神圣的山。
在此，离巴尔迪亚遇刺之地不远处，大流士按照波斯人与米底人的习惯，在纯净而开阔的露天地点举行献祭。而他那冷峻、传奇的刺杀故事，行刺者的人数，以及大流士的种种宣传，很可能会引起琐罗亚斯德教信徒的联想。在琐罗亚斯德的教义中，阿胡拉·马兹达座下共有六位天使，而他自己在对抗“谎言”的战斗中也有六名助手。这种巧合（或者说对称）将有助于巩固新的王权。大流士虽不是居鲁士的儿子，却把自己的身份装点得比王子更夺目：他是阿胡拉·马兹达的代理人。
这种把个人权力与普世神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做法，对其后历史的影响极为深远。自远古以来，谋朝篡位者总是宣称他们的行为来自神明的授意，但从来没有一个神明能与阿胡拉·马兹达相提并论。以大胆和创造力闻名的大流士极为迅速地利用了这一点。他在谋杀与篡位的过程中，为自己创造出一种罕见的合法性依据，从自己的弱点出发，他打造出了此前君王们从未有过的强力依据。
大流士的惊人野心固然炫目，但埋伏在前方的危险同样巨大。阿胡拉·马兹达选中的君王不能有任何差错，只要稍有闪失，大流士就会万劫不复。他与其他同谋仍在米底韬光养晦之时，就已经接到令人不安的消息：帝国政府已经对他们的政变阴谋有所反应。与波斯接壤的古老王国埃兰（Elam）此时也起而叛乱。据有关消息，在巴比伦
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里，也有人冒名顶替，声称自己有权继承空悬已久的王位。突然之间，波斯帝国似乎并未把阿尔塔的普世和平带给人类，甚至还有解体以及给人世间带来混乱与漫长黑暗的可能。对自命为光明捍卫者的大流士来说，终极考验已然迫在眉睫。不仅是他的个人前途，整个近东地区的命运都已悬于一线。
等待着他的，是通往巴比伦的征途。
[1] The annals of Ashurnasirpal , Column 1.53, trans. Budge and King, p. 272.这句话指的是亚述纳西尔帕（Ashurnasirpal）在亚述以北山区进行的战役。
[2] 人们仍然无法了解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米底地区的精确地理范围。根据Levine （ Iran 12, p. 118），它极可能是“紧挨着呼罗珊大道的狭长地带”。
[3] 这个对米底帝国的简介，不可避免会极度依赖希罗多德的记载，而他是在事件发生一个多世纪后开始记录的。他讲述的基本内容都能得到同时期巴比伦档案的印证，后者同时提到了基亚克萨雷斯（巴比伦语称Umakishtar）和阿斯提阿格斯（巴比伦语称Ishtuwigu），但这些事情都无法被完全确证。对于米底重要遗址的考古挖掘表明，米底人的生活水平在亚述帝国被推翻后直线下降，而过去人们认为这一时期的米底本应正值繁荣发展阶段。这种文献证据与物质遗存的矛盾，导致一些学者，尤其是桑奇斯——韦尔登堡（Sancisi-Weerdenburg）在 Achaemenid History （以下简称 Ach Hist ）3, pp. 197-212 and Ach Hist 8, pp. 39-55中，怀疑米底帝国根本不存在。当然，一个建立在大帝国废墟上的小帝国经常显得比较贫穷，这一点从黑暗时代的欧洲史便可见一斑。但不管怎样，即使我们接受希罗多德记载的基本史实（大部分学者也都接受），米底史的细节仍然非常模糊。
[4] 对这两次远征的记述，分别见于色诺芬和克特西亚斯（Ctesias）。虽然这两位史家都不是以精确记载闻名，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特别强烈的理由去怀疑他们的记载。虽然亚里士多德记载了一个说法（见 Politics, 1311b40），提到阿斯提阿格斯个性软弱且自我放纵，但这与其他史料的说法相左，况且在古代近东，极少有软弱的国王能长久在位。
[5] 居鲁士成长传说的主要来源为希罗多德的记载，希罗多德称自己的材料得自波斯人（1.95）；其他说法来自大马士革的尼古拉（Nicolaus）和查士丁（Justin）。看来这个故事的民间传说成分大有可能来自近东：阿卡德的萨尔贡（Sargon of Akkad）有类似的成长过程，他是公元前第3千纪的一名准万王之王（pp.42-3）。传说中，只有居鲁士是阿斯提阿格斯外孙的部分被认为具有历史真实性：色诺芬、狄奥多如斯·西库卢斯（Diodorus Siculus）和希罗多德都这样说。而且，我们从巴比伦的材料便可得知，阿斯提阿格斯喜欢把女儿嫁给邻近王国的王公。但无可避免地，相反意见也存在，例如，见：Sancisi-Weerdenburg, Ach Hist 8, pp. 52-3。
[6] 这个梦境也被称作那波尼德之梦（Dream of Nabonidus， Beaulieu , p. 108）。我们从同时代另一资料来源，即 Nabonidus Chronicle 可以得知，战争的发起者是阿斯提阿格斯，而非如希罗多德所言是居鲁士。
[7] Nabonidus Chronicle , II.17.几乎可以确定，这个词指的是吕底亚。这段铭文因为受损了，以至于不容置疑。
[8] Mihr Yasht , 14-15.
[9] Mihr Yasht , 13.
[10] 有关居鲁士之死的这个说法，来自希罗多德（1.204-14）。这看来是流传至今的许多说法中最说得通的一个。例如，根据色诺芬的说法，居鲁士甚至不是死在战场，而是回到波斯后死在自己的床上。这类矛盾充斥于关于波斯的史料中。根据西塞罗所说，居鲁士70岁驾崩（ Divination, 1.23），但我们也无法分辨这个说法是否准确。西塞罗可能是因为70岁是个圆满的寿数，才这么记载的。
[11] Xenophon, Cyropaedia , 1.4-5.
[12] 这个故事出自波利亚努斯（Polyaenus）的《战略学》（ Strategies ）第7卷。此说成于公元2世纪，也可能更早。
[13] 还有一些证据（尽管不算有力）不利于大流士。他在说明发生于公元前522年夏天的事件时，措辞怪异且迂回婉转：“在那之后，冈比西斯由于自己的陨灭而身亡。”（DB 11）诚如学者巴斯勒（Balcer）指出的：“很有可能，冈比西斯并非单纯地死去。正因为他的死因特殊，贝希斯敦铭文的撰写者才会强调他是‘由于自己的陨灭而身亡’，但他可能并不是这样死的。所以，撰写者也许留下了线索，让我们知道一些特殊的理由导致了冈比西斯的身亡。”（ Herodotus and Bisitun , p. 98）
[14] 我对巴尔迪亚之死的陈述是综合大流士自己和不同希腊作者的说法。尽管希罗多德弄错了行刺的地点，但他对这个事件的记载看来仍然非常准确。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都怀疑，希罗多德的信息源于小佐皮罗斯（Zopyros the Younger），即七位同谋者之一的梅加拜扎斯（Megabyzos）的曾孙。公元前5世纪40年代时，佐皮罗斯流亡于雅典，或许也曾见过希罗多德，向他讲述了政变的详情。巴尔迪亚遇刺时与姬妾在一起，并用凳脚来自卫的情节则来自克特西亚斯的记载（14-15），他的记载带有典型的八卦新闻色彩。大流士的弟弟刺中巴尔迪亚要害一节则来自 Aeschylus （776），这部分可信多了，因为阿尔塔费尼斯后来成为雅典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他的生平必然也广为人知。显然，大部分历史学家关于“阿尔塔费尼斯”（Artaphernes）是“因塔费尼斯”（Intaphernes）误拼（希罗多德称，因塔费尼斯为七个同谋者之一）的看法显然有误，尤其是希罗多德的同代人、爱奥尼亚的民族志作者莱斯沃斯的赫拉尼科斯（Hellanicus of Lesbos）也指出，阿尔塔费尼斯是让巴尔迪亚毙命的人。人们也一直无法确定刺杀事件发生在西基阿沃提什要塞的哪个具体位置，但似乎是在今日的哈尔辛（Harsin）附近，就在呼罗珊大道南边不远处。
[15] Mihr Yasht , 2.
[16] Yasna , 43.4.
[17] Yasna , 30.2.
[18] “火坛”一词出自博伊斯的 Zoroastrianism , Vol. 2, p. 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