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即便有太多事物可以证明阿斯提阿格斯的伟大,但他仍被一个灰暗的预言困扰着:他总是梦见自己亡国身死,并因此饱受折磨。米底人非常重视这类梦境与异象,他们还拥有一批祭司(Magi)负责解释其中可能包含的意义。这些宗教仪式方面的专家精通一切抵御黑暗力量的技艺,为他们的同胞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保障,因为对虔诚而正直的米底人来说,即使最明亮的光芒下也潜藏着阴影。在祭司看来,整个世界都在见证着这个真理。一团火也许会因为人们的精心照料而永远保持燃烧,但没有任何地方(包括最冷的泉水旁或最高的山峰上)能够让火焰永葆纯净、免受污染。创造天地时,黑暗与光明一并被创造了出来。蝎子、蜘蛛、蜥蜴、蛇、蚂蚁,以及各种爬虫、蠕虫都是暗影中无处不在的赘疣。如同有责任杀死这类生物一样,祭司们也有责任在一个人的梦境被阴影笼罩时,保护他免受黑暗的侵扰,当国王被噩梦搅扰时更是如此。“他们说空气中充满鬼魅,它们随着呼吸飘浮,钻入那些高瞻远瞩者的视野。” “伟大”就像火焰一样,需要人们悉心照料。
像米底这样强大的王国崛起不到一个世纪,便再次臣服于异族的统治,这种事一定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不过,米底人自己就有充分理由相信,地区内的权力游戏一贯保持着不变的节奏:帝国总是会盛极而衰。没有一个王国(包括亚述在内)可以消灭所有与自己抗衡的力量。在近东,侵略者潜伏在各处,伺机发动攻击。古老的国家会消失,而新的国家会取而代之。编年史家们在记录著名王国的废墟时可能会发现,笔下的这些奇怪民族连他们自己都闻所未闻。
这些族群中有许多和米底人一样,都是雅利安人,一个很少留下历史记载的游牧群体。例如,公元前843年,亚述人曾进入自己王国北部的山区,攻打一个被他们称为“帕尔苏阿”(Parsua)的部落。两个世纪后,一个名字非常相似的民族在亚述南部的遥远之地崛起,于安善王国(Anshan)的废墟上建国,其位置介于扎格罗斯山脉与波斯湾的海岸之间。但编年史家无法确定它们是否属于同一个民族。 这些新来的人只有吸收被他们取代的民族的文化,才能被那些资历更深厚的邻居接纳。这些邻居没有改变几百年来的习惯,继续以原来的名字称呼新建立的国家,但那些入侵者在提到自己的新家园时,更喜欢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称呼。所以,那个原本被称为“安善”的地方逐渐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帕尔萨(Paarsa)或波斯(Persia),意为波斯人的土地。
公元前559年阿斯提阿格斯仍统治米底时,一个年轻人登上了新崛起的波斯王国的王位。此人名叫居鲁士(Cyrus),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鹰钩鼻,志向远大,有无限的能力。他甚至在出生以前,就被预言会成为伟大的人:人们预言他会成为米底人的克星(如果传说可信的话)。据说,阿斯提阿格斯曾在预兆之梦中,看见女儿芒达妮(Mandane)小便不止,最终整个米底王国都淹没在她的金色尿液中。第二天早上,国王将这个梦告诉了他的祭司解梦人,后者听完后脸色苍白地警告国王,芒达妮所生的儿子必会让米底大祸临头。于是,阿斯提阿格斯匆忙将女儿嫁给一位波斯臣属,后者统治着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城邦。国王希望能以此打破那个不祥的预兆。但芒达妮怀孕后,阿斯提阿格斯做了另一个噩梦:这次他梦见女儿两腿间长出了葡萄藤,葡萄藤不断生长,最终掩盖了整个亚洲。阿斯提阿格斯在惶恐中等待着外孙降世,待外孙一出生就下令将其处死。就像这类故事常有的桥段一样,命令并没有被执行。小婴儿被抛到深山里,被牧羊人发现并被抚养长大,还有传说他是被一个强盗发现,甚至有人说他是被一头母狼养大。但不论被谁养大,孤儿神奇的成长背景都预示着他拥有神佑的未来——事实证明果真如此。居鲁士活了下来,并茁壮成长。当他长成杰出的成年男子后,他天生的高贵为其赢得了波斯王位。这正是阿斯提阿格斯用尽计谋想要避免的,米底帝国的灭亡成了定局。
至少传说是这样讲的。伟大人物的故事总是会被夸大和渲染,也许居鲁士早期的命运故事并不像波斯人后来宣称的拥有坚实的依据。 [5] 即便如此,不论预言是否真的存在,居鲁士表现出的潜力都足以使阿斯提阿格斯心生警惕。身为扎格罗斯山脉最高领主的米底国王,他对表现出众的臣属一向怀有戒心。观察了登基为波斯国王的外孙6年后,阿斯提阿格斯认定,若放任下去,居鲁士会对他产生极大的威胁。于是,公元前553年,阿斯提阿格斯召集了令人生畏的骑兵南下征讨。尽管人数上处于极端劣势,波斯人仍然顽强抵抗。眼看着他们不得不投降时,妇女们也走上战场,鼓舞居鲁士和他的战士继续奋战。战争持续了3年,整个扎格罗斯山脉都处在持续动荡中。到了公元前550年,战事戛然而止。连诸神都对战争的结果感到震惊。他们开始通过梦境告知周围的国王这个惊人的消息:“居鲁士以少胜多,击退了米底人的大军。他生擒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把他当作俘虏带回本国。” [6] 自亚述覆灭之后,再没有比这更惊人的大新闻了。
这是如何发生的?居鲁士已经证明了他是个意志坚定、不屈不挠的对手。他的波斯子民也是如此,贫穷使他们变得更强韧,可以毫无怨言地忍受最艰苦的生活——他们甚至艰苦到只有动物皮毛制成的裤子可穿。倘若不是遭遇了背叛,拥有一个强大帝国所有资源做后盾的阿斯提阿格斯本可以获胜的。他遭遇了奇怪的背叛,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关于此事的说法变得更加离奇、怪诞。不过,事情的关键之处还是大抵明了的:米底大军的主帅,也是最杰出的部族首领哈尔帕哥斯(Harpagus),在作战时倒戈投靠了居鲁士,并率领叛军俘虏了阿斯提阿格斯。但他为何叛变呢?传说,哈尔帕哥斯是阿斯提阿格斯的近亲,但他同时也因为一桩可怕的恩惠,与波斯国王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根据米底人的记载,当年正是哈尔帕哥斯被派去杀害尚在襁褓中的居鲁士,他没有动手,却谎报自己已杀死婴儿。数年后真相大白之时,传说阿斯提阿格斯展开了血腥的复仇,他杀死了哈尔帕哥斯的儿子,将其剁成肉酱并当作羊肉赐给这位不知情的父亲。哈尔帕哥斯吃了自己的儿子,随后忍气吞声,以驯服的姿态继续效忠国王。或许他只是装作如此,但他一定装得很像,没有引起阿斯提阿格斯的怀疑,因为后者在征讨波斯时任命他为最高统帅。显然,这不是明智的用人之道,而且事实上显得荒唐透顶。
那么,人们为何会相信如此夸张的故事呢?或许这个匪夷所思、充满谣言的夸张故事中确实包含了一丝事件的真相?阿斯提阿格斯和居鲁士之间的家族关系,反映出波斯人和米底人在文化与血缘上的紧密联系。两个民族都属于雅利安人,而对于雅利安人来说,只有非雅利安人(anairya)才是外族。事实上,阿斯提阿格斯那些思念故土的大臣,只要看看南边的波斯,就能感受到昔日的生活面貌。和远亲米底人一样,波斯人内心深处仍是游牧民族,而他们的国家实际上只是一个由众多部落构成的联盟——“到处都是良马,到处都是善良的人民” 。虽然居鲁士是“安善国国王”,但他也是凭借部落最高首领的地位获得王位的,因为他是阿契美尼德家族(Achaemenids)的族长,这个家族是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的统治者,也是整个波斯的主导者。居鲁士既精通近东宫廷的繁文缛节,也能够组织不拘小节的骑士们进行露天集会;他对群山与平原之中的古代城市了如指掌;他是波斯人未来的掌控者,对波斯人的历史记忆和习俗也了然于心。他可以同时扮演多重角色并且游刃有余。因此,波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开困扰过米底的紧张局势,即无法忍受传统部落结构的国王与仍旧倚赖于部落结构的贵族之间的冲突。那些备受阿斯提阿格斯集权野心折磨的米底部落首领,想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流逝,米底国王与居鲁士的差异越来越显著。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促使哈尔帕哥斯变节的原因。“从此,作为米底人奴仆的波斯人翻身成了米底人的主人。” 居鲁士进军埃克巴坦那,收获了他凭借忍耐、敏锐和魅力得来的果实。
即使经历了初次大捷,居鲁士也没有停止他精妙的平衡之术。历代亚述国王在打了胜仗后,都会竭尽所能地施行传统的征服权力,极度残忍地对待战败的敌人。但居鲁士却选择了仁慈的道路,此举当然是出于谋算,但无疑也受到他自身性情的驱使。他把米底贵族阶层中的重要人物纳入自己的阵营,同时也抗拒了利益的诱惑,没有将米底民众贬为奴隶。即便是阿斯提阿格斯本人,也没有遭到剥皮、猛兽啃食或是钉死这样的残酷刑罚,反倒获得了优厚的津贴,可以从容度日。诚然,埃克巴坦那的财富被洗劫一空,所有财物被搬去安善,但它没有遭受和尼尼微一样的命运。居鲁士不打算摧毁这座在扎格罗斯山区中极具战略意义的城市。埃克巴坦那也是最宜人的城市:虽然这里的冬天严寒逼人,暴风雪会封锁山口,但到了夏天,当波斯的平原地区受到烈日炙烤时,埃克巴坦那却是绿草如茵的天堂,城市后方山脉的顶峰仍覆盖着清凉的冰雪,城墙下的山坡上是层层叠叠的果园和花园,这里的空气干净而清新。现在这座城市不仅是米底的首府,在炎炎夏日时,也会变成居鲁士帝国的实际都城。难怪米底人会觉得,即使自己没有全然和征服者平起平坐,至少也是新国王伟大冒险事业的参与者。
随后一连串振奋人心的事件表明,居鲁士的冒险事业才刚刚开始。阿斯提阿格斯这般权势滔天的国王的垮台,在整个近东地带引起了巨大冲击。不仅是米底帝国本身,维持了几十年的国家间局势也被彻底摧毁。突然间,这一地区似乎涌现出大量可争夺的领土,四邻的大国(他们还没把波斯人放在眼里)纷纷琢磨自己可以得到多少好处。公元前547年,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带领一支庞大的军队渡过哈里斯河,想分一杯羹。居鲁士沿着扎格罗斯山脉而下,匆忙迎战,他沿途经过的一座座亚述的废墟城市像岗哨一样矗立着,只剩下尘土飞扬的凌乱土堆,无声见证着权力的变幻多端。不过对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来说,这样的光景是警告也是激励,让他(即使他已经在战场上失去了先机)更迫切地想要与克洛伊索斯一较高下。当年吕底亚人和米底人之间的那场战争没有分出胜负,但这一次没有发生日食,战争也没有中途停止。随着冬季逼近,克洛伊索斯撤回自己的首都萨迪斯(Sardis)。他没想到居鲁士竟然敢追击他,毕竟这座城市西距爱琴海仅三天的路程——距离米底的国界已经非常遥远了。但波斯人没有退却,他们冒着严寒尾随着克洛伊索斯,小心掩藏着自己的踪迹,看着克洛伊索斯遣散自己的盟友,潜伏起来并等待着他的军队离去。待萨迪斯兵力空虚后,居鲁士立刻发动进攻。克洛伊索斯慌忙地四处召集士兵,却徒劳无功。这是一场绝望的战斗,走投无路的吕底亚人把全部希望押在最后一次骑兵冲锋上。最终,萨迪斯陷落,克洛伊索斯本人被俘。在遥远的“肥沃新月”地带,人们记录下了此事,但叙述过于简洁,以至于无法展现事件本身的震撼程度:“(居鲁士)击败了(吕底亚)国王,攫取了他的财富,并将自己的军队驻扎在那里。” [7] 克洛伊索斯溃败的消息引起了巨大震动,传闻一座神庙中的女祭司因为过度震惊而长出了胡须。她确实有理由震惊:仅仅用了6年时间,一度非常落后且默默无闻的波斯人就把自己的王国打造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这不只是波斯人的胜利。装备精良、拥有适宜冬日作战的羊皮大衣与适应山地的强悍战马的米底骑兵,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米底人的将领也是如此。居鲁士在这场战役中获得的最佳建议来自哈尔帕哥斯,后者提议在吕底亚人发动最后的骑兵冲锋前,将运载辎重的骆驼置于波斯部队的前列。居鲁士适时地下达了这一命令,吕底亚人的马匹因为骆驼散发的陌生臭味而受到惊吓,纷纷掉头逃窜,波斯人因此赢得了战争。这或许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居鲁士受到这次胜利的鼓舞,希望用此前安抚米底人的方法来安抚吕底亚人——尽管这些新的臣民并非雅利安人。克洛伊索斯和阿斯提阿格斯一样被赦免死刑,还受召成为波斯国王的随从;他那些异常丰富的宝藏被留在了萨迪斯;赋税缴纳的事宜也被委托给当地的显贵负责。然而,吕底亚人显然被这种宽宏大量冲昏了头脑,视之为波斯人软弱的表现。居鲁士一离开萨迪斯返回埃克巴坦那,那些受他信赖并被他委任看管国库的贵族就发动了叛乱。这是个致命的错误。居鲁士将这种行径视作最卑鄙的背叛与忘恩负义,作为回应,他立刻发动远征。新的部队迅速从埃克巴坦那开拔,带着新的命令疾驰而来。这一次不再有额外的施恩。与此相反,波斯士兵受命要以更传统的手段来证明自己的霸权:要摧毁城市,处决叛军领袖,把叛军的追随者都贬为奴隶。波斯国王的这些命令都被如实贯彻了。
居鲁士尽管显示了自己武力镇压的能力,但并没有放弃帝国政策的基本原则。即使吕底亚人失去了资格,米底人仍然得以参与他那光辉的崭新霸业。因此,哈尔帕哥斯这位最受居鲁士器重的外族臣属,得以执掌波斯军队,率领大军西征。倘若他一直效忠阿斯提阿格斯,就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这位扎格罗斯山脉的部落首领顶着“海洋大元帅” 的显赫头衔前往吕底亚,以堪称野蛮的效率履行自己的职责,很快镇压了造反的吕底亚人,紧接着又在“苦海”(bitter sea,即爱琴海) 海滨的亚洲边陲建立起战线。那里的沿岸地带散布着一连串美丽富裕的城市,当地居住的爱奥尼亚人(Ionians)被波斯人称为“亚乌纳人”(Yauna)。 这些爱奥尼亚人是在几个世纪前从希腊移民而来,与位于爱琴海另一侧的祖国同胞一样,他们坚定、大胆地坚持着自己希腊人的身份。他们彼此争吵不休,无法形成统一的阵线,对哈尔帕哥斯来说,这些人简直就是俎上之肉。他以残忍的手段将这些城市一个个收入囊中。哈尔帕哥斯的名声确实让很多爱奥尼亚人闻风丧胆,以至于比起臣服于波斯,爱奥尼亚人宁愿选择逃到海外,移民到西西里岛或是意大利半岛。更有甚者,其中一座城市福西亚(Phocaea)的全部人口都逃走了,人们带上“妇女、儿童和可携带的财物,实际能带走的都带上了……只给波斯人留下了一座空城” 。哈尔帕哥斯带给爱奥尼亚人的阴影如此之大,以至于此事过去许久之后,人们对他的回忆仍会让最亲密的欢乐时刻蒙上阴影:
冬天,当你躺在火炉边的柔软躺椅上,
摆满了美食,你一边咀嚼坚果一边啜饮美酒,
这时你一定会问:
“你来自何方?今年几岁?
米底人到来时,你多大?”
值得留意的是,这里说的并非“波斯人到来时,你多大”,这是因为米底人哈尔帕哥斯给爱奥尼亚人带来的冲击太大,让他们连自己的新主人是谁都分不清了。甚至在这之后,希腊人提到波斯人时仍会一概称之为“米底人”。这种混淆并不奇怪。扎格罗斯山脉的复杂族群关系对于远处的居民而言,确实很难厘清。这些西部的海滨城市被一个他们几乎从没听说过的民族征服,这意味着一个崭新而动荡的时代开始了。世界似乎在突然间缩小了。在此之前,从未有人能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如此遥远的地区。不过,居鲁士并没有自满于已有的成就,他变得越发焦躁不安,渴望征服更多领土。在吕底亚取得的巨大胜利,反而使他担心后方波斯领土的安危。他从萨迪斯率军归来后,把目光转向东方的地平线。如果忽略了东部的防线,即使是最杰出的征服者也会发现自己的功绩脆弱得就像是建立在流沙之上。只要一个王国还在担忧游牧民族的劫掠与伊朗高原上雷鸣般的马蹄声,它就不可能是真正安稳的。没有人比波斯人更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本就是游牧民族的后裔。
因此,不屑于亲自镇压吕底亚人叛乱的居鲁士,从埃克巴坦那踏上相反的方向,沿着呼罗珊大道向东进发。 不论对波斯人来说还是对米底人来说,这都是一趟追溯历史的征途,他们朝着传说中祖先的故居地而去。那里“水草丰美……牛羊成群” [8] ,一切看来都更加宏大:平原辽阔,群山直插云霄。居鲁士行军到高原上,终于见到了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在中亚的群峰之间,看到了东升的旭日:“永不熄灭且疾如骏马的太阳,攀上美丽的群峰,以慈爱的目光俯瞰雅利安人的居所。” [9] 自从许久以前波斯人离开这片“雅利安人的居所”后,这里就成了骄纵贵族们的领地。这些贵族也许比波斯人在扎格罗斯山脉的远亲还要落后,却更富有,也更热衷于战争。居鲁士一旦成功征服这些贵族,就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庞大的人力资源与财富。这片荒芜之地永远不会彻底丧失它那混杂的身份特质,因为它的新主人会一如既往地像变色龙一样,小心翼翼地把自己装扮成本地传统的继承人,任由当地贵族保持他们的桀骜不驯,但当然是以效忠波斯国王为前提。居鲁士在这里建立的秩序虽然松散,但刚好符合他的需要:除了能得到军队和黄金外,他还收获了一个缓冲地带。他在兴都库什山脉到咸海之间的巨大弧形地带建立起许多省份,为波斯建立了东北方向的屏障——在此之前,这个方向始终是波斯最脆弱的部分,易于受到来自中亚草原的入侵者攻击。犍陀罗(Gandhara)、巴克特里亚(Bactria)和粟特(Sogdiana)这些原本包含着威胁与不稳定的地带,如今已被转化为波斯的军事堡垒。
这些地区除了作为军事堡垒,也有不少其他用途。所有“文明人”都会认为,蛮族的归属之地就应该是居鲁士为他们划定的那些遥远、荒蛮的地带。若情况并非如此,就会导向一连串可怕的噩梦。例如在米底人的民间传说中,就流传着全盛时期的米底帝国被“细长眼”的塞种人(Saka)征服的故事,这些斯基泰人如同他们所居住的草原一样野性难驯而且残暴,控制了米底人28年之久。所以当居鲁士从粟特来到今日的哈萨克斯坦,发现自己面对的正是从前米底人遭遇的同一批魔鬼时,不禁大吃一惊。这批塞种人很好辨认,他们戴着高高的尖顶帽子,擅长用慑人的斧头作为武器。一位塞种人领袖被居鲁士俘虏,但受到后者的隆重礼遇,于是他臣服于入侵者,心悦诚服地率领其人民为波斯国王效力,这些人很快成为波斯帝国最凶悍的军队。但这只是其中一个部落。塞种人的家园更远处有更多原野,那里土匪出没,危险重重,那里辽阔得让人类的野心显得可笑,即使是迄今最伟大征服者的野心也难以企及。没有人确知,这些原野延伸到多远,也没有人确知,原野的尽头会有怎样的生物:有人说那里有狮身鹫首的怪兽(grifins);有人说那里有羊腿人(men with goats’feet)的部落;也有人说那里是冰封的荒原,居民每年冬眠六个月;而那片原野之外流淌着环绕世界的兰加河(River Rangha),这条河流如大海一般宽阔。 居鲁士显然无意推进到这么远的地方,当一条宽阔的河流最终挡住他的去路时,他驻足河岸,在淤泥与蚊子的嗡嗡声中停下了前进的步伐。这条河是药杀水(Jaxartes River,即锡尔河),河水不深且礁石众多,只能勉强算作一道简陋的天然边界。居鲁士为弥补自然地理条件的不足,在这里筑起七座边境城镇,并以自己的名字将其中最大的一座城市命名为“居鲁士波利斯”(Cyropolis)。 自此,这片原本平淡无奇的荒原像奴隶一样被烙上了波斯国王的印记。
他给塞种人的土地打上自己的烙印,有着双重用意。其一,此后好战的野蛮民族不再被允许渡过锡尔河南侵;其二,这条边界内的居民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危。居鲁士一直以来的政策都是威吓敌人并安抚奴隶。到了公元前540年,东部边界已然稳固之时,居鲁士感觉这道防线已经足以应对最严苛的挑战。回到扎格罗斯山脉后,他把掠夺的目光转向了每个征服者雄心壮志的最高目标:今日伊拉克南部的肥沃平原地带。这一地带从亚述延伸到波斯湾,自古以来就是许多辉煌城市角逐的舞台。只有征服这片古老的内陆,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霸主——身为新贵的居鲁士非常了解这点。但他也知道,那里的居民并不是独裁者们所宣称的落后边民。相反,这些人认为波斯人才是蛮族。擅长扭转人们偏见与敌意的居鲁士,决定面对这个新挑战。他入侵敌人的领土时,会宣称自己是要捍卫它;他率领一支大军时,会表现得像是一名和平使者。他所到之处,一众要塞都会为他打开城门。
事实上,顺从是守军唯一明智的选择,因为波斯人的武力实在太强大。有一支军队曾试图抵抗侵略,但很快就被消灭了。如同居鲁士在吕底亚展现过的那样,只要有助于达成目的,他不会介意偶尔采用些残暴的手段。不过在行事风格上,他大体还是倾向于同他那高调的自我宣传保持一致。一旦在某地建立起统治,他就不会再让屠杀发生,死刑也是少之又少。他以温和而亲厚的语调传达苛刻的统治命令,在那些拥有众多古老神庙、香火繁盛的城市里摆出一副“正义和公平”楷模的样子,把自己“普世统治的权柄”解释为诸神的回馈。 要是细究具体是哪位神给了居鲁士权柄,他就会装作自己是所有神明的宠儿。各地的祭司争相宣称居鲁士是他们的伙伴,各族人民也争相承认居鲁士继承了他们的风俗习惯——这些都为他世界之主的身份增添了更多光环。阿契美尼德家族的新贵首领能当上乌尔(Ur)或乌鲁克(Uruk)这些古老城市的庇护者,是件堪称荣耀的事。虽然这些城市的历史可追溯至创世之初,但它们的历史中也没有一个崛起如此之快、成就如此之大的人。
围绕着这位奇才,不免会滋生出一些可怕甚至是骇人的传闻。当居鲁士最终死在战场上时,他已年过七旬,但他的征服欲望仍然炽烈——他死在锡尔河以北,远远超过他曾为自己的野心征伐所设定的边界。 [10] 据说,那位杀死居鲁士的部落女首领将他的首级砍下,放入了装满血液的酒囊,好让这个渴望鲜血的老人得到满足。就这样,居鲁士成了近东地区人们幻想中的幽灵,一个在夜晚游荡、永远渴望着人类血肉的魔鬼。不过,在那些臣服于他的人中,关于他的传说则大不相同:在这里,这位震动整个世界的伟人被给予了近乎赤诚的赞美之词,人们相信他具有非凡的高贵品格,是世界和平的缔造者。接下来几个世纪中,即使在与波斯最势不两立的敌人那里,依然散播着对居鲁士的光辉记忆。雅典人色诺芬(Xenophon)在居鲁士逝世近200年后写道:“在居鲁士面前,从过去到之后的君王们都相形见绌、黯然失色。”“不论居鲁士征服了谁,他都会引导这些人渴望取悦于他和得到他的好评。他们发现自己渴望被他而不是其他人所统治。” [11] 这个说法或许令人吃惊,但居鲁士除了以武力征服世界,确实也诱使不同的民族相信,他理解、尊重他们并渴望得到他们的爱戴。从未有一个帝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也未曾有一个征服者表现得如此仁慈而克制。
这就是居鲁士的天才所在,而他获得的回报是超乎任何人想象的统治权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