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1年夏天，我的朋友出任某所大学的历史系主任。他在9月新学期开始前按例做出了一系列新决策，其中一项变革尤为重大。该校历史系有个传统（这个传统久远到已经没人记得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即学生在毕业前都要提交一篇研究希特勒如何攫取政权的专题论文。而现在，我的朋友提出要对此进行改革。他向同事们建议，把论文题目更换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新方向——十字军东征。这个激进的提议惹得大家怨声载道。系里的同事质问他，研究这样一个年代久远且不受当代人关注的题目究竟有何意义。我的这位朋友则指出，历史系学生不再局限于仅仅研究20世纪独裁者的课题，就会有所收获。这个回答当然只会引起更大的怒火。其他教师认为，极权主义仍然与今日世界息息相关，而十字军东征的影响早已断绝。试问，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仇恨，与当下的世界有何关系？

仅仅过了几个星期，这个问题就得到了现实的回应。2001年9月11日，19个劫机者怀着某种显然是源自中世纪的怨愤之情，让自己和数以千计的无辜者化为灰烬。十字军东征从来没有结束——至少奥萨马·本·拉登是这样认为的。早在1996年他便提醒伊斯兰世界：“你们应当知晓，伊斯兰人民一直遭受着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十字军的联盟强加的侵略、不公和不义。” 虽然本·拉登极为擅长利用航空技术和大众传媒在当代世界中谋夺利益，但他长久以来都是用中世纪的话语来诠释当今世界。在他的宣言里，过去和现在仿佛融合在一起：他在用令人生畏的方式挞伐美国或以色列罪行的同时，也要求恢复穆斯林对西班牙的统治或是光复中世纪的哈里发国家（Caliphate）。难怪当小布什总统冷不防地将他发动的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形容为“十字军圣战”时，他的顾问会要求他千万不要再使用这个要命的词儿。

当然，美国总统比沙特阿拉伯的狂热分子更不了解中世纪历史的种种细微之处，这并不让人意外。“他们为什么恨我们？”在“9·11”事件之后的几个星期，小布什总统并不是唯一绞尽脑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的人。各大报纸上充斥着学者们对穆斯林为何憎恨西方的种种解释：有人认为这源于美国几十年来的外交政策；也有人将之归咎于欧洲殖民霸权对中东的瓜分；还有人顺着本·拉登的分析，追溯到一切仇恨的起点，即十字军东征。21世纪的第一场世界危机竟然会源自一种古老的仇恨，这着实是个尖锐的讽刺。在此之前，全球化一直被认为会带来历史的终结，但现在看来，它似乎还将某些令人厌恶的幽灵从其古老的坟墓中唤醒。几十年来，西方世界一直通过共产主义来界定东西方的差异，如今人们又追溯到比俄国革命更久远的过去，改用伊斯兰教来重新划分东西方。伊拉克战争，弥漫于整个欧洲的反移民情绪（特别是反穆斯林情绪），是否应当同意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现实问题……这一切和“9·11”袭击事件结合在一起，让人们痛苦地意识到，基督教西方和伊斯兰教东方之间仍然存在一道鸿沟。

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和哈佛学者都主张说，在新的世纪，不同文明之间注定会发生冲突。现实情况是否如此，至今仍有许多争议。但无可争辩的是，不同的文化（至少是欧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文化）都在被迫检视自己身份认同的基础。爱德华·吉本曾说：“所谓东西方的差异没有必然规律可言，其内涵也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发生变化。” 但“东西方断然有别” 这种论点却总会轻易成为最持久的历史假设。这个假设比十字军、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历史更古老，可以追溯至2 500年前的一个疑问：“他们为什么恨我们？”历史本身就是在这个问题中诞生的——世界上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正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东西方冲突中发现了他毕生研究的主题。

这位历史学家名叫希罗多德。他虽然是希腊人，却出生在今天土耳其的度假胜地博德鲁姆（Bodrum），那里当时被称作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因此他是在亚洲最边缘的地带长大的。他一直在思考，东方人与西方人为何如此难以和平共处。从表面上看，答案似乎很简单。希罗多德指出，亚洲人把欧洲人看作异类，“所以他们相信希腊人将永远是自己的敌人” 。但他也承认，这种裂痕最初何以诞生确实是个谜。是因为希腊海盗绑架过一两名公主吗？还是特洛伊被战火焚毁的缘故？“至少许多亚细亚民族是如此宣称的，但谁又能肯定地说自己是对的呢？” 就像希罗多德深知的那样，世界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个人眼中的真理在另一个人看来很可能是谎言。东西方冲突的起源虽不可考，但它的影响一直都在，这一点直到最近还不幸地被现实清楚地印证过。差异滋生猜疑，而猜疑会导致战争。

那场古老的战争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公元前480年，大约是希罗多德开始写作《历史》之时的40年前，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率领大军入侵希腊。这类军事冒险一直是波斯人的专长。在那几十年，胜利——快速而惊人的胜利——似乎成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其战无不胜的神话反映在他们前所未有的征服范围与征服速度上。波斯人原本只是默默无闻的山地部落，生活范围仅限于今天伊朗南部的平原和山区。然后，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横扫中东，粉碎了大批古老王国，席卷无数著名古城，建立起一个从印度延伸至爱琴海海岸的庞大帝国。经过一系列的征服活动，薛西斯成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他所掌控的资源多得惊人，仿佛无穷无尽。直到1944年夏天的诺曼底登陆，欧洲都未曾经历可以与这次入侵相匹敌的战事。

与波斯这个前所未有的世界主宰相比，希腊不仅人口稀少，而且内部分裂严重。希腊本身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一系列争吵不休、时常因盲目自大而暴力相向的城邦构成。的确，希腊人自认是一个民族，被相同的语言、宗教和风俗团结在一起。但沉溺于彼此攻伐似乎才是各城邦最大的共同点。波斯人在崛起早期就发现，要征服那些生活在今日土耳其西部（包括希罗多德的故乡）的希腊人十分容易。就连希腊本土的两大强权——初生的民主国家雅典和严格的军事化国家斯巴达，看起来也装备低劣、不足以御敌。所以当波斯国王决心一劳永逸地平定其庞大帝国西部边缘那些不驯而古怪的民族时，结果似乎早已注定。

但令人震惊的是，面对这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远征军，希腊本土却成功抵挡了进攻。入侵者被赶了回去，希腊捍卫了自由。直面并击败这样一个超级强权的过程，始终是希腊人最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能做到？起初又是什么因素导致波斯人发动了对希腊的入侵？这些问题在40年后依然具有现实的迫切性，促使希罗多德运用全新的写作体裁对这段历史展开研究。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历史学家没有把军事冲突归因于近乎神话般的遥远过去，没有将其解释为神明的任性安排（或祝愿），也不认为这是命运的显现，而是用人类可以亲自验证的说法来解释。希罗多德坚持只采用尚在世的知情者或见证人提供的材料，因此他也成为第一位人类学家、调查记者和海外通讯员。 ^[1] 他以孜孜不倦的求知探索写就的著作，不只是单纯的叙事，更是对整个时代广泛、多样化且兼容并蓄的全面分析。希罗多德形容自己从事的工作为“探问”（historia），这正是“历史”一词最初的含义。在《历史》这部人类最早的历史著作的开头第一句话，他写道：“我在这里写下它们，是为了让过去的记忆能够保存下来。我的手段是记述希腊人与外邦人的非凡功绩——首先是再现他们是如何走向战争的。”

当然，历史学家总爱宣称自己处理的课题意义重大。希罗多德的情况则是，他的主张经受了2 500年的考验。希罗多德许多历史观点背后的话题假设——波斯人和希腊人的大战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得到了充分证实。例如，穆勒（John Stuart Mill）指出：“即使从英国历史的进程来看，马拉松战役的意义也远比黑斯廷斯战役（Battle of Hastings）的意义重大。” 黑格尔则以德国哲学家的宏大论调，宣称“整个世界的历史来到悬而未决的时刻” ^[2] 。事实的确如此。任何有关英勇反抗的传奇故事都让人热血沸腾，而故事中反抗者成功的希望越渺茫（甚至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就越让人为之紧张。在波斯人试图征服希腊本土的过程中，牵涉到的不只是这些城邦（它们被薛西斯视为奉行恐怖主义的城邦大杂烩）独立与否的问题。倘若被一个外族的国王征服，雅典人将永远没有机会发展他们独一无二的民主文化，那些造就了希腊文明独特性的文化要素也会随之消失。如此一来，罗马能够继承并传递给现代欧洲的遗产将变得无比贫乏。若希腊人屈服于薛西斯的入侵（当然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西方不但输掉了它争取独立与生存的第一场斗争，甚至连“西方”这个实体都根本不可能存在。

难怪希波战争的故事会成为欧洲文明起源神话的一部分，并被视为自由战胜奴役、公民美德战胜腐朽专制制度的典范。无疑，在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世界”这样的词渐渐不再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因此，马拉松和萨拉米斯战场上的英雄事迹开始激励更多的理想主义者，并完全取代十字军，成为更有教育意义的西方美德典范。它们更符合人们的道德准则，毕竟希腊人是在防卫而非侵略，为自由而战总归好过单纯的好战。其中的一个插曲，即兵力薄弱的希腊军队在温泉关的那场注定失败的守卫战——按希罗多德的说法之一是“4 000人对抗300万敌军” ——被赋予了独特的神话色彩：在被波斯奴役的威胁下，纷纷加入战争的大量亚洲人族群；决心血战到底的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Leonidas）；列奥尼达及其手下300名斯巴达勇士 视死如归的牺牲故事——这个故事堪称典范。早在16世纪，伟大的法国作家蒙田就宣称，虽然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其他战斗堪称“天底下最辉煌的胜利，但他们绝不敢将这些胜利与列奥尼达国王及其战士们在温泉关的光荣牺牲相提并论” ^[3] 。250年后，拜伦勋爵惊闻当时的希腊将要沦为奥斯曼帝国苏丹治下的一个省时，他清楚地知道哪一个历史典故最能鼓舞人心、最能号召人民投身行伍：

大地啊，请从你的怀抱里

将死去的斯巴达士兵送还一些给我们吧！

在三百勇士中只给三个也好，

好让我们也敢坚守自己的温泉关！

拜伦勋爵说到做到，他后来模仿列奥尼达，为解放希腊的光荣事业献出生命。拜伦之死（现代第一例真正有意义的名人之死）为列奥尼达增添了光彩，更确立了温泉关战役的地位，使之成为后世甘愿为自由而牺牲的典范。小说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在20世纪60年代初次造访温泉关时也曾感到困惑，为何斯巴达城邦是如此“乏味而残忍”，而温泉关战役却能让人如此激动不已？

这不仅是人类精神对一个关于牺牲和勇气的故事会有的直接反应——犹如酒杯会随着小提琴的声音而震动，更是因为回顾漫漫历史长河，这些人站在了历史的正道上。列奥尼达历史意义的一小部分在于，我能前往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书写任何我想写的东西。他的贡献在于让我们拥有自由。 ^[4]

这番话既感动人心，也是事实。但若我们冷静地反思便会知道，戈尔丁的赞美之词也可以为希特勒所用。对纳粹来说，温泉关战役也是希腊历史最辉煌的篇章。守卫温泉关的300名勇士被希特勒视为真正“优等民族”的代表，这个民族专为战争而生，是纯正的北欧人种。根据“元首”更为异想天开的猜测，就连斯巴达人那难喝的肉汤也源自日耳曼人居住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Schleswig-Holstein）。1943年1月，斯大林格勒（今天的伏尔加格勒）血战正酣之际，希特勒把德国第六集团军比作斯巴达300勇士，后来第六集团军的司令官投降，狂怒的希特勒又说士兵们的英勇行为“被一个没骨气的懦夫一笔抹杀了” 。德国军队也因此失去了一个创造自己的新温泉关的大好机会。

纳粹像蒙田、拜伦和戈尔丁那样热烈地认同300勇士，这意味着任何把斯巴达人描述为自由捍卫者的说法，大概都没有道出全部真相。真相一如往常，比神话更复杂，也更引人入胜。若薛西斯成功征服希腊并占领斯巴达，那确实会意味着这个骄傲城市的自由走向终结，因为波斯国王把所有属民都看成奴隶。然而即使是被奴役，也有程度之分。这种被斯巴达人看成比死更悲惨的命运，对他们的邻居来说可能反而是宽容的庇佑。希特勒意识到，斯巴达的伟大建立在对其邻邦的无情剥削之上，他们是对待“劣等民族”（Untermenschen）的典型，后来纳粹在波兰和被占领的苏联地区残忍地效仿起斯巴达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善于利用属民敌对关系的波斯君主将慷慨而仁慈地解放并保护斯巴达的邻邦。对于那些世世代代苦于斯巴达人压迫的人来说，薛西斯的统治可能会让他们感觉自己仿佛获得了自由。

这确实是一个重大且能塑造历史的悖论：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欢迎外国强权的吞并。薛西斯当然就像希腊人看来的那样，是个专制的暴君，是有着千年历史的伊拉克、阿卡德、亚述和巴比伦等传统的继承人，而这些王国总是把强者征服弱者视为理所当然。铁腕统治是伊拉克帝国风格不变的基调。不过，波斯人的帝国虽然是在“攻破城墙、骑兵冲锋和铲平城市” 的无数战斗中建立起来的，但在扩张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些更细致的策略来应付统治天下所面临的挑战。通过确保和平与秩序，波斯国王为“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最佳的榜样，也为自己和人民赢得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事实上，他们划时代的成就在于证明了多民族、多文化和世界规模的帝国存在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在历史长河中的示范作用和影响肯定比特殊且转瞬即逝的雅典民主实验长久得多。波斯诸王建立的政治模式将启发一个又一个帝国，即便在进入伊斯兰时代后依然如此：自称世界主宰的哈里发们（caliphs）就怀有薛西斯般的雄心，虽然是以虔诚的伊斯兰风格展现的。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古代波斯君主建立的政治模式将在中东地区持续至1922年最后一位哈里发（奥斯曼帝国苏丹）被废黜为止。 本·拉登的明确目标当然是复兴哈里发国，恢复其对世界的统治。

古代波斯的影响力相较于希腊，总是间接、迂回且不明显的。1891年，年轻的英国议员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前去寻访薛西斯宫殿的遗址——这座宫殿在温泉关战役结束150年后，被复仇心强烈的亚历山大大帝付之一炬，自此成为焦土。寇松勋爵以拜伦式的雄浑文风写道：“对我们来说，它充满了历史的严肃教训，在已不复存在的事物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沉默的巨石发出声响，向我们诉说废墟无法言说的痛苦。” 7年后，当时已经是凯德尔斯顿男爵（Baron Curzon of Kedleston）的寇松被任命为印度总督（Viceroy of India）。因此，他像莫卧儿王朝的继承人那样行使统治权——莫卧儿的统治者乐于自称波斯国王的总督而非自称国王。虽然“英属印度”（British Raj）由那些斯巴达式寄宿学校培养出来的自律自觉的人才管理，但它同样被“只有东方能够提供的光怪陆离的排场和炫耀” 彻底浸染，而这些特质最终源自薛西斯宫殿那些已经消失的断壁残垣。大英帝国也许会因为把自己想象成雅典的继承人而自鸣得意，但它无疑也受惠于雅典的死敌。

波斯就是波斯，换言之，希腊就是希腊——二者有时会狭路相逢。它们也许是文明初次冲突中的对手，但其影响力跨越千年，直至今日，有时会使东西方的分野更加复杂而非越发清晰。例如，假设雅典人输掉了马拉松战役，城邦遭到毁灭，世上将不会有柏拉图。若没有柏拉图，就不会有他对后来各神学流派的巨大影响，因此，也不太可能有今天启发本·拉登的伊斯兰教。相反，当小布什总统大谈“邪恶轴心”时，这种将世界划分为黑暗与光明对立两端的观念，其根源也要上溯到古代伊朗的先知琐罗亚斯德（Zoroaster）。虽然薛西斯的战败让希腊人——也因此让所有的欧洲人——认识到了自己的独特性，但波斯和希腊对历史的影响并不完全局限在“东方”与“西方”这样狭隘和僵硬的概念中。一神教和普世观念、民主和极权主义，这些都可以追溯至希波战争发生的时代。我们有理由将希波战争描述为世界历史的一条主线。

然而，今天人们常常忽略这段历史。格林（Peter Green）在30多年前出版的精彩作品《萨拉米斯之年》（ The Year of Salamis ），是比较新的为大众读者而写的关于希波战争的长篇记述。他以其惯有的风趣机智指出了这方面著作的缺乏：

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中的胜利一贯被形容为欧洲历史的根本转折点（虽然当今这种观点的鼓吹者没有明确主张若不是希腊人得胜，清真寺和宣礼塔就会在欧洲大行其道，但我们仍可在字里行间感受到这一层意思），有鉴于此，相关作品的匮乏就更加难以理解了。

格林大概没有去过鹿特丹或马尔默。再者，虽然现在就连雅典也有清真寺和宣礼塔（在很长一段时间，雅典一直是欧盟国家里唯一没有穆斯林礼拜场所的首都城市），但这并不影响格林表达的困惑。希波战争可能是古代史，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可能是当代史，即便它在20世纪未曾发生。

然而，被格林形容为难以理解的事情并非完全难以理解。尽管希波战争历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而且充满戏剧性，但要把它的故事拼凑起来并不容易。虽然它是第一场我们能完整重现的历史冲突，但这不意味着希罗多德告诉了我们有关它的一切。很遗憾，事情远非如此。历史学家固然可以从其他古代作者的作品中寻章摘句、填补空白，但进行这项修补工作必须极其谨慎。许多声称描述这一事件的材料所形成的时代距离事件本身已经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而且很多是诗歌或戏剧，而不是为了“探问”而写的作品。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在她的小说《美与善》（ The Nice and the Good ）中注意到，早期希腊史“对受过训练的头脑提出了特殊的挑战。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而游戏者的本领在于将游戏规则复杂化” ^[5] 。那些关注古风时期希腊、并不以创造性见长的历史学家就很喜欢引用这段文字，因为他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就是设法从一鳞半爪的证据中重构业已消失的世界，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很像游戏。我们永远不可能确定萨拉米斯战役中发生了什么，因为任何诠释所依赖的材料既矛盾又充满漏洞，这就好像要拼好一个坏了一半的魔方。无论如何研究、调整和重新整理已知的事实，人们就是无法将它们拼好，也找不到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案。尽管萨拉米斯战役是出了名地难以捉摸，但与斯巴达早期的历史相比，它至少在史料方面异常丰富。一位著名学者坦承，斯巴达早期的历史“对最杰出的思想家也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谜题” 。另一位学者则形容，这方面的研究就像是在做“智力体操” 。还有一位学者，干脆给作品起名为《斯巴达幻影》（ The Spartan Mirage ）。 ^[6]

但是，希腊史的史料不论多么七零八落，至少还是希腊人自己写的。波斯人却显然是个例外，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被我们认定为真实事件的记载。当然，一些帝国官僚雕刻的石板、镌刻在宫殿墙上的王家公告以及昔日辉煌的宫殿的废墟保存了下来。但我们在试图追思波斯人和他们的帝国时，却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他人的作品。这些作品主要来自希腊人，他们由于经常被波斯人侵略、征服和掠夺，所以很难对波斯人的个性与成就做公允的描述。总是富有好奇心且心胸开阔的希罗多德是少数例外之一。一个愤怒的爱国者则因此称他为“蛮族热爱者”（Philobarbaros） ，这个古希腊词语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派老好人”。不过即使是希罗多德，在谈及一些偏远地区、语言不通的民族时，偶尔也会有失精确，带有一些偏见。同时，他也不乏把波斯早期历史当成神话故事的倾向。这一切都增加了现代历史学家工作的难度。

面对这一挑战，历史学家有三种明显的反应。第一种是直接接受希腊人的偏见，把波斯人描绘成柔弱却不可思议地征服了世界的懦夫。第二种是谴责希腊人所写的关于波斯的一切内容，将其视为种族主义、欧洲中心论以及其他一大堆错误思想的表现。第三种反应最有建设性，即探索希腊人对他们伟大敌人的误解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相（尽管这个真相被扭曲了）：波斯人是如何生活的，又怎样看待他们自己的世界。在过去30多年里，一群令人敬佩的学者采取的正是这种态度，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整个波斯帝国从历史的尘埃中被解救出来，变得如此具体而实在，借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你可以实实在在地触碰到它” 。其意义和成就可以与图坦卡蒙（Tutankhamen）陵墓的发掘相提并论。

不过，波斯人仍然被包裹在重重迷雾中。或许，这种情形并不让人感到惊讶。没有黄金面具供学者们重新发现，有的只是卷帙浩繁的著作和期刊文献供他们查阅。与希腊研究相比，波斯研究更依赖对已有证据的严格筛选、对史料的深入分析，以及对推论和其他可能的精细权衡。在这个领域里，几乎每个细节都可能引发争论，而某些课题——最著名的莫过于波斯诸王的宗教信仰——则好比危险的泥淖，足以让最著名的学者都感到棘手、心虚。

常言道：天使却步处，愚人抢争先。话虽如此，但我仍然希望自己试图沟通学院派和大众读者的尝试，不会像薛西斯架设的那条连接欧洲和亚洲、长达2英里 的浮桥那样，不过是虚荣心作祟的结果并因此贻笑大方。读者必须谨记，本书的叙述所依据的许多细节是不确定且具有争议性的，文中突然出现的尾注编号很能表现这一点。虽然我们不可能彻底地重构一个如此遥远的时代，但比起我们无知的程度，更让人震惊的是我们完全可以尝试去重构。我在本书中想提供的不只是叙事，因为我的野心是想沿着希罗多德的脚步走下去，试图描绘出整个世界（包括东方和西方）走向战争的全景。读者在被带到希腊之前，会先被带到亚述、波斯和巴比伦；在读到斯巴达军事体制或雅典民主制度的兴起前，会先读到第一个全球性君主国的崛起。只有到了全书的中间部分，我才开始论述希波战争本身。如此一来，一个传统中只有一方说法的故事，现在可以从另一方的角度来看了（尽管其中还有些不清楚的地方）。但我想尝试将许多散乱且模糊的证据拼接起来，对战争为何发生以及何人参战等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毕竟，这个故事就像古代文学中的那些史诗一样雄浑有力。尽管有许多无法解释清楚的地方，它却不是神话，而是历史的素材。

[1] 长久以来，希罗多德都被诋毁为一名空想者，被认为是谎言之父而非历史之父。但过去几十年来，人们对他做出了精确的重新评价。考古发现一再证实他的说法可靠。一个扼要且精彩的总览见：Stephanie Dalley，“Why did Herodotus not mention the Hanging Gardens of Babylon?”, in Derow and Parker （eds）, Herodotus and his World 。相反的主张（希罗多德的历史著作中，有许多杜撰的内容）并未完全败阵，见费林（Fehling）的作品。

[2] G. W. F.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 2.2.3 .

[3] M. de Montaigne,“On the Cannibals”, in The Complete Essays , p .238.

[4] W. Golding,“The Hot Gates”, in The Hot Gates , p. 20. 我在易受感动的12岁时读到这篇文章，它首次点燃了我对希波战争的热情。

[5] Murdoch , p. 171.

[6] 更准确地说，这本书的书名是 Le Mirage Spartiate ，因为作者是法国人。

请听我再多说一句：任何有生命的事物

都没有起点，也不会被死亡与湮没终结。

一切都只是混合，又从混合中分离。

不过，人类却把这些过程称为“开始”。

——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 gPgbKMVTlumEpabMCN1yZytEam6qHdfG48GFCDsRm/gf0crWHA1XGYk0vsW8h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