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终结

居鲁士一度自夸：“天下所有的统治者都要向我大量进贡，他们来到巴比伦，在我的御座前亲吻我的双脚。” 大流士在逗留巴比伦城期间，得到的只是各处发生叛乱的消息，因此他完全没有表现出前任波斯国王乐于宣扬的那种仁慈姿态。相反，由于陷入了被包围的境地，他更乐意施展精心计算后的野蛮回击与报复。于是，倒霉的尼布甲尼撒（他在首都陷落后被俘）甚至连自己那为众人所知的名号都被剥夺了。大流士以惯用的伎俩指控他是冒牌货，提审他时还称他是“尼丁图贝尔”（Nidintu-Bel）。如同以前大流士匆忙处理掉“高墨达”尸首一样，“尼丁图贝尔”也没有被拉到“游行大道”上游街示众，而是被匆忙钉死在木桩上。这名“冒牌货”的49名从犯也被以相同的方式处死，他们无疑都是他最亲近的熟人。 毕竟，死人是不会乱说话的。

但是，那些在大流士控制范围之外的反对者却不想这么轻易就范。那年冬天，新国王虽占领了巴比伦，但分散在各地的波斯军队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就连波斯本土也发生了叛乱。虽然巴尔迪亚在贵族内部造成的分裂与敌对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但这种分裂至少保证了他的政策即便在他死后还能持续下去，而那些从巴尔迪亚改革中获益的贵族，不可能支持暗杀巴尔迪亚的人。这些人很快就联合起来反对大流士的政变。他们推出了自己人瓦希兹达塔（Vahyazdata）为王，并效仿大流士的招数，宣称此人就是巴尔迪亚本人。亚细亚地区发生多起叛乱，参与王位角逐的人不断增多，而叛乱者都宣称自己与某些早已被推翻的君主有血脉关系或来自已经消失的辉煌帝国。一度被波斯统治压制的古老野心，开始重新燃起火花并四处蔓延。威胁最大的叛乱分子是一位名叫弗雷奥尔蒂兹（Phraortes）的贵族，他夺取了埃克巴坦那，与帝国东半部的许多叛乱者达成了共识，叛乱者纷纷承认他是自己效忠的君主。他宣称，米底人复兴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

这种对大流士的挑衅，不仅是出于对逝去王朝的缅怀。很快，弗雷奥尔蒂兹就自称是阿斯提阿格斯的后人，但他也继承了米底王朝被摧毁的仇恨。米底贵族——波斯贵族也一样——别无选择，若想保持独立性，只能把篡位者赶下台，大流士专断、残忍且具有统治者的魅力，一定不会容忍其他人称王。于是，部落的首领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要么放弃缔造全球性帝国的机会，在部落的小范围内自得其乐；要么继续保持王者的身份，却同时要向地位最高的世界之主称臣。不过，这看似垂死般剧烈的痛苦挣扎，也能展现波斯帝国的恢宏与庞大：这是足以让“天空与大地、海洋与陆上”都为之震动的巨变 ，这场大规模的纷争，本质上是一场波斯帝国的内战。

各处都爆发了殊死战斗，作战双方在几个月前可能还是战友。瓦希兹达塔的军队从波斯向东进攻毗邻的省份，却被该省的总督挡住了去路，这个总督选择与大流士战在一边；在北方，当叛军纷纷支持弗雷奥尔蒂兹时，忠于大流士的部队的领袖并非波斯人，而是与弗雷奥尔蒂兹同族的米底人；在米底，在低于零度的气温与漫天风雪中，各个部落首领正在为了争夺呼罗珊大道的控制权而相互攻伐。到了来年1月，弗雷奥尔蒂兹的军队强势推进，几乎直抵尼赛亚平原，眼看就要像两个月前的大流士那样突破防线、攻入美索不达米亚。大流士明白自己承受不起巴比伦陷落的损失，慌忙协调多处前线的兵力。他派遣叙达尔涅斯（Hydarnes）率领一小支军队，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守住呼罗珊大道。叙达尔涅斯是刺杀巴尔迪亚的7名同谋者之一，他的命运与大流士紧密相连，因此下定决心要在扎格罗斯山脉冰封的道路上阻拦将要下山的米底人叛军。战斗最终打响，战况却僵持不下：弗雷奥尔蒂兹的军队虽未蒙受重大损失，但也无法向前推进。叙达尔涅斯挖了一条壕沟，固守贝希斯敦山神圣的峭壁，等待着他的国王率军到来。

到了4月，国王军队战胜瓦希兹达塔的消息终于传来了，北方的叛军被击溃。大流士也准备好亲自上阵，征讨米底人。他从巴比伦带领剩下的军队前往和叙达尔涅斯会合，然后在一场血腥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中击溃了弗雷奥尔蒂兹，将他俘虏并给他系上锁链。过去未曾让高墨达或尼丁图贝尔游街示众的大流士，这次改变了做法。事实上，弗雷奥尔蒂兹的下场是最可怕的示范。他的鼻子、舌头和耳朵都被割掉，还被弄瞎了一只眼睛。其他重要的共犯也被剥皮并被填入稻草，他们的首领则被锁链绑在埃克巴坦那王宫的大门前，“好让每个人都看得到他” 。直到所有族人、同胞能清楚看到他所蒙受的羞辱后，立志当上米底人国王的弗雷奥尔蒂兹才被钉死在木桩上。

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教育那些部落首领。埃克巴坦那尖桩上腐烂变形的那具尸体在贵族们的脑海中留下的沉重印象，如同它在夏季炎热空气中散发的恶臭一样持久。两个月后，波斯贵族也被上了同样的一课。再次被打败的瓦希兹达塔理所当然地被钉死在尖桩上，他最亲密的随从们被处以同样的酷刑，在一片林立的木桩上受尽折磨。大流士带着严峻而执拗的表情目睹着这一场景，如今不会再有任何觊觎者胆敢自称是巴尔迪亚了。被谋杀的国王终于可以安安静静躺在坟墓里了。大流士顺理成章地接收了他的家眷，包括他的姐姐、妻子和女儿，其中还有当过两次寡妇的阿托萨，不过这一回她总算不是嫁给自己的兄弟了。与谋杀巴尔迪亚的凶手共寝会有怎样的感受，只有她自己知道。根据记载，她并非大流士最宠爱的妻子，成为大流士妻子的是她的妹妹阿尔塔斯图娜（Artystone），即居鲁士的二女儿。新国王可以通过迎娶这位公主，与前朝王室建立起关系纽带。

当然，借着血腥手段夺得王冠的大流士，不只靠后宫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虽然会强调自己与居鲁士的血缘关系，却也骄傲地宣扬自己的独尊地位：“我，大流士，万王之王，波斯国王，我是各国的君主，徐司塔司佩斯（Hystaspes）之子，阿尔撒美斯（Arsames）之孙，阿契美尼德氏族的一员。” 就这样，他列出一长串耀眼的名字，宣扬他的王权。他又说：“我的家族中，在我之前有八人当过国王，我是第九个国王。我的家族中如今已有连续九代君主了。” 当然，这样的说法牵强到了极点。试问，他把冈比西斯摆在哪里？把居鲁士摆在哪里？事实上，大流士自己的父亲徐司塔司佩斯仍活得好好的，这个事实让他的说法显得有点尴尬。不过现在，大流士已经掌握了整个世界，他拥有完全不在意这些小问题的资本。毕竟，重要的不是朝臣和部落首领的小圈子会怎么想，而是帝国万民（与子孙后代）会怎么想。

另外，这些虚构只隐藏了一个更深的真相。到了公元前521年夏天，虽然埃兰和美索不达米亚仍有零星战火，但大流士的胜利是毋庸置疑的。他为自己巩固了王位，也为波斯人民保住了对全世界的统治。大流士常常宣称，除了他这样得到阿胡拉·马兹达青睐的强人外，谁又可能取得这样惊人的成就？他通过一系列著名的举动，建立起称颂自身统治的丰碑，这些纪念物显然成了他受到神明庇佑的证据。例如，神圣的贝希斯敦山既见证过高墨达被处决，又见证过弗雷奥尔蒂兹的溃败，这些事件都是大流士称王过程中的重大转折点。新国王为了让他打击“谎言”的战争永垂不朽，决定选择这个地点来记录那些重大事件。他甚至在波斯军队取得最终胜利之前，就派人到贝希斯敦山刻石纪念。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波斯语以书面形式被镌刻，“像书页一样，被刻在血红色的岩石上” 。大流士如何从罪恶中拯救世界的故事太重要了，不能光靠祭司以话语传述。只有坚固的石头，才能像圣龛一样盛放这项史诗般的成就，“所以它被凿在石上，我还在世的时候，就会被人们传颂。这铭文还会被人们拓印，散播到帝国的每个省份” 。在帝国中，大流士的丰功伟业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尽管国王尽力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宣扬自己的功绩，他仍然没能完全逃脱叛乱和战争的纷扰。他的意图在贝希斯敦山峭壁的巨大浮雕中展露无遗，浮雕旁边嵌刻着说明性的文字。浮雕中端坐着巨人般的大流士，俯伏在他面前的是惊恐万分的高墨达，更前方是一排身形矮小、被捆绑着的来自谎言世界的国王。但征服者的脸上没有得意，也没有讥讽或是冷笑，只有安详、庄严、高贵与平静，仿佛浮雕所刻画的胜利在这位英雄眼中不过是过眼烟云。然而，这种表达方法极大地偏离了国王自我表扬的模式。当亚述诸王刻画自己征服的敌人时，他们会以最铺张的手法描绘各种血腥细节，包括攻城机器的推进、战败者的逃亡及成堆的战利品与首级。但贝希斯敦山的浮雕中没有这类东西。对大流士来说，重要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他最终取得了胜利；重要的不是流血，而是在血液干涸之后，一个和平的世代已经来临。的确，对谎言世界诸王的胜利重大而惨烈，它们证明了大流士向来主张正义，也证明了他确实是阿胡拉·马兹达真正的拥护者，因此新国王要求人们将这些细节记录下来并予以宣扬。不过，此后他不再容许自己的形象出现在无关紧要的事件中。身为一名普世的君主，他现在已经凌驾于俗世的事物之上。就像马兹达神高居尘世的秩序之上，作为神的代理人，波斯国王的地位也应当超越了时间与空间。换言之，历史已被带到一个辉煌的终点。波斯帝国既是历史的巅峰，同时也是历史的终结。如果波斯帝国不是宇宙秩序的真正捍卫者，它又怎能称霸地平线之内的一切土地呢？这样一个帝国如今已经被大流士从“谎言世界”中拯救出来，它将会经受住一切考验并永恒地持续下去：它不会终结，不可动摇，永远守望着真理。

话虽如此，历史的车轮当然继续滚滚向前。公元前520年，当大流士的石匠还在贝希斯敦山卖力工作时，桀骜不驯的埃兰人再次叛变。大流士勃然大怒，马上以惊人的新辞令谴责他们：“那些埃兰人没有信仰。他们不尊崇阿胡拉·马兹达。” 这样谴责一个民族怠慢他们原本就不信奉的宗教是极不寻常的。在此之前，大流士追随居鲁士谨慎的政策，总是非常尊重异族的神明。但现在，他却对属民发出一个严厉且全新的警告：若有人胆敢反对阿胡拉·马兹达所定下的秩序，他们就不仅会被视为“谎言”的信徒，还会被认为是伪神与恶魔的崇拜者。相应地，对他们发动战争的人将会“在生前身后都得到神的祝福” 。生前能享受荣耀，身后能进入天堂——这就是大流士对臣子们许下的诺言。这个允诺被证明非常有激励性：大流士的岳父戈布里亚斯领军进入埃兰，飞速地平定了叛乱，速度之快如入无人之境。自此，埃兰人再也不敢挑战波斯国王可怕的权力了。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场“圣战”的结果。

虽然人们对这场战役的印象已经模糊而且难以回忆，它却有着重要的意涵。通过测试宗教潜力的极限，大流士推动了一个戏剧性的创新，其中蕴含着某些极端思想的种子：以打击不信神者为借口来攻击异族敌人；向战士允诺勇敢参战者即可进入天堂；以神之名展开征服成了凡人的职责。然而，大流士虽下令入侵埃兰，但没想过要把自己的宗教强行推广到他所征服的所有土地上。在当时的时代精神下，人们还并没有强迫他人改变宗教信仰的想法。但无论如何，一个新时代还是来临了，大流士正是它的助产士。他的帝国观，即帝国是一种宇宙秩序、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混合物，被证明有着惊人的效用，不仅变成他自身统治的基石，还成为普世统治秩序观的基石。他不但使居鲁士建立的霸权延续下来并免于解体，还为这个霸权做了二次奠基，而这个全球性的君主国将为世界带来和平。

虽然大流士的谋朝篡位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但他的原意并非把世界弄得天翻地覆。事情刚好相反。近东的古代王国在发动了最后的叛乱之后，已经永远退出了列国角逐的历史舞台，但终结了这些王国的大流士，仍然纵容古老王国的幽灵继续在原地徘徊。虽然波斯人在必要时也会很野蛮，但暴力革命并非他们追求的理想。新国王在建构他的新秩序时，还是会以旧事物来妆点自身：埃及仍然被一位法老统治着，美索不达米亚仍然由巴比伦国王统治，一名自称阿斯提阿格斯后人的人统治着米底。大流士除了身兼所有这些头衔之外，还是“万王之王” ——这是最令他感到荣耀的头衔，倒不是因为他把外族的王国看成自己的国土（虽然他确实这么看），而是因为它可以表达出大流士王权的精髓：凡世上有过的一切王权，如今都在他一人之下，他就是最伟大的王。

如此一来，其他所有人在他面前都变得渺小。就连他从前的同僚，在波斯最著名且拥有最荣耀名号的人，还有其他6名行刺巴尔迪亚的同谋者，现在都只能位列“班达喀尔”（bandaka）——意思是国王的侍从。在内战中遭到屠杀，又受到大流士无情军队威胁的贵族，不再敢对王权提出任何质疑了。大流士在巴比伦的那几个月没有虚度，他迅速将这里的经验带了回去。在战败的埃兰人的首都苏撒，他下令铲平大部分城区，建起了庞大的新王城。新的王城彰显着对其所处之地的蔑视，因为它并非依自然地形建造，而是建筑在人造的平面，即砾石与砖块砌成的庞大地基之上。大流士并不满意这座匆忙建造起来的新都城，他想要建造另一座更庞大的城池。于是他开始在波斯本地到处物色未开垦的合适地点，最终他选定了帕萨尔加德以南约32千米的地方。大流士始终对帕萨尔加德尊崇有加，但这座城市与居鲁士的关系太密切，因此无法满足大流士的需求。大流士想要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舞台，因此选定了一个完全被他个人荣光笼罩的地方：慈悲山（Mount of Mercy）。这个地名不无讽刺，因为瓦希兹达塔和其他造反的贵族就是在这座山脚下被处死的。如今在紧邻山坡之地，大流士下令修建庞大的梯田状平台，平台俯瞰着下方的处决之地，“漂亮又不会渗水” ，最适合充当世界都城的地基。

大流士将它命名为“帕尔萨”（Paarsa），好像整个波斯都浓缩在这座新都的城墙之内，某种程度上情况也确实如此。国王对中央集权的追求是没有限度的。这个后来被希腊人称为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城市，是被当作帝国的神经中枢、动力中心与帝国荣耀的陈列柜修建起来的。不仅是波斯，整个帝国广阔疆域内的统治权力都被纳入同一个巨大的行政单位里，并集中于国王一身。大流士于在位最初几年中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来巩固统治，确保帝国不会瓦解。他以一贯旺盛的精力，投身于其他任何君主都未曾面对过的巨大管理难题：如何为世界性的帝国打造健全的财务系统基础。同一个难题曾摧毁过冈比西斯和巴尔迪亚的统治，但大流士再次证明自己的才智与其野心旗鼓相当。在冈比西斯统治末年困扰过帝国的财政危机，如今被轻松解决了：在居鲁士和他的两个儿子统治期间，原本濒于崩溃的税收体系得到了有效组织与改革；在帝国境内的每一个省份，税率都被精心调整并固定下来。这是一项空前的成就，这项政策注定要在未来近200年中，成为波斯国力的基石。大流士不仅凭借着他的军事天才与宣传天分拯救了波斯帝国，更重要的是他勤勉而谨慎的财政政策把帝国自悬崖边缘拉了回来。如果说波斯波利斯与苏撒的辉煌极大彰显了帝国在他统治下的强盛，那么背着沉重羊皮卷、陶板和图表的王宫行政人员，也一样展现着帝国的繁盛。在背后取笑大流士的波斯贵族会称他为“小商贩” ，但若没有这套记账的本事，整个波斯帝国将难以为继，更遑论强盛了。

宫殿本身的修建过程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因为万王之王的贡赋收入的凭证不是尘封于档案室中，而是庄严而神圣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大流士待在巴比伦那几个月，见识到这座城市许多伟大之处：从宫殿的装饰到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与众多语言，都见证着已经逝去的帝国的规模。因此，苏撒和波斯波利斯作为统治范围远超巴比伦许多倍的帝国的都城，应该大量使用“来自遥远国度的材料”来作为装饰才能彰显风度。 因此，新都城各处的建造规划，都已远超出过去一切君主的城池。如果将装饰作为衡量君主伟大程度的准绳，那么大流士的“宏大规划”便能让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苏撒的访客会被如此告知：“来自萨迪斯与巴克特里亚的黄金，被交给此处的工匠打造；这里使用的珍贵宝石，包括天青石和红玉髓都是从粟特运来的；白银和黑檀木来自印度，墙上的浮雕壁带来自爱奥尼亚；象牙是从埃塞俄比亚、印度和阿拉霍西亚（Arachosia）运来，并在此地进行雕刻。” 如此这般，为宫殿的奢华感到无比骄傲的总管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帝国23个地区进贡的物料和人力，从来没有税务申报单以如此炫目的方式示人。

那么，原本身为世界之都居民的巴比伦人被分配到了什么任务呢？他们被命令去挖掘地基，烧制泥砖。这听起来不是多么光彩的工作，然而当大流士为各族属民建设苏撒的功劳进行排序时，巴比伦人名列首位。“泥土被挖出，瓦砾堆被压平，砖块被烧制——这些工作都被分配给巴比伦人，由他们来完成。” 这种安排蕴含着深远的象征意义，而且无疑都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因为大流士知道，依照美索不达米亚的习惯，人们从不会清扫倒塌了的纪念碑的瓦砾，而是在填平废墟后的基础上继续盖新的建筑。例如，即使一座神庙的高塔高耸入云，一样是奠基于过去的瓦砾堆上。万王之王的宫殿也是如此。

奠基于巴比伦人修筑的庞大砖石基台上，装饰以全世界各地的奢侈品和珍宝，苏撒和波斯波利斯虽不是诸神的居所，却也拥有了神圣超凡的地位。巴比伦城因其巨大无比的规模而拥有振奋人心的力量，反观波斯国王的首都，它根据其创建者的设计奇想，为和谐秩序的景象竖起了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波斯帝国的都城缺乏大都会的特质；事实上，早在波斯波利斯奠基以前，无所不在的金融世家埃吉比斯家族就在这一地区开设了分支商铺，没多久其他商人和金融家也纷纷涌进来；政府官员云集此地；操着各种语言与口音的匠人和劳工也从世界各地汇集到这里的街道上。然而，苏撒和波斯波利斯不像巴比伦那样充满了大都会的狂热氛围，大流士也无意让它们这样。万王之王并不希望自己一走出宫殿，就会碰到臭烘烘的平民，他不会想要在杂乱的人群里显示自己的王权。档案库里妥善地保存着税单；宫殿门上闪耀着来自遥远山脉的珍贵金属；壁带浮雕上刻画着阿拉伯人、埃塞俄比亚人或是犍陀罗人恭顺进贡的场景——这一切都清楚明白地展现着波斯帝国永恒的光辉。对大流士来说，一些管理帝国的残忍手段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还有普世的神圣观念。在这个观念中，波斯统治所代表的契约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臣民以自甘卑微换取保护，以顺服换取天下太平。当然，相较于美索不达米亚各大帝国的政治宣传，这种愿景显然不那么热衷于杀戮，但也非常有力地为无止境的全球征服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它的逻辑非常明显：如果波斯人的天命是把和平带给一个流血的世界，那么不向他们臣服的人显然就是混乱和黑暗的代理人。他们作为“谎言”的工具，不仅威胁着大流士的帝国，还威胁着这个帝国所映射着的宇宙秩序，就连天地也会偶尔显示出它们对万王之王敌人的厌弃。公元前519年，也就是埃兰人起义被镇压的一年后，冥顽不灵的斯基泰人在帝国北境再次举起反旗。亲自带领大军平乱的大流士被向导出卖，在荒凉的大草原上迷了路。附近没有水源，天空也没有下雨的迹象。陷入干渴的大流士别无选择，只好采取最后的办法：他爬上一座山丘的顶峰，脱掉王袍和王冠，全力把自己的权杖插入地面。到了破晓时分，随着笼罩大地的阴影被驱散，万王之王高声祷告。他的祈求获得了回应，天空中下起雨来，大地得到雨水的滋润从而焕然一新。大流士重新穿戴上帝王的行头，带领军队打败了叛军。对波斯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次远征更振奋人心了。它说明了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遥远到不能被波斯人驯服。“从海洋的这边到遥远的另一边，从陆地的这一边到遥远的另一边” ，悉归大流士统治。

无可否认，万王之王统治疆域的范围之大前所未有，但还远没有涵盖全世界。在锡尔河另一侧，亚细亚的大草原仍然在环绕着兰加河一带无人占领的土地上静静延伸着；在非洲，冈比西斯向西派出的一支波斯军队被沙漠风暴尽数吞噬； 在欧洲，与爱奥尼亚诸城隔海相望的，还是一个对波斯人来说全然陌生的大陆，它几乎从未被探索过，还是一块有待探索与征服的处女地。假以时日，这些遥远荒蛮的土地肯定会归顺。万王之王的军队无可抵御，波斯帝国所代表的光明“秩序”终将突破“谎言”最后的要塞。打败斯基泰人后不久，大流士筹划了新的征服活动。公元前518年，他的目光望向东方，派出一支小舰队侦察印度河流域的神秘土地，入侵随即展开。他征服了旁遮普，要求当地人以金沙、大象和其他珍禽异兽向他进贡。就连印度河本身，都被象征性地套上枷锁：它的河水被装入一只大坛中带给大流士，并被存放在他的宝库中，与装着其他河水的容器摆在一起，作为被征服的象征，为万王之王的荣耀增添光彩。 ^[1]

无疑，印度河那边还有更遥远的土地，它们仍独立于波斯的统治。不过，这些土地虽然没有被正式划为波斯的省份，但仍渴望得到万王之王的庇护。有意者只需进献一坛土和一坛水，就可以得到国王仁厚的关爱。伴随着这些献礼的是庄严肃穆的仪式。归顺者必须把自己故乡的泥土撒在地上，跪在上面发誓效忠波斯。万王之王便是以这种充满象征意味的方式，将自然造物与人类都一并纳入他的统治之下，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而归顺者自国王面前退下后，也无法再质疑他们刚刚的举动了。他们已经踏上无法回头的道路，成了世界帝国的一部分，不论这个部分有多么卑微。

因此，万王之王无须动用军队来扩大波斯人的势力。他们向西、向东继续推进，越过陆地，越过海洋，当旁遮普被征服时，曾经和大流士竞争王位的欧塔涅斯，已在爱琴海东部的水域巡航。萨摩斯岛（Samos）被正式划入帝国的版图，其四周的岛屿因慑于波斯舰队，开始考虑向万王之王的使者献出土和水作为礼物。对于大流士来说，这无非意味着他会向更多人承诺为他们提供庇佑。随着富饶的印度河平原被征服，大流士可以把注意力转向疆域的另一端了。既然有两个大陆臣服于他无上权威之下，为何不能有第三个？

万王之王的目光，无情地转向了西方。

[1] 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假设。我们已经知道的是“波斯国王从尼罗河和多瑙河取水，并将其储存在他的宝库中，以见证他的强大权力与世界帝国的伟大”（Plutarch, Alexander , 36.4）。这份河流的清单无疑反映了这位历史学家的希腊人视角：不包括印度河似乎是不合适的。 R5Q7FtRclwwEAeQs/YZdLyDrS3LpnvdVCDmWTdR2eaRoeIJ9I+Pb3Q/UELovtTx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