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人宣称:没有土,就永远不会有城市或伟大的国王。他们完全明白,自己的文明是用泥土塑造的。当天地初开,世界还是一片汪洋时,众神之王马尔杜克(Marduk)以芦苇做了一艘筏子,并以尘埃覆盖它,加水搅拌成泥,然后用这些材料为自己建造住所,称之为埃萨吉拉(Esagila),这便是世界上的第一座建筑。无数代以后的人们仍可看到这座建筑矗立在巴比伦的心脏地带。即使没有那些神庙建筑,巴比伦人也能了解土与水混合后可以创造什么——他们本能地了解这些知识。马尔杜克在天地初开时就宣布:“我将取来鲜血,塑成肉体,创造出第一个人。” 正如他所言,他将适量尘土与被杀死的敌人的鲜血混合起来,从这团黏糊糊的混合物中塑造出了人类。在这个最初创造人类的行动中,一种永恒的模式已经被确立起来。战场上的尸体、田里的作物、城墙的砖块——没有了泥土,这些还能存在吗?虽然巴比伦人被荒凉的山脉与沙漠包围着,但每当望向自己的土地,他们就会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民族:他们得到两条(而非一条)大河的庇佑,这充分说明了诸神有多眷顾他们。肥沃的土地,高耸入云的辉煌建筑,商人能够很容易地航行于海上——这些都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馈赠。无怪希腊旅人将这片平原称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如果没有水,巴比伦将会失去一切财富,只剩下干燥的尘土。
巴比伦城被视为波斯国王王冠上的宝石。巴比伦人深知,若是国王失去了巴比伦城,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一切。他们自信满满,习惯了将自己的城市看作一切重大事件的轴心。数百年来,他们的野心让近东为之震动。在亚述的众多敌人中,巴比伦始终是最顽强的,他们和米底人一同发起叛乱并摧毁了人们厌恶的亚述帝国。巴比伦人随后在亚述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强迫四邻接受亚述人曾经施展过的铁腕统治。 耶利米(Jeremiah)在古代的犹大国哀歌中预言道:“他们的箭袋是敞开的坟墓;他们都是勇士。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吃尽你的儿女;他们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又必用刀毁坏你所倚靠的坚固城池。” 后来,一切都像这位先知预见的那样发生了。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攻陷,沦为废墟,大批倒霉的犹太人被掳走。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哭泣,四周是从近东各处迁来的其他民族——虽然美索不达米亚人口稠密且土地肥沃,但早已不能自给自足,只能像吸血鬼那样,依靠着遥远属国供给的物产与人口来满足它怪物般庞大的胃口。巴比伦的街头挤满了移民,这些人中有奴隶、俘虏,也有雇佣兵和商人,巴比伦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城市。甚至在被居鲁士征服后,它仍然是近东地区的超级熔炉,其街头充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种方言、异域动物的鸣叫声、羽翼闪闪发光的珍奇鸟类,还有黄金、红宝石、珍珠母贝等各色珍宝。边远之地的波斯怎么能与之相比?波斯或许是帝国的首都,但很难被称为“世界的心脏”。
因此,巴比伦人很自然地会认为,波斯的统治只是短暂的特殊状态,不过是诸神的一时之念。居鲁士一贯具有宽大的胸怀,他不屑于彻底铲除被征服的统治者家族。甚至,迟暮之年失去了城池的巴比伦末代国王那波尼德(Nabonidus)去世后,其不少后代仍然趾高气扬。其中一人趁着巴尔迪亚遇刺所造成的混乱,在10月上旬自立为尼布甲尼撒三世(Nebuchadnezzar III):这个名字让从前吃过巴比伦苦头的民族心惊胆战,因为尼布甲尼撒二世是巴比伦最伟大的君主,曾经征服过耶路撒冷和其他许多地方,他摧毁了无数城市,葬送了那些一度光辉过的国家。关于他的传奇的、难以置信的与恐怖的记忆深深铭刻在战败者的心中。若说这位新国王的名号让整个近东地区为之战栗,这无疑是巴比伦人梦寐以求的效果。他们的世界似乎必须恢复从前的平衡状态:波斯盗贼曾经从美索不达米亚手中窃取了统治世界的权力,如今是时候归还了。因此,尼布甲尼撒再度称霸天下是理所应当的。
然而,大流士对政治宣传向来十分警觉,他对这些事情非常了解,不会掉以轻心。因此,当埃兰的叛乱切断了大流士返回帝国腹地的道路时,他并没有急着回波斯,而是直接赶往美索不达米亚。他以自己一贯的惊人速度从山区赶来,沿着居鲁士17年前走过的同一条道路前进。起初他也像居鲁士那样,发现这条道路完全向他敞开。两河流域的边界上,矗立着男性生殖器形状的巨大界碑。界碑的前方是一望无际而单调的冲积平原,只有弯腰耕种大麦的农人偶尔会打破这片空旷的景象,还能经常看到断断续续的棕榈树带。这些景物标志着沟渠和运河的所在,但这里的水系远不如南部的幼发拉底河一带丰富。因为相较于它的姐妹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河岸非常陡峭,而且水流湍急(这对农民来说非常不便),这条河流就像它的波斯文名称“飞箭”一样,飞速流淌着。
不过,底格里斯河这些不适宜灌溉的特质,却让它成为一条理想的防线: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坦无险的地形中,这里大概是最易守难攻的地点。为了抵御米底人入侵的威胁,人们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开阔平地上,筑起了一长列8米厚、10米高的防御工事作为屏障,人们在荒凉的平原上就能清楚看见它的垛口。即使在它落成60年后,这道“米底边墙”(Median Wall)仍见证着修筑它的君主——尼布甲尼撒二世——为世人所恐惧的权势。人们已经难以想象,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合展示王权的力量了。此处的边墙穿越了整个阿卡德地区(Akkad),这个地区也长远流传着对一项改变过历史命运的革新的记忆。早在尼布甲尼撒的几千年前,一位名叫萨尔贡的人在此实现过人们长久为之沉醉的帝国梦想,从此永久留在了世人的记忆中。巴比伦的国王也都以“阿卡德国王”的头衔为荣。这个称号或许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名号(例如“天下四方之主”或是“宇宙的主宰”)相比略显谦逊,却可以让巴比伦的国王们将自己的统治历史追溯到这个最初的帝国。虽然阿卡德早已变成外省地区,昔日的辉煌也早已随风而逝,但它曾经是一个世界统治者的首府,早在公元前23世纪,人们正是在阿卡德构想出了最早的世界观念。
萨尔贡这位原本默默无闻的冒险家,尽管出身无名,却有了征服世界的野心。他吞并了四邻的城邦,将“普天之下的土地” 收归一人统治,从此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霸主典范。在建立阿卡德王国约2 000年后,他仍然是伟大国王的典范。事实上,在波斯人征服这里的几十年前,人们对他的膜拜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在埃兰的首都苏撒(Susa),一座当初萨尔贡的孙子为萨尔贡打造的胜利纪念碑被仔细清理后公开展出。当阿卡德出土了萨尔贡这位伟大人物的雕像时,那波尼德立即前来视察并监督修复工作。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冒出:在乌尔,那波尼德的女儿恩尼加尔迪南娜公主收藏的大量古物在被仔细分类后向公众展出,以达到教育公众的目的。同时,巴比伦地区的学者也搜寻图书馆并翻查古籍,引用那些古老而过时的文章典故,为他们主人的各种奇思妙想与现实需求寻找合法性依据。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生活在数千年来的积习中,对远古时代极为尊崇。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受到古代习俗的压抑,反而不断重新吸收、组合古代材料,并从中获取利益。
面对古代传统的挑战,我们也许会以为波斯人会抱有与巴比伦人截然不同的态度,会表现出不信任甚至是恐惧。相比之下,他们自己的历史和其他许多历史一样,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时代的变迁——人们在帝王世系表和星象图中谨慎地记录着这些内容——对它们的追踪者来说意味着知识,而知识代表权力。巴比伦向来以巫师云集闻名,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早已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天文观测网络,以便占星学家能够及时观察上天的各种警示,并迅速把最新的消息传递给巴比伦的情报首脑。这种预见未来和绘制作为治国依据的星图的能力,对巴比伦诸王来说一直是有力的武器。他们的城市也因精密复杂、神秘莫测的宗教仪式而闻名,那里有无数的金字形神塔和神殿。人们相信这些建筑的地基在远古时代就完工了,建筑的蓝图可以追溯到时间诞生之初,而修建所用的砖头上印着神明的指纹。这样的巴比伦人几乎是不可战胜的。
不过在公元前539年,当居鲁士首次以征服者的身份抵达这座城市时,他丝毫未被吓倒。事实上,对美索不达米亚那些异域的、复杂的传统,他比那波尼德敏锐得多,能察觉到这些传统可能给自己的统治带来的好处。巴比伦的末代国王虽然也对古代的事务非常着迷,但他的研究热情过了头。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像对待英雄一样崇拜萨尔贡,他吹捧亚述诸王,尊称他们为“王室祖先” ,并采用他们的头衔。然而,在一个亚述诸王曾经试图摧毁的城市中,这种做法无论如何是不明智的。不过,最冒犯巴比伦人感情的(也是最致命的),是他居然把马尔杜克神像的鼻子弄断了。
对于一位非常在意自身尊严的神明来说,这种事是难以想象的,任何凡人,即使是最伟大的君主都负担不起冒犯他的后果。正是因为这一点,每当新年到来时,国王都要到巴比伦城最大的神庙埃萨吉拉,在马尔杜克黄金神像严厉的目光下,进行一个羞辱性的宏大仪式:被人掌掴和揪耳朵。若国王因此泪流满面,那是最好不过了,因为这表示马尔杜克已经感到满意;若国王无动于衷,就预示着将会有灾难降临他的王国。从巴比伦人的角度来看,那波尼德的行为尤其恶劣。他不仅整整10年没待在巴比伦(因此也没去过埃萨吉拉神庙),更过分的是,他在马尔杜克神庙中倡议人们去崇拜古老的月神辛(Sin)。他确实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充分理由,因为巴比伦不像其市民吹嘘的那样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它的庇护神马尔杜克也是较晚才登上众神之王的宝座的。那波尼德希望能够通过推广辛神崇拜,为他历史悠久的帝国培育起(相较于盛气凌人的马尔杜克崇拜)没那么盲目狂热的爱国情感。不过,他在这样做的同时,其实是为居鲁士的政治宣传大开方便之门。“马尔杜克环顾列国,寻找一位合适的君主。” 最终,他选中了一位波斯国王。居鲁士在新属民的欢迎中进入巴比伦,将那波尼德贬为异端,愉快地宣布自己是马尔杜克选中的国王。他允许这个城市不受打扰地继续举行那些古老的仪式;一度被那波尼德收起来的偶像,如今也被放回原来的神龛。根据记载,在波斯统治的前几个月里,居鲁士的长子冈比西斯作为父亲的代理人,甚至会前往埃萨吉拉神庙接受新年的掌掴仪式。
马尔杜克神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两河之地的秩序也因此得以维持安定。的确,在巴比伦人看来,波斯人不过是暴发户,巴比伦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成了受人统治的外省城市,也让市民们感到不悦,但居鲁士和冈比西斯为巴比伦人带来了和平,而这是一个国王能缔造的最大福祉。马尔杜克神的祭司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地位和巨额财产也得到了保障,然而他们并非唯一热心配合异族统治者的本地人。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依然繁荣,那波尼德统治时期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也稳定下来,商业道路不再遭到波斯人封锁,商队再度络绎不绝。对大商人和金融家来说,美索不达米亚被吸纳到世界性帝国中为他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在利润至上的思维下,他们不会怀念曾经的统治者。例如,长久以来,金融世家埃吉比斯家族(Egibis)世代都为巴比伦的王公贵族提供贷款,但在那波尼德垮台后不久,他们就顺从地接受了新秩序,在商业文书中采用居鲁士登基后的纪年,并计划把事业拓展到伊朗。短短几年内,他们就在埃克巴坦那乃至整个波斯设立了分行,还积极将触角伸到其他领域,包括奴隶贸易和买卖婚姻。但随后,美索不达米亚突然爆发了起义,埃吉比斯家族发现自身正受到局势威胁。到了公元前522年深秋,他们在巴比伦的总部和各地的分行失去了联络。家族中的两兄弟滞留波斯,债务压力也不断增加。对埃吉比斯家族成员来说,巴比伦城起义带给他们的不是解放,而是一场灾难。尽快将起义镇压下去,恢复市场稳定对他们而言才是好事。
当然,在大多数巴比伦人看来,波斯人的统治已经沦为谋杀与派系斗争,因此他们的起义本来就是正当的。马尔杜克神曾受到那波尼德的冒犯,不必多说,现在他自然对居鲁士家族的自相残杀也大为不满。不过,这个关于神意的假说虽然对大流士的王权合法性构成了威胁,却也为他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他已经是阿胡拉·马兹达选中的人,为什么不可以证明他也会被巴比伦的最高神祇选中?马尔杜克神已经抛弃了异端的那波尼德,难道还会再眷顾那波尼德的儿子吗?对大流士来说,还有什么能比粉碎巴比伦人的叛乱更能证明自己担任世界主宰的资格?难怪他要日夜兼程赶往巴比伦,而波斯的前锋部队早在12月初便来到了“米底边墙”。随后,大流士转向侧方,带领军队渡过底格里斯河,他的士兵牢牢地攀附在马和骆驼的背上,或是抓住充气的皮囊渡过河流。公元前522年12月13日,他在战场上直面尼布甲尼撒三世的部队,进而击溃了对方。6天后,他在另一场胜仗中彻底消灭巴比伦的军队。于是,尼布甲尼撒带着骑兵残部掉头逃回首都,被落下的投降者无一获得赦免。通往巴比伦的道路已经敞开了。
大流士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这条路。在他前方,巨大的烟尘雾气遮蔽了地平线,那是世界上最大城市吞吐的气息。城里的居民人数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5万,街道狭窄又曲折。这座城市如此拥挤——房屋建筑紧挨着,到处都挤满了人,随处都是粪便——却建造起有史以来最长的城墙来包裹住城市向外延伸的部分。如同巴比伦城中的一切事物,这道城墙也无比壮观,被城墙包围起来的土地面积约有7.8平方千米。城墙共有八扇装饰华丽的城门,人们还在幼发拉底河无法提供自然屏障的位置修建了护城河,护城河中“水流掀起如同海浪般狂暴的波涛”。这座城市为各种世界级的幻想提供了庞大的舞台:“巴比伦,一座富足的城市;巴比伦,一座财富过剩的城市;巴比伦,一座充斥着欢庆、宴乐和无尽舞蹈的城市。” 据说,即使在巴比伦最阴暗的小巷,人们也会看到爱神伊丝塔(Ishtar)的身影:她轻快地穿梭在户外的道路上,或是出现在她最爱的街边酒馆里。因此,整座城市都闪烁着欲望的光泽,到处都混杂着狂欢与艳遇的气息。难怪在那些被掳掠到巴比伦的犹太人眼中,这里就像一座放荡的大熔炉;而对那些遥远国度的人来说,巴比伦则是一个非凡而充满魔法的地方。人们非常肯定地宣称,巴比伦的城墙长达90千米,有100扇青铜城门。人们还传言说在这里的大街小巷,卖淫被视为神圣的工作,父亲们会兴高采烈地为自己的女儿招揽客人。与其说巴比伦是一座城市,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独特世界。事实的确如此,据说“巴比伦的规模如此巨大,以至于居鲁士占据了城市外围后,市中心的人还全然未察觉到他的逼近,于是他们继续庆祝节日、跳舞并狂欢作乐。这就是巴比伦城第一次陷落的经过” 。
巴比伦城的第二次陷落又是怎样发生的呢?关于居鲁士征服巴比伦的传说尽管令人匪夷所思,仍道出了若干事实:任何攻入这个城市的军队都会发现,自己可能会被这片广袤的土地吞没。大流士的士兵看到巴比伦城的城墙自薄雾中显现时,想必会心跳加快。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城市,即便是他们目睹过的埃及神庙也无法与之相比。不过,身为士兵将领的大流士想必不会感到丝毫畏缩,他已经明白(他的情报人员也一定告诉过他),攫取巴比伦的时机已经成熟。表面上,这座城市似乎难以攻破,但事实上,它早已因为内部分裂而不堪一击。若说它是世界的一面镜子,那么这面镜子映射出的正是社会与种族的仇恨。不仅祭司和生意人热衷于配合波斯国王,巴比伦也充满了被掳民族的后裔,他们散布于整个郊区。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愿为尼布甲尼撒卖命。这座宏伟城市的世界主义一度是帝国强盛的标志和支柱,如今却以无政府状态威胁着它。巴比伦人肯定会对这种前景感到畏缩,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他们不惜向一个异族主子投降。在美索不达米亚,混乱总是人们最大的梦魇。人们知道,在天地初开之时,整个世界由野蛮的妖魔鬼怪主宰,后来诸神垂怜人类,赐给他们一个国王,秩序才得以建立。若少了君主,文明将无法维持,妖魔鬼怪势必去而复返。在萨尔贡和他的帝国还不存在的远古时代,便有如此一说:“拥有权威、财富和力量,这些都是神圣的性质。汝等应臣服于强人,应在支配权力的人面前谦卑。” 这也许算不上有英雄气概的格言,却肯定符合实际,也得到了几千年的生活习惯背书。巴比伦人看到波斯国王威风凛凛地策马朝他们而来时,便理所当然地竞相俯伏在他面前。如同他们对居鲁士做过的那样,他们再次打开了城门。
就这样,大流士穿过金碧辉煌的用琉璃砖砌成的主城门,轻易占领了巴比伦城。他没有被城市的迷宫困住。巴比伦城既有混乱之处,也不乏对称的部分。就像诸神以神圣的君主制度架构无形无状的人类社会那样,世界最大城市杂乱的表层也有几条方正的王家大道。大流士沿着最大的一条,也就是“游行大道”,向市中心迈进。
巴比伦人称这条大道为“但愿傲慢者不得昌隆”(May-The Arrogant-Not-Flourish),以此来纪念昔日的无数辉煌。以主人身份策马走过整条大道,就是实现这座城市最骄傲的梦想。在巴比伦,王权的本质就是炫耀。那不是空洞的浮华,而是一种被视为神赐秩序的铭刻,会像电流一样漫开到整座城市,触动所有的血肉、尘土、石头和砖块。“游行大道”上的建筑为这个比喻提供了激励人心的说明:在大道的尽头,矗立着巴比伦最惊人的建筑物——一座会让埃萨吉拉神庙黯然失色的塔庙。它由1 700万块砖砌成,高度近100米,被称为“埃特曼南基”(Etemenanki),意为“天地接壤之处的房子”。如其名所暗示的,这座塔庙是位于城市最中心的巨大象征符号,但“埃特曼南基”不是城市唯一的化身。在巴比伦人的观念中,他们的国王也不只是凡人,因为根据年代久远的美索不达米亚传说,国王是社会的心脏,同时也与其他凡人截然不同。最有益于人们厘清这个悖论的方法,就是到“游行大道”走一趟。在所有进入巴比伦的人眼前,除了城市的主城门之外,还可在与“埃特曼南基”反向的另一头,看见一栋巨大的宫殿坐落于大道上。这座宫殿由多彩的砖块砌成,砖里镶嵌了金、银、天青石、象牙和雪松木,极其璀璨,让所有看到的人都不禁为之低头垂目。这种设计不仅可以作为王权的表征,而且经过精心计算,也被用来强化王权。每个人都会在灵魂深处感到臣服并愿意俯伏。
美索不达米亚充满了魅力,向来对邻邦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其中,安善诸王就一直将巴比伦王室视为他们的楷模;当大流士在大王宫安顿下来时,他也是在接收丰盛的遗产:身为波斯国王,他同时也将以巴比伦国王和阿卡德国王的身份进行统治。虽然他会为自己“阿契美尼德家族的成员、波斯人和波斯人的后裔” 的身份感到自豪,但大流士并不是不屑于用美索不达米亚“万国之王”(King of Lands)的称号来彰显自己的地位。他比居鲁士或冈比西斯更有理由使用这个称号,因为作为一个篡位者,他要竭尽所能找到一切可以支持自身统治合法性的根据。
大流士在赢得巴比伦之后,对于此城能够带给他的所有收益都非常警觉。对于他这样一名头脑敏锐、极具洞察力的人士,这座城市必定是一座彰显王权力量的巨大见证,这样的威势需要用精密仪式、奢侈品和宝石来点缀。他从巴比伦这里获得的经验应当(也必须)很有价值,因为在他仍逗留在这座城市期间,他就开始收到各种坏消息。波斯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胜利未能给其他敌人足够的震慑;在大流士力图主宰的整个帝国中,到处都有人作乱。
对大流士来说,整个世界仍然动荡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