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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可以用任何放大倍率来书写。我们可以只用一页纸来写全宇宙的历史，或者用40卷写一只蜉蝣的生命周期。一位杰出的前辈历史学家，他的专长是20世纪30年代的外交，曾写过一本关于慕尼黑危机及其后果（1938—1939年）的书，第二本书是《和平的最后一个星期》，第三本书的标题是《1939年8月31日》。他的同事们徒劳地等待着体量最大的一本书《午夜前的一分钟》出版。 1 这是人们对越来越少的领域知道得越来越多的现代强迫症的一个例子。
欧洲史也可以用任何体量来写。法国的《人类的进化》（ L’Evolution de l‘humanité ）系列90%以上的内容与欧洲有关，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计划是110主卷，还有增补的几卷。 2 与之相反，本书的任务则是将相同甚至更多的材料压缩在几卷书内。
还没有哪个历史学家能像诗人那样节省思想：
如果欧洲是一位仙女，
那不勒斯就是她清亮的蓝眼睛，
而华沙是她的心脏。
塞瓦斯托波尔和亚速、
彼得堡、米塔乌（Mitau）、敖德萨，
它们是她脚上的刺爪。
巴黎是头，
伦敦是上浆的衣领，
而罗马，是肩膀。 3
由于某些原因，在历史学专著的视野变得越来越窄的时候，通史著作则专注于用每世纪几百页的传统体量书写历史。例如，《剑桥中世纪史》（ The Cambridge Mediaeval History ，1936—1939年）用8卷涵盖了从君士坦丁到托马斯·莫尔时代的史实。 4 德国的《欧洲史手册》（ Handbuch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1968—1979年）用7卷类似的大部头著作涵盖了从查理曼到希腊军政府时期这12个世纪的史实。 5 通常的做法是给予当代比古代或中世纪时期更大的篇幅。对于英国的读者来说，像里文顿（Rivington）的8卷本《欧洲史的各时期》（ Periods of European History ）这样的一部先驱性丛书，从远到近叙述的体量逐渐增加。查尔斯·奥曼（Charles Oman）的《黑暗时代，476—918年》（ Dark Ages, 476—918 ，1919年），以平均每年1.16页写了442年；A. H. 约翰逊（A. H. Johnson）的《十六世纪的欧洲》（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897年），以平均每年4.57页写了104年；W. 艾利森·菲利普斯（W. Alison Phillips）的《现代欧洲，1815—1899年》（ Modern Europe, 1815—99 ，1905年），以平均每年6.59页写了84年。 6 更新的丛书遵循了同样的模式。 7
大多数读者对他们自己时代的历史最感兴趣。但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愿意迁就他们。一种观点认为，“‘时事’在半个世纪之后才能成为‘历史’”，因为到那时“档案已经可以利用，人们也有了清醒的认识”。 8 这是一个有用的观点。但是它意味着任何通史著作都必须在开始变得最有趣处中断。当代史易受到各种政治压力的影响。而对受过教育的成年人而言，对当代问题的起源做一定了解是正常社交需要。 9 400年前，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gh）在遭到死刑判决的情况下写作，他清楚地理解这种危险。他写道：“任何写一部现代史的人若是追随‘真理’的脚跟太近，‘真理’就可能把他的牙齿踢掉。” 10
鉴于这些复杂性，“欧洲”或“欧洲文明”研究的题材千差万别也就不足为奇了。概述整体欧洲史而又不依赖多卷本和多个作者的成功尝试一直很少，并且间隔时间很长。H. A. L. 费希尔（H. A. L.Fisher）的《欧洲史》（ A History of Europe ，1936年） 11 或尤金·韦伯（Eugene Weber）的《欧洲近现代史》（ A Modern History of Europe ，1971年） 12 是其中少有的例外。它们都是由关于“西方文明”这个含糊不清的概念的论文扩展而成（见下文）。也许宏观概述中最有影响的是那些集中在一个论题上的作品，如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的《文明》（ Civilisation ） 13 ，通过艺术与绘画观察欧洲的过去。雅各布·布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的《人的上升》（ The Ascent of Man ，1973年） 14 将视角放在了科技史上。两者都是众多的电视节目的衍生品。一篇更新的论文从唯物主义的立场，以地质学和经济资源为基础研讨这个问题。 15
多卷本的历史概述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它们受到诟病的是只适合用来当参考书而不适合阅读。无论专职的历史研究者还是一般的读者都不打算通读10卷、20卷或100卷的欧洲综述，而是翻阅最吸引他们的题目。这是不幸的。整体框架设定的参数和假设未经研判即应用于论述部分的专注于细节的作品。
近年来，随着高度专门化和微观化研究的盛行，对欧洲历史总体框架进行重新评估的需要日益迫切。少数杰出的例外，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著作 16 ，可以证明这个规律。但是许多历史学家和学生们被吸引到“关于越来越少的事物知道得越来越多”之中，有时甚至忘了更宽广的视角。而人文学科需要多种放大倍率。历史既要看到宇宙星辰的运转，又要聚焦和观察地面上的人们，还要深挖他们的内心和脚下。历史学家需要使用相当于望远镜、显微镜、大脑扫描仪和地质探测仪的工具。
无须争论的是，历史研究在近年来由于新的方法、新的学科和新的领域得到了极大丰富。计算机的出现让历史学家得以开启过去无法实现的一系列定量研究。 ［地租］ 历史研究运用源自社会和人文学科的技术和概念，获益颇丰。 ［阿里奇亚］［杉柏］［狩猎］［避孕］［史诗］［节日］［基因］［圣哥达山口］［列奥那多］［立陶宛语］［诺夫哥罗德］ ［犁］［宣传］［海蓬子］［葡萄收获学］ 由法国年鉴学派从1929年起引领的一股潮流现在几乎已赢得了普遍的赞许。 ［学派］ 新的学术领域，如口述历史、历史精神病学（或“心理史”）、家庭史以及行为史，现在都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了。 ［幽灵］［风俗］［声音］［大家庭］ 同时，许多反映当代关注点的题目赋予了历史一种崭新的面貌。反种族主义、环境、性别、性活动、闪米特族学（Semitism）、阶级以及和平等主题占据了当前写作和辩论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尽管有“政治正确性”在暗中起作用，但所有这些主题都有益于丰富整体的历史研究。 ［黑色雅典娜］［高加索］［生态］［妇女］［诺贝尔］［大屠杀］［斯巴达克斯］
虽然如此，领域的倍增和学术出版物的相应增长，仍不可避免地催生滥用行为。专业的历史学家对“追赶上文献”感到绝望。他们被诱使越来越深入到超专业化的窄胡同里，失去了与普通公众交流的能力。过度专业化已经损害了叙事史学。有些专家依照概要大纲一成不变的假设工作：新发现的唯一途径就是在一个狭窄的前沿做深入挖掘。其他专心于探索“深层结构”的人，对历史的“表象”置之不理。他们转而集中精力分析“长时段的、潜存的趋势”。像他们在文学批评领域的有些同道那样——他们认为文本的字面意义是无价值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应当放弃传统的“事实”研究。他们培养的学生不关心发生了什么，以及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史实的衰落伴随着“移情”的兴起，特别是在教室中。所谓“移情”，也就是以激发历史想象力为目的的练习。想象力无疑是历史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移情练习只有辅以一定的知识才是合理的。在一个虚构文学也有被当作可靠历史信息来源的危险的世界里，学生们对过去的认识有时也会受到老师的偏见的干扰。 17
历史与文学的脱节是特别令人遗憾的。当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者”在一些专业领域被“解构主义者”超越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看起来不仅排除了所有传统知识，也排除了彼此。好在，随着解构主义较为荒唐的见解被解构，我们有了弥合这些神秘莫测的裂缝的希望。 18 绝对没有理由说审慎的历史学家不应当使用经过批判性评估的文本，或者说文学批评家不应当使用历史知识。 ［豹］［科纳尔姆亚］
因而现在看来，这些专家可能做得有点儿过头了。在历史专业辛劳的工蜂和为蜂巢的劳动者带来秩序的蜂王——简化大师（grands simplificateurs）——之间，一直有着合理的分工。如果让工蜂们完全掌握领导权，就不会有蜂蜜了。没有一个人能接受“通史”的宽泛概括一成不变。它们也随着时尚改变。那些在50年或100年前确定的东西已经到了该修正的时候了（见下文）。同样地，对历史地质层面的研究必然不能与地面上的工作脱离。在研究“趋势”、“社会”、“经济”或“文化”时，不应该对男人、女人和儿童视而不见。
专业化给不择手段的政治利益提供了机会。因为没有人被认为有能力提供一个超出他们自己的“陷阱”范围的观点，食肉猛兽们就安然游荡过毫无阻拦的草原。坚实的文献研究被束缚在专断的选题中，这个前提排斥对所有重要的事实因素做充分的审查，尤其是具有罪恶性的事实。据说A. J. P. 泰勒（A. J. P. Taylor）对这样的著作的评价是：“它是百分之九十真实而百分之百无用。” 19
对这些发展的谨慎回应就是主张解释的多元化和“数量上的安全性”，也就是促进特有观点的广泛多样性，以克服每个观点的局限。一个单一的观点是危险的。但五六十个或三百个观点放在一起，就可以建立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综合论述。“真相不止一个，有多少敏感度就有多少真相。” 20
第2章提到阿基米德解决圆周率（π）——计算圆的周长和它的直径的比值——的问题的著名故事。阿基米德知道圆周的长度必然位于圆的外切正方形的周长与内接正方形的周长之间。由于不能直接算出来，他想出的办法是把圆的内接正多边形增加到99边，取其周长作为圆周长的近似值。这个正多边形的边越多，就越接近于圆的形状。与此类似，人们常认为，揭示真相的信息量越大，过去的真实和历史学家重塑它的努力之间的差距就越小。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的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像摄影师静止的二维画面永远不能精确地体现运动的三维世界。“历史学家像照相机那样，总是在撒谎。” 21 如果把这个比喻发展下去，人们可以说摄影师能够大大增加他们作品的逼真程度（这里的目标是逼真程度），即增加同样主题的画面的数量。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镜头、滤镜和胶片进行大量拍摄，可以集合在一起克服单张拍摄的粗率选择。电影制作者发现，按顺序拍摄大量的画面会创造出一种对时间和运动很不错的模仿。同样地，历史学家只有检阅了尽可能广泛的资料，才能重建“全面的历史”。其效果永远不会是完美的，但是每个不同的角度和每种不同的技术都有助于阐明构成整体的一部分内容。
失真是所有信息来源的一个必然特点。绝对的客观是绝对达不到的。任何技术都有它的强项和弱点，重点在于了解每种技术的价值和失真在何处，并得出一个合理的近似值。批评家们反对历史学家使用诗歌、社会学或占星学之类的材料，理由是这类材料是“主观的”、“带偏见的”或“不科学的”，这些批评是显而易见的。这就好比人们可以反对拍摄骨骼的X光片或者对子宫进行超声波扫描，理由是它们的人脸成像很差劲。医生们运用一切已知的设备来揭示人类身心的秘密。历史学家需要一系列类似的设备揭示过往的谜题。
文献史已经享受了长期的独占地位，它既是研究中最有价值的方法，也是最危险的方法。如果处理得不小心，它就成了粗鄙的虚假陈述。并且，有大量过往经历是无法得到记录的。尽管如此，没有人能否认，历史文献仍然是最富有的知识矿脉之一。 ［霍斯巴赫］［王室档案］［斯摩棱斯克］
剑桥历史学派的奠基者阿克顿勋爵曾经预言过文献史的一个特别有害的影响。它倾向于给予搜集证据优于历史学家解释证据的地位，阿克顿生前曾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文献时代，它会使历史独立于历史学家，以牺牲写作为代价去发展学问。” 22
总的说来，历史学家思考得更多的是他们自己的论题，而不是长期困扰读者的问题。对科学客观性的追求大大减少了较早那种想象力的迸发，并将事实从虚构中分离出来。与此同时，它减少了历史学家可以用来传达其发现的工具的数量。因为对好的历史学家来说，仅仅确定事实和收集证据是不够的。这个任务的另一半是洞察读者的心灵，与每一个历史读者具有的所有歪曲的感知做斗争。这些感知不只包括人体的五感，也包括一套预先设定好的知识体系，包括语言学术语、地理名词、符号代码、政治观点、社会习俗、情感倾向、宗教信仰、视觉记忆和传统历史知识。每一个历史的消费者都有一个过往经验的存储器，所有有关过去的输入信息必然会被它过滤。
由于这个原因，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必须像收集和整理他们的信息那样投入大量的精力去传达它。他们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与诗人、作家、艺术家有许多相同的关注点。他们必须密切注意其他所有有助于形成和传达我们对过去的印象的人——艺术史学家、音乐学家、博物馆学家、档案学家、插图画家、地图学家、日记作家、传记作家、录音师、电影制作人、历史小说作家，甚至“瓶装的中世纪空气”的供应者——所做的工作。关键质量——维科（Vico）首先下的定义——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创造性的历史想象力”。没有它，历史学家的作品就只是一封死信，一条没有广播出去的信息。 ［普拉多博物馆］［奏鸣曲］［国家电影委员会］
在这个所谓的科学时代，历史专业富有想象力的一面无疑被贬低了。枯燥的学术论文和未经系统整理的研究资料的价值被夸大了。像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那样有想象力的历史学家不仅仅是因为具有过多的诗人气质而被指责。他们被遗忘了。但卡莱尔对历史与诗歌之间的关系的信念至少是值得考虑的。 23 检查与证实是重要的，而卡莱尔有时没能做到。但是“讲述得正确”也是重要的。所有历史学家必须将他们的故事讲得令人信服，否则就会无人问津。
近些年来，“后现代主义”对所有将研究历史学家放在研究历史之前的人来说已成了一种娱乐。它指的是一股由两位法国宗师福柯和德里达引领的潮流，它既抨击公认的历史知识标准，也抨击传统的方法论原则。一方面，它企图否定文献资料的价值，使用的是文学解构主义者们企图摧毁文本的“意义”的方式。另一方面，它谴责“事实的暴政”和“独裁意识形态”，认为它们潜藏在所有信息中。在极端情况下，它认为一切有关过去的“真实”的叙述都是“强制性的”，而这种强制的主使者包括所有主张“人类价值的承诺”的历史学家。在它的批评者的眼中，它将历史贬低为“历史学家的乐趣”，已成为政治化的激进分子宣传自己的工具。它蔑视既有的文献，暗示知道某些东西比什么都不知道更危险。 24
这个现象引发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它的热衷者只能像那些故作忧郁的学者一样，这些学者不讲笑话，而是写分析幽默的大部头学术著作。人们也不清楚传统的自由主义史学是否可以被恰当地定义为“现代主义”，而那些力图在新与旧之间取得平衡的人是否应被视为“后现代主义者”。嘲笑一切权威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它最终却导向了对德里达的嘲笑。解构主义者被他们自己的技术解构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在‘上帝之死’和‘人之死’中存活了下来。我们也必将在‘历史之死’……以及‘后现代主义之死’中存活下来。” 25
但还是回到放大倍率这个问题上来。任何记录长时段历史进程的叙述必然对全景做不同的安排，来协调与特定阶段或时刻有关的所有特点。特定阶段的历时记录重在具有革新意识的事件和运动，它们虽然在刚出现的时候并不典型，但在后来的时代中会更加突出。特定时刻的共时记录必须结合革新和传统的事物，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第一类的危险是犯时代错误，第二类的危险是静止地看问题。
早期近代欧洲就是这些问题的一个实验场。它曾被探索人文主义、新教、资本主义、科学和民族国家的根源的历史学家们所控制，接着吸引了专家们的注意，他们非常准确地展示出，中世纪和异教世界的因素是怎样幸存和发展的。深思熟虑的历史学家必须设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例如在描述16世纪时，只写女巫、炼金术士和妖女，和过去只写路德、哥白尼或英国议会的兴起一样，是误入歧途。综合性的历史必须注意专家们的辩论，同时也必须找出一种超越专家们的微小关注点的方法。
“欧洲”是一个相对现代的理念。从14世纪至18世纪，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它逐渐取代“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这个概念。关键时期是在1700年前后几十年，在经历了几代宗教冲突之后。在启蒙运动的早期阶段（见第8章），对这个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已经分化的社会而言，想起他们共同的基督徒身份变成了一件麻烦事。而“欧洲”作为一个含义更中性的名称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在西方，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激励了许多国际法专家呼吁采取共同行动，解决当时的分歧。长期被监禁的贵格会教徒彭威廉（William Penn，1644—1718年）身具英荷两国血统，是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开创者，宣扬普遍宽容和建立一个欧洲议会。持不同政见的法国修道院院长夏尔·卡斯泰尔·德·圣皮埃尔（Charles Castel de St Pierre, 1658—1743年），《一个永久和平的方案》（ Projet d’une paix perpétuelle , 1713年）的作者，呼吁建立一个欧洲强国的邦联来确保持久和平。在东方，俄罗斯帝国在彼得大帝时期出现，使得欧洲需要对国际结构做彻底的重新思考。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的签定是最后一个公开提及建立“基督教共同体”（Respublica Christiana）的重要时机。
此后，一种欧洲而非基督教共同体的认识占了上风。伏尔泰在1751年这样描述欧洲：
一种大的共同体被分为几个国家，一些是君主制的，其他是混合政体……但所有国家都相互来往。它们都有同样的宗教基础，即使分裂为几种信仰。它们都有同样的公共法律和政治的原则，这些原则在世界其他地方则闻所未闻。 26
20年后，卢梭宣称：“再也没有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甚至英国人了，只有欧洲人。”有一种观点认为，“欧洲观念”的最终实现发生在1796年，当时，埃德蒙·伯克写道：“一个欧洲人，不管到欧洲的哪个地方，都算不上真正的流亡。” 27 即便如此，欧洲社会在地理、文化、政治上的特征一直存在争议。1794年，威廉·布莱克发表了他最难理解的一首诗，名为《欧洲：一个预言》，他为该诗画了一幅插画，画中全能的上帝从天上探出身来，手中拿着一副圆规。 28
欧洲的大部分轮廓由它延伸的海岸线确定，但是它陆地边界的轮廓却用了很长时间才确定下来。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分界线被古代人确定为从赫勒斯滂海峡（达达尼尔海峡的故称）到顿河，而且在中世纪时仍是这样。一个14世纪的博学之士能给出一个相当精确的定义：
欧洲据说占整个世界的三分之一，它的名字来自欧罗巴，她是利比亚（Libya）国王阿革诺耳（Agenor）的女儿。朱庇特劫走了欧罗巴，将她带到克里特，并将这片土地的大部分命名为欧罗巴。……欧洲起始于塔奈（Tanay）河［顿河］，沿着北部海洋延伸到西班牙末端。东部和南部起自被称为彭图斯（Pontus）的海［黑海］，并且都与大海（Great Sea）［地中海］相连，终于加的支海（Cadiz）诸岛［直布罗陀］…… 29
教皇庇护二世［埃内亚·皮科洛米尼（Enea Piccolomini）］在他的早期专著《论欧洲的状况》（ Treatise on the State of Europe ，1458年）中，以对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色雷斯的描述开始，它们位于交界处，受到土耳其人的威胁。
无论古代人还是中世纪人对欧洲平原的东部边界都没有清晰的认知。其中几个地区直到18世纪还没有永久确定下来。因此直到1730年，一位在俄国军队服役的瑞典军官斯特拉伦伯格（Strahlenberg）认为，欧洲的边界应当从顿河退到乌拉尔山和乌拉尔河。
在18世纪晚期的某个时候，俄国政府在叶卡捷琳堡和秋明之间的道路上树立了一个边界桩，用来标记欧洲与亚洲的边界。从那时起，戴着镣铐向西伯利亚前进的沙皇流放者的队伍，创造了跪在界桩旁抓起最后一捧欧洲土的习俗。一位观察者写道：“在全世界没有其他界桩见过这么多颗破碎的心。” 30 到1833年，当福尔格（Volger）的《地理手册》（ Handbuch der Geographie ）出版时，“欧洲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观念得到了普遍接受。 31
然而，这个观念并非坚不可摧。欧洲延伸到乌拉尔山被接受，是俄罗斯帝国兴起的结果。但是它一直受到广泛批评，特别是分析派地理学家。以乌拉尔山作为边界在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看来几乎没有什么根据，在他们看来，环境因素是居于首位的。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瑞士地理学家J .雷诺（J. Reynold），他写道：“俄罗斯是欧洲在地理上的对立面。”俄罗斯的衰落很可能会引发一场修正，在这种情况下，一位俄罗斯出生的牛津大学教授才提出了“潮汐欧洲”——其边界如同潮汐，有起有落——的观点。 32
地理上的欧洲常常必须与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欧洲概念竞争。而由于缺少共同的政治结构，欧洲文明只能由文化标准来确定。人们往往特别强调基督教的重要作用，其影响在基督教世界的标签不复存在之后仍然存在。
在1945年对战败的德国进行广播时，诗人T. S. 艾略特（T. S.Eliot）阐述了一个观点：由于基督教的内核不断被稀释，欧洲文明正面临着致命危险。他描述了“欧洲精神边界的封闭”，它发生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年代。他说：“文化专制不可避免地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专制到来。”他强调文化的有机性质：“文化是必须成长的事物。你不能建造一棵树，你只能种植它，照料它，等待它成熟……”他强调欧洲内部众多亚文化的相互依存。他称文化“贸易”是这个有机体的命脉。他还强调文人的特别责任。最重要的是，他强调了基督教传统的中心地位，这个传统包含了“希腊、罗马和以色列的遗产”。
在有自己独特文化的民族之间创建一种共同文化，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宗教……我要讲的是共同的基督教传统，正是这个传统使欧洲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还有这个共同的基督教带来的共同文化因素……正是因为基督教，我们的艺术才得以发展；正是因为基督教，欧洲的各种法律（直到最近）能够扎根。正是在基督教的背景下，我们所有的思想才有重要意义。个别欧洲人可能不信仰基督教，可是他的言行举止无不……依赖［基督教遗产］赋予其意义。只有基督教文化能产生伏尔泰和尼采。我不相信如果基督教信仰完全消失，欧洲文化会存在下去。 33
从各个方面来说，这个概念都是传统的。所有与欧洲主题有关的概念变体、反传统思潮以及奇思妙想都要以此为准绳。它是斯塔埃尔夫人（Mme de Staël）所说的“欧洲思想”（penser à l'européenne）的起点。
对于欧洲文化历史学家而言，最基本的任务是识别基督教传统中的诸多矛盾方面，并评估它们与各种非基督教或反基督教因素有多大关系。多元论是确切的（de rigueur）。尽管基督教信仰的明显优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现代最有成果的促进因素，从文艺复兴对古代的热情到浪漫主义者对自然的执迷，本质上都具有异教的特征。类似地，我们也很难主张，当代对现代主义、性爱、经济学、运动和流行文化的崇拜与基督教遗产有很大关系。今天的主要问题是确定20世纪的这些离心力量是否已将基督教遗产贬低为无意义的旧杂物堆。现在几乎没有分析家会坚持认为曾存在过一个铁板一块的欧洲文化。一个有趣的解决办法是将欧洲的文化遗产看作由四五个相互重叠或连接的圈子组成。 34 。据小说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说，欧洲的独特文化身份是“一块两面可以翻转的织物，一面五彩斑斓，另一面是鲜艳而浓重的纯色” 35 。
然而，若是认为“欧洲”没有政治内容，那就错了。相反，它经常被当成和谐与统一的同义语，而和谐与统一恰恰是它一直缺乏的东西。“欧洲”一直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理想，一个所有良善的欧洲人都应当为之奋斗的目标。
对欧洲的这种救世主式或乌托邦式的观点，早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之前的讨论中就已出现。奥兰治的威廉和他的盟友组织了反对路易十四的联盟，他们曾响亮地宣传这种观点，那些反对拿破仑的人也是如此。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说：“欧洲就是我们。”它在18世纪表达的是势力的均衡，在19世纪表达的是和谐一致。它是和平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特点，直到这个时代被1914年的世界大战粉碎，它将欧洲看作统治世界的根据地。
在20世纪，欧洲统一的理想被决心愈合两次世界大战创伤的政治家们复活了。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除了苏联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都在宣扬这种理念。它在国际联盟，特别是在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的工作中得到了体现。它对东欧的新国家特别有吸引力，这些国家没有受过欧洲以外的帝国的干扰，并寻求共同体的保护以对抗大国的强权。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铁幕”建立之后，它被那些计划在西部建立一个“小欧洲”的人们利用，他们设想建立一系列以法国和德国为中心的同心圆。但是它对其他在东部的人们而言也是一座希望的灯塔。苏联的解体，为一个泛欧洲的共同体扩展到整个大陆带来了一线曙光。
但欧洲理想的脆弱性是其反对者和鼓吹者都承认的。1876年，俾斯麦认为欧洲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和梅特涅当年对意大利的看法如出一辙。70年后，“欧洲之父”让·莫内（Jean Monnet）看到了俾斯麦的鄙视的力量。他承认：“欧洲从来没有存在过，人们必须真正创造欧洲。” 36
500多年来界定欧洲的一个关键问题一直集中在应该包括还是排除俄罗斯。在整个近现代史中，一个东正教的、专制的、经济上落后的但却在不断扩张的俄罗斯一直是个不合时宜的存在。俄罗斯的西方邻居们经常寻找理由将它排除在外。俄罗斯人自己也从来没有确定他们是要进入欧洲还是待在欧洲之外。
例如，在1517年，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的校长马切伊·米肖维塔（Maciej Miechowita）出版了一篇地理论文，赞同传统上托勒密对欧洲萨尔马提亚（Sarmatia europaea）与亚洲萨尔马提亚（Sarmatia asiatica）的区分，它们以顿河为边界线。因而波兰—立陶宛在欧洲之内，莫斯科公国在欧洲之外。 37 3个世纪之后，事情就不那么清楚了。波兰—立陶宛此时已解体，而俄罗斯的边界向西推进了一大截。当法国人路易—菲利普·德·塞居尔（Louis-Philippe de Ségur，1753—1830年）在法国大革命前路过波兰时，他无疑认为波兰不再属于欧洲了。“人们相信自己完全离开了欧洲，一切事情给人的印象是时间倒退了10个世纪。”他在进入波兰后写道。用经济上的先进作为欧洲成员的主要资格标准，他是绝对赶得上时代的。 38
而正是在这个时代，俄国政府正在坚持获取它的欧洲证书。虽然事实上它的领土一直延伸到亚洲乃至北美洲，叶卡捷琳娜女皇在1767年明确宣布：“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任何希望与圣彼得堡打交道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毕竟，莫斯科公国从10世纪起就是基督教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沙皇俄国是外交圈子中一个有价值的成员。对“熊”的畏惧没有阻止将俄国看作欧洲成员的普遍共识的增长。由于俄国在打败拿破仑中所起的作用，还由于俄国文化在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和契诃夫时代的华丽绽放，这个共识在19世纪大大加强。
俄国的知识分子分为“西化派”和“斯拉夫派”，对俄国的“欧洲性”程度不确定。在《俄罗斯与欧洲》（1871年）一书中，斯拉夫派的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Nikolay Danilevskiy，1822—1885年）认为俄国本身拥有独特的斯拉夫文明，这种文明介于欧洲与亚洲之间。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诗人普希金雕像揭幕式上的讲话，选择以对欧洲的颂扬开始。他宣称：“欧洲的各族人民，他们不知道他们对我们而言是多么亲切与宝贵。”只有一小群“东方派”主张俄罗斯完全是非欧洲的，在多数方面与中国相同。 39
在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使旧有的怀疑和歧义复现。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国外普遍被认为是野蛮人，用丘吉尔的话说，是一个“残忍下流坯”（baboonery），一群像阿提拉或成吉思汗那样散布死亡和破坏的野蛮亚洲人。在苏维埃俄国内部，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经常被谴责为西方移植物，由犹太人控制，由西方的资金支持，被德国的知识分子操纵。与此同时，官方的强硬派主张，革命已切断了与“堕落的”欧洲的所有联系。许多俄国人对他们的孤立感到屈辱，自豪地说，一个新生的俄国很快就会压倒无信念的西欧。早在1918年，革命年代的俄国大诗人写了一首大胆的诗，题为《斯基泰人》（ The Scythians ）。
你们是成百万人，我们是一群，一群
又一群，
与我们打交道吧，来证明我们的种族来源！
我们是斯基泰人，也是亚洲人，来自海岸
长着斜眼，据说很贪婪。
俄罗斯是个狮身人面怪！
虽然在痛苦中获得胜利，
她用深色的血流洗浴自己的肢体，
她的眼睛盯着你，一盯再盯
在同一束目光中爱恨交织。
旧世界再一次醒来吧！你们兄弟的悲惨状况
苦工与和平，来一次火的交织。
再来一次！加入你们兄弟的欢乐之光！
服从这野蛮人诗歌的召唤。 40
这不是俄国人第一次被一下撕成两半。
作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和他的圈子与欧洲联系紧密。他们视自己为一种肇始于法国大革命的传统的继承人。他们认为自己的直接根源是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他们的战略是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联合起来。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第三国际讨论过一个（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欧洲合众国的可能性。只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联选择了在精神上与欧洲事务拉开距离。同样在这几十年里，一个有影响的俄国流亡知识分子群体——包括N. S. 特鲁别茨科伊（N.S. Trubetskoy）、P. N. 萨维茨基（P. N. Savitsky）和G. 韦尔纳茨基（G.Vernadsky）——选择重新强调俄罗斯文化混合体中的亚洲因素。他们以“欧亚人”（Yevraziytsy或Eurasians）著称，从根本上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但保持着对西欧的价值观的怀疑态度。
当然，苏联70年的统治建立了笼罩欧洲的精神与物质“巨幕”。苏联政府越来越公开地表现出排外情绪，这种排外情绪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大为增长，并被斯大林主义者们不遗余力地培养起来。但是在他们心中，许多俄国人追随苏联集团的大多数非俄国人，培养他们对欧洲更强的身份认同感。这是他们保持精神不死的一条生命线。当苏联解体的时候，他们也因此为——用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的话说——“回到欧洲”而欢呼。
虽然如此，对俄国的欧洲资格的怀疑在俄国内外继续流行。俄国的民族主义者打心眼里讨厌和嫉妒“西方”，为斯大林主义者的组织提供了一个发力点，他们为苏联的崩溃感到屈辱，一心想让帝国回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只能看着莫斯科与华盛顿以及西欧逐渐和解。
西欧的领导，迫切需要稳定。他们无法与戈尔巴乔夫的“人道主义”版本的苏联形成持久的伙伴关系，便莽撞地冲上俄罗斯联邦之岸。莫斯科要求得到经济援助，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缩写NATO，以下简称“北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均建立联系，他们对此抱以同情的回应。但随后他们中有些人开始看到障碍了。毕竟俄罗斯联邦不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国家，它仍然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多民族的结合体，仍是高度军事化的，并且仍然对它的安全表现出帝国式的反应。它没有明确承诺让它的邻居们走自己的路。除非像欧洲的所有其他前帝国主义国家那样，找出摆脱帝国主义遗产的方式，它才有望成为欧洲共同体的合适候选者。至少，欧洲议会议长在1993年9月的演讲中对此坚信不疑。 ［爱沙尼亚］
有些评论家主张，英国的欧洲资格与俄罗斯相比模棱两可之处并不少。从“诺曼征服”到“百年战争”，英格兰王国深深卷入了大陆的事务。但在近现代史的大多数时期里英格兰人都在其他地方寻求发展。在征服与合并了它在不列颠群岛的邻居们后，他们就驶向远方，创造了一个海外帝国。和俄国人一样，他们的确是欧洲人，但是将欧洲之外的利益放在首位。它们事实上是半脱离的。他们习惯于从一个很遥远的距离看“大陆”，这个习惯直到他们的帝国消失后才开始减退。此外，帝国的经验教给他们根据主要在西欧的“大国”来看待欧洲，而主要在东欧的“小国”则不被真正考虑。伦敦的阿尔伯特纪念碑（Albea Memorial，1876年）周围的雕像，是一群象征“欧洲”的形象。这些雕像只包括四种形象——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英国是“一个特例”。 41 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泛欧洲运动的发起者们认为英国与俄国都不会加入。
与此同时，人们做各种尝试来对欧洲文化做进一步细分。在19世纪晚期，一个以德国为主导的“中欧”概念开始形成，与同盟国的政治范围一致。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一个名为“中东欧”的地域名词被发明出来，与新独立的“继承国家”（从芬兰、波兰到南斯拉夫）范围一致。这个名称在1945年后再度流行，作为类似的一系列名义上独立但被囊括进苏联集团的国家的方便标签。在那时，由“北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缩写EEC，下文简称“欧共体”）控制的“西欧”和由苏联控制的“东欧”作为欧洲的主要划分似乎已成定局。在20世纪80年代，以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为首的一群作家创造了一个新版的“中欧”，以打破统治的屏障。不过，这是另一种形式，另一个真正的“精神王国”。 42
“欧洲的心脏”是另一个有吸引力的观念，它具有地理上和感情上的含义。但它是特别不易捉摸的。第一个人将它放在比利时，第二个人将它放在波兰，第三个人将它放在波希米亚，第四个人将它放在匈牙利，第五个人将它放在德语区域。 43 不管它在哪里，英国首相在1991年宣称他打算去那里。对于那些认为这个心脏在一个静止的中心的人来说，它位于欧洲共同体的地理中心圣克莱芒（阿列省），或者以其他各种方式计算的欧洲地理的静止中心华沙的郊区或立陶宛腹地。
在欧洲被有史以来最长的内战分裂的75年中，欧洲统一的概念只在那些有着最广阔的文化与历史视野的人中间保持着活力。特别是在40年的冷战期间，人们需要极大的智力上的勇气和毅力，去抵制持续存在的民族主义，以及欧洲完全基于繁荣的西欧这种狭隘观点。幸好，的确存在一些达到这种高度的人。他们留下的著作不久就将成为响亮的预言。
休·西顿—沃森（Hugh Seton-Watson，1916—1984年）就是这样的人。他是英国东欧研究的先驱者R. W. 西顿—沃森（1879—1951年）的大儿子。还是个小男孩时，他曾在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的膝上玩耍。他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匈牙利语和罗马尼亚语与说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一样毫不费力。他生于伦敦，在那里他成为斯拉夫东欧学院俄国史教授。他常常说自己是个苏格兰人。他从来没有屈从于他那个时代的传统观念。他关于欧洲概念的遗言，被表述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一篇论文中。他的论证强调三个基本点：一个欧洲理想的必要性，东欧和西欧国家的互补作用，欧洲文化传统的多元性。每个论点都值得引一段长文来说明。
休·西顿—沃森的第一个矛头指向的是那些期望欧洲的统一不超出“北约组织”的安全利益或“欧共体”的经济利益范围的人：
让我们不要低估一项积极的共同事业的必要性。因为有件事比黄油的价格更激动人心，比确定防御条约更有建设性，那就是对一个欧洲的神话的追求。 44
第二个矛头指向的是那些企图以西方文明的名义排除东欧人的人：
欧洲文化共同体包括生活在德国和意大利以外的民族……有些东西绝不会因为他们今天不能属于一个包括全体欧洲人的经济或政治共同体这个事实而被抹杀……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像“欧共体”和苏联之间的这些国家一样，存在一个真实且重要的、广泛传播的欧洲文化共同体的信念……对于这些民族来说，欧洲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每个独特的文化或亚文化都属于它。这些文化没有欧洲便无法存续下去，反之亦然。这当然是一个神话……一种真实和幻想的化合物。幻想的荒谬不需要掩盖真实。 45
第三个矛头指向那些对欧洲文化持有简单和单一观点的人：
欧洲与基督教世界的交织是一个历史事实，甚至最漂亮的诡辩也不能否认……但同样真实的是在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中有些不是基督教的：有罗马的、古希腊的，可能还有波斯的，（在近现代）还有犹太的。是否也有穆斯林的部分就更难说了。 46
结论确定了欧洲文化的目的与价值：（欧洲文化）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一种工具。它不是欧共体官员或其他什么人的垄断所有物。表达对它的忠诚，不等于要宣称它优于其他文化……欧洲文化的统一性不过是我们的各个祖先3 000年劳动的结晶。它是一份遗产，我们若无视它就会自取其害，让子孙后代失去它也是一种罪孽。应当说我们的任务是保存和更新它。 47
休·西顿—沃森是在欧洲黑暗的长夜中，举着欧洲统一的火炬孤独奔跑的先驱者之一。他是少数跨越了东西欧之间的障碍的西方学者之一。他去世后不久，一系列事件便证实了他的诸多论断。他的精神遗产是本书效法的榜样之一。 48
写一部欧洲历史，只有到欧洲的概念稳定下来，历史学家的技艺学问有了分析型的转变时才能着手进行。但它确实在19世纪头几十年就在进行了。在通史方面最早的有影响力的尝试，出自法国作家兼政治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1787—1874年）。《欧洲文明史》（ Histoire de la cvilisation en Europe ，1828—1830年）是他以自己在索邦（Sorbonne）学院的讲义为基础写成的。
幸亏有这些定义问题，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欧洲历史的论题必须集中在欧洲过去的各个伟大时代可以找到的共有经验。大多数人也会同意，在古代晚期，欧洲历史不再是这个半岛内一些无关事件的组合，开始呈现出一个有凝聚性的文明进程的特点。这个进程中最重要的是古典与蛮族世界的融合，以及一个有意识的基督教共同体的最终确立，换言之就是基督教世界的建立。此后，教派分裂、反叛、扩张、演化、分裂生殖不断发生，造成了今天欧洲格外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现象。描述欧洲文明主要成分的清单没有哪两个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有许多主题总是特别突出：从基督教世界在希腊、罗马与犹太教中的根源到启蒙运动、现代化、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极权主义等近现代现象。人们也不应忘记战争、冲突、迫害这类令人遗憾的事物，它们在故事的每个阶段都不曾缺席。也许最适合的类比是音乐。欧洲历史学家不是探索一个简单的歌剧脚本故事。他们力图重现一个复杂的总乐谱，连同它具有的一切杂音和它自己的独特交流密码。“欧洲……就像一支交响乐队。确实存在某些时刻某些乐器只起了较小的作用，甚至是完全沉默下来，但大合奏却存在着。” 49 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欧洲音乐语言提供了一套最普遍的欧洲传统脉络。 ［音乐］
虽然如此，由于欧洲从来没有在政治上统一过，多样性显然是它最持久的特点之一。多样性可见于对每一种共享经历的各种反应。持续存在于整个欧洲文明中的各民族国家和文化一直都很多样，强盛与衰落的变化也各有不同。基佐作为先驱者，不是唯一认为多样性是欧洲的首要特征的人。
欧洲历史的写作不能只因为聚焦于欧洲事务，也就是紧扣主题而被指责为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欧洲中心论是态度问题，而不是内容。它指的是欧洲作者们的一种传统倾向，即将他们自己的文明看作优越的和独立的，而不考虑非欧洲人的观点。发现欧洲历史主要是欧洲人为欧洲人写的，也不必惊奇或遗憾。每个人都有寻根的冲动。不幸的是，欧洲历史学家们在探讨这个题目时，常常像那喀索斯（Narcissus）观看水池那样，只是去看自己美丽的倒影。自基佐认为欧洲文明是上帝的旨意以来，出现了许多仿效者。他认为，“欧洲的文明已进入……永恒的真理，进入上帝的计划。它依照上帝的意愿而进步” 50 。对于他以及许多像他这样的人而言，欧洲是应许之地，欧洲人是上帝的选民。
许多历史学家继续沾沾自喜，经常十分明确地认为，欧洲的历史为所有其他民族提供了一个可供遵循的模式。直到最近，他们对欧洲文化与邻近的非洲、印度或伊斯兰教地区的文化的相互影响仍很少予以注意。一位杰出的美国学者——首先将欧洲文明追溯到“条顿部落”——在1898年将欧洲是具有普遍性的模式看作不言自明的公理：
古代世界的继承者是条顿部落。他们……逐渐在古典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统一文明。如今，这个文明开始传遍世界，将地球上的所有居民紧密联系起来并共同受其影响。 51
当牛津大学出版社最终鼓起勇气出版了一部单卷本的欧洲史时，作者们用一种类似的偏爱情绪开始他们的《前言》：
虽然有许多伟大的文明存在于各个时代，但只有欧洲文明有着最深刻最广泛的影响，并且它现在（正在大西洋两岸发展）为地球上的所有民族确定了一个标准。 52
这种思路和表达方式正在失去它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于非欧洲人而言。
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年）有时被认为是欧洲中心论传统的一个中心人物，甚至被当成“不列颠殖民扩张的文明使命的一位辩护士”。他著名的《东西方民谣》（ Ballad of East and West ）是心里想着印度来撰写的：
哦！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
它们永不会相逢，
直至大地与天空站在上帝伟大的审判席前。
但是，当两个强者面对面时，尽管来自地球两端，却既不存在东方，也不存在西方，既没有边界，也没有血统或出身。 53
吉卜林很少有他那个时代欧洲人惯有的傲慢态度。他不避开他那个时代关于我们“统治棕榈树和松树的领地”或“没有法律的较小种族”的用语。不过，他着迷于印度文化，因此写出了奇妙的《丛林之书》（ Jungle Books ），并且他还是一个有深刻宗教感的、谦卑的人：
喧闹和叫喊平息了，
首领们和国王们离开了，
一颗谦卑而悔罪的心，仍是你古老的祭品。
万军之主的上帝啊，还要与我们同在，
唯恐我们忘记，唯恐我们忘记。 54
对于任何将所有“西方帝国主义者”一概视为一群傲慢者的人而言，他的诗是一种永久的指责。
现在，欧洲中心论的反对意见有四个主要来源。在北美洲，它在一部分黑人社团和他们的政治同情者中出现，他们正在反抗据称由“白人种族优越论价值观”主导的，也即美化欧洲文化的教育制度。它在“黑人穆斯林运动”中得到表达。在学术上，各种与传统美国学术界针锋相对的黑人研究（非洲学）也有此类表达。 55 它最有斗争性的形式，目标是用非洲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即“相信非洲人在后现代历史中的中心地位” 56 。它基于一个论点：欧洲文明“偷窃”了人类的诞生权，特别是非洲人的。 57 在伊斯兰世界，特别是在伊朗，类似的反对是由宗教激进主义者发起的，他们将“西方”看作撒旦的领地。在第三世界的其他地方，它为知识分子所拥护，这些知识分子通常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将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看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组成部分。 58 在欧洲，它在一代人中广泛传播，尽管并不总是很明确。当他们停下来思考时，对长辈们的许多态度感到十分羞耻。
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第一条途径是对欧洲与非欧洲民族的相互影响给予更多的注意。 ［贡萨尔维斯］ 第二条途径是使用非欧洲的资料来阐释欧洲的问题。 ［罗斯］ 第三条途径是坚持与欧洲的邻居们进行诚实的比较，这些比较在许多方面和例子中都对欧洲不利。总之，调整基调是必要的。因为近百年来，这些“条顿部落”以及其他欧洲人的行为，没有太多好吹嘘的。
最终，和所有的人类活动一样，欧洲的历史记录必须以它本身的成就来判断。它不可能在一系列“经典著作”中得到公平呈现，这些著作选择令人愉快的事物而忽视渣滓（见下文）。我们可以带着赞美或憎恶（或两者皆有）去看待它。一位法国人的观点采取了一种乐观的调子：“毕竟，罪恶和西方历史不是同一回事。不管怎样（西方）给予这个世界的远超过它为反对各种社会与个人所做的事。” 59 但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这种看法。
欧洲历史这200年的最好部分，经常与“西方文明”的遗产混淆。确实，这种印象带来的结果是，所有“西方”事物都是文明的，所有文明的事物都是西方的。引申开来，或者仅仅是默认，任何模糊的东部或“东方”事物都被认为是落后的或低级的，因而应该被忽略。欧洲人对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世界的态度，也就是所谓“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传统，暴露了这种综合征。 60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它对欧洲内部某些地区，特别是东欧，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总的来说，西方文明并没有扩展到整个欧洲（虽然它可以适用于远离欧洲的地方）。
历史学家大多习惯于认为自己来自“西方”，特别是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和北美。他们很少看到从整体上描述欧洲历史的必要性。他们认为，考虑东欧国家而不是仔细研究更西边的西欧部分，是没有道理的。可以引用的许多题目都冒充是“欧洲”或“基督教世界”的历史，但它们完全名不副实。许多“西方文明”的综述局限于与他们选出的欧洲的一鳞半爪有关的主题。许多这类著作中没有葡萄牙，没有爱尔兰、苏格兰或威尔士，没有斯堪的纳维亚，也没有波兰，没有匈牙利，没有波希米亚，没有拜占庭，没有巴尔干半岛，没有波罗的海国家，没有白俄罗斯或乌克兰，没有克里米亚或高加索。有时有俄罗斯，有时没有。因而，不管西方文明是什么，它都没有如实地概括欧洲历史。不管“西方”是什么，它都不能仅仅被当成西欧的同义词。 61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似乎欧洲的历史学家们能像格吕耶尔的制奶酪者那样，使产品有着和奶酪一样多的孔洞。
例子不胜枚举，但三四个就足够了。一位杰出的牛津大学导师写的《欧洲中世纪史》（ A History of Mediaeval Europe ），长期被用作这个主题的标准介绍。然而读过其《前言》，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它的内容与标题并不一致：
为了保持主题的连续性……我可能要为将事物过分简化感到内疚……拜占庭与西欧的中世纪史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不同，看来不去尝试对它做任何系统的综述似乎更为明智。我没有资格做这样的综述。我对中世纪俄罗斯的历史什么也没有讲，它离我选择的研究主题太过遥远。对于西班牙我也许讲的要比原本要讲的少。 62
事实上，这本书的主题应当定为“西欧（拉丁基督教世界），或者类似的词” 63 。人们也许会认为如果这本书接受与其内容相符的一个标题，一切就好办了。“西欧中世纪史”或“拉丁基督教世界中世纪史”也许看来适合。但是人们会发现，即使是拉丁基督教世界，作者也没有打算讲述完它的所有部分。例如，书中既没有提到爱尔兰，也没有提到威尔士。波兰和立陶宛的雅盖隆王朝在本书选择的时期的后期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绝对是最大的国家，但在书中只有两处附带提及。一处与德意志皇帝奥托三世（Otto Ⅲ）的政策有关，另一处与条顿骑士团的困境有关。庞大的、多民族的匈牙利王国疆域从亚得里亚海延伸到特兰西瓦尼亚，得到的关注却比拜占庭和希腊人少得多，而拜占庭与希腊人是被作者先验地置于边界之外的。这本书有许多优点，但是像其他许多著作一样，它充其量不过是从欧洲挑出一部分区域，再从这些区域中挑出一些主题来研究。
有着极高影响力的《西方文明史手册》（ A Handbook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也有类似的奇怪结构。它的三个部分中最大的“欧洲文明”（约公元900年至今），以“欧洲文明的地理设定”开始，并解释为何“从东方向古典、从古典向欧洲的文明转移，每次都伴随着更古老的社会向边缘的转移”。根据该书描述，“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是一片“从比利牛斯山延伸到俄罗斯”的平原，一道“不规则的高山屏障”将其与“地中海地区”隔开。但是后来的各章并没有试图书写这块故土的历史。罗马帝国原来的领土“最后分成了三个文明——伊斯兰教、东正教和拉丁基督教”。但是随后书中却没有系统讨论这种对欧洲的三分法。对异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只用了一句话，对其他后来基督教化的地区则只字不提。关于早期的“西欧各民族”有一小节论述，包括未详细指明的“印欧语系部落”，但是对任何时期的东欧各民族都没有提及。它零星地提到了斯拉夫人或“讲斯拉夫语的民族”，但是没有指明他们是欧洲最大的印欧语系族群。“西方基督教世界（公元900—1500年）”是主要章节，但“东方基督教世界”却一章也没有。关于“欧洲的扩张”的段落所说的不是德意志人的殖民就是欧洲之外的远洋航行。有两句话突然告诉读者，在14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实际上包括“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立陶宛和匈牙利”，但没有给出更多细节。全书最长的一章“近现代世界（公元1500年至今）”完全排除了东欧，直到俄罗斯（并且只有俄罗斯）在彼得大帝时期似乎做好了准备。从那时起，俄罗斯显然成了一个完全合格的西欧成员。作者事先对他“安排和选择的专断原则”抱歉，可惜他没有透露过这些原则是什么。 64
图1 在欧洲东方—西方之间有问题的分界线
“大著作计划”（Great Book Scheme）是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个产品。它声称收录了对于理解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关键作者和著作。它于192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从1930年起被芝加哥大学采用，变成了全美国大学课程的范本。没有人指望这样一种目录会在欧洲所有的地区与文化间进行平均分配，但是偏见和偏爱是明显的。在修订过的目录的151位作者中，49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27位是法国人，20位是德国人，15位是古代希腊人，9位是古代拉丁人，6位是俄罗斯人，4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3位是西班牙人，3位是早期意大利人，3位是爱尔兰人，3位是苏格兰人，还有3位是东欧人。 65
政治理论家们经常暴露出同样的偏见。例如，他们普遍将欧洲的民族主义分成两个对立的类型——“东欧的”和“西欧的”。一位强调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的杰出牛津学者，解释了他对这种分类的看法：
我所说的东方民族主义盛行于斯拉夫人中间，同样盛行于非洲和亚洲……还有拉丁美洲。我认为不能称之为“非欧洲的”，最好称之为“东方的”，因为它首先出现在西欧的东方。 66
接着他以德国和意大利为例，阐释了他对西方民族主义的看法。18世纪晚期，德国和意大利民族主义开始萌发，“在文化上已很好地装备起来”：
他们有适用于他们所属的有意识的进步文明的语言。他们有传授这个文明的宝贵技艺的大学和学校。他们有享誉“世界”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诗人……他们有高水准的法律、医学和其他专业……让自己与英国人和法国人平起平坐，他们几乎不需要借用外来的东西来装备自己的文化……他们最迫切的需要——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是获得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斯拉夫人的情况，以及后来非洲人和亚洲人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67
对于欧洲文化史的地理和年代很难找得到比这更扭曲的评论了。对“斯拉夫人”的分析，说到底只是被与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有关的观点证实。对于三个最大的斯拉夫民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波兰人，这位学者却只字不提。而他们的经历与这种分析是完全矛盾的。人们会奇怪，普拉梅纳茨（Plamenatz）教授想象的斯拉夫人是谁？是什么？在哪里？东欧只有斯拉夫人居住吗？波兰人、捷克人或塞尔维亚人就没有获得一个国家的迫切需要吗？波兰语不是在德语之前就发展为一种政府用语和具有高雅文化的语言吗？布拉格（1348年）和克拉科夫（1364年）的大学属于“东方”吗？哥白尼是在牛津受的教育吗？
碰巧的是，民族主义的类型学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它以文化发展的不同速度以及民族与国家的不同关系为基础。但是给民族主义贴上“东方”或“西方”标签却没有根据。如果有人这样做，他会发现东方类型的民族主义的最好候选者可以在西欧最西面的爱尔兰找到。众所周知，爱尔兰人是东欧的典型产物。
欧洲历史与文化得到了如此频繁的讨论，因此，通过质疑这种历史与文化的内在结构，人们不必质疑材料的优质了。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弄清楚为什么这个结构会设计得如此奇怪。如果人类解剖学的教科书用同样的视角关注人体结构，人们就会看到一个只有一片脑叶、一只眼睛、一只手臂、一叶肺和一条腿的怪物。
这个主题的年代学也是具有启发性的。“西方”这个观念像希腊人一样古老，他们将“自由的希腊”（Free Hellas）看作东方的波斯人专制统治的对立物。在近现代，它被一系列政治利害关系方采用，希望增强他们的同一性，并将他们自己与他们的邻居分离开来。结果是“西方文明”被赋予了一层又一层的意义和内涵，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增长。这里举出十几个主要的变体：
罗马帝国 它的疆域远超欧洲范围，虽然如此，它给欧洲的发展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到现在这些国家有着清楚的区分，如法国或西班牙，它们曾经是帝国的组成部分，而波兰或瑞典这些国家罗马人从未涉足。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就与那些继承了罗马遗产的欧洲地区联系在一起，与那些没有共享罗马遗产的地区区别开来。（见图1）
基督教文明 它的主要基础是在欧洲奠定的，从公元7世纪起由与伊斯兰教的宗教边界所确定。基督教世界是西方，伊斯兰教世界是东方。
天主教世界 它建立在罗马与希腊教会相异的传统上，特别是在公元1054年的教会大分裂（Schism）之后，并以拉丁语作为通用语言。在这个语境下，西方与天主教世界是等同的，在那里教会与世俗权威经常分离，促进了一系列打破传统规范的运动，著名的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这些关键性的运动没有一个对东正教世界有早期影响。
新教 它使西方文明开始关注北欧的一系列国家，这些国家在16世纪摆脱了天主教的控制。像西班牙和波兰这样的主要天主教强国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尼德兰联合省、英格兰、瑞典及后来的普鲁士兴起，这些国家海军和陆军的杰出战绩是靠经济和技术上的实力来支持的。
法语变体 它在17世纪和18世纪获得了突出地位。它在启蒙运动的世俗化哲学和1789年大革命的理想中得到了表达。两者都有着持久的影响。法语被德国和东欧的知识精英接纳，这让法语的应用比早先拉丁语统治时期的拉丁语更为普遍。
帝国变体 它以1914年之前长期的“欧洲和平”时期主要的帝国列强无限的自信心为基础。它被上帝赋予“帝国种族”统治其他人的权利的信念，以及他们自认为在文化、经济以及制度的发展上的优越性激发。德国、英国和法国是明显的领袖，它们的偏见能够影响其他人。其他的主要帝国拥有者，如葡萄牙和荷兰，是欧洲内较小的游戏参与者。俄罗斯与奥地利是有影响力的帝国列强，但是在其他方面达不到标准。因为西方的富裕帝国俱乐部是以它先进的工业经济和精密的行政系统为标志的，而东欧的标志是农民社会、无国家民族和原始的独裁统治。
马克思主义变体 它是帝国变体的一个镜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的一个前提是，西欧的帝国主义国家达到了发展的高级阶段，但是他们相信西方的早熟会带来过早的衰退和革命。他们的观点在他们那个时代没有被重视，但是在一段时期中却极为重要，这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被采用为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
第一个德国变体 它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鼓动起来的。它的前提是德国控制“中欧”（Mitteleuropa），特别是奥地利，希望在军事上打败法国和俄国，未来与盎格鲁—撒克逊强国共享伟大。它的鼓吹者对德国在东欧的文明化使命毫不怀疑。而他们与法国的对抗，以及他们对自由主义和“1789年理想”的排斥，导致“西方”（Abendlich）和“西部”（Westlich）文明之间有了区分。这个计划的政治构想与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联系最为紧密。它的消亡由于1918年德国的战败而注定。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s ，1918—1922年）中对此表示哀悼。在世俗文化领域，中欧的民族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强烈的犹太因素的渗入，这种因素离弃东方，而其融入德国的生活和语言的时期正好与德国的帝国野心达到高峰的时期一致。 68 ［维也纳世界］
WASP
变体
它是英美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显示出的共同利益结出的果实。它依据的是当时美国精英的亲英倾向，共同的新教、议会制政府和普通法的传统，对德国在欧洲的霸权的反对态度，对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展望，以及英语的首要地位——英语此时开始成为国际交往的主要用语。尽管美国人蔑视帝国主义的传统形式，但这个概念假定美国与欧洲的帝国列强是平等的。它最明显的文化纪念物在“大著作计划”（1921年）和接管《不列颠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两件事中可以发现。它的战略内涵被“地缘政治学之父”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等人系统化
69
，最早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得到表达。它在1941年美国回到欧洲并确立“伟大同盟”（Grand Alliance）后全力复兴起来。它在范围上是全球性的，以“大西洋中部”为中心，随着大英帝国崩溃和美国在太平洋利益的上升，它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但它留给英国一种“特殊关系”，它帮助了“北约”，并妨碍了欧洲的统一。它鼓舞了一个有特点的“历史的同盟计划”，这个计划在20世纪的余下时期保持着统治地位。（见下文）
第二个德国变体 它由纳粹党人构想出来，恢复了第一个德国变体的许多特点，又增加了自己的特点。在原有的军事和战略考虑之上，它增加了“雅利安”种族主义、大德意志民族主义、异教神话和反布尔什维主义。它支持德国第二次谋求欧洲霸权，这次对霸权的谋求始于1933年，在1945年以毁灭结束。它特别排斥犹太人。
美国变体 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一群接受美国领导，追求美国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理想的国家结合而成。它生发自较早的盎格鲁——撒克逊变体，但已脱离了它的欧洲起源。它不再依靠WASP在美国社会的优越地位或英国作为美国在欧洲的代理人充当关键角色。确实，它的重心很快就从中大西洋转移到环太平洋。除了西欧的“北约”成员外，它还像“西方”那样得到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南非、以色列，甚至埃及、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的支持。在“冷战”的40年中，它为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所激发。人们不禁要问：它还能继续称自己为“西方”多久？
欧洲变体 它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当时的欧洲人正在努力锻造一个新的（西部）欧洲共同体。它的依据是“铁幕”的存在、法德和解、对海外帝国的排斥、“欧共体”的物质繁荣、限制“盎格鲁——撒克逊人”影响的愿望。它追溯到查理曼，目标是形成一个在创始成员国领导下联合起来的联邦欧洲。只要这个共同体将其主要活动局限在经济领域，它与美国人的“西方”或美国领导的“北约”就不会出现冲突，这为它提供了保护。但是，英国的加入、“铁幕”的崩溃、更紧密的政治与货币联盟计划、成员身份向东扩张的前景，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在同一性和目的性上都引发了深刻的危机。
从所有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西方文明本质上是各种知识构想的混合物，其意图是增进它们的设想者的利益。它是复杂的意识形态实践、无数的身份转换以及精心撰写的文化宣传文章的产物。它可以由它的鼓吹者用任何他们认为适合的方法定义。它的具有伸缩性的地理范围受各宗教的分布，自由主义或帝国主义的要求，现代化的不平等进程，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造成的分裂，法国哲学家、普鲁士历史学家以及英美政治家和教育家——所有这些人都有他们的理由忽视或轻视“东方”——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影响。在它的最新阶段，欧洲从1947—1948年持续到1991年的地理上的分裂使其得到极大的强化。临近21世纪时，人们不免要问，在将来它会为谁的利益服务。
一系列假设不时会出现。第一种假设坚持，西方和东方，无论怎样定义，几乎或者完全没有共同之处。第二种假设暗示，东西欧的划分依据是不可逾越的自然差异。第三种假设认为西方是优越的。第四种假设认为只有西方配得上欧洲这个名称。这些地理上的假设背后是对一种更为明显的政治性质的选择性构建。西方文明的每个变体都有一个重要的核心和一个不那么重要的边缘。大国总是能得到注意。失败的强国、较小的国家、没有国家的民族、少数人的文化、弱小的经济都不需要被考虑，即使它们占据了整个场景中的很大一部分。
人们用四种手段来实现必要的效果。通过简化，人们可以将欧洲史压缩为一个故事，说明当下关注的诸多主题的起源。通过使用排除法，人们可以去掉所有矛盾的资料。通过使年代错乱，人们可以按类别陈述事实，表明当下的群体划分是历史场景中的固定设置。通过使用强调的和热情的语言，人们可以指出什么应当得到赞扬，什么应当受到谴责。这些是普遍的宣传手段。它们贬低欧洲历史的多样性和多变的模式。它们拒不接受由充分的历史记录得出的解释。它们将不自觉的读者们带进一个相互吹捧的社会。
使年代错乱的手法是特别狡猾的。通过将短暂的当代分界如“铁幕”作为“西方”或“东方”的持久定义，人们必然会歪曲对较早时期欧洲的描述。波兰从文艺复兴起被干脆地删除，匈牙利从宗教改革时起，波希米亚从工业化起，希腊从经历奥斯曼帝国的占领起，都是如此。更严重的是，人们错误地估量了外交家、商人和学者，忽略了欧洲一大部分真正的历史人物，造成了不可估计的影响。
就欧洲史的作品而论，这是西方文明的宣传家们最想强调的，每个人的目录都是不同的。在20世纪后期，许多人喜欢强调宗教宽容、人权、民主政府、法治、科学传统、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性、自由市场经济、优越的基督教道德（如怜悯、慈爱）和对个人的尊重。这些事物在多大程度上真实代表欧洲的过去，值得商榷。不难拟出一份相应的目录，以宗教迫害开始，以极权主义对人类生命的蔑视结束。
欧洲优越性的主流宣称者无疑出自西方，但也不应忘记并不缺少来自东方的反对者。和德国曾经反对法国启蒙运动一样，东正教会、沙皇俄国、泛斯拉夫运动和苏联都反对过更强大的西方，并产生了宣称真理和未来属于它们自己的理论。它们一再主张，西方或许富裕且强大，东方则摆脱了道德和意识形态的腐败。
在共产主义统治东欧的最后年代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们对这个主题产生了他们自己的变体。他们对苏联集团的政权和人民的信仰做了一个基本区分。他们感到自己较少受到西方庸俗唯物主义的传染，并认为共产主义增强了他们对欧洲传统文化的依恋。他们盼望在一个欧洲重新联合的时代，他们能够用他们的“欧洲性”换取西方的食品与技术。这不过是一厢情愿。
在确定西方文明和欧洲历史之间的不同时，从幻影中筛选出真实并不容易。要发现对西方文明的歪曲是从哪里来的，历史学家必须将一些事情放在其应有的地位上。答案似乎要落在目标的全面性上，也即写遍欧洲的东、西、南、北各个地方，注意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描述美好的、悲惨的和平庸的事物。
虽然如此，没有历史学家能否认，有许多真实且重要的地图上的界线有助于将欧洲划分为“西方”和“东方”。也许最持久的界线是在天主（拉丁）基督教和东正（希腊）基督教之间。从我们时代的最早几个世纪起它就一直处于适当的地位。正如南斯拉夫崩溃期间的事件所显示的，它在20世纪90年代的事件中仍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因素。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的界线。有一条罗马帝国边界线，将欧洲划分为有罗马历史的地区和没有罗马历史的地区。有一条西罗马帝国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的界线。在更为近代的时期有一条奥斯曼帝国的界线，它划分出在穆斯林统治下生活数个世纪的巴尔干地区。最近的是一直存在到1989年的“铁幕”。
不那么确定的是社会科学家基于自己的学科标准进行的划分。例如，经济史学家看到了一条分离西方工业化国家和东方农民社会的界线。 ［资本主义 — 农业］ 历史人类学家指出了一条列宁格勒——的里雅斯特分界线，据说划分了核心家庭区与大家庭区。 ［大家庭］ 法律史学家探查出一条界线，区分采用与没有采用罗马法形式的地区。宪政史学家们强调划分拥有自由、民主传统和没有这种传统的国家之间的界线。如上文已提到的，政治科学家们发现了一条划分“西方”和“非西方”民族主义的界线。 70
所有这些真实的和想象的界线都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历史表述和写作的框架。它们的影响力是如此强大，以致一些评论家可以轻蔑地谈论一个西方的“白欧洲”和一个东方的“黑欧洲”。因而将欧洲划分为对立的两半不完全是想象出来的。但我们必须明白，这种东西方的划分从来不是固定或持久的。并且，它粗暴地践踏了其他许多有着同等重要性的分界线。它忽视了在西方内部和东方内部严重的分歧。它也忽视了南方与北方之间明显的、历史性的划分。任何称职的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在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时，只能得出结论：欧洲不应该被划分为两个区域，而是五个或六个区域。
类似地，没有称职的历史学家打算否认，欧洲在它的各种外表下，总是拥有一个中央的核心与一系列扩张的边缘。欧洲各民族迁移得又远又广阔，人们可以认为在很真实的意义上，欧洲的边缘处于圣弗朗西斯科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开普敦、悉尼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连线上。而核心的组成是什么，又不可能有简单的定义。不同的学科给出了不同的分析。他们将研究结论的基础放在欧洲的地理上，放在印欧语系各民族的欧洲分支的民族遗产上，放在基督教世界的文化遗产上，放在由“欧洲同盟”成长起来的政治共同体上，或者放在由经济学家掌握的世界经济的增长上。
但是要达到全面讨论的目的，与所有这些定义有关的重要一点是，每一个定义都包含着地区方面的多样性。无论这个核心在哪里或是什么，它都与埃布罗河、多瑙河、伏尔加河以及罗讷河和莱茵河有关，与波罗的海和黑海以及地中海和大西洋有关，与波罗的人和斯拉夫人以及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有关，与希腊人以及拉丁人有关，与农民以及无产阶级有关。尽管它们存在不同，但欧洲所有地区有着很大程度的共同性。它们主要居住着印欧文化及其亲缘的各民族。他们是基督教世界的共同继承者。他们被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重叠与相互影响联系起来。他们尽管彼此之间有着敌意，却共享着对外来影响的畏惧与渴望，不管这影响是来自美洲、非洲还是亚洲。他们基本的一致性与他们明显的多样性同样显而易见。
西方的优越性是那些在欧洲历史上有些地方适用而其他地方不适用的教条之一。它不适用于较早的世纪，例如当拜占庭远比查理曼的帝国先进时（这解释了拜占庭为什么经常被忽略）。它适用于较近时代的许多领域，这时西方明显比东方更富裕、更强大。而许多人会认为，西方人在20世纪的犯罪行为摧毁了过去的所有宣言的道德基础。
因而“欧洲”这个题目，就像它较早的标签“基督教世界”那样，很难以它几个地区中的一个来冒充全部。东欧即使是贫穷的、不发达的或被暴君统治的，依然属于欧洲。在许多方面，正是由于它被剥夺了欧洲的一面，它变得更为欧洲化，更在乎那些可以被富裕的西方人当作理所当然的价值。东欧也不能因为它是“不同的”而被排斥。所有欧洲国家都是不同的。所有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东西欧之间存在超越这种划分的重要的类似之处。像波兰这样的国家也许与德国或英国很不同，但是波兰的经历对于爱尔兰或西班牙而言，要比许多西欧国家互相之间接近得多。许多人因荷马与亚里士多德的优秀价值而认为希腊是西方的，并被接纳进欧洲共同体，但是它在近现代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东正教世界。希腊这类国家与西欧国家的距离要比那几个“铁幕”另一边的国家遥远得多。
几乎所有“西方文明”的故事都有真实的邪恶性质。这个判断的依据是，它们所呈现出来的过去的现实是被理想化的，因而本质上是虚假的场景。他们抽取一切可以被评价为适宜的或令人难忘的事物，并且过滤掉任何看起来庸俗或令人讨厌的事物。最恶劣的是他们将一切积极的东西归功于“西方”，并对“东方”进行污蔑。而他们甚至没有对西方进行诚实的叙述。从一些教科书来判断，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在西方，每个人都是天才、哲学家、先驱者、民主主义者或圣人，是一个只居住着柏拉图与玛丽·居里这类人的世界。这样的理想化传记已不再可信了。欧洲文化的既定信条亟待修正。对“西方文明”的夸大其词有败坏已获得过多赞誉的欧洲遗产的危险。
在美国，关于西方文明的争论集中在美国教育的变革需要上。近些年来，它似乎被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的需要所推动，也被那些不是源自欧洲或以欧洲基督教为基础的文化的美国人所推动。总的来说，它没有重新检验欧洲的遗产，没有类似于“大著作计划”那样的推销，也没有被欧裔美国人更公正地介绍欧洲的要求所干扰。在那里西方文明的课程被抛弃了，它们遭到排斥是因为它们有欧洲中心论的嫌疑，而不是因为它们对欧洲的视野有限。在很多情况下，它们被世界史课程取代，后者被断定为更适合于美国当代对“西方”的理解。
面对“西方文明”的缺点，人们的普遍反应是取消它。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在1989年起了带头作用，设立了一项“文化、理念与价值”课程以暂代以前的“西方文化”基础课程，从此成为所有新生的必修课。据报道，校方屈服于“嘿—嗬！嘿—嗬！西方文化必须走开！”的呼声。对维吉尔、西塞罗、塔西佗、但丁、路德、阿奎那、莫尔、伽利略、洛克和密尔的阅读被里戈韦塔·门楚（Rigoberta Manchu）、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桑德拉·西斯内罗斯（Sandra Cisneros）和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的文章摘录取代。（他们中没有一个沾染“已故的白种欧洲男人”的污点。） 71 这个事件格外具有讽刺性。斯坦福大学可以为看到一个问题并企图抓住它而感到自豪。但麻烦在于这种矫治可能结果比弊端还要糟。在理论上，有许多理由可以为将“多元文化论”与“种族多样性”引入美国学术界辩护。遗憾的是，没有知名的亚洲的塔西佗、非洲的阿奎那、墨西哥的密尔供学生们学习。确实，在任何有记录的非欧洲文化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阐明美国所谓的自由传统根基。 72
在斯坦福大学关于西方文化的课程受到欢呼的时候，它的欧洲历史课程却逃脱了注意。但它们是以同一个模式塑造的。例如，为“欧洲Ⅰ、Ⅱ与Ⅲ”课程选择的39种读物，显示出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选择性。除了约瑟夫·康拉德·科热尼奥夫斯基（Joseph Conrad Korzeniowski），没有一个来自东欧的作者［康拉德被包括在内是因为他关于非洲的小说，如《黑暗的心》（ Heart of Darkness ），而不是他有关东欧的作品］。除了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没有一个作家与凯尔特世界有联系（阿诺德是以英语批评家和诗人的身份，而不是以凯尔特文学教授的身份，被包括在内）。没有比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死于1528年）更现代的意大利作家了。有一位南非的小说家，但没有一位小说家来自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除了德国人外没有一位来自中欧，也没有小说家来自巴尔干国家和俄罗斯。最奇怪的是，对一个历史系而言，没有一篇比希罗多德的著作更晚的历史文献。 73
公平地说，选择总是必需的，总是困难的，也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斯坦福大学的窘况并非个例。但是这种特别的选择形式由世界上最昂贵的学府实行，表明其受关注的广泛程度。它声称要介绍“欧洲”，但是只介绍了欧洲大陆的一小角。它声称要介绍“西方遗产”，这是它的教科书的书名，但它没有触及许多西方的事物。它声称对欧洲的“文学与哲学方面”予以强调，但强调的只是欧洲文化的部分片段。它没有提到乔伊斯或叶芝，没有提到安徒生、易卜生或克尔凯郭尔，没有提到卡夫卡、克斯特勒或昆德拉，没有提到索尔仁尼琴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商品说明法》不可能会批准一个配料表缺少如此多基本用料的产品。
没有动物园能包含所有的动物。但同样地，没有哪个有自尊心的动物园会只限于收集猴子、秃鹰或蛇。没有哪个公正的动物学家会赞同一个爬行动物馆冒充野生动物园，里面只有12条鳄鱼（两性都有）、11条蜥蜴、1只渡渡鸟和15只树懒。无论如何，斯坦福大学很难说是唯一这样做的。到1991年，据引自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一项估算，学生们不用学习西方文明的课程，就可以在78％的美国学院与大学毕业。 74 事实上，人们会怀疑，这个问题在欧洲研究的论题中并没有呈现这个问题的人所认为的那样重要。像“大著作计划”那样的许多美国课程，针对的是特定的美国青年人一代的，他们迫切渴望学习他们的移民祖先失去的遗产的一个简化版本。现在，这些课程明显需要改变，以配合有着不同观念的新一代人。阅读有关欧洲的东西，如果添加一些不那么有影响力的部分，就会少引起一些憎恶。聪明的学生在一些事情被隐藏时总能意识到，这时他们被期望的不是去理解而是去赞扬。
一些美国的少数族裔确实有驳斥欧洲中心论的理由。若是如此，美国的多数族裔——绝大多数是欧洲血统——可能就会以其他理由挑战“西方文明”。美国人数最多的群体，如爱尔兰裔、西班牙裔、乌克兰裔、意大利裔、希腊裔、犹太裔，许多都来自那些在现有“西方文明”话语中没有存在感的欧洲地区，他们完全有理由期望改进。
然而，当代美国知识分子生活的极大矛盾之处在于以下事实：被西方文明的美国变体最珍视的美德——宽容、思想自由、文化多元主义——现在似乎正遭到受其恩惠最多的那部分人的攻击。批评家观察到“美国精神的终结” 75 。号称“自由”的人结果却在追求一种“不自由的教育” 76 。60年来，“大著作计划”的作者一直自豪于“美国人思想的开放”，一味抨击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们，而不是修改他的处方。 77 这种争论也许被过分报道了，但是美国向统一的语言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眼见要输给那些喊得最响的游说和压力集团了。
谨慎地说，历史不是如“西方文明”的信徒所希望的那样预先设计的。他们所有人都是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欧洲统治的信仰者。斯宾格勒正确地记录了西方的衰落，也错误地相信了俄国未来的霸权。但是这些理念延续了下来，它们最终的失败还没有发生。对于大多数欧洲人而言，他们已丧失了以前的活力。他们被两次世界大战和海外殖民地的丧失所伤，将会明显地以美国作为最后的立足地。
因为只有在美国，“西方文明”的真正源泉仍在流动，自从苏联在1991年解体，美国成为欧洲帝国主义的唯一继承者，也继承了其态度的许多方面。它也许不是一个旧式的帝国，但它留有“白种人的负担”。和以前的帝国主义欧洲一样，美国努力充当世界警察，对内打击族群与种族冲突。和今天的欧洲一样，它急需一个统一的神话，以超越单纯的民主与消费主义正在衰退的吸引力。不像欧洲，在活着的人的记忆中，它还没有直面过战争的冲击。
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根在欧洲。他们采用了或适应了开国之父们的英语语言和欧洲文化，并经常采用创造性的方式。不过，这些欧裔美国人从来不会从亚洲或非洲汲取他们的主要精神，或者研究整个世界。为了寻求自我认同，他们迫切需要接受欧洲遗产。为了成功实现目标，他们必须将他们对欧洲历史的看法从它以前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如果欧洲的例子能说明什么的话，它说明的就是，相信“西方文明”的分区主张是一条必然走向灾难的道路。
欧洲过去最伟大的智者们和东方与西方的人为分离没有关系：
Gottes ist der Orient！
Gottes ist der Okzident！
Nord-und südliches Gelände
Ruht im Frieden seiner Hände.
（上帝在东方！上帝在西方！北方和南方的土地平安地待在上帝手中。） 78
在近现代，几乎每个欧洲国家在本国历史研究上投入的精力和资源都要比欧洲整体史的研究多得多。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部分看起来比整体更重要。语言障碍、政治利益以及阻力最小的途径有助于使国别史学的统治地位以及与之相伴的态度永久化。
这个问题在英国特别尖锐，在那里旧的惯例从来没有被政治的崩溃或国家的失败颠覆。直到最近，英国史总的来说还是独立于欧洲史的学科，它需要独立的专门知识、独立的课程、独立的教师和教科书。传统的岛国狭隘性与另一个广泛传播的传统，即将英国史等同于英格兰史，是适合的伴侣。（只有最爱恶作剧的历史学家才会费心提出，他的英国史只是指英格兰史。） 79 政治家们想都不想就接受了这种错位的等同。1962年，在反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女王陛下的反对党的领袖觉得这种行为十分错误，因为这一步会导致“1 000年英国历史的终结”。 80 英国人不只是狭隘的岛民，他们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学习过他们自己诸岛的基本历史。
类似的态度在大学里盛行。可称誉的例外无疑是存在的。但是英国最大的历史系直到1974年才开始教授“英国史”，甚至那时其内容仍几乎完全是英格兰的。学生们很少学到关于爱尔兰、苏格兰或威尔士的东西。当他们参加“欧洲历史”考试时，他们面对的是少量有关东欧的选择题，没有一道有关英国的。其最终结果只能是一种世界观：英格兰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外国的。 81 如一位持异议者所写，有个基本且错误的假设是，“在英国史中一切有重要性的事情都可以用英国的原因去解释”。他又写道：“根深蒂固的、没有削减的‘英国’（实际是英格兰）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分离……创造了一种狭隘的视野，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阻碍性文化因素。” 82 据另一位严厉的批评家说，传统的结构、神秘的研究和过度的专业化的结合，使英国史沦落到“支离破碎”的地步。他在明智地移居外国之前写道：“在大学和在中学一样，对历史提供了一种教育的信念……几乎消失了。” 83
在英国的大学教授的文化史的关注点通常都是狭隘的国别。它尤其偏爱进行旧式的国家起源研究，而非进行广泛的国际比较。例如在牛津大学，全体英语专业学生的唯一一门必修科目仍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本的《贝奥武甫》（ Beowulf ）。 84 直到最近在牛津的近现代史专业，唯一的必读书是尊敬的比德（Venerable Bede）的《英吉利教会史》的7世纪拉丁文本。 85
同样奇怪的状况无疑在所有国家都存在。例如在德国，大学承受了“学术自由”的洪堡原则造成的后果。德国历史学教授据说可以自由教授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德国的历史专业学生可以自由地从他们的教授提供的课程表上选择课程学习。在大多数大学，唯一的规则是每个学生必须至少选一门古代史课程、一门中世纪史课程和一门近现代史课程。在德国政府施加巨大压力的时代，同情官方意识形态的教授们自由地把大量德国民族史添加到课程表上。（又一次回到条顿各部落。）在较近的时代，当政府不愿意干涉时，他们就自由地设计一个课程表，学生们只要愿意就可以完全避开德国民族史。
民族偏见的问题也许在学校教科书与通俗史领域可以得到最好的观察。历史学家们越是必须压缩和简化他们的材料，就越难掩饰他们的偏见。这里需要略加评论。
一方面，我们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历史教育传统上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味道。历史教育在19世纪出现时，被用于为爱国主义服务。在它最原始的形式中，它的内容比一份由人名、年代和统治王朝的名称组成的花名册好不了多少。由此它发展成为一种对国家的英雄、胜利和成就的歌颂。 ［布布莉娜］ 在它最极端的形式中，它被精心设计用来训练学龄儿童，使他们将来在国家的战争中冲锋陷阵。 86 另一方面，认为民族主义的历史教学没有经受过挑战是不正确的。一直有一股长长的反潮流，试图教导人们保持更宽广的视野；在1945年以后，至少在西欧，做法基本上改变了。 87
一本著名的关于“现代史”的教科书，于1889年在奥地利统治的加利西亚出版，直接对抗民族主义时代的假定。这本书是为波兰语的中学设计的，它的作者是来自华沙的一位历史学家，他的书不能在当时处于俄国统治下的故乡自由出版。他解释了这种宽广视野的重要性：
在现代的斗争和成就中，各国不是单打独斗，而是集体行动。它们一起参加各种相互关联的集团和联盟。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使用“共时方法”，也就是对在既定时间参与事件的所有国家都进行论述。这样的整体史不能呈现所有参与国家的完整画面，而……它们各自的历史……必须交给专门的国别史（类别）。 88
结果是，在这本书里，第一卷涵盖了从文艺复兴到1648年这段时期。哈布斯堡王朝与波兰的史实分别占71页和519页。作者对“波兰”与“波兰—立陶宛—卢坦尼亚—普鲁士国”（Polish-Lithuanian-RuthenianPrussian state）进行了仔细的区分。学生们可以学到有关“天主教和路德宗教改革”以及伊斯兰教与奥斯曼帝国的某些细节。地理范围从葡萄牙的航海发现延伸到伊凡雷帝对喀山汗国的征服，从玛丽·斯图亚特在爱丁堡被推翻到查理五世远征突尼斯。 89 这卷书在非民族主义的内容上所占的比例，比许多仍出自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家的书高得多。 90
也要公平地说，近年来各方都在努力清除教材中错误信息较为明显的形式。双边的教科书委员会对诸如军国主义、地名和历史地图以及单边解释等事项做了长期艰苦的工作。学者们与教师们也许比以前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这些问题。 91 归根到底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宇宙式的探讨，那些历史学家希望写出，学生也希望学习到，古往今来的世界全貌。另一个极端是地方性的探讨，在那里注意力限于一个短时期的一个国家。宇宙式的探讨有广度，但缺乏深度。地方性的探讨可能有深度，但缺乏广度。理想的方式必定是在广度与深度之间谋求一种平衡。
因此，人们必须承认，苏联集团国家由中央计划的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有时比它们的西方对手的更成功。尽管其实际内容倾向于沙文主义和意识形态，但它的年代与地理框架的全面性常令人称赞。所有苏联的学龄儿童必须刻苦读完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获得有关原始社会、古典时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从1917年开始的社会主义的一些知识。苏联的历史教程坚持对俄国以及俄国人的历史领导作用给予优先地位。同时，即便在斯大林执政时期，标准的苏联教科书也为古希腊人、斯基泰人和罗马人，为高加索地区的历史，为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帝国，为喀山或克里米亚的伊斯兰教国家，留出了篇幅。这些内容在大多数欧洲通史著作中都无法见到。
在英格兰正相反，那里的历史教学大纲大部分由各个学校与教师决定，其年代和地理框架往往极为狭隘。甚至高年级学生在学习历史时，也经常局限于“都铎与斯图亚特王朝”或“19世纪的英国”这样的标准课程。 92
地方史对一些两难处境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解决办法。它利用熟悉的与切切实实的东西，鼓励个人的探索与研究，相对而言能抵抗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的压力。它很适合家庭这样的主题，易于被学龄儿童理解，同时也被专家们用作广泛的国际理论的基础。 93 在天平的另一端，世界历史一直在中小学和大学中发展。它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它有利于教育必须在“地球村”找到他们的位置的一代人。 94 它的批评者认为，就像一些人对欧洲史的看法那样，它单薄的内容只允许最能干的从业者进行没有价值的概括。
自然，一种狭隘性给另一种广泛性提供了机会。年代与地理参数的狭隘使得教师们能够宽泛运用各种技术和视角，在所选择的领域内进行探索。总的来说，英国的学生们在起源、因果关系问题、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之间的联系以及独立思考的技艺的学习上相对具有较好的基础。在这方面他们的历史教育是有长处的。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他们的学习研究局限在世界上最小的大陆的38个主权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研究只局限于其中1/3的领土，时间范围又只有其全部历史进程的5%或10%，这当中一定存在着某种错误。
国家偏见的问题只有在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不再将历史当成国家政治的工具时才会消失。在1800年前，希腊作家琉善（Lucian，约120—180年）劝告说：“历史学家在他的书中应该忘记他的民族。”这是一个正确的劝告。在较长的时期里，权威的欧洲史也许会由中国人、波斯人或非洲人来书写。有一些好的先例：一位法国人曾写过对维多利亚时的英国最好的介绍，一位英国人现在被公认为意大利史专家，而唯一一部对所有四个部分均给予适当关注的英国史研究著作是由一位在美国的流亡者写的。 95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以“从欧洲人的角度”写作历史为目标的尝试得到普遍的欢迎。有些历史学家，如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以欧洲的基督教基础为切入点进行此类尝试。 96 但是道森的天主教理论没有说明近几个世纪的多元化，也没有说服他的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主的读者群。其他人以探寻欧洲统一的趋势作为任务。 97 这方面的困难是内容列表格外短。自历史写作成为一门系统性科学以来，民族国家和民族意识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国别史被允许占主导地位是由于缺乏其他选择。这也许令人遗憾，但它反映了欧洲在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四分五裂的真实状况。自从基督教世界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分裂以来，欧洲就没有统一的理念了。历史学家不可能妄想其他情况。正如一些分析家对美国的理解那样，欧洲这幅镶嵌画的每一片都像这个熔炉一样重要。
因而，很可能，要构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欧洲结合体并得到广泛接受仍为时过早。国别敏感性仍广泛存在。国别史不能简单地被抛弃，将欧洲国家之间的不同任意地淹没在“一些浅薄的欧洲历史”中，是一种严重的歪曲：
欧洲历史也许多于它各部分的总和，但是它只能建立在对那些部分的特性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看起来……我们不能满足于国别史，但是“泛欧洲史”是不可能轻易做到的。 98
这是明智的忠告。言外之意是，对欧洲历史的修订必须随着一个更广泛的欧洲共同体的逐步建设慢慢进行。两者都不会在一天完成。
不幸的是，国家的偏见消亡得很慢。1605年4月，在英格兰与苏格兰因国王个人而联合后不久，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给大法官写信，建议“编写一部两个国家公正而完整的历史”。他的愿望尚未实现。少数英国历史学家试图提出英国的身份认同问题，用其中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人们对提出有关英国的本质的基本问题有着根深蒂固的不情愿，这种情况仍会持续下去” 99 。
20世纪民族主义的盛行并没有促进国际主义历史的发展。但为克服流行的划分，为新的、具有普遍视野的欧洲历史提供意识形态的框架，人们进行了两次有力的尝试。
在这两者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共产主义版本的欧洲历史首先开始并且持续得最长。它出自马克思主义，并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变成了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在它的初始阶段，1917—1934年，在它的热衷者如M. N. 波克罗夫斯基（M. N. Pokrovsky，1868—1932年）的倡导下，它有着强烈的国际主义味道。波克罗夫斯基完全接受了历史是“面向过去的政治”的主张，热情地投身到反对沙文主义的斗争中。他写道：“大俄罗斯是建立在各个非俄罗斯民族的骸骨之上的，在过去，我们俄罗斯人是地球上最大的掠夺者。”而对于斯大林来说，抛弃俄罗斯的帝国传统是该受诅咒的。从1934年起，当斯大林对历史教学的命令生效时，方向就突然改变了。在此后50年，苏联的意识形态机关提供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混合物。 100
俄罗斯元素以一项特殊使命为基础：俄罗斯是苏联人民的“老大哥”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列宁自己承认，苏俄尚不如德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先进。但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创建并播下了世界革命的种子，在资本主义没落之际坚守社会主义堡垒，最终将继承全地球。与此同时，优越的社会组织与经济计划方法会确保苏联不久就将迅速超过资本主义世界。就像教科书的最后一章一直强调的，的确，苏联从军事力量到生活水平、技术、环境保护等一切事情都走在潮流的前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常的称谓）的最后胜利被认为是得到科学证明的和必然的。
尽管口头上喊着“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但苏联人的历史思想却尊重“欧洲中心论”，并以一种相反的方式尊重“西方文明”。它的欧洲中心论在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证基础的大量欧洲例证中，以及对欧洲工业化的狂热中，表现出来。在强调俄罗斯人的历史使命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苏联人在这最后一个论点上的傲慢触怒了他们帝国中的欧洲成员，给第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同志带来了混乱，是中国—苏联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20世纪50年代出现在中国的一群群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表现出更明显的欧洲人的傲慢自大。在波罗的人、波兰人或格鲁吉亚人看来，俄罗斯人对他们自己优越性的信仰是异想天开。俄罗斯人在与中国的关系中习惯于自己是“西方人”，在与欧洲人的主体的关系中明显是“东方人”。
毋庸置疑，苏联宣称“西方”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同时，它并不否认它自己的根在欧洲。列宁最大的愿望是将俄国革命与期待中的德国革命联系起来。因此“西方文明”并不都是坏的。确实，重要的西方人物只要死了，很容易就能得到崇拜。关键在于：西方已走向衰落，而东方在英勇的无产阶级手中保持了活力和健康。各国资本主义政权早晚会衰亡，苏俄会给它们最后一击，边界将会瓦解，东方将会在苏俄的领导下和西方结成新的革命兄弟关系。这就是列宁的梦想，也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谈到“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时心中所想。 101 这种共产主义使命论点以各种当地的变体形式被输出到苏联控制的所有国家。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领域，它致力于灌输两个基本教条——“社会经济力量”的首要地位与俄罗斯扩张的仁慈性质。这两个教条因为苏联在1941—1945年打败德国而名声大振，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还被当成真理教授给几千万欧洲中小学生。在苏联共产主义事业的末期，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重提了“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的口号。 102 它被许多外国评论家抓住并受到广泛欢迎。但是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时间解释它的意思是什么。他是一个从加里宁格勒到堪察加——和欧洲以及相邻的阿拉斯加一样的一个偏远半岛——的帝国的统治者。也许戈尔巴乔夫的梦想是一个环绕地球的更大的欧洲？
敌对的法西斯主义版本的历史开始得较晚，兴盛期更短。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作为对共产主义的回应成长起来的，在纳粹党人的手中变成了他们“新秩序”的工具。在它的初始阶段，1922—1934年，它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包含有某种社会主义气味，但是为意大利的变体和墨索里尼恢复罗马帝国的梦想所支配。从1934年起，当希特勒开始再造德国时，方向突然改变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因素被清除。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变体成为主导，公然的种族主义理论开始出现。结果是出现了一种种族主义和日耳曼帝国主义的有害混合物，在纳粹德国存在期间一直为所有的意识形态机关服务。 103
种族元素的基础是赋予德意志民族为雅利安白人中最有活力和健康的分支的特殊使命。德国帝国主义元素的基础是《凡尔赛和约》的“罪恶命令”，以及德国恢复其领导地位的应有权力。它们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计划的基础，这个计划假定纳粹的力量会传遍全欧洲，并最终超出欧洲。这个计划与欧洲其他地方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有严重的矛盾，特别是在意大利，意大利的民族主义总是具有强烈的反德国调子。但是这些东西没有来得及自行发展。
纳粹的历史思想包含了“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的最极端形式。“优等民族”等同于雅利安欧洲人，不管他们生活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他们是唯一真正的人类，历史上所有最重要的成就都归功于他们。所有非雅利安人（非白人和非欧洲人）被归类为天生的劣等人，被置于“次人类”（Untermenschen）的低等类别。欧洲内部建立了生物学优点的类似等级，高个子、瘦长、金发碧眼的北欧类型——像戈培尔那样的“高个子”，像戈林那样“瘦长”，像希特勒那样“金发碧眼”——被认为比其他所有人都优越。东欧的斯拉夫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等），被错误地归类为一个种族亚群，被宣称比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日耳曼各民族低劣，与各种非雅利安次人类处于同一等级。在纳粹看来，欧洲居民中最低等的是那些非欧洲起源的人——主要是吉卜赛人和犹太人——他们被当成欧洲历史上所有罪恶的罪魁祸首，并且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
纳粹的战略大部分都建立在这些谬论之上，在这里“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区分是最主要的。在除掉顽抗的政府之外，希特勒没有什么反对西欧的计划，他认为自己是西欧的保护者。他看不起法国人，认为他们的法兰克人身份（Frankishness）已大为淡薄，他们对德国的历史仇恨必须设法矫正。他不喜欢意大利人及他们与罗马的联系，觉得他们是不可靠的伙伴。他尊敬西班牙人，他们曾经从黑人手中拯救了欧洲，但佛朗哥不愿合作，令他大伤脑筋。除了某些堕落的个别人物，他赞美“盎格鲁—撒克逊人”，并觉得他们顽固的敌意令人沮丧。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们的行为只能被理解成和日耳曼人一样在准备竞争优等民族的统治地位。他对他们的唯一要求就是不要打扰他。
纳粹所有最极端的野心都是针对东方的。《我的奋斗》（ Mein Kampf ）清楚地指出东欧是德国未来扩张其“生存空间”的目的地。东欧居住着各种低劣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它的遗传血统必须由大量的德意志人殖民来改进。这种“疾病的因素”必须用外科手术去除，也就是屠杀。东欧也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这个“犹太人布尔什维主义”的巢穴必须被击垮。当纳粹德国发动对东欧的侵略时，首先针对波兰，然后针对苏联，他们觉得他们是在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他们对此毫不隐藏。他们的历史书告诉他们，他们正在沿着“捕鸟者”亨利、条顿骑士团和腓特烈大帝的光荣步伐前进。他们宣称正在加速通向“一千年历史”的最终极对决。
纳粹主义没有时间来完善它的理论和实践。在纳粹德国得到巩固之前，它在邻国的共同努力下被摧毁。它从未达到这样的地步：纳粹统治的欧洲必须清楚地表明它对其他大陆的态度。而如果苏联人投降了（他们在1941—1942年就差点儿这样做了），纳粹主义就会成为一个面积巨大的欧亚强国的驱动力，它必须准备与美国和日本的敌对中心进行全球性对抗。冲突必然会随之而来。而实际上纳粹统治区域局限在欧洲疆界之内。希特勒没有得到机会在他的雅利安同胞的世界之外施展拳脚。不管作为一个理论家还是政治领袖，希特勒到底仍是一个欧洲人。
虽然纳粹统治地区一度从大西洋延伸到伏尔加河，纳粹版本的历史却只在一个很短的时期自由地起过作用。在德国，它的事业只限于12年，比一个班级在学校的日子还短。在其他地方，它播散毒药的时间只有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它的影响强烈，但转瞬即逝。当它在耻辱中于1944—1945年崩溃时，它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只能由胜利者的历史思想来填充。东欧在1944—1945年被苏联军队占领后，便被毫不客气地强加了苏联版本的历史。由英国一美国人解放的西欧，对“历史的同盟计划”敞开了大门。
欧洲的当代观点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情绪和经历，特别是“大同盟”的胜利的强烈影响。由于它们在1918年和1945年的胜利与冷战在1991年的结束，西方强国能够将它们对事件的解释在世界范围输出。这方面它们在德国做得特别成功，德国人的接受度由于本国的罪恶和同盟的再教育政策而得到提高。
源自战时同盟国态度的前提和假设，在20世纪的论述中颇具普遍性，有时会投射到更遥远的时期。试将它们总结如下：
——相信西方文明独特的、世俗的品质，在西方文明中，“大西洋共同体”体现了人类进步的顶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主、《大宪章》传统中的法治以及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善的最高形式。这个计划的基石包括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1917年）与《大西洋宪章》（1941年）。
——“反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下，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看成“反法西斯战争”，是善战胜恶的决定性事件。反对法西斯主义或受到其迫害，是衡量功绩的最高标准。法西斯主义者的反对者或受害者理应得到最大的赞美和同情。
——一种对德国这个被击败两次的敌人魔鬼式的狂热。作为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恶帝国主义和催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恶毒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源头，德国处于受谴责的地位。站在德国一边战斗的个人和国家，特别是在1939—1945年，被打上了“通敌”的烙印。（注意：德国的文化不能与德国的政治混淆。）
——一种对于沙俄和苏联宽容的、浪漫化的观点。这个在东方的战略同盟常被称为“俄罗斯”。俄罗斯的错误永远不能和敌人的错误相提并论，因为俄罗斯正不断向西方靠拢。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俄罗斯做出了巨大贡献，它的巨大牺牲使法西斯主义者投降，这一点胜过它的所有负面记录。
——默认欧洲划分为西部和东部。“大西洋价值”被期望在更先进的西方占主导地位。俄罗斯对安全的渴望可以理解，因此它对落后的东方的统治是正当的。西方强国当然要保护自己，对抗俄罗斯进一步扩张的威胁，但是它们不应当干涉俄罗斯合法的势力范围。
——有意忽视所有不能对以上论点增加可信度的事实。
历史的同盟计划的发展自然超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和同情心，并且从来没有被有意识地或精确地表达过。在自由社会的喧闹声中，它从来不能确立一种垄断地位，也没有遇到系统的挑战。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它在学术讨论中随处可见，也许不知不觉地表达了政府的政策所确定的概念框架。它是一种事态的自然残留，身处其中的同盟国士兵可以因为说斯大林和希特勒“同样邪恶”被正式逮捕。 104
在学术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同盟计划影响了制度优先级和结构，也影响了特定主题的讨论。它使纳粹或纳粹相关主题的历史和政治科学研究占据压倒性优势，使德国研究尤为突出，特别是在美国。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对东欧事务的分析继续由“苏联”或“斯拉夫”研究机构进行，为什么苏联研究领域少有表现苏联生活现实的内容。 105 对于苏联和斯拉夫人研究领域过分强调俄罗斯人，并经常在总体上排除非俄罗斯文化的现象，它要负部分责任。最重要的是，它存在于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观点的假设和幻想中。在这场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里，与这个同盟神话相矛盾的大多数事件不断被缩小或忽视。 ［阿尔特马尔克广场］［基尔豪尔］
许多战争时代的旧模式存续下来，特别是对东欧的看法。人们可以看到一种清晰的等级观念，这种观念与各国对同盟事业的贡献程度有关。例如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有着与俄罗斯合作并与德国敌对的长期传统，对同盟计划很适合。因此他们可以被认为是“勇敢的”、“友好的”和“民主的”，至少在波斯尼亚战争之前是如此。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和波罗的海各民族则相反，被认为拒不做西方的朋友或与敌人勾结，不值得受到这样的赞美。波兰人一贯不适合任何计划。由于抵抗了德国的侵略，他们明显是在为民主斗争；又由于抵抗了苏联的侵略，他们明显是“背叛的”、“法西斯主义的”、“不负责任的”和“反民主的”。乌克兰人也完全不适用于这种分类。尽管他们可能遭受了欧洲国家中绝对数量最大的平民死伤，他们的主要政治目标却是摆脱苏联和俄罗斯人的统治。对于这样一个令人为难的国家，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假装它不存在，并接受过去沙俄的谎言，说他们是“小俄罗斯人”。其实他们既不小，也不是俄罗斯人。 ［乌克兰］
在政治领域，同盟计划是美国想象的与英国的“特殊关系”的基石，并且是将民主的德国和民主的日本排除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类组织之外的一个依据。当英国首相就《大宪章》与《人权宣言》的相对优劣指责法国总统时，或者当一个欧洲“超级国家”的前景被人用皮特或丘吉尔的语调抨击时，这是显而易见的。它是英国议会下院投票赞成一项《战争罪行法案》的依据。这项法案将战争罪行限制在“在德国或德国控制的领土”上所犯的罪行上，仿佛其他战争罪行都不算数。可以说明问题的是，它也体现在一个国家级的大屠杀纪念馆在华盛顿开馆时。 106
然而同盟计划的影响，可能最明显的证据是对1989年东欧剧变的反应。“戈尔巴乔夫狂热”的爆发、对战争时期同盟国（首先是苏联，然后是南斯拉夫）完整性的优先考虑以及对东欧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故意混淆，只能用预设的历史条件反射进行解释。只有经过缓慢的重新调整过程，西方舆论才会明白“俄罗斯”和“苏联”不是一回事，南斯拉夫联邦是一个共产主义阵线组织，立陶宛、斯洛文尼亚、乌克兰、克罗地亚是独立的欧洲国家，有追求国家地位的合法权利。人们认识到，“西方”已经在如此之多的基本问题上被误导，修正欧洲历史的要求必然会高涨。
于1945年后在西欧开始的欧洲统一运动，是被一种包含了重要的历史维度的理想主义燃起的。它的目标是去除给过去的斗争火上浇油的极端民族主义态度所造成的混乱。所有社会都既需要一个当下的身份意识，也需要一个共有的历史身份意识。因此历史的修正是一种自然的需要。第一步是找出扩散到所有欧洲国家的历史错误信息和错误理解。第二步是就一种新欧洲史的积极内容达成共识。
欧洲委员会为大部分早期发生的讨论提供了讲坛。作为一个由24个西欧政府支持的组织，它从来没有被欧洲经济共同体或北约的政治所束缚，并在文化领域得到了来自苏联集团的四个非成员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苏联的合作。它的资金来源从梵蒂冈延伸到克里姆林宫。1953年，委员会在卡尔夫举办第一届研讨会，主题是“历史教学中的欧洲理念”，此后40年中委员会每年至少组织一场关于历史问题的重要国际会议。1965年在埃尔西诺召开的一场关于“历史教学”的专题讨论会，和1986年召开的一场关于“维京时代”的讨论会，强调了对选题以及地理和年代范围的广泛性的期待。
除了历史教学以及将以技术为基础的“新历史”引入学校教育的问题，主要焦点落在了消除欧洲教育中的民族与宗教偏见上。各国历史教科书的缺点得到了特别关注。许多双边委员会建立起来，目的是检查所有欧洲教育家在表现他们自己和邻国的历史时是否犯下了疏忽或故意的罪过。其中，格奥尔格·埃克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在联邦德国的不伦瑞克的建立，起到了先驱作用。 107
然而，就欧洲历史达成共识的障碍众多。有一条路径根据戴高乐主义者的“各祖国的欧洲”（Europe des patries）概念，满足于将各国历史剔除掉所有令人不快的材料混合到一起。其他人寻求将民族国家的因素融合为一个更有凝聚力的整体。一个主要的障碍在于变化着的政治现实，以及（西）欧共同体成员的扩充。设想一部将最早的“六国”的历史观念调和起来的历史是一回事，而要预料十二国、十九国甚至三十八国的敏感性，则是一个大得多的任务。到20世纪90年代，欧洲统一的概念不能再局限于西欧。“近现代史教学大纲必须抛弃对欧洲的旧的双重观点，支持一个所有人都接受的概念。” 108 与此同时，勇敢的人不会怯于尝试一种新的综合。
在1989—1991年的政治洪流到来之前，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出资支持（尽管不是发起）了一个历史项目。这个项目以“理解的探险”为标题，按计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本500页的欧洲历史概况，一部10集电视剧，同时出版一部用欧洲共同体的全部8种语言编写的学校教科书。它的作者们对他们的“政治追求”十分开放：他们的目标是取代根据主权民族国家的民族精神书写的历史：
民族主义，以及欧洲分裂为民族国家，相对而言是较近的历史现象。它们也许是暂时的，而且绝不是不可逆转的。与帝国的终结和由民族主义造成的破坏相伴的是西欧极权主义的失败和1974—1975年西欧取得的自由民主的胜利。这使得人们开始摆脱他们的民族主义本能。 109
“民族主义本能”是一个不幸的阶段。但是其中一位主要作者，曾出版过关于早期基督教以及历史上的欧洲观念的著作（1965年），相信欧洲的基础是“多元一体”：“有坚实的历史理由将欧洲看作不只是一幅各种文化的镶嵌画，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次冒险的时机是不幸的。因为当它进入市场时，它所参考的地理框架刚好崩溃。它将“欧洲”界定为“欧共体”成员国的领土，再加上斯堪的纳维亚、奥地利和瑞士。对芬兰、波兰、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地位，它给出了暗示，但并不明确。因此这不过是西方文明的又一次实践。批评者中有几位不那么客气。一位评论家说，它的道德论调像是在“缅怀……苏联集团的历史学”。还有人将它的研究总结为“关于半个欧洲的半个真相” 110 。
希腊人尤为愤怒。虽然希腊从1981年起就是欧共体的成员国，但迪罗塞勒（Duroselle）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古希腊和拜占庭的贡献。给欧洲委员会寄抗议信的有几位希腊籍欧洲议会议员、雅典大主教等人。这个文本被比作《撒旦诗篇》（ Satanic Verses ）。人们注意到法国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观点：“欧洲的思想和艺术是希腊的，法律是罗马的，宗教是犹太—基督教的。”一位英国记者援引了Europa（欧洲）和Istoria（历史）的希腊词源。他质问，如果希腊的贡献被否认了，人们就不知道这本书该叫什么名字了。没过多久，欧洲委员会就不得不退出了这个项目。 111
最有说服力的结论出自雅典学院的评论。它涉及迪罗塞勒的“欧洲的欧洲史”概念。如果一项研究几乎完全专注于西欧而被归类为“欧洲的”，随之而来的就是欧洲的其余部分不知为何就不是欧洲的了。“‘非西方’就成了‘非欧洲’，‘欧洲’除了简单的地理之外都等于‘西方’。” 112 东欧，无论是拜占庭欧洲、东正教欧洲、斯拉夫欧洲、奥斯曼欧洲、巴尔干欧洲或苏联的欧洲，都被长期置于这个范围之外。这就是导致迪罗塞勒在讨论“欧洲的古代人民”时没提到希腊人或斯拉夫人的根本谬误所在。作者的自我辩护并不总是言辞恰当的。有人指责他的书没有提到马拉松战役，据说他就用书中也没有提到凡尔登战役这一事实来反击。这个例子只能说明他的书在西欧历史方面和在欧洲整体史方面一样有弱点。 113
这个项目的教科书由12个国家的12位历史学家编纂，在1992年面世。教科书的内容由集体讨论确定。法国视角的“蛮族入侵”被改为“日耳曼人入侵”，西班牙人将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描述为“海盗”的说法被否决。封面肖像中一幅戴高乐将军的照片被维多利亚女王的照片取代。不管是什么原因，《欧洲历史书》（ The European History Book ）在英国没有找到出版者，并被认为不可能通过德国16个州的严格审批标准。 114
然而，欧洲史不是处理琐碎事务的。它的强项在于探求一种动态的欧洲共同体愿景，它将有能力创造自己的传奇。这个愿景的初始形式必然发育不良，毕竟它诞生于冷战期间。但是它或许抓住了一个重要真理，即主权民族国家并不提供可靠的政治共同体的唯一形式。各民族国家本身是“想象的共同体”：它们建立在权力的神话上，建立在对历史的政治篡改上：
所有比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的共同体（甚至这些村落）都是想象出来的……甚至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会永远不认识他们的同胞……但在每个人心中活跃着对他们交往的想象。 115
欧洲人需要同样的想象。一幅令人信服的欧洲历史新图景，迟早会随着人们对欧洲未来的新憧憬被描绘出来。
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运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它取得成功，这个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为它赋予一种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学家们。他们会为数百万欧洲人——他们的多元身份和多元忠诚已经超越了现存的边界——提供一个精神家园。
当被问到“欧洲的历史”的定义时，许多专业历史学家不能给出一个清楚的回答。他们通常不关心这些事情。然而如果坚持要问的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将过去假设的确定性与现在的混乱进行对比。一份历史期刊在1986年组织了一项调查，带来了一些有启发性的回答。一位杰出的学者说：
当我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法国的一个小学生时，对于“什么是欧洲的历史”……的回答似乎是简单和明显的……任何地方、事件或人物与法国有关系的就属于欧洲史（不，简单来说属于历史）……［但是现在，］单一的欧洲历史并不存在，存在的是许多种欧洲历史。 116
第二个回应者论述了欧洲传统的狭隘以及对全球视野的需要：
欧洲历史的概念，实际上就是欧洲的历史，不过是通过欧洲人的眼睛，用欧洲人的历史观看到的历史……这种呈现在今天是站不住脚的。 117
这段话的含意似乎是，他的那些误入歧途的先辈的欧洲中心论态度，不知为何使整个主题都变得没有意义了。
一位匈牙利的撰稿人指出了英国人将“欧洲”史与“英国”史区分开来的古怪习惯。 118 通过这种区分，“欧洲的”意思就是“大陆的”，而英国看起来完全是独特的事物。
而另一位撰稿人对三种不同的欧洲历史的定义进行了分析。他列举了“地理的”“文化的或文明的”欧洲，还列举了一类欧洲，这类欧洲被他描述为“对自16世纪起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地带的方便简写”。 119
在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有个人过去一直意见尖锐。A.J. P. 泰勒（A. J. P. Taylor）先生为该期刊的调查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样本：
欧洲史的模样由历史学家决定。它是事件和观点的总结，有政治的、宗教的、军事的、和平的、严肃的、浪漫的、近在手边的、遥远的、悲剧性的、喜剧性的、意义重大的、无意义的，还有任何其他你愿意写的东西。只有一个限制因素，它必须发生在或者源自被我们称为欧洲的地域。但是当我不能确定这个地域的确切含意时，我对其余的事情便也茫然无知了。 120
和往常一样，我的前辈导师说的多半是有道理的，并且是很有趣的。但是他也和一些人一样，认为欧洲史即使存在，也不是一个值得操心的主题。
因此说到底，理智的界定所引发的问题比它们所回答的还要多。对待欧洲历史和对待骆驼一样。实用的方式不是尝试去定义它，而是去描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