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没有包含多少原创性内容。因为这个题目的大多数方面都被以前的历史学家彻底研究过，很少需要再进行第一手的研究。本书的独特性唯在于对内容的选择、重新安排和表现方式。其主要目的是为欧洲历史设计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统，并通过引入由一系列丰富多样的主题所构成的框架，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整体史印象。

学术性注释保持在最小限度，对于能够在公认的任何参考著作中查到的史实和论述不注明出处。在参考书中，我必须特别提到的是29卷本《不列颠百科全书》（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第11版，1910—1911年），它远胜过后续的所有版本。本书只对不为人熟知的引文和超出标准教科书范围的资料来源加以注释。书的正文并不必然与所引著作的解释观点一致：“正文中阐述的学说观点与注释中的参考著作并不总是一致，这一点不足为奇。” ^[1]

作为本书写作基础的学术思考会在《导言》中说明，但对它的结构需要做一些解释。

本书正文是按照几个不同的层面编写的。叙述性的章节主体纵览了从史前史到现今的整个欧洲的历史。它们从第1章覆盖了头500万年的遥远视点逐渐推进，直至相对靠近的焦点，包含了20个世纪，几乎每年一页。每章有一系列特别的“知识窗”，用长焦镜头在时间长流中截取较窄的主题加以说明。每章均从一个特定的最佳视点对整个欧洲大陆推一个广角“快照”作为结束。整体的效果也许像一个历史图片集，其中全景场面与详细介绍和特写图片相得益彰。我希望读者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知识来更精确地了解历史。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一部综合性著作能符合有着相当不同的目的的学术专著的标准。

主要的章节遵循欧洲历史的通行结构。它们为其他的所有主题和内容的安排提供了年代上和地理上的基本框架。它们聚焦“以事件为基础的历史”——主要的政治分区、文化运动和社会经济趋势——历史学家们据此将大量的信息分解为可以处理的（虽然必然是人为的）单位。年代的重点在中世纪和近现代，在这段时期才存在一个可见的欧洲实体。本书的地理范围旨在公平地涵盖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欧洲半岛所有地区。

对于每个时期本书都尽力克服“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的偏见。但是作为一部欧洲史著作，其叙述不可能超出欧洲本身的边界。本书适当地突出了一些因时而异的论题的重要性，如伊斯兰教、殖民主义或欧洲海外移民。对于东欧的事态，本书也给予其适当的突出地位。只要合适，它们就会被结合到影响整个大陆的主要论题之中。在阐述蛮族入侵、文艺复兴或法国大革命这类常常看上去只与西部有关的主题时，东部因素也会被纳入考察范围。给予斯拉夫人的篇幅可以说是由于他们是欧洲最大的民族。本书对各民族的历史通常都会进行概述，但是对无国家的民族也给予了关注，而不是只限于民族国家。对于少数群体，从异教徒、麻风病人到犹太人、吉卜赛人和穆斯林，本书都没有遗漏。

在后面的各章中，“历史的同盟计划”（allied scheme of history）的优先顺序没有被遵循。它们也没有被批驳。

设置“知识窗”是要达到如下几个目的。它们关注各种细节，这些细节在综合性的历史写作的概括和简化中不会出现。它们有时介绍的论题跨越了各主要章节的界限；它们描绘了各种奇特的事物、奇特的思想和不重要的支流，这些是过于严肃的历史学家们通常会忽略的。最重要的是，选择它们是为了对新近研究的“新方法、新学术、新领域”予以尽可能多的速览。它们提供了60个左右的知识门类的典型样本，尽可能广泛地分布在各章的各时期、地点和论题中。由于书的篇幅、出版者的耐心和作者的毅力这些人为原因，最初的“知识窗”目录不得不予以缩减。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这种总的说来像点彩画式的技术能加深读者的印象，即使点彩的数量少了一些。

每个“知识窗”都定位在正文中的特定时空交点上，用一个核心词概括其内容。每个“知识窗”都可以看作一篇独立的小文章，可以与其所在位置的正文联系起来阅读。

“快照”用来超越欧洲的变化地图，进行一系列全景式的总体观察。它们定格了按年代叙事的结构，通常是在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时刻，暂时停止向长远的时间和广袤的领土冲锋。它们可以帮助读者松一口气，观察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各种转变。它们有意从一个单一的有利视点聚焦，没有试图权衡观点和可选视角的多元性（无疑是存在的）。在这方面它们毫不掩饰自己的主观和印象主义。在一些例子中，它们接近有争议的“派别”领域，将已知事件与没有根据的猜测和推论结合在一起。像本书的其他几个部分那样，它们可能会被判定为超出了学术论证和分析的传统界限。若是如此，它们将不仅唤起人们对欧洲历史多样性的关注，还将唤起人们对观察欧洲的视角的多样性的关注。

本书大部分是在牛津写成的。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丰富而古老的资料和图书馆富有人情味的旧式服务标准对本书的写作有很大帮助。本书的写作还得到了维也纳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和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慷慨提供的访学奖金的支持。我在写作中前往欧洲大陆的几次访问给本书增色不少，其中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从巴伐利亚到博洛尼亚的路上，在法国和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中，在荷兰，在匈牙利，在旺代。

我要感谢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东欧研究院准予的一年研究假期，条件是用私人经费承担请人代课的费用。在其他没有假期的时间里，本书可能得益于在各种启发灵感的地点写作的习惯——火车上、飞机上、快餐店中、医院等候室里、夏威夷海滩上、其他人的学术讨论会的后排，甚至在垃圾焚化场的停车场里。我也要感谢海涅曼（Heinemann）和曼达林（Mandarin）提供的特别资助，来加速补充资料的准备工作。

我要向读过本书特定章节或部分内容的同事和朋友们表达我的谢意。他们是Barry Cunlife、Stephanie West、Riet van Bremen、David Morgan、David Eltis、Fania Oz-Salzburger、Mark Almond和Timothy Garton Ash；众多的提供帮助者和顾问包括Tony Armstrong、Sylvia Astle、Alex Boyd、Michael Branch、Lawrence Brockliss、Caroline Brownstone、Gordon Craig、Richard Crampton、Jim Cutsall、Rees Davies、Regina Davy、Dennis Deletant、Geofrey Ellis、Roger Greene、Hugo Gryn、Michael Hurst、Geraint Jenkins、Mahmud Khan、Maria Korzeniewicz、Grzegorz Król、Ian McKellen、Dimitri Obolensky、Laszlo Peter、Robert Pynsent、Martyn Rady、Mary Seton-Watson、Heidrun Speedy、Christine Stone、Athena Syriatou、Eva Travers、Luke Treadwell、Peter Varey、Maria Widowson和Sergei Yakovenko；一个由Kingsley领导的秘书助手团队；版面编辑Sarah Barrett；设计师Sally Kendall；图片研究员Gill Metcalfe；编索引者Roger Moorhouse；制图员Ken Wass和Tim Aspen；插图画家Ardrew Boag；我在牛津大学出版社（OUP）和曼达林的编辑们；项目经理人Patrick Dufy。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没有她的支持与忍耐，这个计划永远不能实现。他们的贡献我是无以报答的。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欧洲史是一个有充分根据的学术论题，它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过去确实发生的事件上。然而欧洲的过去只能通过匆匆一瞥、局部的探索和选择性的试探来复现。它永远不可能完全恢复原貌。因而本书只是几乎可以被无限书写的欧洲史的一部分。它是由一双眼睛观察，一个大脑过滤，一支笔写就的。

诺曼·戴维斯
1993年花日于牛津

在准备《欧洲史》的修订版时，我只是对事实、专门术语和正字法的错误做了修正，没有做重新进入历史解释领域的尝试。在原来的顾问团队中大多数人提供了第二轮建议，我想对下列人员表达我的特别感谢：

J. S. Adams, Ann Armstrong, Neal Ascherson, Timothy Bainbridge,Tim Blanning, Tim Boyle, Sir Raymond Carr, James Cornish, J. Cremona,M. F. Cullis, I. D. Davidson, H. E. the Ambassador of Finland, H. E. the Ambassador of Italy, Felipe Fernandez-Armesto, J. M. Forrester, Robert Frost, Michael Futrell, Graham Gladwell, Richard Hofton, Hugh Kearney,Noel Malcolm, Velibor Milovanović, B. C. Moberly, Jan Morris, W. Schulte Nordolt, Robin Osborne, Steven Pálfy, Roy Porter, Paul Preston, Jim Reed,Donald Russell, David Selbourne, Andrew L. Simon, N. C. W. Spence,Norman Stone, Alan H. Stratford, Richard Tyndorf, John Wagar, Michael West, B. K. Workman, Philip Wynn, Basil Yamey。

诺曼·戴维斯
1997年3月17日

[1] 出自Ferdinand Lot, La Fin du monde antique et le début du Moyen Âge （Paris，1927），3。